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06-26 09:26 作者:谌旭彬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6176次
岳家军也同样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不愿意与朝廷合作。绍兴七年，张浚曾打算征讨伪齐收复中原，因此与四大家军统帅——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在龟山举行高级军事会议。统帅们的态度迥异，“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张俊曰都督欲战则战，欲守则守。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诚如日本学者寺地遵所言：“张浚揭大义名分，主张恢复中原，然而不论他如何鼓舞，四大将仍各怀异志，岳飞明白表示反对，刘光世、张俊则消极抵制，都不愿与张浚合作。”…[详细]
河南汤阴岳飞庙，“忠孝”二字是岳飞帝制时代的身后形象。但在生前，高宗及士大夫多指责岳飞“跋扈”。
解散岳家军，不但是主和派秦桧的意见，也是主战派张浚、赵鼎等人的意见
了解到上述背景，即不难发现，把岳飞与秦桧之间的矛盾，当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是对南宋初年历史的最大误解。解决包括岳飞和岳家军在内的“家军问题”，早在秦桧当政之前就已展开。动第一刀的，正是主战派宰相张浚。龟山高级军事会议后，张浚决定拿最为消极避战的刘光世军开刀，但刘家军甫一解散，半数以上的部队就叛逃到了敌国。这场变故虽然暂时中止了朝廷解散家军的步伐，但却无疑更坚定了朝廷军队国家化的决心。继任的另一位主战派宰相赵鼎，有鉴于直接炒掉家军领袖的教训，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抚循偏裨”，即奖掖家军中的偏将，鼓励他们从家军中独立出来，进而使整个家军解体。但这一手段效果甚微，张俊等家军统帅有所防备，并提出抗议，使得朝廷“终不能得其柄”；家军统帅们继续我行我素，张俊在绍兴八年擅自将军队从前线撤回皇帝所在的后方，各方震动，几乎酿成兵变，但“朝廷亦不能诘”；同年，岳飞向高宗要求增兵时，高宗的回答很明确：现在家军规模过大，已是尾大不掉，与其增兵给大将们，不如另设直属中央政府的新部队。
继赵鼎之后出任宰相的秦桧，终于在绍兴十一年成功解散了三大家军。秦桧赖以取得成功的手段有三：1、借战事大捷之机，加授各家军统帅中央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头衔；2、继续推行“抚循偏裨”政策；3、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秦桧以独掌兵权为诱饵贿赂张俊，麻痹张俊戒心的同时，也离间了家军之间的统一战线，秦桧后来拒绝兑现承诺，已失兵权的张俊也无可奈何。具体到岳家军，之所以能够被和平解散，所依赖的并非岳飞个人的克制或者深明大义，而在于军中将校不堪重压，期待独立已久，正如南宋人周密所言：家军中诸将校苦战多年，许多人已做到按察使这样的高官，但他们出自行伍，必须父事家军大将，见家军大将常不敢抬头，这种严厉的等级关系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其中尤以岳家军等级纪律最严，将校犯错，大则诛杀，小则挞鞭痛毒。朝廷解散家军、将其全部统属御林军的诏令下达后，“诸校新免所隶事，或许自结知天子，人人便宽喜共命”，将校们既能够免除家军统帅的压迫，更能由家臣升格为天子之臣，喜而从命，是很自然的事情。
张浚和赵鼎，是南宋初年著名的主战派宰相，自张浚到赵鼎到秦桧，他们任期内最重要的工作，即解散家军使之国家化。也就是说，岳飞与主和派秦桧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存在于岳飞与主战派张浚、赵鼎之间。解散岳家军，在当日实乃众望所归之事。即如金人，也承认解散家军之后，南宋的国防力量整体上了一个台阶，再难采取利用家军嫌隙各个击破的战术。岳家军的资产也很值得一提。高宗曾透露其总资产高达2000万贯，而据派去处理岳家军资产的鲍琚的统计，岳家军的主要财源有三：每年可收160多万贯钱的14个酒库；每年可收41万多贯的博易场等，以及每年可收稻谷18万石的田产——而在高宗初年，每年财政收入尚不足1000万贯。高宗末年，年财政收入激增至6400万贯，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对家军的接收。不解散家军，则南宋政权也无法建立起自己完整的财政体系。
综上所述：1、岳家军的对金战绩颇多夸张，其主战态度也并非始终如一；2、从南宋的国家利益考虑，岳家军应该被解散，其解散也是众望所归；3、岳飞本人并无主动促成家军国家化的任何意愿，考虑到战争是家军存在的必要前提，岳飞的主战立场多少与此有关；4、岳飞之死，不是岳飞与秦桧之间矛盾的结果，更不是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矛盾的结果，而是家军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矛盾的结果。…[详细]
结语：廓清岳飞的历史本相，应该会有助于修正我们某些简单粗暴的历史观。
发布时间:2013-06-26 09:26 作者:谌旭彬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6176次
岳家军也同样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不愿意与朝廷合作。绍兴七年，张浚曾打算征讨伪齐收复中原，因此与四大家军统帅——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在龟山举行高级军事会议。统帅们的态度迥异，“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张俊曰都督欲战则战，欲守则守。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诚如日本学者寺地遵所言：“张浚揭大义名分，主张恢复中原，然而不论他如何鼓舞，四大将仍各怀异志，岳飞明白表示反对，刘光世、张俊则消极抵制，都不愿与张浚合作。”…[详细]
河南汤阴岳飞庙，“忠孝”二字是岳飞帝制时代的身后形象。但在生前，高宗及士大夫多指责岳飞“跋扈”。
解散岳家军，不但是主和派秦桧的意见，也是主战派张浚、赵鼎等人的意见
了解到上述背景，即不难发现，把岳飞与秦桧之间的矛盾，当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是对南宋初年历史的最大误解。解决包括岳飞和岳家军在内的“家军问题”，早在秦桧当政之前就已展开。动第一刀的，正是主战派宰相张浚。龟山高级军事会议后，张浚决定拿最为消极避战的刘光世军开刀，但刘家军甫一解散，半数以上的部队就叛逃到了敌国。这场变故虽然暂时中止了朝廷解散家军的步伐，但却无疑更坚定了朝廷军队国家化的决心。继任的另一位主战派宰相赵鼎，有鉴于直接炒掉家军领袖的教训，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抚循偏裨”，即奖掖家军中的偏将，鼓励他们从家军中独立出来，进而使整个家军解体。但这一手段效果甚微，张俊等家军统帅有所防备，并提出抗议，使得朝廷“终不能得其柄”；家军统帅们继续我行我素，张俊在绍兴八年擅自将军队从前线撤回皇帝所在的后方，各方震动，几乎酿成兵变，但“朝廷亦不能诘”；同年，岳飞向高宗要求增兵时，高宗的回答很明确：现在家军规模过大，已是尾大不掉，与其增兵给大将们，不如另设直属中央政府的新部队。
继赵鼎之后出任宰相的秦桧，终于在绍兴十一年成功解散了三大家军。秦桧赖以取得成功的手段有三：1、借战事大捷之机，加授各家军统帅中央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头衔；2、继续推行“抚循偏裨”政策；3、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秦桧以独掌兵权为诱饵贿赂张俊，麻痹张俊戒心的同时，也离间了家军之间的统一战线，秦桧后来拒绝兑现承诺，已失兵权的张俊也无可奈何。具体到岳家军，之所以能够被和平解散，所依赖的并非岳飞个人的克制或者深明大义，而在于军中将校不堪重压，期待独立已久，正如南宋人周密所言：家军中诸将校苦战多年，许多人已做到按察使这样的高官，但他们出自行伍，必须父事家军大将，见家军大将常不敢抬头，这种严厉的等级关系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其中尤以岳家军等级纪律最严，将校犯错，大则诛杀，小则挞鞭痛毒。朝廷解散家军、将其全部统属御林军的诏令下达后，“诸校新免所隶事，或许自结知天子，人人便宽喜共命”，将校们既能够免除家军统帅的压迫，更能由家臣升格为天子之臣，喜而从命，是很自然的事情。
张浚和赵鼎，是南宋初年著名的主战派宰相，自张浚到赵鼎到秦桧，他们任期内最重要的工作，即解散家军使之国家化。也就是说，岳飞与主和派秦桧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存在于岳飞与主战派张浚、赵鼎之间。解散岳家军，在当日实乃众望所归之事。即如金人，也承认解散家军之后，南宋的国防力量整体上了一个台阶，再难采取利用家军嫌隙各个击破的战术。岳家军的资产也很值得一提。高宗曾透露其总资产高达2000万贯，而据派去处理岳家军资产的鲍琚的统计，岳家军的主要财源有三：每年可收160多万贯钱的14个酒库；每年可收41万多贯的博易场等，以及每年可收稻谷18万石的田产——而在高宗初年，每年财政收入尚不足1000万贯。高宗末年，年财政收入激增至6400万贯，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对家军的接收。不解散家军，则南宋政权也无法建立起自己完整的财政体系。
综上所述：1、岳家军的对金战绩颇多夸张，其主战态度也并非始终如一；2、从南宋的国家利益考虑，岳家军应该被解散，其解散也是众望所归；3、岳飞本人并无主动促成家军国家化的任何意愿，考虑到战争是家军存在的必要前提，岳飞的主战立场多少与此有关；4、岳飞之死，不是岳飞与秦桧之间矛盾的结果，更不是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矛盾的结果，而是家军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矛盾的结果。…[详细]
结语：廓清岳飞的历史本相，应该会有助于修正我们某些简单粗暴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