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三次浪潮

民族主义的三次浪潮

张建华

学习时报2005年4月25日

“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概念——民族主义的第一时期”。美国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如是说。

“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18、19世纪的产物。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考证“国家”、“民族”等词汇最早是1884年才出现。学术界一般认为,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较晚,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这时国家成为相同种族以及不同种族人们最大的归属和最后的归属,于是就出现一个名词——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即是国家等于民族,民族等于国家。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是伴随18—19 世纪末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兴起的。西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也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变成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助产婆。这是一场在“自由、平等、 博爱”的旗帜下掀起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争取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伟大斗争。 法国资产阶级在《人权宣言》中宣布:“在权利方面,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 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这是资产阶级对几百年来桎梏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出的宣战, 包含了民族自由权和民族自决权的内容,人权宣言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最基本的理论基础。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向整个欧洲,向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各国的革命实践又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 被压迫民族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反抗异族统治,保护民族文化, 争取民族主权和民族独立;以德国、 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民族以民族主义为聚合口号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到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已经形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也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

纵观20世纪,“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 概念在20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发展。整个世界经历了民族主义的三次浪潮的冲击。

第一次浪潮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跨入帝国主义阶段, 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战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列强建立了旨在瓜分德、奥的海外殖民地,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凡尔赛体系”。而中东、中欧和东欧这些历史上战事频繁,民族矛盾复杂的地区原有国家格局和领土划分按照《凡尔赛条约》被重新组合,使1600 万人成为脱离民族母体置于其他民族为主体的国家的统治下的少数民族。 同时在这些新建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大民族主义也开始膨胀,民族复仇主义的情绪潜滋暗长,领土纠纷危机的隐患暗伏。 因此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表现有三:其一,国内大民族(统治民族)主义在帝国意识的影响下日益加强, 对内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对外图谋别国领土和报复心理;其二,少数民族(被统治民族)的民族反抗情绪加剧,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高涨。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各民族被奴役分割的历史造成该地区民族、种族、宗教群体和领土的多次被肢解,民族利益的多次被侵害, 所以该地区各民族谋求解放的斗争和建立独立国家的热望中渗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

政治学家伯恩斯认为民族主义“它已经和种族主义,地方观念、固执、不宽容、迫害和狂热混杂在一起, „„它往往走向侵略,有时走向帝国主义。”;其三,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总的说来,大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是该时期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

第二次浪潮发生于20世纪50—70年代。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新进行组合,凡尔赛体系为雅尔塔体系所代替。以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局面。而且在阵营内部,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冲突是被所谓“意识形态共同体”掩饰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实质。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美国以二战中所形成的绝对威信, 对欧洲及亚洲一些国家实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将上述国家作为与苏联争霸的“铁幕”屏障。其矛盾表现为英、法、西德、日、意等国力图摆脱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和政治上的依从地位,以民族主义整合国民意识,以图重振国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以自我为中心,以老大哥地位自居,在处理与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关系上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将个人意志和斯大林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其矛盾表现为各国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桎梏,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走真正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苏南冲突、苏中论战、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的“十月事件”、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以及苏联与罗马尼亚、苏联与阿尔巴尼亚间的冲突和关系的恶化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的分歧,而且是对苏联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反弹,是上述国家反对苏联干涉本国内政、维护民族主权的民族主义的集中表现。 在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中,随着二战结束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民族国家的相继建立和独立,民族主义成为上述国家对抗美苏大国沙文主义的有力武器。一些国家以民族主义为唤起民族自尊和整合民族团结的武器,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政治平等权和经济自主权,有效地进行本国的现代化建设, 如拉美和北非的一些国家。此外, 伊斯兰世界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对世界的冲击令西方大为震惊。

美国政治学家汉斯・j ・摩根索曾指出:“20 世纪后半期的民族主义与传统通用这个名称的民族主义以及19 世纪民族运动中和民族国家里达到顶点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寻求使民族摆脱外来统治,从而使民族得到自己的国家。 ……今天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民族主义化的世界主义”,他的论述颇为贴切地概括了该时期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特点。

第三次大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该时期民族主义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地方分离主义运动,即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些非主体民族(或称少数民族)以民族主义为强化民族意识和对抗异族影响的武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争取民族自治以至分离权利。原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尤什科夫承认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分离主义正是从80 年代初逐渐膨胀起来, 也正是源于苏联一些民族的分离主义情绪的恶性膨胀而导致苏联大厦轰然倒塌。直至今日,在原苏联的版图上,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仍然是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中的主角。分离主义势力终于使南斯拉夫联盟解体,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永无胜者的波黑冲突,以及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之间的民族仇杀。连年的战乱等等使原苏联东欧地区成为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的一个大裂变场。此外,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的严重,还广泛地表现为中东、西亚和南部非洲的经久不息的民族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汹涌不止的难民浪潮,再度复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排外等。此外,西班牙

的巴斯克分离主义问题、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比利时的瓦隆族与佛兰芒族的语言之争问题、斯里兰卡的伊拉姆分离主义问题、加拿大魁北克的民族问题等等时时刺激着世界的神经。

因此,纵观世界历史发展,民族主义时而给每一个民族注入自强不息的生命力;时而又幻化为威胁和破坏国家统一稳定的分裂剂;时而成为整合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无形武器;时而成为导演各种冲突乃至战争的恶魔。所有这些,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基础,因为民族主义本身同时还具有强大的社会政治功能,这种功能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民族主义的三次浪潮

张建华

学习时报2005年4月25日

“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概念——民族主义的第一时期”。美国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如是说。

“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18、19世纪的产物。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考证“国家”、“民族”等词汇最早是1884年才出现。学术界一般认为,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较晚,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这时国家成为相同种族以及不同种族人们最大的归属和最后的归属,于是就出现一个名词——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即是国家等于民族,民族等于国家。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是伴随18—19 世纪末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兴起的。西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也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变成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助产婆。这是一场在“自由、平等、 博爱”的旗帜下掀起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争取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伟大斗争。 法国资产阶级在《人权宣言》中宣布:“在权利方面,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 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这是资产阶级对几百年来桎梏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出的宣战, 包含了民族自由权和民族自决权的内容,人权宣言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最基本的理论基础。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向整个欧洲,向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各国的革命实践又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 被压迫民族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反抗异族统治,保护民族文化, 争取民族主权和民族独立;以德国、 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民族以民族主义为聚合口号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到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已经形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也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

纵观20世纪,“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 概念在20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发展。整个世界经历了民族主义的三次浪潮的冲击。

第一次浪潮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跨入帝国主义阶段, 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战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列强建立了旨在瓜分德、奥的海外殖民地,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凡尔赛体系”。而中东、中欧和东欧这些历史上战事频繁,民族矛盾复杂的地区原有国家格局和领土划分按照《凡尔赛条约》被重新组合,使1600 万人成为脱离民族母体置于其他民族为主体的国家的统治下的少数民族。 同时在这些新建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大民族主义也开始膨胀,民族复仇主义的情绪潜滋暗长,领土纠纷危机的隐患暗伏。 因此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表现有三:其一,国内大民族(统治民族)主义在帝国意识的影响下日益加强, 对内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对外图谋别国领土和报复心理;其二,少数民族(被统治民族)的民族反抗情绪加剧,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高涨。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各民族被奴役分割的历史造成该地区民族、种族、宗教群体和领土的多次被肢解,民族利益的多次被侵害, 所以该地区各民族谋求解放的斗争和建立独立国家的热望中渗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

政治学家伯恩斯认为民族主义“它已经和种族主义,地方观念、固执、不宽容、迫害和狂热混杂在一起, „„它往往走向侵略,有时走向帝国主义。”;其三,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总的说来,大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是该时期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

第二次浪潮发生于20世纪50—70年代。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新进行组合,凡尔赛体系为雅尔塔体系所代替。以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局面。而且在阵营内部,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冲突是被所谓“意识形态共同体”掩饰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实质。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美国以二战中所形成的绝对威信, 对欧洲及亚洲一些国家实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将上述国家作为与苏联争霸的“铁幕”屏障。其矛盾表现为英、法、西德、日、意等国力图摆脱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和政治上的依从地位,以民族主义整合国民意识,以图重振国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以自我为中心,以老大哥地位自居,在处理与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关系上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将个人意志和斯大林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其矛盾表现为各国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桎梏,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走真正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苏南冲突、苏中论战、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的“十月事件”、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以及苏联与罗马尼亚、苏联与阿尔巴尼亚间的冲突和关系的恶化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的分歧,而且是对苏联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反弹,是上述国家反对苏联干涉本国内政、维护民族主权的民族主义的集中表现。 在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中,随着二战结束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民族国家的相继建立和独立,民族主义成为上述国家对抗美苏大国沙文主义的有力武器。一些国家以民族主义为唤起民族自尊和整合民族团结的武器,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政治平等权和经济自主权,有效地进行本国的现代化建设, 如拉美和北非的一些国家。此外, 伊斯兰世界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对世界的冲击令西方大为震惊。

美国政治学家汉斯・j ・摩根索曾指出:“20 世纪后半期的民族主义与传统通用这个名称的民族主义以及19 世纪民族运动中和民族国家里达到顶点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寻求使民族摆脱外来统治,从而使民族得到自己的国家。 ……今天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民族主义化的世界主义”,他的论述颇为贴切地概括了该时期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特点。

第三次大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该时期民族主义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地方分离主义运动,即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些非主体民族(或称少数民族)以民族主义为强化民族意识和对抗异族影响的武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争取民族自治以至分离权利。原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尤什科夫承认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分离主义正是从80 年代初逐渐膨胀起来, 也正是源于苏联一些民族的分离主义情绪的恶性膨胀而导致苏联大厦轰然倒塌。直至今日,在原苏联的版图上,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仍然是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中的主角。分离主义势力终于使南斯拉夫联盟解体,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永无胜者的波黑冲突,以及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之间的民族仇杀。连年的战乱等等使原苏联东欧地区成为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的一个大裂变场。此外,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的严重,还广泛地表现为中东、西亚和南部非洲的经久不息的民族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汹涌不止的难民浪潮,再度复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排外等。此外,西班牙

的巴斯克分离主义问题、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比利时的瓦隆族与佛兰芒族的语言之争问题、斯里兰卡的伊拉姆分离主义问题、加拿大魁北克的民族问题等等时时刺激着世界的神经。

因此,纵观世界历史发展,民族主义时而给每一个民族注入自强不息的生命力;时而又幻化为威胁和破坏国家统一稳定的分裂剂;时而成为整合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无形武器;时而成为导演各种冲突乃至战争的恶魔。所有这些,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基础,因为民族主义本身同时还具有强大的社会政治功能,这种功能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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