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在贵州的甲坝民族小学我看到了让我眼涌热泪和终身难忘的一幕幕。 当城市里的孩子将整只的“巨无霸”毫不可惜地丢弃时，甲坝民族小学的孩子却一日三餐捧着白米饭就着足以让人吐舌头的辣椒，或生怕多倒而小心翼翼地在米饭中放进一点已没了味的酱油权当佐料欺骗着自己的味蕾。 我的手在掀开小学四年级学生王线的大木箱时感到了无力，那个用她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的大木箱里存放的东西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根本没有上锁的必要。小半碗几乎不够这个羸弱的小女孩吃一顿的大米、小罐头瓶中储存的一点辣椒酱、5片白菜叶是大木箱里的全部内容。站在旁边的李家明老师告诉我，大米的量再多一点点就是王线一周的全部食物。 每周放假，王线都要走40里山路从家里背回一个星期的口粮。打开王线的饭盒，里面除了凉米饭就是辣椒酱。在征得王线的同意后，我用小勺尝了一口她的辣椒米饭，一入口那辣味就迅速从舌尖向舌根蔓延，到咽喉时我已顾不得什么了，不断地吐着舌头并用手扇着风。不知是太辣还是激动，就觉得眼里有液体要向外涌。 白米饭辣椒不只是王线的中餐，还是晚餐。甲坝民族小学的516名学生每天、每月的每―顿吃的都是这些，要变花样也就是有时把辣椒酱换成酱油或在锅上蒸米饭的同时在白水中煮点没有油腥的土豆、白菜佐餐。 当城市里的孩子享受着四季恒温的教室仍须早接晚送时，甲坝民族小学的孩子却三个或五个蜷缩在一卷旧棉絮中，陪伴他们的没有低回的童谣，只有穿过屋顶眨着眼的星星。大家共同的心愿是下雨时再不要抱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挨过一夜，因为第二天课堂上会打瞌睡。 王线、王艳玲、杨朝芳除了上课、吃饭在一起，睡觉也是无法分开的，因为学校宿舍实在太有限，她们三个人必须挤在一张木板床上。已有20多年历史的老屋早已在风吹雨淋下露了天，老屋是根本无法挡住隔三岔五就不约而至的雨水的，王线她们只好把床挪到漏雨稍少的那一边。我打开她们的木箱时发现，长期被雨水浸泡的木箱已有些发朽了。和王线她们面临着同样困扰的还有另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男生宿舍，我走进去时稍过了会儿眼睛才适应过来，但从各个床上伸出的小脑袋却先吓了我一跳。拖着青鼻涕的、有些害羞转过脸的、带着惊疑眼神的男生挤挤挨挨在一起，他们出门都要从床上翻过。最后我才数清楚，每一张床上都睡着三四个吃着白米饭、盖着旧棉絮、晚上数着星星睡去的男孩。李老师告诉我，这里有下到二年级上至初三的瞪个男生，若遇漏雨他们比女生还困难，大家要抱着自己的棉被挤在角落里挨过一晚。年平均气温13．6摄氏度的摆榜乡的屋里是不生火供暖的，孩子们三五个盖着一床发黑的棉被的另一个好处是大家可以相互用体温取暖。 在学校惟一的教学楼的楼梯下住着四个女孩：李瑞珍、何贵菊、唐敏、唐群。从脸色上就可以明显看出她们的营养不良。已经上初三的她们要比城里孩子明显矮一大截，但就是这样，进出这个所谓的小屋时她们还是要弯腰低头。但讲起小屋，她们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小屋的最大优点就是下雨不用手忙脚乱地四处躲藏。此时，她们正用没倒油的辣椒酱炒米饭。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急急地从身上掏出了仅有的100元钱塞到了她们的手中赶快离开了这间楼梯宿舍，中央电视台的同行的王越也不忍心再拍下去脱下御寒的棉衣递了过去。 我在甲坝民族小学的黑板上没有发现老师板书后的任何残迹，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原来，甲坝的高寒多雨使他们这儿长年处于雾气笼罩之中，教师们必须抓紧有限的晴天来上课，而在大雾天中，学生们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赶紧抄完黑板上的板书，要不雾滴在凝聚后就会把粉笔字冲刷模糊，而老师则要赶紧把字擦掉，要不沾水的黑板再要写字就万分困难了。 学习条件艰苦对于老师和孩子们来说都可以用意志去克服，但让老师们痛心的是孩子们的失学。一般第一学期孩子们到的比较齐，但第二学期就有人无影无踪了。今年有7个学生考上了高中，但报名去的只有3个，其余4个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而放弃了，他们的最终命运是在家种田放牛或出外打工。我虽没有见到他们，但却能深深地感到他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的是一种叫无望的东西。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程淑琴秘书长深情地告诉了我她在西部考察时一次至今想起仍会眼眶发潮的事情。当面对一个班30个同学人人捏着一个无法再削的铅笔头，埋头在昏暗的教室里认真听讲、写画时，她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转身跑到村里惟一一个估计掏出300元就能包下全部货物的小卖部里买来一大捆新铅笔，郑重地发到每一个同学的手中。但她惊奇地发现，整个教室中没有一个人扔掉手中的微型铅笔，他们都将新铅笔悄悄地放进了书包的深处。现在，秘书长还珍藏了其中的一只铅笔头，在为西部儿童四处募捐劳累时，她会拿出那个捏不住的铅笔头看看，想想那一幕后就又开始了毫无停歇的奔波。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在那一双双一如西部的天空般纯净的眼睛面前都无法坦然面对。这时，我就想，我的描述能否转化成一种力量，哪怕是十分微小，去改变哪怕是一个孩子或母亲的命运呢? (周飞飞摘自《读写月报》2005年第3期)
2004年，在贵州的甲坝民族小学我看到了让我眼涌热泪和终身难忘的一幕幕。 当城市里的孩子将整只的“巨无霸”毫不可惜地丢弃时，甲坝民族小学的孩子却一日三餐捧着白米饭就着足以让人吐舌头的辣椒，或生怕多倒而小心翼翼地在米饭中放进一点已没了味的酱油权当佐料欺骗着自己的味蕾。 我的手在掀开小学四年级学生王线的大木箱时感到了无力，那个用她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的大木箱里存放的东西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根本没有上锁的必要。小半碗几乎不够这个羸弱的小女孩吃一顿的大米、小罐头瓶中储存的一点辣椒酱、5片白菜叶是大木箱里的全部内容。站在旁边的李家明老师告诉我，大米的量再多一点点就是王线一周的全部食物。 每周放假，王线都要走40里山路从家里背回一个星期的口粮。打开王线的饭盒，里面除了凉米饭就是辣椒酱。在征得王线的同意后，我用小勺尝了一口她的辣椒米饭，一入口那辣味就迅速从舌尖向舌根蔓延，到咽喉时我已顾不得什么了，不断地吐着舌头并用手扇着风。不知是太辣还是激动，就觉得眼里有液体要向外涌。 白米饭辣椒不只是王线的中餐，还是晚餐。甲坝民族小学的516名学生每天、每月的每―顿吃的都是这些，要变花样也就是有时把辣椒酱换成酱油或在锅上蒸米饭的同时在白水中煮点没有油腥的土豆、白菜佐餐。 当城市里的孩子享受着四季恒温的教室仍须早接晚送时，甲坝民族小学的孩子却三个或五个蜷缩在一卷旧棉絮中，陪伴他们的没有低回的童谣，只有穿过屋顶眨着眼的星星。大家共同的心愿是下雨时再不要抱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挨过一夜，因为第二天课堂上会打瞌睡。 王线、王艳玲、杨朝芳除了上课、吃饭在一起，睡觉也是无法分开的，因为学校宿舍实在太有限，她们三个人必须挤在一张木板床上。已有20多年历史的老屋早已在风吹雨淋下露了天，老屋是根本无法挡住隔三岔五就不约而至的雨水的，王线她们只好把床挪到漏雨稍少的那一边。我打开她们的木箱时发现，长期被雨水浸泡的木箱已有些发朽了。和王线她们面临着同样困扰的还有另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男生宿舍，我走进去时稍过了会儿眼睛才适应过来，但从各个床上伸出的小脑袋却先吓了我一跳。拖着青鼻涕的、有些害羞转过脸的、带着惊疑眼神的男生挤挤挨挨在一起，他们出门都要从床上翻过。最后我才数清楚，每一张床上都睡着三四个吃着白米饭、盖着旧棉絮、晚上数着星星睡去的男孩。李老师告诉我，这里有下到二年级上至初三的瞪个男生，若遇漏雨他们比女生还困难，大家要抱着自己的棉被挤在角落里挨过一晚。年平均气温13．6摄氏度的摆榜乡的屋里是不生火供暖的，孩子们三五个盖着一床发黑的棉被的另一个好处是大家可以相互用体温取暖。 在学校惟一的教学楼的楼梯下住着四个女孩：李瑞珍、何贵菊、唐敏、唐群。从脸色上就可以明显看出她们的营养不良。已经上初三的她们要比城里孩子明显矮一大截，但就是这样，进出这个所谓的小屋时她们还是要弯腰低头。但讲起小屋，她们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小屋的最大优点就是下雨不用手忙脚乱地四处躲藏。此时，她们正用没倒油的辣椒酱炒米饭。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急急地从身上掏出了仅有的100元钱塞到了她们的手中赶快离开了这间楼梯宿舍，中央电视台的同行的王越也不忍心再拍下去脱下御寒的棉衣递了过去。 我在甲坝民族小学的黑板上没有发现老师板书后的任何残迹，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原来，甲坝的高寒多雨使他们这儿长年处于雾气笼罩之中，教师们必须抓紧有限的晴天来上课，而在大雾天中，学生们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赶紧抄完黑板上的板书，要不雾滴在凝聚后就会把粉笔字冲刷模糊，而老师则要赶紧把字擦掉，要不沾水的黑板再要写字就万分困难了。 学习条件艰苦对于老师和孩子们来说都可以用意志去克服，但让老师们痛心的是孩子们的失学。一般第一学期孩子们到的比较齐，但第二学期就有人无影无踪了。今年有7个学生考上了高中，但报名去的只有3个，其余4个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而放弃了，他们的最终命运是在家种田放牛或出外打工。我虽没有见到他们，但却能深深地感到他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的是一种叫无望的东西。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程淑琴秘书长深情地告诉了我她在西部考察时一次至今想起仍会眼眶发潮的事情。当面对一个班30个同学人人捏着一个无法再削的铅笔头，埋头在昏暗的教室里认真听讲、写画时，她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转身跑到村里惟一一个估计掏出300元就能包下全部货物的小卖部里买来一大捆新铅笔，郑重地发到每一个同学的手中。但她惊奇地发现，整个教室中没有一个人扔掉手中的微型铅笔，他们都将新铅笔悄悄地放进了书包的深处。现在，秘书长还珍藏了其中的一只铅笔头，在为西部儿童四处募捐劳累时，她会拿出那个捏不住的铅笔头看看，想想那一幕后就又开始了毫无停歇的奔波。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在那一双双一如西部的天空般纯净的眼睛面前都无法坦然面对。这时，我就想，我的描述能否转化成一种力量，哪怕是十分微小，去改变哪怕是一个孩子或母亲的命运呢? (周飞飞摘自《读写月报》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