辽代括户口探微——边疆户口制度的发展（一）
孟古托力
作者：孟古托力 主题类号：K23/宋辽金元史 【 文献号 】1-706
【原文出处】《黑龙江民族丛刊》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69～73
【分 类 号】K23
【分 类 名】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102
【 标 题 】辽代括户口探微——边疆户口制度的发展
【 作 者 】孟古托力
【作者简介】孟古托力(1938～)，男，辽宁朝阳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辽金史研究。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内容提要】辽代括户口是指辽朝为便于掌握人口繁衍和生产发展的情况，进行的户口检查、登记和统计工作。辽代前期，在用俘虏和繁衍的人口设置州县前，或在征服某个民族后，常常括户口、编户籍，多侧重于徭役、兵役的基本对象“丁”，以便为制定赋役制度提供依据。辽代后期，因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出现了大量的隐户、逃户，于是造成了户口的混乱与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括户口多侧重于定户等、查脱户，以便于索取更多的赋役。
【关 键 词】辽朝/户口统计/计丁额/定户等/赋役制度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0)03-0069-05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辽代户口的研究甚少。事实上，围绕这一课题尚有许多难点问题需要深入研究。鉴此，本文仅就辽朝括户口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践，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户等制度及括户口的基本内容
1.历史上的户等制度及辽代户等制度的发展
历史上，户等制度是按民户财产的数量划分等级的，这是征发赋税、徭役的基本依据。这种制度萌发于秦代，魏晋南北朝及隋唐逐渐完善，金元延续，明清衰落。各朝代虽有继承和发展，但其内容却不尽相同。北魏分三等九品，唐划为九等，宋分为五等，隋、金均定为三等，元析为三等九甲。辽代的户等制度史料，并不多见。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北宋大臣范镇接伴辽朝使者冯见善时，劝其多饮酒，见善因酒量有限，做了个辞酒的比喻：“劝酒当以其量，若不以量，譬如徭役而不用户等高下也。”范镇因此得知“契丹徭役，亦以户等，何以中国（指辽朝）而不量户等役人邪？”（注：范镇．东斋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0.）由此可知，辽朝也有户等制度，同样是征发徭役、赋税的基本依据。
辽代户等制度的内容及执行范围尚需探索。在三河县（辽代属南京道，即今河北三河县），“凡差发，立排门历，量见在随户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这说明，当时在汉人居住区南京道，根据每户的“物力”即财产多寡，划定上中下“三等”，记录在薄，据此确定“差发”。如此，方“均平”合理，使“贫乏小户，必得饶裕。”（注：［辽］王鉴．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A]．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西京道与南京道同属燕云范围，唐代在这里推行过九等户制度，辽朝继承下来，但改为三等。整体而言，唐代经济繁荣，户等划分更细，故有九等之行。但九等中归属三大部分，1～4等为上等户，5～7等为中等户，8～9等为下等户。（注：王曾瑜，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J]．中国史研究，1980,(2).）
一般认为，户等制度只能在中原农业区推行，但史料证明辽代户等制度已经北渐到某些游牧、狩猎民族地区。统和三年（985年）“枢密奏契丹诸役户多困乏，请以富户代之。”（注：辽史：卷10[M]．圣宗纪一．以下引用的二十四史均使用中华书局点校本。）可见，契丹族中有役户与非役户、富户与贫户之别。按照辽朝规定，戌边战士须“自备粮糗”，并长途搬运到戌地。在当时，搬运“粮糗”相当困难。“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轵牛单毂，鲜有还者”。如是无丁之家，更加困难，“倍值ｙōｎｇ＠①僦，人惮其劳”，故有“半途亡窜”者，结果守边战士仍得不到“粮糗”，若“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甚至出现“鬻子割田，不能偿者”的悲剧。像这种守边重任，一般经济力量的契丹户是承担不起的，只好落在富裕的契丹户身上。故辽政权明确规定：“选富民防边”，“富者从军，贫者侦候”。这说明，以游牧为主的契丹族中存在着“富者”与“贫者”的等级之分，正常情况下，富者担负守边的兵役。兴宗朝以来，边疆多事，不得不加强防御，这是契丹人贫困化的原因之一，进而也影响了守边力量，因此采取了“补役之法”。补役者也是富裕之家即上等户，“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其结果，“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注：辽史：卷103[M]．萧韩家奴传．）中等户更不堪如此耗费，故补役之法也难以解决这种困难。上述史实证明：在游牧为主的契丹族中也有户等制度，即按财产多少分为上等户、中等户，虽没言明有下等户，但下等户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以狩猎为主的五节度女真部，据考就是熟女真中的鸭绿江部，亦称鸭绿江女真，生活在鸭绿江两岸。他们“杂处山林，尤精弋猎。有屋舍……”。辽朝出征时，该部“各量户下差充兵马”。（注：契丹国志：卷23[M]．四至邻国地理远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也就是根据各户财产数量，分定等级抽调兵马。
总之，辽代户等制度，不仅在中原农业区即燕云地区牢固地存在着，而且推广到以游牧为主的契丹族和以狩猎为主的鸭绿江女真部之中。很可能在后两种经济区没有细化，比较简单，但毕竟是存在着的。我国历史上这项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辽代不是断裂，而是大幅度北渐，扩展到东北边疆许多地区，说明户等制度不仅适合农业区，也适应牧业区乃至狩猎区。
2.计丁额、定户等是括户口的两项重要内容
检查、登记户口，在古代常用“括户口”、“籍户口”表示。“括”，检查、收集、登记之解；“籍”，记录、登记之意。一般而言，括户口、籍户口均指检查、登记、统计户口的工作，但后者侧重于记录。辽代的括户口，除登记姓名处，还要记载性别、年龄，这样才能确定“丁”数。丁是指一定年龄段中的男性，也称为丁男、丁身。历史上，虽然也有“丁女”之说，但在军事、经济上不太强调。一般将女性和未成丁的男性统划入“口”之中。成丁的年龄段以“丁年”相称。历史上各朝代对丁年的规定不一：汉为20～60岁，北齐为18～65岁，隋为18～60岁，唐为21～60岁，金为16～60岁。辽代兵制规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注：辽史：卷3[M]．兵卫志上.）既然15～50岁是服兵役的年龄段，兵役与徭役历来是一致的，那么辽代丁年也当如此。据此可知，辽代规定进入丁年时间（15岁）较早，退出丁年的时间（50岁）更早，当为辽朝丁年的特点。史家认为，从唐代两税法实施以后，“人丁介入了户等划分”，也就是说“户等划分也要考虑人丁因素。”（注：邢铁．隋唐五代户等制度研究[J]．文史：第四十辑，1994年．）辽代燕云地区仍然实行唐代两税法，同样将人丁介入户等划分之中。这是辽代重视人丁的一个原因。
括户口的内容，不仅统计丁口，同时还要括财产。道宗末年，马人望在南京地区“检括户口，未两旬而毕。”同知留守箫保先甚为惊奇，询问马人望，答曰：“民产若括之无遗，他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注：辽史：卷105[M]．马人望传．）由此可知，括户口时，还要括财产。括财产主要包括田地、草场、猎区、屋舍、车马、牛羊、桑柘、粮食和奴婢等生产生活资料。检查、登记财产是括户口的内容之一，历代如此。当然不是每次括户口都要括财产。
总之，辽代括户口，突出男丁情况，无疑给征发徭役、兵役提供资料；重视财产情况，显然是为了划户等，以便为摊派赋税、徭役、兵役提供依据。因此，计丁额、定户等是辽代括户口的两项重要内容。其作用即在于：清理财产，便于了解生产发展情况；登记户口，便于掌握人口繁衍情况。同时，也便于灾害之年蠲免赋税徭役，赈贷钱粮衣物等。
辽代括户口探微——边疆户口制度的发展（二）
孟古托力
二、几次重要的括户口及其考评
辽朝是否定期括户口，至今虽未见到明确的规定，但《辽史》等毕竟提供了一些有关的史实。根据括户口的实际情况，可以圣宗朝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前期括户口
天赞二年（923年），奚族人在胡损领导下举行大规模的反辽起义。起义被镇压后，辽太祖对奚族采取的统治措施之一就是括户口。奚族居住范围宽阔而又分散，其中有许多人散漫在山林中。对这样的民族括户口是不容易的，太祖投入相当的力量，查出大量“隐丁”，并用隐丁和战乱中的“流散”者合置坠瑰部。于是奚族由五个部变成六个部。（注：辽史：卷33[M]．营卫志下．）不仅为朝廷增加了徭役、兵役和赋税的承担者，而且进一步打乱了奚族内部的旧有关系，便于辽政权的统治。这是《辽史》记载的首次括户口，但仅限于奚族本身，属于局部性的。
天显元年（926年）征渤海，“拔扶余城，上（辽太祖）欲括户口”。得地略民本系胜利者的习惯做法，但在当时却有些特殊情况，故耶律倍谏曰：“今始得地而略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势，径造忽汗城，克之还矣。”（注：辽史：卷72[M]．义宗倍传．）当时太祖虽未对渤海人括户口，但反映了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不久，渤海国灭亡，在其地置东丹国以代之，并迁徒大量渤海遗民于新的州县里。在这一过程中，对被迁移的渤海遗民需要重新编置户籍即括户口。《辽史·地理志》三京中某些州县下记有渤海户口的数字，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次括户口的统计结果。
《辽史》卷59《食货志上》载：“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户丁之数无所于考。”这条史料说明：其一，太宗时期仅有上京、东京、南京三个京，这里的“五京”很可能是后来史家按辽代五京传统追记的。但所籍的丁户范围仍在后来的五京之内，即全国范围；其二，太宗籍丁户的时间无载，但肯定发生在会同元年（938年）太宗接管燕云十六州之后至会同九年（946年）伐后晋之前；其三，“太宗籍五京户丁”系指太宗朝搞了一次五京范围的括户口，但侧重于“户丁”的清理、登记，其中南西两京的“户丁”是在后晋基础上进行复查的，其余三京的户丁则需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登记；其四，太宗籍“五京丁户”是为了“定赋税”，其中的“赋”，除指田亩税外，也指徭役、兵役。（注：赋，也常常作为徭役、兵役解释。《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赋，谓出车徒，给徭役也”；《淮南子·要略》：“悉索薄赋，躬环甲胄”；《汉纪·景帝纪》：“令天下男子二十始赋。”）
天禄二年（948年），刘承嗣“奉宣宜、霸州城，通检户口桑柘。不茹不吐，廉善廉能。”（注：［辽］彭＠②．刘承嗣墓志[A]．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引文中的“宜”，指宜州宗义军，治今辽宁义县；霸州后来升为兴中府，治今辽宁朝阳；“宣”系帝王的诏书、命令、旨意。也就是说，刘承嗣带着辽世宗旨令来到宜州、霸州，检查、清理户口和桑柘种植情况。当时，这两个州城建立不久，许多人口是来自其他地区，故需要清理、登记、造册。
统和前期，辽圣宗针对俘户增多，人口不断繁衍等情况采取许多措施。统和八年（990年）五月“诏括民田”，七月大范围的调整州县，新置七个，裁并十八个。随之迁徙民户，某些户口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翌年正月“诏免三京诸道租赋。”是时，政事令韩德让提出：“燕人挟奸，苟免赋役，贵族因为囊橐”，故遣北院宣徽使赵智前往“戒谕”，但效果并不显著。七月圣宗采取果断措施，“通括户口”。（注：辽史：卷13[M]．圣宗纪四．）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括户口，有力地打击了那些以不正当手段减免赋役的“挟奸者”和不法的贵族，借以缓和矛盾。
宫分人户，《辽史》亦称宫卫户、宫分户、斡鲁朵户。统和中期已有十个斡鲁朵。这是个具有单独的军政机构，占有大量财富，拥有相当数量户口的庞大体系。圣宗即位后，将一些宫分户析出，改为独立的部族和州县，直属朝廷，同时又在宫分户内进行几次调整。出籍与入籍，分化与组合，以及人口自然增长，使各宫分户口的面貌发生不少变化。于是，圣宗于统和十五年（997年）三月采取措施，“通括宫分人户”。（注：辽史：卷13[M]．圣宗纪四．）这是一次对皇室所属民户户口的全面整顿。
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十一月，“通括南院部民。”（注：辽史：卷14[M]．圣宗纪五．）南院系指南枢密院即汉人枢密院，专门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宜的南面官之最高机构。这次括户口的背景是：辽政权建立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契丹、奚的汉化、儒化不断加深，汉人的经济和人口明显增长，其政治地位也需要提高。于是，调整民族关系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清理、整顿编置在一般州县里的汉、渤海人的户口也就势在必行。众所周知，辽朝虽然是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国家，但在民族构成上契丹族仍是少数。汉族虽为非主体民族，但约330万，占辽朝人口39%，无疑是多数。渤海族约55万，占总体人口6.6%，南院部民即汉人和渤海人合计385万，是辽朝总人口的45.6%。（注：孟古托力．辽朝人口蠡测[J]．学习与探索，1997,(5).）这次括户口已接近辽朝总人口的半数，规模不小。
开泰二年（1013年）四月，圣宗“诏从上京请，以韩斌所括赡国、挞鲁河、奉、豪等州户二万五千四百有奇，置长霸、兴仁、保和等十县”。（注：辽史：卷15[M]．圣宗纪六．）史料说明，这次括户口的规模，并不限于韩斌负责的上述地区。当年二月诏书载，又新置象雷、神水等八县。此外，《辽史·地理志》又载是年还设有文定、升平等县。一般情况下，置县前照例有括户口的活动，以其清理、统计的资料作为设县的重要依据。由上可知，开泰二年括户口具有一定的规模，上京道、中京道是其重点地区。
开泰四年（1015年）四月，“曷苏馆部请括女直王殊只你户旧无籍者，会其丁入赋役，从之。”（注：辽史：卷15[M]．圣宗纪六．）这是在曷苏馆的要求下，实际上是在举报的情况下，圣宗对女真王殊只你的户口进行检查、登记。显然是一次临时的、个别的括户口。殊只你在《辽史》只出现过一次，是哪一部的女真王，不清；但可以肯定不是生女真，因为生女真不入辽籍，辽政权不能检查其户口。（注：孟古托力．辽代户口述论—边疆户口制度的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4).）该女真王占有的“无籍者”并非少数，经过括户口，这批女真人均已归入纳税服役的行列里。这表明圣宗对括户口一事相当重视，连对女真王也没留情面。
2.后期括户口
太平十一年（1031年）圣宗逝世后兴宗即位，标志着后期括户口的开始。据《辽史·食货志上》记载：“兴宗即位……是年，通括户口。”这表明此次通括户口是在兴宗即位这年即景福元年（1031年）。其实不然，依《辽史·兴宗纪一》的记载看，这项工作是重熙八年（1039年）开始的。是年六月，兴宗接受北院枢密使萧孝穆“请籍天下户口”的建议，颁发括户口的诏书：“朕于早岁，习知稼穑。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贫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宜通检括［户口］，并遂均平。”（注：辽史：卷59[M]．食货志上．）文中所谓的“力办者”系指富裕之家，包括官僚、贵族、地主等，他们利用特权和经济力量与官员勾结，隐瞒财产，降低户等，故能少输赋役。由于各州县的赋役数量是固定的，如果“力办者”少输纳，必然将大量赋役转嫁给贫困之家，这些贫户因无力承担不得不逃往他乡。为此，兴宗利用括户口的办法，普遍审查户等，使之“均平”合理，故而取得了“政赋稍平”（注：辽史：卷87[M]．萧孝穆传．）的结果。此外，通过这次括户口，还调整了个别州县，在南京道升遵化县为景州；在上京道置长春州于鸭子河的春猎之地。（注：辽史：卷37[M]．地理志一．）
“时朝廷遣使括三京隐户不得，以［耶律］引吉代之，得数千余户。”从这条史料前后文得知，引吉括“三京隐户”是在清宁六年（1060年）之前。引文中的“三京”通常指上京、中京、东京。隐户亦称逃户，古代人们为逃避赋役，而脱离本籍，来到他乡，不登记户口；还有官僚、贵族、豪强等凭借权势兼并土地及其民户，抑或接受逃亡者的“投献”。这些不入户籍者，均以隐户相称。隐户的大量出现，反映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和国家对户口的失控。据上述史料，引吉接受这项工作前“朝廷遣使”已在三京进行过括隐户的工作，但效果不佳，故令引吉代之。耶律引吉是位“以正值自处，不少阿唯”的好官吏。（注：辽史：卷97[M]．耶律引吉传．）经过他的努力，从三京清理登记的隐户“数千余”。
辽朝后期，财政危机不断加深。统和十六年（998年）开始，庞大的官僚群体的俸禄改由国库支出。此外，从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起进入长达三十多年的自然灾害期，在辽朝历史上是空前的。于是，隐户、脱户、逋逃户急剧增加。脱户，是指脱漏的户口，包括隐户、逃户等。对此，历朝都有惩治的法律。唐代对脱户，依《唐律》，其户主判三年徒刑。金代对脱户户主判二年徒刑，并以重金奖励告发，同时还要惩处脱户原籍和逃至新籍的地方官。（注：金史：卷46[M]．食货志一．）辽代颁行了“安泊逃户征偿法”。虽不知其具体内容，但从该项法律名称和零星记载看，逃户也要受到法律制裁，甚至情节严重者处以死刑。尽管如此，脱逃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对于这些脱逃之民，辽朝不仅无法抽税派役，甚至还得赈济。这一方截断了财政来源的一些渠道，同时还要不断增加支出，致使财政困难日益加深，因而不断增加的赋税只能落在国家控制的一般州县民户身上。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顾及户籍的约束，人们不得不扶老携幼，逃往他方，“野有饿莩，交相枕籍”。仅昌平及其郊区一处的尸体便有“三千数”之多。（注：［辽］马仲规．义ｚｈǒｎｇ＠③幢记[A]．全辽文：卷9[M]．中华书局，1982.）财政经济危机的同时，又破坏了社会秩序。户口问题，特别是其中的脱户现象已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问题。大康九年（1083年）六月，道宗“诏诸路检括脱户，罪至死者，原之。”（注：辽史：卷24[M]．道宗纪四．）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检括脱户的活动，虽收到一定效果，但并没有解决太大问题。大安三年（1087年）二月，不得不废除“安泊逃户征偿法”，其理由是“民多流散”。（注：辽史：卷25[M]．道宗纪五．）说明脱户之多，已到法不责众的地步。
道宗末年（1101年），马人望在南京“检括户口，未两旬而毕”，同知留守箫保先怪而问之，回答：“民产若括之无遗，他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谢曰：“公虑远，吾不及也。”（注：辽史：卷59[M]．食货志上．）马人望一生确实做了些好事，然而就括南京户口一事言之，向贵族、地主、官员等权势之家无原则地让步，听任这些上等户恣意作弊，隐报少报资产，降低户等做法实质则是辽政权与权势之家的矛盾之调和。在赋役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将相当数量的赋役转嫁在中下等户身上，从而激化了辽政权与贫苦大众间的矛盾，说明当时社会已陷入是非不分的病态中。
辽末，“经费诘穰……国用不给”，“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注：辽史：卷60[M]．食货志下．）天祚帝为了解脱这种困境，于天庆三年（1113年）三月令“籍诸道户口”（注：辽史：卷27[M]．天祚帝纪一．），企图再次调整赋税、徭役以增加财政收入。是时，辽政权已病入膏盲。在枢密使萧奉先、户部使张琳等主持下，计赋税用贪官，括户口用污吏，其成效如何可想而知！不久，完颜阿骨打举旗反辽，随之这项工作也就被迫停止。
三、结束语
辽代括户口，前后两期有所不同。前期，在用大量俘虏和繁衍的人口设置州县前，或征服某个民族后，常常括户口、编户籍，以便为制定赋役制度提供依据。括户口，多侧重于徭役、兵役的基本对象“丁”。是时辽政权朝气蓬勃，故这项工作效果很好，定户等较合理，多数数字的准确性较大。太祖括奚族户口，刘承嗣括宜霸州城户口，圣宗括女真王殊只你户口等都可说明这一点。后期括户口，多是针对户口的变化、混乱。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等加重了中下等户赋役负担，于是隐户、逃户等大量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括户口，不能不侧重于定户等、查脱户，以便索取更多的赋役。由于此时辽政权日益腐败，这项工作也就不可能做得很认真，真实性随之减少。如耶律引吉的前任括户口和马人望的做法，可作为代表。
辽代鉴于民族、地区，特别是经济文化类型的不同，从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户口制度。由管理角度言，大体归纳为五类：一般州县户口、宫卫户口、二税户口、部族属国属部户口和不系辽籍的户口。（注：孟古托力．辽代户口述论—边疆户口制度的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4).）随之括户口也就呈出许多特点。局部的、个别系统的括户口多于全国范围的。对不同类型的户口检括的内容有别，力度不一。在游牧狩猎区，以丁口为主廉及财产，内容较简单；在农业区，丁口财产并重，内容较复杂。对五京及其周围，检括的力度较大，边远地区的力度渐小。对个别民族如生女真，因不系辽籍，也就不能推行这项工作。但是辽朝毕竟将括户口的工作推向我国北方边疆的许多地区，当是辽人的功绩之一。
有人认为，辽朝“二百多年，牧区、农区均无人口统计”。其实辽人反复使用“括户口”、“籍户口”、“检括户口”之语，足可证明这种说法的偏颇。一般而言，“计家曰户，计人曰口”。既然如此，那么辽人岂有只计户而不计口之理！诚然《辽史》常以“丁”、“户”为单位表示其数量，说明在某些场合下侧重的是丁和户，但不能说明没有单纯的人口统计资料。严格地讲，括丁口当是括人口的一部分。多次括诸路军籍，即是对部分人口的统计。另外，表示俘虏、奴婢、部曲时，则多以“口”计之，也是局部性的人口统计。
我国户口，自古以来就有定期检查的制度。周代户口“及三年则大比。”（注：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711.）“比”，系考校之义；“大比”，阅民数及其财物。周代户口每三年做一次大型审查。唐代，“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注：新唐书：卷52[M]．食货志二．）金朝“户口计帐，三年一籍。”（注：金史：卷46[M]．食货志一．）多数朝代的户口，都是三年进行一次清理、登记。但在辽朝存续的二百多年中，至今尚未见到定期括户口的规定，多是根据需要的临时诏令，甚至有时间隔时间很长。这种做法，难于及时、准确地掌握人口、财产的变化情况。
收稿日期：2000-03-23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亻加庸
＠②原字为王加已
＠③原字为土加冢
辽代括户口探微——边疆户口制度的发展（一）
孟古托力
作者：孟古托力 主题类号：K23/宋辽金元史 【 文献号 】1-706
【原文出处】《黑龙江民族丛刊》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69～73
【分 类 号】K23
【分 类 名】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102
【 标 题 】辽代括户口探微——边疆户口制度的发展
【 作 者 】孟古托力
【作者简介】孟古托力(1938～)，男，辽宁朝阳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辽金史研究。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内容提要】辽代括户口是指辽朝为便于掌握人口繁衍和生产发展的情况，进行的户口检查、登记和统计工作。辽代前期，在用俘虏和繁衍的人口设置州县前，或在征服某个民族后，常常括户口、编户籍，多侧重于徭役、兵役的基本对象“丁”，以便为制定赋役制度提供依据。辽代后期，因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出现了大量的隐户、逃户，于是造成了户口的混乱与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括户口多侧重于定户等、查脱户，以便于索取更多的赋役。
【关 键 词】辽朝/户口统计/计丁额/定户等/赋役制度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0)03-0069-05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辽代户口的研究甚少。事实上，围绕这一课题尚有许多难点问题需要深入研究。鉴此，本文仅就辽朝括户口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践，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户等制度及括户口的基本内容
1.历史上的户等制度及辽代户等制度的发展
历史上，户等制度是按民户财产的数量划分等级的，这是征发赋税、徭役的基本依据。这种制度萌发于秦代，魏晋南北朝及隋唐逐渐完善，金元延续，明清衰落。各朝代虽有继承和发展，但其内容却不尽相同。北魏分三等九品，唐划为九等，宋分为五等，隋、金均定为三等，元析为三等九甲。辽代的户等制度史料，并不多见。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北宋大臣范镇接伴辽朝使者冯见善时，劝其多饮酒，见善因酒量有限，做了个辞酒的比喻：“劝酒当以其量，若不以量，譬如徭役而不用户等高下也。”范镇因此得知“契丹徭役，亦以户等，何以中国（指辽朝）而不量户等役人邪？”（注：范镇．东斋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0.）由此可知，辽朝也有户等制度，同样是征发徭役、赋税的基本依据。
辽代户等制度的内容及执行范围尚需探索。在三河县（辽代属南京道，即今河北三河县），“凡差发，立排门历，量见在随户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这说明，当时在汉人居住区南京道，根据每户的“物力”即财产多寡，划定上中下“三等”，记录在薄，据此确定“差发”。如此，方“均平”合理，使“贫乏小户，必得饶裕。”（注：［辽］王鉴．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A]．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西京道与南京道同属燕云范围，唐代在这里推行过九等户制度，辽朝继承下来，但改为三等。整体而言，唐代经济繁荣，户等划分更细，故有九等之行。但九等中归属三大部分，1～4等为上等户，5～7等为中等户，8～9等为下等户。（注：王曾瑜，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J]．中国史研究，1980,(2).）
一般认为，户等制度只能在中原农业区推行，但史料证明辽代户等制度已经北渐到某些游牧、狩猎民族地区。统和三年（985年）“枢密奏契丹诸役户多困乏，请以富户代之。”（注：辽史：卷10[M]．圣宗纪一．以下引用的二十四史均使用中华书局点校本。）可见，契丹族中有役户与非役户、富户与贫户之别。按照辽朝规定，戌边战士须“自备粮糗”，并长途搬运到戌地。在当时，搬运“粮糗”相当困难。“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轵牛单毂，鲜有还者”。如是无丁之家，更加困难，“倍值ｙōｎｇ＠①僦，人惮其劳”，故有“半途亡窜”者，结果守边战士仍得不到“粮糗”，若“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甚至出现“鬻子割田，不能偿者”的悲剧。像这种守边重任，一般经济力量的契丹户是承担不起的，只好落在富裕的契丹户身上。故辽政权明确规定：“选富民防边”，“富者从军，贫者侦候”。这说明，以游牧为主的契丹族中存在着“富者”与“贫者”的等级之分，正常情况下，富者担负守边的兵役。兴宗朝以来，边疆多事，不得不加强防御，这是契丹人贫困化的原因之一，进而也影响了守边力量，因此采取了“补役之法”。补役者也是富裕之家即上等户，“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其结果，“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注：辽史：卷103[M]．萧韩家奴传．）中等户更不堪如此耗费，故补役之法也难以解决这种困难。上述史实证明：在游牧为主的契丹族中也有户等制度，即按财产多少分为上等户、中等户，虽没言明有下等户，但下等户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以狩猎为主的五节度女真部，据考就是熟女真中的鸭绿江部，亦称鸭绿江女真，生活在鸭绿江两岸。他们“杂处山林，尤精弋猎。有屋舍……”。辽朝出征时，该部“各量户下差充兵马”。（注：契丹国志：卷23[M]．四至邻国地理远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也就是根据各户财产数量，分定等级抽调兵马。
总之，辽代户等制度，不仅在中原农业区即燕云地区牢固地存在着，而且推广到以游牧为主的契丹族和以狩猎为主的鸭绿江女真部之中。很可能在后两种经济区没有细化，比较简单，但毕竟是存在着的。我国历史上这项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辽代不是断裂，而是大幅度北渐，扩展到东北边疆许多地区，说明户等制度不仅适合农业区，也适应牧业区乃至狩猎区。
2.计丁额、定户等是括户口的两项重要内容
检查、登记户口，在古代常用“括户口”、“籍户口”表示。“括”，检查、收集、登记之解；“籍”，记录、登记之意。一般而言，括户口、籍户口均指检查、登记、统计户口的工作，但后者侧重于记录。辽代的括户口，除登记姓名处，还要记载性别、年龄，这样才能确定“丁”数。丁是指一定年龄段中的男性，也称为丁男、丁身。历史上，虽然也有“丁女”之说，但在军事、经济上不太强调。一般将女性和未成丁的男性统划入“口”之中。成丁的年龄段以“丁年”相称。历史上各朝代对丁年的规定不一：汉为20～60岁，北齐为18～65岁，隋为18～60岁，唐为21～60岁，金为16～60岁。辽代兵制规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注：辽史：卷3[M]．兵卫志上.）既然15～50岁是服兵役的年龄段，兵役与徭役历来是一致的，那么辽代丁年也当如此。据此可知，辽代规定进入丁年时间（15岁）较早，退出丁年的时间（50岁）更早，当为辽朝丁年的特点。史家认为，从唐代两税法实施以后，“人丁介入了户等划分”，也就是说“户等划分也要考虑人丁因素。”（注：邢铁．隋唐五代户等制度研究[J]．文史：第四十辑，1994年．）辽代燕云地区仍然实行唐代两税法，同样将人丁介入户等划分之中。这是辽代重视人丁的一个原因。
括户口的内容，不仅统计丁口，同时还要括财产。道宗末年，马人望在南京地区“检括户口，未两旬而毕。”同知留守箫保先甚为惊奇，询问马人望，答曰：“民产若括之无遗，他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注：辽史：卷105[M]．马人望传．）由此可知，括户口时，还要括财产。括财产主要包括田地、草场、猎区、屋舍、车马、牛羊、桑柘、粮食和奴婢等生产生活资料。检查、登记财产是括户口的内容之一，历代如此。当然不是每次括户口都要括财产。
总之，辽代括户口，突出男丁情况，无疑给征发徭役、兵役提供资料；重视财产情况，显然是为了划户等，以便为摊派赋税、徭役、兵役提供依据。因此，计丁额、定户等是辽代括户口的两项重要内容。其作用即在于：清理财产，便于了解生产发展情况；登记户口，便于掌握人口繁衍情况。同时，也便于灾害之年蠲免赋税徭役，赈贷钱粮衣物等。
辽代括户口探微——边疆户口制度的发展（二）
孟古托力
二、几次重要的括户口及其考评
辽朝是否定期括户口，至今虽未见到明确的规定，但《辽史》等毕竟提供了一些有关的史实。根据括户口的实际情况，可以圣宗朝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前期括户口
天赞二年（923年），奚族人在胡损领导下举行大规模的反辽起义。起义被镇压后，辽太祖对奚族采取的统治措施之一就是括户口。奚族居住范围宽阔而又分散，其中有许多人散漫在山林中。对这样的民族括户口是不容易的，太祖投入相当的力量，查出大量“隐丁”，并用隐丁和战乱中的“流散”者合置坠瑰部。于是奚族由五个部变成六个部。（注：辽史：卷33[M]．营卫志下．）不仅为朝廷增加了徭役、兵役和赋税的承担者，而且进一步打乱了奚族内部的旧有关系，便于辽政权的统治。这是《辽史》记载的首次括户口，但仅限于奚族本身，属于局部性的。
天显元年（926年）征渤海，“拔扶余城，上（辽太祖）欲括户口”。得地略民本系胜利者的习惯做法，但在当时却有些特殊情况，故耶律倍谏曰：“今始得地而略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势，径造忽汗城，克之还矣。”（注：辽史：卷72[M]．义宗倍传．）当时太祖虽未对渤海人括户口，但反映了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不久，渤海国灭亡，在其地置东丹国以代之，并迁徒大量渤海遗民于新的州县里。在这一过程中，对被迁移的渤海遗民需要重新编置户籍即括户口。《辽史·地理志》三京中某些州县下记有渤海户口的数字，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次括户口的统计结果。
《辽史》卷59《食货志上》载：“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户丁之数无所于考。”这条史料说明：其一，太宗时期仅有上京、东京、南京三个京，这里的“五京”很可能是后来史家按辽代五京传统追记的。但所籍的丁户范围仍在后来的五京之内，即全国范围；其二，太宗籍丁户的时间无载，但肯定发生在会同元年（938年）太宗接管燕云十六州之后至会同九年（946年）伐后晋之前；其三，“太宗籍五京户丁”系指太宗朝搞了一次五京范围的括户口，但侧重于“户丁”的清理、登记，其中南西两京的“户丁”是在后晋基础上进行复查的，其余三京的户丁则需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登记；其四，太宗籍“五京丁户”是为了“定赋税”，其中的“赋”，除指田亩税外，也指徭役、兵役。（注：赋，也常常作为徭役、兵役解释。《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赋，谓出车徒，给徭役也”；《淮南子·要略》：“悉索薄赋，躬环甲胄”；《汉纪·景帝纪》：“令天下男子二十始赋。”）
天禄二年（948年），刘承嗣“奉宣宜、霸州城，通检户口桑柘。不茹不吐，廉善廉能。”（注：［辽］彭＠②．刘承嗣墓志[A]．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引文中的“宜”，指宜州宗义军，治今辽宁义县；霸州后来升为兴中府，治今辽宁朝阳；“宣”系帝王的诏书、命令、旨意。也就是说，刘承嗣带着辽世宗旨令来到宜州、霸州，检查、清理户口和桑柘种植情况。当时，这两个州城建立不久，许多人口是来自其他地区，故需要清理、登记、造册。
统和前期，辽圣宗针对俘户增多，人口不断繁衍等情况采取许多措施。统和八年（990年）五月“诏括民田”，七月大范围的调整州县，新置七个，裁并十八个。随之迁徙民户，某些户口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翌年正月“诏免三京诸道租赋。”是时，政事令韩德让提出：“燕人挟奸，苟免赋役，贵族因为囊橐”，故遣北院宣徽使赵智前往“戒谕”，但效果并不显著。七月圣宗采取果断措施，“通括户口”。（注：辽史：卷13[M]．圣宗纪四．）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括户口，有力地打击了那些以不正当手段减免赋役的“挟奸者”和不法的贵族，借以缓和矛盾。
宫分人户，《辽史》亦称宫卫户、宫分户、斡鲁朵户。统和中期已有十个斡鲁朵。这是个具有单独的军政机构，占有大量财富，拥有相当数量户口的庞大体系。圣宗即位后，将一些宫分户析出，改为独立的部族和州县，直属朝廷，同时又在宫分户内进行几次调整。出籍与入籍，分化与组合，以及人口自然增长，使各宫分户口的面貌发生不少变化。于是，圣宗于统和十五年（997年）三月采取措施，“通括宫分人户”。（注：辽史：卷13[M]．圣宗纪四．）这是一次对皇室所属民户户口的全面整顿。
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十一月，“通括南院部民。”（注：辽史：卷14[M]．圣宗纪五．）南院系指南枢密院即汉人枢密院，专门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宜的南面官之最高机构。这次括户口的背景是：辽政权建立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契丹、奚的汉化、儒化不断加深，汉人的经济和人口明显增长，其政治地位也需要提高。于是，调整民族关系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清理、整顿编置在一般州县里的汉、渤海人的户口也就势在必行。众所周知，辽朝虽然是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国家，但在民族构成上契丹族仍是少数。汉族虽为非主体民族，但约330万，占辽朝人口39%，无疑是多数。渤海族约55万，占总体人口6.6%，南院部民即汉人和渤海人合计385万，是辽朝总人口的45.6%。（注：孟古托力．辽朝人口蠡测[J]．学习与探索，1997,(5).）这次括户口已接近辽朝总人口的半数，规模不小。
开泰二年（1013年）四月，圣宗“诏从上京请，以韩斌所括赡国、挞鲁河、奉、豪等州户二万五千四百有奇，置长霸、兴仁、保和等十县”。（注：辽史：卷15[M]．圣宗纪六．）史料说明，这次括户口的规模，并不限于韩斌负责的上述地区。当年二月诏书载，又新置象雷、神水等八县。此外，《辽史·地理志》又载是年还设有文定、升平等县。一般情况下，置县前照例有括户口的活动，以其清理、统计的资料作为设县的重要依据。由上可知，开泰二年括户口具有一定的规模，上京道、中京道是其重点地区。
开泰四年（1015年）四月，“曷苏馆部请括女直王殊只你户旧无籍者，会其丁入赋役，从之。”（注：辽史：卷15[M]．圣宗纪六．）这是在曷苏馆的要求下，实际上是在举报的情况下，圣宗对女真王殊只你的户口进行检查、登记。显然是一次临时的、个别的括户口。殊只你在《辽史》只出现过一次，是哪一部的女真王，不清；但可以肯定不是生女真，因为生女真不入辽籍，辽政权不能检查其户口。（注：孟古托力．辽代户口述论—边疆户口制度的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4).）该女真王占有的“无籍者”并非少数，经过括户口，这批女真人均已归入纳税服役的行列里。这表明圣宗对括户口一事相当重视，连对女真王也没留情面。
2.后期括户口
太平十一年（1031年）圣宗逝世后兴宗即位，标志着后期括户口的开始。据《辽史·食货志上》记载：“兴宗即位……是年，通括户口。”这表明此次通括户口是在兴宗即位这年即景福元年（1031年）。其实不然，依《辽史·兴宗纪一》的记载看，这项工作是重熙八年（1039年）开始的。是年六月，兴宗接受北院枢密使萧孝穆“请籍天下户口”的建议，颁发括户口的诏书：“朕于早岁，习知稼穑。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贫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宜通检括［户口］，并遂均平。”（注：辽史：卷59[M]．食货志上．）文中所谓的“力办者”系指富裕之家，包括官僚、贵族、地主等，他们利用特权和经济力量与官员勾结，隐瞒财产，降低户等，故能少输赋役。由于各州县的赋役数量是固定的，如果“力办者”少输纳，必然将大量赋役转嫁给贫困之家，这些贫户因无力承担不得不逃往他乡。为此，兴宗利用括户口的办法，普遍审查户等，使之“均平”合理，故而取得了“政赋稍平”（注：辽史：卷87[M]．萧孝穆传．）的结果。此外，通过这次括户口，还调整了个别州县，在南京道升遵化县为景州；在上京道置长春州于鸭子河的春猎之地。（注：辽史：卷37[M]．地理志一．）
“时朝廷遣使括三京隐户不得，以［耶律］引吉代之，得数千余户。”从这条史料前后文得知，引吉括“三京隐户”是在清宁六年（1060年）之前。引文中的“三京”通常指上京、中京、东京。隐户亦称逃户，古代人们为逃避赋役，而脱离本籍，来到他乡，不登记户口；还有官僚、贵族、豪强等凭借权势兼并土地及其民户，抑或接受逃亡者的“投献”。这些不入户籍者，均以隐户相称。隐户的大量出现，反映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和国家对户口的失控。据上述史料，引吉接受这项工作前“朝廷遣使”已在三京进行过括隐户的工作，但效果不佳，故令引吉代之。耶律引吉是位“以正值自处，不少阿唯”的好官吏。（注：辽史：卷97[M]．耶律引吉传．）经过他的努力，从三京清理登记的隐户“数千余”。
辽朝后期，财政危机不断加深。统和十六年（998年）开始，庞大的官僚群体的俸禄改由国库支出。此外，从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起进入长达三十多年的自然灾害期，在辽朝历史上是空前的。于是，隐户、脱户、逋逃户急剧增加。脱户，是指脱漏的户口，包括隐户、逃户等。对此，历朝都有惩治的法律。唐代对脱户，依《唐律》，其户主判三年徒刑。金代对脱户户主判二年徒刑，并以重金奖励告发，同时还要惩处脱户原籍和逃至新籍的地方官。（注：金史：卷46[M]．食货志一．）辽代颁行了“安泊逃户征偿法”。虽不知其具体内容，但从该项法律名称和零星记载看，逃户也要受到法律制裁，甚至情节严重者处以死刑。尽管如此，脱逃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对于这些脱逃之民，辽朝不仅无法抽税派役，甚至还得赈济。这一方截断了财政来源的一些渠道，同时还要不断增加支出，致使财政困难日益加深，因而不断增加的赋税只能落在国家控制的一般州县民户身上。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顾及户籍的约束，人们不得不扶老携幼，逃往他方，“野有饿莩，交相枕籍”。仅昌平及其郊区一处的尸体便有“三千数”之多。（注：［辽］马仲规．义ｚｈǒｎｇ＠③幢记[A]．全辽文：卷9[M]．中华书局，1982.）财政经济危机的同时，又破坏了社会秩序。户口问题，特别是其中的脱户现象已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问题。大康九年（1083年）六月，道宗“诏诸路检括脱户，罪至死者，原之。”（注：辽史：卷24[M]．道宗纪四．）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检括脱户的活动，虽收到一定效果，但并没有解决太大问题。大安三年（1087年）二月，不得不废除“安泊逃户征偿法”，其理由是“民多流散”。（注：辽史：卷25[M]．道宗纪五．）说明脱户之多，已到法不责众的地步。
道宗末年（1101年），马人望在南京“检括户口，未两旬而毕”，同知留守箫保先怪而问之，回答：“民产若括之无遗，他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谢曰：“公虑远，吾不及也。”（注：辽史：卷59[M]．食货志上．）马人望一生确实做了些好事，然而就括南京户口一事言之，向贵族、地主、官员等权势之家无原则地让步，听任这些上等户恣意作弊，隐报少报资产，降低户等做法实质则是辽政权与权势之家的矛盾之调和。在赋役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将相当数量的赋役转嫁在中下等户身上，从而激化了辽政权与贫苦大众间的矛盾，说明当时社会已陷入是非不分的病态中。
辽末，“经费诘穰……国用不给”，“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注：辽史：卷60[M]．食货志下．）天祚帝为了解脱这种困境，于天庆三年（1113年）三月令“籍诸道户口”（注：辽史：卷27[M]．天祚帝纪一．），企图再次调整赋税、徭役以增加财政收入。是时，辽政权已病入膏盲。在枢密使萧奉先、户部使张琳等主持下，计赋税用贪官，括户口用污吏，其成效如何可想而知！不久，完颜阿骨打举旗反辽，随之这项工作也就被迫停止。
三、结束语
辽代括户口，前后两期有所不同。前期，在用大量俘虏和繁衍的人口设置州县前，或征服某个民族后，常常括户口、编户籍，以便为制定赋役制度提供依据。括户口，多侧重于徭役、兵役的基本对象“丁”。是时辽政权朝气蓬勃，故这项工作效果很好，定户等较合理，多数数字的准确性较大。太祖括奚族户口，刘承嗣括宜霸州城户口，圣宗括女真王殊只你户口等都可说明这一点。后期括户口，多是针对户口的变化、混乱。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等加重了中下等户赋役负担，于是隐户、逃户等大量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括户口，不能不侧重于定户等、查脱户，以便索取更多的赋役。由于此时辽政权日益腐败，这项工作也就不可能做得很认真，真实性随之减少。如耶律引吉的前任括户口和马人望的做法，可作为代表。
辽代鉴于民族、地区，特别是经济文化类型的不同，从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户口制度。由管理角度言，大体归纳为五类：一般州县户口、宫卫户口、二税户口、部族属国属部户口和不系辽籍的户口。（注：孟古托力．辽代户口述论—边疆户口制度的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4).）随之括户口也就呈出许多特点。局部的、个别系统的括户口多于全国范围的。对不同类型的户口检括的内容有别，力度不一。在游牧狩猎区，以丁口为主廉及财产，内容较简单；在农业区，丁口财产并重，内容较复杂。对五京及其周围，检括的力度较大，边远地区的力度渐小。对个别民族如生女真，因不系辽籍，也就不能推行这项工作。但是辽朝毕竟将括户口的工作推向我国北方边疆的许多地区，当是辽人的功绩之一。
有人认为，辽朝“二百多年，牧区、农区均无人口统计”。其实辽人反复使用“括户口”、“籍户口”、“检括户口”之语，足可证明这种说法的偏颇。一般而言，“计家曰户，计人曰口”。既然如此，那么辽人岂有只计户而不计口之理！诚然《辽史》常以“丁”、“户”为单位表示其数量，说明在某些场合下侧重的是丁和户，但不能说明没有单纯的人口统计资料。严格地讲，括丁口当是括人口的一部分。多次括诸路军籍，即是对部分人口的统计。另外，表示俘虏、奴婢、部曲时，则多以“口”计之，也是局部性的人口统计。
我国户口，自古以来就有定期检查的制度。周代户口“及三年则大比。”（注：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711.）“比”，系考校之义；“大比”，阅民数及其财物。周代户口每三年做一次大型审查。唐代，“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注：新唐书：卷52[M]．食货志二．）金朝“户口计帐，三年一籍。”（注：金史：卷46[M]．食货志一．）多数朝代的户口，都是三年进行一次清理、登记。但在辽朝存续的二百多年中，至今尚未见到定期括户口的规定，多是根据需要的临时诏令，甚至有时间隔时间很长。这种做法，难于及时、准确地掌握人口、财产的变化情况。
收稿日期：2000-03-23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亻加庸
＠②原字为王加已
＠③原字为土加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