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同时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等职，担任《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中国文化研究》等多家杂志编委。
琴吟盟坛（古籍插图）
■党圣元
博雅教育，绝非一个舶来品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起源于古希腊，本义是培养通达智能的自由公民教育，从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模式，罗马时代兴起的自由人教育，中世纪欧洲教会学校倡导的“七艺”，近代重振百科全书式的学科教育，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及欧洲通识教育理念的勃兴，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传统。从教育的内容而言，博雅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以人的精神道德修养为内核，同时又将人格修养与知识积累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与过程。它试图通过人的性格培养来促进个性的发展，人是自由的人，教育是自由的教育。这一来自西方的教育理念与我们目前以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为重点的教育观念的变革正相吻合，“博雅”一词作为教育改革的全新理念备受教育理论界关注。但当我们真正认真去领会“博雅”的具体内涵和这种教育理念的精神实质时，我们发现“博雅”教育思想并非是一个全新的西方概念，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以人的精神品格为重要培养目标，实现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博雅君子人格就已经成为教育者的最高理想。“博、雅”二维构成君子人格的整体框架，“博雅”精神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涵。
博雅精神，中西教育理念的会通
古人谈文、论艺、述道，或论人物，或衡事理，或美文辞，博采古典精华，兼取众家之长，融古今于一炉，不仅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和高超的辞令之功，而且坚守传统信仰与正统之道，其文化生命中充溢着浓郁的追求道统、文统、学统的情结。这种切近古人生活经验、情感体验的学问与智慧的获得，源于古典时代教化模式的潜移默化。中国传统时代教化教育的内容，按照《周礼·春官宗伯》的记载，在于培养国子“中、和、祗、庸、孝、友”的道德品质、“兴、道、讽、诵、言、语”的从政能力，以及学会祭祀祖先神灵的乐歌乐舞。三代的“六艺”之教，集政治、宗法、伦理、宗教于一身，以熏染习得的方式深深地镶嵌在古人的身体与血脉中，并外化在生活方式与日常实践中，其中被视为最高境界的是乐教，孔子认为的人生教育三步曲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阳货》），所以孔子自卫返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正乐”，从而使“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这种教育理念所培育的古代博雅传统，营造了古代社会总体的精神风貌、教养水平和心理氛围，不仅可以使人谦逊、审慎和睿智，而且使人更负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人生担当意识，由此成就了古人追求智慧、崇尚价值、执着理想的理智型生活方式。正所谓“东圣西圣，心同理同”，有意思的是，西方最早以哲学家自称的毕达哥拉斯，他要求学生也是从基础性的“乐教”（musical education）开始，通过诗歌的读写及弹奏练习逐渐进入数学领域，并为更高级的哲学与神学做准备，这是后世所谓百科全书式(encyclopedia)教育的开端。在此背景之下，始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三贤的出现，他们所开列的学习目录，包括修辞、文法、诗歌、音乐、哲学、数学，以及其他基本科学知识，目的在于通过基础的教导，培养受教者具备广博通达的智慧，良好的表达推理能力以及对抽象艺术形式的感受能力，这种追求真理、重视德性、不断自省的自由精神与道德理想，对于西方博雅教育精神之奠立，具有滥觞之功。
对君子人格的自觉追求，是我国先秦时期人文觉醒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君子的内涵正是由“博”和“雅”两方面组成。一方面，君子代表着知识阶层，是知识的拥有者。《论语·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君子的修炼，“博学”被置于首。有关君子博学的记述于先秦典籍中随处可见，如《论语·雍也》云：“君子博学于文。”《论语·子张》云：“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礼记·曲礼》云：“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礼记·学记》说：“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礼记·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说：“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广博的知识是君子人格的要义。另一方面，君子必须是仁德、操守、义节的实践者，“君子比德如玉”，是否有德是君子内涵不可或缺的内容。《诗经》中那么多对君子人格的赞美都是基于对君子仁德的称颂，如：“显允君子，莫不令德”（《诗经·湛露》）；“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诗经·卷阿》）；“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小戎》）。“玉”由于其自然品性的独特性而被人们赋予高尚、典雅的品格，“君子比德如玉”则寄托着人们对德行的无限推崇。《礼记·聘义》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玉”是美德的代称，“德”是君子的标志。渊博的知识、良好的教养、高尚的品德集于君子一身，使君子表现出仪表端庄、令人敬畏的威仪，这种超出常人的独有气质正是人们所追求的博雅精神和君子风度。“言语之美，穆穆皇皇”（《礼记·少仪》）；“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礼记·缁衣》、《小雅·都人士》）；“岂弟君子，莫不令仪”（《诗经·湛露》）；“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诗经·菁菁者莪》）。风度翩翩、威仪棣棣的外表形象成为体现君子人格内涵的象征性标志。
对君子人格的追求使得我国古代传统教育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知识的积累和人的精神塑造。上述所谓博雅教育的精神理念与此君子人格的培养几乎完全一致。作为一种经典教育理念，博雅教育在中西的古典时代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与实施。欧洲中世纪大学所教导的基础科目与古希腊罗马时代人文教育的内涵相去不远，但是他们进一步把博雅教育的学科数目确定为以《圣经》为基础的“七艺”（the seven liberal arts），即由柏拉图提出的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四文”，再加上智者派提出的文法、修辞、辩证法“三文”一起组成。“七艺”都是比较广博的学科，被誉为通往真理的最佳入门，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博雅的教育，是为了区别于医学、法学与神学等专业教育，或作为发展这些专业能力的适当基础。儒家培养君子人格的主要科目则是“六艺”。《周礼·地官》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学，显然是既包含了各种知识、技能和艺术修养，也包含了思想、道德和人格修养，强调人各方面能力的全面发展,要求文武兼备,人格和谐。儒家用“六艺”概括了一个儒者所应该修习的方向,要成为一个可堪大用的人才,必须全面学习,既包括知识学养,也包括道德品格,甚至于待人接物的方式,言谈举止的风度等等。这些内容与博雅教育的“七艺”并无二致。后来孔子顺应“学移民间”的历史潮流，创立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学在官府”的旧格局，使中国古代教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孔子讲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晚年孔子将《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整理、阐释，使之成为一新的系统，新的六艺之学构成儒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并确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走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并在后世得到了长久的延续。
尴尬之后的反思
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自然也应该与时俱进。然而，当一个适应于现代中国的西方教育理念输入中国后上下为之欣喜时，发现它的源头就在中国，除了尴尬，我们是否还应该得到某种启示？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重新回到了起点。就此而言，如何继承并发扬博雅教育亘古的价值理念，在知识急剧扩增的时代适应教育普及化的需要，实现知识技能传授乃至道德人格与生命智慧养成的多重目标，是我们当代教育必须应对的挑战。
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同时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等职，担任《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中国文化研究》等多家杂志编委。
琴吟盟坛（古籍插图）
■党圣元
博雅教育，绝非一个舶来品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起源于古希腊，本义是培养通达智能的自由公民教育，从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模式，罗马时代兴起的自由人教育，中世纪欧洲教会学校倡导的“七艺”，近代重振百科全书式的学科教育，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及欧洲通识教育理念的勃兴，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传统。从教育的内容而言，博雅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以人的精神道德修养为内核，同时又将人格修养与知识积累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与过程。它试图通过人的性格培养来促进个性的发展，人是自由的人，教育是自由的教育。这一来自西方的教育理念与我们目前以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为重点的教育观念的变革正相吻合，“博雅”一词作为教育改革的全新理念备受教育理论界关注。但当我们真正认真去领会“博雅”的具体内涵和这种教育理念的精神实质时，我们发现“博雅”教育思想并非是一个全新的西方概念，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以人的精神品格为重要培养目标，实现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博雅君子人格就已经成为教育者的最高理想。“博、雅”二维构成君子人格的整体框架，“博雅”精神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涵。
博雅精神，中西教育理念的会通
古人谈文、论艺、述道，或论人物，或衡事理，或美文辞，博采古典精华，兼取众家之长，融古今于一炉，不仅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和高超的辞令之功，而且坚守传统信仰与正统之道，其文化生命中充溢着浓郁的追求道统、文统、学统的情结。这种切近古人生活经验、情感体验的学问与智慧的获得，源于古典时代教化模式的潜移默化。中国传统时代教化教育的内容，按照《周礼·春官宗伯》的记载，在于培养国子“中、和、祗、庸、孝、友”的道德品质、“兴、道、讽、诵、言、语”的从政能力，以及学会祭祀祖先神灵的乐歌乐舞。三代的“六艺”之教，集政治、宗法、伦理、宗教于一身，以熏染习得的方式深深地镶嵌在古人的身体与血脉中，并外化在生活方式与日常实践中，其中被视为最高境界的是乐教，孔子认为的人生教育三步曲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阳货》），所以孔子自卫返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正乐”，从而使“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这种教育理念所培育的古代博雅传统，营造了古代社会总体的精神风貌、教养水平和心理氛围，不仅可以使人谦逊、审慎和睿智，而且使人更负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人生担当意识，由此成就了古人追求智慧、崇尚价值、执着理想的理智型生活方式。正所谓“东圣西圣，心同理同”，有意思的是，西方最早以哲学家自称的毕达哥拉斯，他要求学生也是从基础性的“乐教”（musical education）开始，通过诗歌的读写及弹奏练习逐渐进入数学领域，并为更高级的哲学与神学做准备，这是后世所谓百科全书式(encyclopedia)教育的开端。在此背景之下，始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三贤的出现，他们所开列的学习目录，包括修辞、文法、诗歌、音乐、哲学、数学，以及其他基本科学知识，目的在于通过基础的教导，培养受教者具备广博通达的智慧，良好的表达推理能力以及对抽象艺术形式的感受能力，这种追求真理、重视德性、不断自省的自由精神与道德理想，对于西方博雅教育精神之奠立，具有滥觞之功。
对君子人格的自觉追求，是我国先秦时期人文觉醒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君子的内涵正是由“博”和“雅”两方面组成。一方面，君子代表着知识阶层，是知识的拥有者。《论语·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君子的修炼，“博学”被置于首。有关君子博学的记述于先秦典籍中随处可见，如《论语·雍也》云：“君子博学于文。”《论语·子张》云：“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礼记·曲礼》云：“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礼记·学记》说：“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礼记·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说：“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广博的知识是君子人格的要义。另一方面，君子必须是仁德、操守、义节的实践者，“君子比德如玉”，是否有德是君子内涵不可或缺的内容。《诗经》中那么多对君子人格的赞美都是基于对君子仁德的称颂，如：“显允君子，莫不令德”（《诗经·湛露》）；“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诗经·卷阿》）；“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小戎》）。“玉”由于其自然品性的独特性而被人们赋予高尚、典雅的品格，“君子比德如玉”则寄托着人们对德行的无限推崇。《礼记·聘义》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玉”是美德的代称，“德”是君子的标志。渊博的知识、良好的教养、高尚的品德集于君子一身，使君子表现出仪表端庄、令人敬畏的威仪，这种超出常人的独有气质正是人们所追求的博雅精神和君子风度。“言语之美，穆穆皇皇”（《礼记·少仪》）；“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礼记·缁衣》、《小雅·都人士》）；“岂弟君子，莫不令仪”（《诗经·湛露》）；“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诗经·菁菁者莪》）。风度翩翩、威仪棣棣的外表形象成为体现君子人格内涵的象征性标志。
对君子人格的追求使得我国古代传统教育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知识的积累和人的精神塑造。上述所谓博雅教育的精神理念与此君子人格的培养几乎完全一致。作为一种经典教育理念，博雅教育在中西的古典时代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与实施。欧洲中世纪大学所教导的基础科目与古希腊罗马时代人文教育的内涵相去不远，但是他们进一步把博雅教育的学科数目确定为以《圣经》为基础的“七艺”（the seven liberal arts），即由柏拉图提出的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四文”，再加上智者派提出的文法、修辞、辩证法“三文”一起组成。“七艺”都是比较广博的学科，被誉为通往真理的最佳入门，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博雅的教育，是为了区别于医学、法学与神学等专业教育，或作为发展这些专业能力的适当基础。儒家培养君子人格的主要科目则是“六艺”。《周礼·地官》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学，显然是既包含了各种知识、技能和艺术修养，也包含了思想、道德和人格修养，强调人各方面能力的全面发展,要求文武兼备,人格和谐。儒家用“六艺”概括了一个儒者所应该修习的方向,要成为一个可堪大用的人才,必须全面学习,既包括知识学养,也包括道德品格,甚至于待人接物的方式,言谈举止的风度等等。这些内容与博雅教育的“七艺”并无二致。后来孔子顺应“学移民间”的历史潮流，创立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学在官府”的旧格局，使中国古代教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孔子讲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晚年孔子将《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整理、阐释，使之成为一新的系统，新的六艺之学构成儒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并确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走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并在后世得到了长久的延续。
尴尬之后的反思
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自然也应该与时俱进。然而，当一个适应于现代中国的西方教育理念输入中国后上下为之欣喜时，发现它的源头就在中国，除了尴尬，我们是否还应该得到某种启示？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重新回到了起点。就此而言，如何继承并发扬博雅教育亘古的价值理念，在知识急剧扩增的时代适应教育普及化的需要，实现知识技能传授乃至道德人格与生命智慧养成的多重目标，是我们当代教育必须应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