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和珅的生平，辩证探讨了后世对和珅所下的“贪腐”这一评价。并由权术、度势两个方面，层层递进，分析了和珅其人在领导力构建之上的长短得失，并结合现实，进行了延展思考。 关键词：和珅 贪腐 领导力 钮祜禄?和珅，年幼失怙，少贫无藉。乾隆四十年，得遇圣恩，过蒙拔擢，兼理军政，宠任冠朝，羽翼庙堂，其势喧然，二十年以往，以大火烹油亦难喻其盛也。和珅以妙才治世，以贪腐留名。世人多喜议论其家财之丰、拍马之奇，却难见其平叛之功、理藩之能、治国之精、察人之明。抛开其贤庸忠奸不谈，究析和珅为人行事本身，对领导力构建的探讨亦有助益。 一、贪腐之名 提起和珅，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通常是那深宅大院里的金银珠宝、绿瓦红墙，不绝的丝竹宴乐，连绵的瓜果酒酿。然而，和珅贪腐之名的事实真假，所敛资财多少众寡，或许都还尚需另作一番探讨。 据《清朝野史大观?和珅家财》等野史记载，和珅总财产是“二十亿两有奇，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阁臣，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而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提供的数额却是二亿三千万两。可见学界在和珅所贪财富数额上颇有出入，当前史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般集中在11亿两白银左右。同时，清乾隆一朝的财政收入多在每年6000万两到每年8000万两白银之间浮动，且多数年岁只有6000余万两。由此，若学界的观点坐实，和珅为官二十余年间，便聚敛了约等于乾隆朝十余年的财政收入。但参考嘉庆朝的迅速衰落，可见当时的国民生产不可能负担这样大肆的贪腐，反之真有这样一笔资财充实国库，嘉庆朝也决不至于衰败如斯。 参考为和珅所列的二十条罪状，多是“蒙蔽圣听”“为民争利”等颇有“莫须有”意味的条款。历史上诸如严嵩、刘瑾等大奸大恶之徒，其罪状中无一例外都有“私藏兵甲，意图谋反”的词句，与之相较，和珅的“罪行”真是温和了不少。唯一的解释，和珅所负的罪状已经是被栽赃修饰之后的结果。 再者，和珅为官二十年间，宠命优渥，兄弟子侄都加官晋爵，长子丰绅殷德甚至贵为驸马，实在缺少大肆贪腐的动机。但为何和珅“贪腐之名”被传说得如此热闹？原因有二。首先，当时自嘉庆帝以下，民间庙堂都对和珅盖棺论定，当然这里有和珅当权时没有妥善处理与未来储君关系的原因；再者，和珅执掌朝政多年，身处高位，兼居要职，实有贪腐的条件。这两点原因，一方面侧面反映了和珅执政理事之能，否则自然不足以往上取信帝君，往下羽翼朝廷；另一方面让我们见到的则是和珅审时度势之疲敝，与身为储君时的嘉庆帝不甚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为其人生事业的倾颓，埋下祸根。 二、权术之精 1.修身齐家 和珅九岁入咸安宫官学，精习满汉蒙藏四族语言，四书经注倒背如流，攻乾隆诗词，效仿其书法。及至掌权后，和珅又先后处置李侍尧案，创“议罪银”制度，筹措平叛粮饷，安排南巡事宜，领修《四库全书》，智斗英使马噶尔尼，主持禅位大典……件件都可圈可点。可见和珅深得宠信，兼数职于一身，并不是简单的善于奉迎可以解释。此外和珅的家庭生活也颇为圆满，夫妻敬慕，妻妾相和，伯埙仲篪，父慈子孝。 我们探讨领导力的构建时，通常关注的是“识人，用人”之事。而事实上，个人才能的完善，往往是“识人，用人”得以实现的基础。而当一个领导的地位已经确立，家庭生活的缺憾，也往往会让追随者难以生起切实的敬服感。着眼现实，真正身处高位的人物，是少有家庭生活不幸福的，哪怕那个幸福只是形式上的。所以，古人说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有内在先后逻辑的，而和珅，客观地讲，至少在前几项，是做得颇为成功的。 2.结友得人 事实上，和珅得势后，满朝上下未依附和珅者可谓凤毛麟角。要探明和珅结友得人之法，不妨由他几名关键的忠诚的追随者看来。和珅挑选的追随者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官二代”，如伊江阿、福长安、国泰之流；其二是怀才不遇，久试不中或少时困苦之人，如吴省兰两兄弟；其三则是能力平平、晋升难求甚至还身负罪行之人，苏凌阿、王亶望可谓其中“典范”。 和珅对招揽什么样的人，拥有相当清晰的认识。独木绝对是难以成林的，和珅知道欲成事，少不得别人的支持与呐喊。但朝中有能力又有背景的人物对和珅往往是不屑一顾的，而既有才干又有背景又能死心塌地追随自己的毕竟少有。所以和珅构建了一个“从实际出发”的追随者体系：有干事的（吴氏兄弟），有加油的（伊江阿），有忠心的（福长安），即便跃跃欲试的几个（王亶望、汪如龙）也被和珅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手腕收拾得服服帖帖。同时，和珅愿意分享荣誉和利益，让跟随他的人切实地实现了个人期望。确实的，只有幼稚的领导人才相信人们的跟随是单纯的因为其个人的魅力。 3.避敌驱敌 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达成这样一个共识，驱敌不如避敌，毕竟有“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说法。而避敌通常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体说来无非是由“敌人不能动我”到“敌人不敢动我”，再到“敌人不愿动我”，即是让敌人沦为斗争的旁观者。纵观和珅一生，有资格成为和珅敌人的也就寥寥四人：阿桂、永贵、刘墉、福康安。此四人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官二代”、“能力强”、“与和珅有矛盾”。和珅要让这些人不成为自己的敌人，确实颇有难度。于是和珅招揽的另一批“官二代”就发挥了作用：伊江阿是永贵的儿子，国泰的父亲是刘墉的老上司，福长安是福康安的胞弟。至于阿桂，首先阿桂和和珅正妻冯氏的爷爷英廉交好，其次和珅派弟弟和琳投入阿桂帐下并颇得其信任。上述四人，唯永贵弹劾过和珅一次，而这仅有的一次弹劾也因为其子伊江阿的告密，让和珅得以提前化解。之前所谈实为和珅“避敌”之法，若论和珅驱敌之术，不妨再以阿桂清查福康安心腹李天培假公济私为例。该案实为和珅令和琳先前上书弹劾，继而乾隆帝着阿桂查办，事后和琳获得拔擢，阿桂、福康安生隙，可谓一石二鸟，不可谓不高明。 三、度势之失 如果说权术是具备一个人在组织中构建领导力的方法，度势便是要辨识组织内部已达成共识的价值追求与潮流，悟道追寻的则是一个组织真正应该前进的方向。如果与组织内部的价值取向背离，无论在权术上多高的造诣，最终的结果都是难以称善的。在和珅的具体案例里，很显然在清王朝内部有个无上准则是不言而喻的：皇上就是对的，皇上认为对的自然就是对的。由此看来和珅在度势之上就有些虎头蛇尾了，他知乾隆帝是皇帝，是主上，是自己不可反抗甚至反手控制的对象，而对嘉庆帝就没有如此清晰的认识了。特别是乾隆帝晚年，和珅上书劝谏乾隆帝延时禅位，传话责罚八阿哥、十二阿哥以敲打嘉庆帝，以及在乾隆帝咒杀白莲教匪首时在嘉庆帝面前表现出与乾隆帝之间超凡的默契，都将他往偏离这一准绳的道路上越推越远。和珅的失误就在于没有紧跟组织的潮流，没有依据时间的变化，准确忖度组织内部的事态。 和珅识得能人，聚得良才，才足当政，智可理国，行事间与柳传志所谓“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亦颇有相合。客观来讲，称他做“合格的舵手”是并不为过的。这颗明星最后坠落于戛然，这里看来是因为其对组织未来走势与自身角色把控上颇有不足，根本上，还是战略把控与具体执行间不平衡的结果。由此，我们看到，为君为臣都实有不易，在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与组织架构中，我们更需且思且行。
摘要：本文基于和珅的生平，辩证探讨了后世对和珅所下的“贪腐”这一评价。并由权术、度势两个方面，层层递进，分析了和珅其人在领导力构建之上的长短得失，并结合现实，进行了延展思考。 关键词：和珅 贪腐 领导力 钮祜禄?和珅，年幼失怙，少贫无藉。乾隆四十年，得遇圣恩，过蒙拔擢，兼理军政，宠任冠朝，羽翼庙堂，其势喧然，二十年以往，以大火烹油亦难喻其盛也。和珅以妙才治世，以贪腐留名。世人多喜议论其家财之丰、拍马之奇，却难见其平叛之功、理藩之能、治国之精、察人之明。抛开其贤庸忠奸不谈，究析和珅为人行事本身，对领导力构建的探讨亦有助益。 一、贪腐之名 提起和珅，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通常是那深宅大院里的金银珠宝、绿瓦红墙，不绝的丝竹宴乐，连绵的瓜果酒酿。然而，和珅贪腐之名的事实真假，所敛资财多少众寡，或许都还尚需另作一番探讨。 据《清朝野史大观?和珅家财》等野史记载，和珅总财产是“二十亿两有奇，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阁臣，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而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提供的数额却是二亿三千万两。可见学界在和珅所贪财富数额上颇有出入，当前史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般集中在11亿两白银左右。同时，清乾隆一朝的财政收入多在每年6000万两到每年8000万两白银之间浮动，且多数年岁只有6000余万两。由此，若学界的观点坐实，和珅为官二十余年间，便聚敛了约等于乾隆朝十余年的财政收入。但参考嘉庆朝的迅速衰落，可见当时的国民生产不可能负担这样大肆的贪腐，反之真有这样一笔资财充实国库，嘉庆朝也决不至于衰败如斯。 参考为和珅所列的二十条罪状，多是“蒙蔽圣听”“为民争利”等颇有“莫须有”意味的条款。历史上诸如严嵩、刘瑾等大奸大恶之徒，其罪状中无一例外都有“私藏兵甲，意图谋反”的词句，与之相较，和珅的“罪行”真是温和了不少。唯一的解释，和珅所负的罪状已经是被栽赃修饰之后的结果。 再者，和珅为官二十年间，宠命优渥，兄弟子侄都加官晋爵，长子丰绅殷德甚至贵为驸马，实在缺少大肆贪腐的动机。但为何和珅“贪腐之名”被传说得如此热闹？原因有二。首先，当时自嘉庆帝以下，民间庙堂都对和珅盖棺论定，当然这里有和珅当权时没有妥善处理与未来储君关系的原因；再者，和珅执掌朝政多年，身处高位，兼居要职，实有贪腐的条件。这两点原因，一方面侧面反映了和珅执政理事之能，否则自然不足以往上取信帝君，往下羽翼朝廷；另一方面让我们见到的则是和珅审时度势之疲敝，与身为储君时的嘉庆帝不甚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为其人生事业的倾颓，埋下祸根。 二、权术之精 1.修身齐家 和珅九岁入咸安宫官学，精习满汉蒙藏四族语言，四书经注倒背如流，攻乾隆诗词，效仿其书法。及至掌权后，和珅又先后处置李侍尧案，创“议罪银”制度，筹措平叛粮饷，安排南巡事宜，领修《四库全书》，智斗英使马噶尔尼，主持禅位大典……件件都可圈可点。可见和珅深得宠信，兼数职于一身，并不是简单的善于奉迎可以解释。此外和珅的家庭生活也颇为圆满，夫妻敬慕，妻妾相和，伯埙仲篪，父慈子孝。 我们探讨领导力的构建时，通常关注的是“识人，用人”之事。而事实上，个人才能的完善，往往是“识人，用人”得以实现的基础。而当一个领导的地位已经确立，家庭生活的缺憾，也往往会让追随者难以生起切实的敬服感。着眼现实，真正身处高位的人物，是少有家庭生活不幸福的，哪怕那个幸福只是形式上的。所以，古人说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有内在先后逻辑的，而和珅，客观地讲，至少在前几项，是做得颇为成功的。 2.结友得人 事实上，和珅得势后，满朝上下未依附和珅者可谓凤毛麟角。要探明和珅结友得人之法，不妨由他几名关键的忠诚的追随者看来。和珅挑选的追随者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官二代”，如伊江阿、福长安、国泰之流；其二是怀才不遇，久试不中或少时困苦之人，如吴省兰两兄弟；其三则是能力平平、晋升难求甚至还身负罪行之人，苏凌阿、王亶望可谓其中“典范”。 和珅对招揽什么样的人，拥有相当清晰的认识。独木绝对是难以成林的，和珅知道欲成事，少不得别人的支持与呐喊。但朝中有能力又有背景的人物对和珅往往是不屑一顾的，而既有才干又有背景又能死心塌地追随自己的毕竟少有。所以和珅构建了一个“从实际出发”的追随者体系：有干事的（吴氏兄弟），有加油的（伊江阿），有忠心的（福长安），即便跃跃欲试的几个（王亶望、汪如龙）也被和珅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手腕收拾得服服帖帖。同时，和珅愿意分享荣誉和利益，让跟随他的人切实地实现了个人期望。确实的，只有幼稚的领导人才相信人们的跟随是单纯的因为其个人的魅力。 3.避敌驱敌 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达成这样一个共识，驱敌不如避敌，毕竟有“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说法。而避敌通常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体说来无非是由“敌人不能动我”到“敌人不敢动我”，再到“敌人不愿动我”，即是让敌人沦为斗争的旁观者。纵观和珅一生，有资格成为和珅敌人的也就寥寥四人：阿桂、永贵、刘墉、福康安。此四人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官二代”、“能力强”、“与和珅有矛盾”。和珅要让这些人不成为自己的敌人，确实颇有难度。于是和珅招揽的另一批“官二代”就发挥了作用：伊江阿是永贵的儿子，国泰的父亲是刘墉的老上司，福长安是福康安的胞弟。至于阿桂，首先阿桂和和珅正妻冯氏的爷爷英廉交好，其次和珅派弟弟和琳投入阿桂帐下并颇得其信任。上述四人，唯永贵弹劾过和珅一次，而这仅有的一次弹劾也因为其子伊江阿的告密，让和珅得以提前化解。之前所谈实为和珅“避敌”之法，若论和珅驱敌之术，不妨再以阿桂清查福康安心腹李天培假公济私为例。该案实为和珅令和琳先前上书弹劾，继而乾隆帝着阿桂查办，事后和琳获得拔擢，阿桂、福康安生隙，可谓一石二鸟，不可谓不高明。 三、度势之失 如果说权术是具备一个人在组织中构建领导力的方法，度势便是要辨识组织内部已达成共识的价值追求与潮流，悟道追寻的则是一个组织真正应该前进的方向。如果与组织内部的价值取向背离，无论在权术上多高的造诣，最终的结果都是难以称善的。在和珅的具体案例里，很显然在清王朝内部有个无上准则是不言而喻的：皇上就是对的，皇上认为对的自然就是对的。由此看来和珅在度势之上就有些虎头蛇尾了，他知乾隆帝是皇帝，是主上，是自己不可反抗甚至反手控制的对象，而对嘉庆帝就没有如此清晰的认识了。特别是乾隆帝晚年，和珅上书劝谏乾隆帝延时禅位，传话责罚八阿哥、十二阿哥以敲打嘉庆帝，以及在乾隆帝咒杀白莲教匪首时在嘉庆帝面前表现出与乾隆帝之间超凡的默契，都将他往偏离这一准绳的道路上越推越远。和珅的失误就在于没有紧跟组织的潮流，没有依据时间的变化，准确忖度组织内部的事态。 和珅识得能人，聚得良才，才足当政，智可理国，行事间与柳传志所谓“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亦颇有相合。客观来讲，称他做“合格的舵手”是并不为过的。这颗明星最后坠落于戛然，这里看来是因为其对组织未来走势与自身角色把控上颇有不足，根本上，还是战略把控与具体执行间不平衡的结果。由此，我们看到，为君为臣都实有不易，在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与组织架构中，我们更需且思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