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 刘悠扬
1965年，钱穆突然向倾注16年心血的香港新亚书院辞职，个中原因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这一个谜，借由钱穆新亚时期的弟子、《中国经济史》一书记录整理者叶龙先生的讲述，得到了详尽补充。
“余自新亚决定参加大学，去意亦早定。”在钱穆88岁高龄出版的自传《八十忆双亲·师生杂忆》中，他对这一段历史，只以这一句淡淡带过。
但实际上，叶龙老先生告诉深圳商报记者，钱穆先生之所以离开新亚，其根本原因，既不是英文水准低的问题，也不是不屑于殖民地行政模式的干预，而是新亚书院内部的复杂人事纠纷。眼见“新亚精神”渐渐变质，一切与“平日怀抱的做人理想不符”，钱穆无力回天，终于灰心离去。
“香港中文大学”一名得自钱穆
新亚之变，要先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说起。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叶龙解释说，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
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争乃原则性者，他日物色校长人选，余决不参一议。”当时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通粤语，读中国书，曾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
当时，钱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轻视。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这首广为流传的《新亚校歌》，歌词是钱穆亲自写的。“香港原来是殖民地社会，钱先生办了新亚，才有一个学校专门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这个影响很大。后来新亚成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确实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叶龙说，钱穆心心念念的，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仍然无法统一，“他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当年新亚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穆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名定为“中文大学”，他还与富尔敦约定，新亚研究所将成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写入新大学创建法规中。
放弃退休金，辞职以示气节
然而，正是钱穆力主的中国人校长李卓敏，在中大正式合并之后，与他的办学理念发生了明显分歧。
叶龙回忆说，钱穆一心想将西洋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办一所特殊的中文大学；而李卓敏则要办一个普通的中文大学。
李卓敏到任后，新亚、崇基、联合三院院长每周开一次联席会议，如果遇到意见分歧，便举手表决，当场通过，没有机会再议。钱穆再也不能延续他秉持的“新亚精神”，再加上成员背景复杂，各方制衡，在一次次联席会议上，他离自己的办学理想，越来越远。
晚年，钱穆回忆这段时光，曾万般无奈地写道，“（我）与富尔敦以前彼此讨论商榷之情形，今则渺不可得矣。”
1965年，钱穆提出辞呈。“李卓敏对他讲，如果辞职，便无法补发新亚自成立以来未发的薪水，如果退休，则可以补领薪水，还能领一笔数十万港元的退休金。” 叶龙说，但钱先生宁可放弃大笔退休金，也要辞职以示气节，念及他晚年凄凉，实在感慨良多。
9年后，余英时从美国返港，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时，遭遇“改制风波”，其实正是钱穆辞职离开新亚一事的延续。
余英时曾对“改制风波”有一番评价，也可看做钱穆离开新亚的一个脚注。他说：“问题也不是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很脏很臭的殖民心态，另一边是伟大儒家理想，是现实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坏了传统那么简单。”不管是钱穆辞职，还是余英时后来的抗争，背后依然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孰优孰劣的争执。
钱穆当时“腹背受敌”
更糟的，是来自新亚内部的排挤。
学者罗慷烈是钱穆在香港的唯一挚友，两人数年通信达80余封。他曾对叶龙提及，“钱先生在中文大学受到排挤”。
起初叶龙还不信，“上世纪50年代，钱先生多次对我说，退休后把新亚院长之位传给唐君毅。后来他发现唐私人门户之见过重，任人唯亲，最终连副院长都没给他，还把当时刚从台湾教育部门离开的学者吴俊升请来，接自己的班。为此，唐君毅一直耿耿于怀。”
再加上，二人学术思想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唐君毅自居‘唐派’，他一直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韩愈，传到我老师熊十力，下面就是我唐君毅。钱先生却认为，孔子的学问谁都可以学，为什么一定要分派别、分门户？”叶龙告诉记者，钱穆辞职以后，唐君毅掌管新亚研究所。叶龙说，“凡钱先生的学生，一概炒鱿鱼；凡钱先生的意见，一概反对；恨不能把‘新亚书院’变成‘唐君毅书院’。”
叶龙也因此成了“炮灰”。1968年，他和另一位钱穆的学生王兆麟被裁员。因为唐君毅刻意为难，一直没有拿到中大学士、硕士学位（注：此前新亚的学历不被香港政府承认），无处觅职。
“钱先生最没想到的，是他请回来的副院长吴俊升，为了取而代之，暗中和唐君毅联合排挤他。”叶龙感慨，一派搞政治，一派搞学术派别，钱先生左右掣肘，十分难受，可以说是“腹背受敌”。
叶龙还记得，1966年，钱穆虽然已辞职，但还住在香港沙田。听说叶龙为了学位一事找唐君毅理论，闹得沸沸扬扬，于是托人带话给叶龙。
“钱先生偷偷对我讲：‘我老了，他们欺负我，我没有办法，你吵吵也好。’”这是叶龙第一次从钱穆口中证实，他离开新亚最婉曲的心理动因。
转网络
深圳商报记者 刘悠扬
1965年，钱穆突然向倾注16年心血的香港新亚书院辞职，个中原因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这一个谜，借由钱穆新亚时期的弟子、《中国经济史》一书记录整理者叶龙先生的讲述，得到了详尽补充。
“余自新亚决定参加大学，去意亦早定。”在钱穆88岁高龄出版的自传《八十忆双亲·师生杂忆》中，他对这一段历史，只以这一句淡淡带过。
但实际上，叶龙老先生告诉深圳商报记者，钱穆先生之所以离开新亚，其根本原因，既不是英文水准低的问题，也不是不屑于殖民地行政模式的干预，而是新亚书院内部的复杂人事纠纷。眼见“新亚精神”渐渐变质，一切与“平日怀抱的做人理想不符”，钱穆无力回天，终于灰心离去。
“香港中文大学”一名得自钱穆
新亚之变，要先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说起。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叶龙解释说，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
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争乃原则性者，他日物色校长人选，余决不参一议。”当时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通粤语，读中国书，曾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
当时，钱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轻视。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这首广为流传的《新亚校歌》，歌词是钱穆亲自写的。“香港原来是殖民地社会，钱先生办了新亚，才有一个学校专门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这个影响很大。后来新亚成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确实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叶龙说，钱穆心心念念的，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仍然无法统一，“他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当年新亚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穆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名定为“中文大学”，他还与富尔敦约定，新亚研究所将成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写入新大学创建法规中。
放弃退休金，辞职以示气节
然而，正是钱穆力主的中国人校长李卓敏，在中大正式合并之后，与他的办学理念发生了明显分歧。
叶龙回忆说，钱穆一心想将西洋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办一所特殊的中文大学；而李卓敏则要办一个普通的中文大学。
李卓敏到任后，新亚、崇基、联合三院院长每周开一次联席会议，如果遇到意见分歧，便举手表决，当场通过，没有机会再议。钱穆再也不能延续他秉持的“新亚精神”，再加上成员背景复杂，各方制衡，在一次次联席会议上，他离自己的办学理想，越来越远。
晚年，钱穆回忆这段时光，曾万般无奈地写道，“（我）与富尔敦以前彼此讨论商榷之情形，今则渺不可得矣。”
1965年，钱穆提出辞呈。“李卓敏对他讲，如果辞职，便无法补发新亚自成立以来未发的薪水，如果退休，则可以补领薪水，还能领一笔数十万港元的退休金。” 叶龙说，但钱先生宁可放弃大笔退休金，也要辞职以示气节，念及他晚年凄凉，实在感慨良多。
9年后，余英时从美国返港，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时，遭遇“改制风波”，其实正是钱穆辞职离开新亚一事的延续。
余英时曾对“改制风波”有一番评价，也可看做钱穆离开新亚的一个脚注。他说：“问题也不是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很脏很臭的殖民心态，另一边是伟大儒家理想，是现实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坏了传统那么简单。”不管是钱穆辞职，还是余英时后来的抗争，背后依然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孰优孰劣的争执。
钱穆当时“腹背受敌”
更糟的，是来自新亚内部的排挤。
学者罗慷烈是钱穆在香港的唯一挚友，两人数年通信达80余封。他曾对叶龙提及，“钱先生在中文大学受到排挤”。
起初叶龙还不信，“上世纪50年代，钱先生多次对我说，退休后把新亚院长之位传给唐君毅。后来他发现唐私人门户之见过重，任人唯亲，最终连副院长都没给他，还把当时刚从台湾教育部门离开的学者吴俊升请来，接自己的班。为此，唐君毅一直耿耿于怀。”
再加上，二人学术思想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唐君毅自居‘唐派’，他一直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韩愈，传到我老师熊十力，下面就是我唐君毅。钱先生却认为，孔子的学问谁都可以学，为什么一定要分派别、分门户？”叶龙告诉记者，钱穆辞职以后，唐君毅掌管新亚研究所。叶龙说，“凡钱先生的学生，一概炒鱿鱼；凡钱先生的意见，一概反对；恨不能把‘新亚书院’变成‘唐君毅书院’。”
叶龙也因此成了“炮灰”。1968年，他和另一位钱穆的学生王兆麟被裁员。因为唐君毅刻意为难，一直没有拿到中大学士、硕士学位（注：此前新亚的学历不被香港政府承认），无处觅职。
“钱先生最没想到的，是他请回来的副院长吴俊升，为了取而代之，暗中和唐君毅联合排挤他。”叶龙感慨，一派搞政治，一派搞学术派别，钱先生左右掣肘，十分难受，可以说是“腹背受敌”。
叶龙还记得，1966年，钱穆虽然已辞职，但还住在香港沙田。听说叶龙为了学位一事找唐君毅理论，闹得沸沸扬扬，于是托人带话给叶龙。
“钱先生偷偷对我讲：‘我老了，他们欺负我，我没有办法，你吵吵也好。’”这是叶龙第一次从钱穆口中证实，他离开新亚最婉曲的心理动因。
转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