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凯末尔改革_李丽颍

总第39期2001.3·历史与文化·试论凯末尔改革

李丽颍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一战结束之后,在面对协约国对土耳其进行肢解和希腊武装入侵的情况下,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在革命期间和建国之初,凯末尔在土耳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将土耳其推向现代化和世俗化,并在实践中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规定了方向。关键词:凯末尔;改革;世俗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37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01)03-0061-02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凯末尔之所以受到土耳其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不仅是因为凯末尔在土耳其最困难的时候能力挽狂澜,领导土耳其人民艰苦奋斗,使土耳其赢得新生,还由于凯末尔的远见卓识为土耳其的前进给予了正确的指导。这种远见卓识表现在凯末尔在确保土耳其的本土安全之后,果断地与协约国签定了协约,着手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并对土耳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土耳其输进了鲜活的血液。

是否能为一个国家带来真正独立,依靠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取决于自身能否发展。建国之后,凯末尔即着手改革。

一、凯末尔改革的主要内容

凯末尔认为封建神权是阻止土耳其国家进步的最大障碍,封建神权已使土耳其和文明社会隔离(这里的文明是指西方文明),封建神权已不能挽救一个国家的生存。

凯末尔从政治制度、法律、教育和社会生活等四个方面对土耳其进行了世俗化改革。

奥斯曼土耳其的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王权与神权融为一体,素丹与哈里发集权于一身。在革命时期,土尔期于1924年3月废除了哈里发制度,正式宣告土耳其封建君主专制和神权统治的结束。1928年,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国教地位被取消。

作者简介:李丽颍,女,兰州大学历史系。

1924年3月,土耳其政府废除了宗教法和宗教法院,确立了国民议会的立法地位。同年4月20日,又颁布了以民主共和制为指导的国家根本大法———《土耳其共和国宪法》。1926年2月,国民议会通过了根据瑞士民法草拟的土耳其民法,民法为以宗教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行为准则。

在旧土耳其,教育被教会所把持,虽然也有一些现代学校,但宗教学校仍占多数。1924年,大国民议会颁布教育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法令,规定学校必须向教育者提供非宗教的现代化教育。在社会生活方面,1925年9月,政府公布法令,凡是没有正式宗教职务的人,一律不许穿宗教袍服或佩戴宗教徽章,所有政府人员要穿戴世界文明国家所通用的服饰,即西服和礼帽。1925年11月底,政府又公布一项新的法令,要求所有的男人都要戴礼帽,凡是戴费兹帽的将要按刑事论罪。1925年11月26日,废除旧历,正式采用西方的历法和纪元,还确立了以24小时的国际时钟为唯一合法的计时法。

凯末尔在打击封建神权的同时,还进行了经济改革。1923年,凯末尔在一篇演说中提醒他的国民:“至今,我们的军队所取得的胜利不能被认为已使我们的国家得到真正的拯救,我们还应该为取得科学和经济方面的胜利而作好准备。”[1]《经济公约》于1923年2月在伊兹密尔举行的经济大会上通过,土

61

总第39期2001.3耳其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支持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33年,土耳其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二、对凯末尔改革的几点评价

1.凯末尔为土耳其选择世俗化发展方向具有非凡的远见和魄力。

近代以来,在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旨主义和世俗化成为两种并存的趋势。世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无论在科学技术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表现为强者为先。而奥斯曼土耳其与时代相比,则显得过于沉重,拖着庞大却不堪一击的躯壳蹒跚于历史之后。用一句话概括而言,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已失去生存和竞争的机制。而主要原因便在于宗教在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方面对人们的思维与行动进行层层包裹,使国家日益沉重落伍,没有生气。

在军事胜利之后,凯末尔毅然为土耳其选择了世俗化方向,凯末尔要为土耳其引进新的生存机制,将土耳其推向世界,在与世界共同前进中谋求自身的发展。而这一切并非一两个法令便可以改变,在凯末尔面前有着重重的困难。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无论在人们的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已内化为一种感情倾向。凯末尔曾问及一位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同僚对哈里发和素丹的态度是怎样的,这位同僚对凯末尔说:“在感情上和良心上我是离不开哈里发和素丹的,我有责任对君主继续表示忠诚,我对哈里发的感情是我受教育的结果。”[2]这足以看出土耳其人对哈里发的愚忠,而且世俗化改革不仅会引起本国人民本能的愤怒,还会招来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不满。哈里发制的废除也使土耳其不再拥有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这一切都在考验着凯末尔,而凯末尔以坚定的态度为土耳其选择了世俗化的方向。历史正是被这些有远见卓识且勇敢坚定的人所谱写的。

2.改革中的西化是为了促进民族的独立。凯末尔推行世俗化的目的是在于把国家推向现代化,为国家引进新的生存机制。而凯末尔在改革过程中都是以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为标准的,在抛弃旧的同时,进行了全盘西化,而全盘西化与土耳其民族的发展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在这方面凯末尔心里有三点明确的认识。首先,凯末尔承认现代西方文明的先进地位,西方征服世界靠的就是自身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强者为上,现实不会

·历史与文化·

因为哪个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而对他的现在表示同情。再者,土耳其要生存就要引进新的机制,给自身以活力。而这个新的机制在凯末尔看来就是要向西方靠拢,只有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能挽救土耳其。第三,凯末尔明确强调西化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促进自身发展,为自己赢得真正独立的资本,而绝非倒向西方。

凯末尔在改革过程中表现的极端西化这一点在现代史的改革浪潮中是非常显著的,但凯末尔的极端西化是由于凯末尔深感土耳其的落后和凯末尔极端化的性格造成的。凯末尔的出发点是为了民族独立,而且也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3.凯末尔改革过于极端化。

凯末尔无比坚定,极具活力,充沛的精力使他在不畏险阻的同时,又显得有些极端化。他选择了民族解放道路,便全力以赴;他选择了世俗化和现代化,便不畏险阻,坚决推行。

但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和民族感情,凯末尔在世俗化改革和向西方看齐方面则显得过于偏激。例如,废除宗教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是非常应该的,但是,在整齐划一穿西装戴礼帽方面,则显得没有必要。

凯末尔改革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以世俗化为主要内容,废除了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传统地位,力争从政治体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国家推向现代化,而在推向现代化方面,则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的。凯末尔改革虽是以世俗化为主要内容,但也涉及经济领域。不管对凯末尔改革有何种评价,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凯末尔改革的历史功绩:现代土耳其在各个方面所遵循的原则,基本上是凯末尔时代留下的。戴维森在《从瓦解到新生》中这样写道:“虽然土耳其在他(指凯末尔———引者注)死后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这个国家所遵循的原则基本上还是他生前制定的指导方针:建立及捍卫疆域有限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启迪土耳其人民的民族意识;摆脱伊斯兰教对国家法律和教育的控制;不但要物质生活西化,人们的思想及风俗习惯也要西化……”注释:

①(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267.②同上.

③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M].北京:学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井 虹〕

[3]

总第39期2001.3·历史与文化·试论凯末尔改革

李丽颍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一战结束之后,在面对协约国对土耳其进行肢解和希腊武装入侵的情况下,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在革命期间和建国之初,凯末尔在土耳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将土耳其推向现代化和世俗化,并在实践中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规定了方向。关键词:凯末尔;改革;世俗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37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01)03-0061-02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凯末尔之所以受到土耳其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不仅是因为凯末尔在土耳其最困难的时候能力挽狂澜,领导土耳其人民艰苦奋斗,使土耳其赢得新生,还由于凯末尔的远见卓识为土耳其的前进给予了正确的指导。这种远见卓识表现在凯末尔在确保土耳其的本土安全之后,果断地与协约国签定了协约,着手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并对土耳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土耳其输进了鲜活的血液。

是否能为一个国家带来真正独立,依靠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取决于自身能否发展。建国之后,凯末尔即着手改革。

一、凯末尔改革的主要内容

凯末尔认为封建神权是阻止土耳其国家进步的最大障碍,封建神权已使土耳其和文明社会隔离(这里的文明是指西方文明),封建神权已不能挽救一个国家的生存。

凯末尔从政治制度、法律、教育和社会生活等四个方面对土耳其进行了世俗化改革。

奥斯曼土耳其的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王权与神权融为一体,素丹与哈里发集权于一身。在革命时期,土尔期于1924年3月废除了哈里发制度,正式宣告土耳其封建君主专制和神权统治的结束。1928年,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国教地位被取消。

作者简介:李丽颍,女,兰州大学历史系。

1924年3月,土耳其政府废除了宗教法和宗教法院,确立了国民议会的立法地位。同年4月20日,又颁布了以民主共和制为指导的国家根本大法———《土耳其共和国宪法》。1926年2月,国民议会通过了根据瑞士民法草拟的土耳其民法,民法为以宗教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行为准则。

在旧土耳其,教育被教会所把持,虽然也有一些现代学校,但宗教学校仍占多数。1924年,大国民议会颁布教育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法令,规定学校必须向教育者提供非宗教的现代化教育。在社会生活方面,1925年9月,政府公布法令,凡是没有正式宗教职务的人,一律不许穿宗教袍服或佩戴宗教徽章,所有政府人员要穿戴世界文明国家所通用的服饰,即西服和礼帽。1925年11月底,政府又公布一项新的法令,要求所有的男人都要戴礼帽,凡是戴费兹帽的将要按刑事论罪。1925年11月26日,废除旧历,正式采用西方的历法和纪元,还确立了以24小时的国际时钟为唯一合法的计时法。

凯末尔在打击封建神权的同时,还进行了经济改革。1923年,凯末尔在一篇演说中提醒他的国民:“至今,我们的军队所取得的胜利不能被认为已使我们的国家得到真正的拯救,我们还应该为取得科学和经济方面的胜利而作好准备。”[1]《经济公约》于1923年2月在伊兹密尔举行的经济大会上通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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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39期2001.3耳其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支持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33年,土耳其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二、对凯末尔改革的几点评价

1.凯末尔为土耳其选择世俗化发展方向具有非凡的远见和魄力。

近代以来,在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旨主义和世俗化成为两种并存的趋势。世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无论在科学技术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表现为强者为先。而奥斯曼土耳其与时代相比,则显得过于沉重,拖着庞大却不堪一击的躯壳蹒跚于历史之后。用一句话概括而言,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已失去生存和竞争的机制。而主要原因便在于宗教在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方面对人们的思维与行动进行层层包裹,使国家日益沉重落伍,没有生气。

在军事胜利之后,凯末尔毅然为土耳其选择了世俗化方向,凯末尔要为土耳其引进新的生存机制,将土耳其推向世界,在与世界共同前进中谋求自身的发展。而这一切并非一两个法令便可以改变,在凯末尔面前有着重重的困难。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无论在人们的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已内化为一种感情倾向。凯末尔曾问及一位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同僚对哈里发和素丹的态度是怎样的,这位同僚对凯末尔说:“在感情上和良心上我是离不开哈里发和素丹的,我有责任对君主继续表示忠诚,我对哈里发的感情是我受教育的结果。”[2]这足以看出土耳其人对哈里发的愚忠,而且世俗化改革不仅会引起本国人民本能的愤怒,还会招来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不满。哈里发制的废除也使土耳其不再拥有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这一切都在考验着凯末尔,而凯末尔以坚定的态度为土耳其选择了世俗化的方向。历史正是被这些有远见卓识且勇敢坚定的人所谱写的。

2.改革中的西化是为了促进民族的独立。凯末尔推行世俗化的目的是在于把国家推向现代化,为国家引进新的生存机制。而凯末尔在改革过程中都是以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为标准的,在抛弃旧的同时,进行了全盘西化,而全盘西化与土耳其民族的发展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在这方面凯末尔心里有三点明确的认识。首先,凯末尔承认现代西方文明的先进地位,西方征服世界靠的就是自身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强者为上,现实不会

·历史与文化·

因为哪个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而对他的现在表示同情。再者,土耳其要生存就要引进新的机制,给自身以活力。而这个新的机制在凯末尔看来就是要向西方靠拢,只有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能挽救土耳其。第三,凯末尔明确强调西化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促进自身发展,为自己赢得真正独立的资本,而绝非倒向西方。

凯末尔在改革过程中表现的极端西化这一点在现代史的改革浪潮中是非常显著的,但凯末尔的极端西化是由于凯末尔深感土耳其的落后和凯末尔极端化的性格造成的。凯末尔的出发点是为了民族独立,而且也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3.凯末尔改革过于极端化。

凯末尔无比坚定,极具活力,充沛的精力使他在不畏险阻的同时,又显得有些极端化。他选择了民族解放道路,便全力以赴;他选择了世俗化和现代化,便不畏险阻,坚决推行。

但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和民族感情,凯末尔在世俗化改革和向西方看齐方面则显得过于偏激。例如,废除宗教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是非常应该的,但是,在整齐划一穿西装戴礼帽方面,则显得没有必要。

凯末尔改革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以世俗化为主要内容,废除了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传统地位,力争从政治体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国家推向现代化,而在推向现代化方面,则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的。凯末尔改革虽是以世俗化为主要内容,但也涉及经济领域。不管对凯末尔改革有何种评价,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凯末尔改革的历史功绩:现代土耳其在各个方面所遵循的原则,基本上是凯末尔时代留下的。戴维森在《从瓦解到新生》中这样写道:“虽然土耳其在他(指凯末尔———引者注)死后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这个国家所遵循的原则基本上还是他生前制定的指导方针:建立及捍卫疆域有限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启迪土耳其人民的民族意识;摆脱伊斯兰教对国家法律和教育的控制;不但要物质生活西化,人们的思想及风俗习惯也要西化……”注释:

①(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267.②同上.

③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M].北京:学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井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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