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文浩如烟海，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读完所有的一切，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读完所有的一切。当然经过三千年的文化积淀，的确也积累下了一些较为经典的东西，等着我们后人来学习。在白话文尚未兴起，成为与我们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不可替代的工具之前，“四书五经”及“十三经注疏”之类，无疑是最为切要的关于考试和做学问的书籍。
古诗文在白话文已然流行近百年的今天，其实际用途已完全减弱——只有在对联、赋文、墓志铭、修谱等少数领域人们还在使用——在考试中所占比例比较少（当然目前大学有国学班乃至本硕连读，对此可能稍有影响），在实际就业中基本没有用途，这样就使得学习古文就像习毛笔、练书法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纯粹的个人爱好。
自然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纯粹的个人爱好，也会形成一种市场，于是许多鱼龙混杂的国学培训班、私塾纷纷出笼。
由于这样的机构第一动力系于商业利润，因此他们搭草台班子的概率大增。既是搭的草台班子，自然具有临时凑合和快速变现的性质，于是粗制滥造在所不免。有的直接用“四书五经”和“三百千千”作教材，稍微用点心的特别是大学的国学教材，自然大同小异地互相抄袭，没有什么独创性可言。我曾经看过几所大学的国学教材，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雷同，但为什么每个学校又要自己编一本呢？这不是他们在注释和阐释上有什么独创之心得，而是因为自己编一本，可以让自己学校的学生一届一届地不停地用他们所编的教材，从中牟利。
因为，这样的教材编写不是充分竞争的结果，而是军阀割据，分而食之，自己拥有让自己的学生必买自己教材的权力之结果。换言之，学生没有真正的选择权利，老师教时也让学生没有选择，必然出现众多重复率极高的炒冷饭的国学教材滥市。学生成了学校老师自身谋利的肥肉，就像各级学校的教材基本上成了各级教育出版社分肥的自留地一样，影响整个中国的教育质量，伤害了成千上万的家长与学生，却肥了行业从业者自身的利益。
既然国学现在成了一块不少人都想吃一块的肥肉，那么如今已经完全商业化和权力化的大学岂甘人后？
于是，各大学校以本硕连读和基地班招揽所谓的国学尖子，同时借此宣传国学班的人如何有就业市场，以为增加学生生源、提高收费广开门路，同时也相当于变相给学校做了广告。这当然还不算最离谱的行为，更离谱的是各大学利用自己在国学上的一点优势，疯狂敛财。敛财的方式如同各大学办MBA，成为商人交换人脉、汇聚合作的平台，而学国学只不过是讲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以至于讲易经、风水大行其道。大学公开贩卖垃圾，而商人藉此增加商机并顺道获取一个没有什么含金量、但似乎尚可炫耀的文凭。
总之，这一切完全是文化搭台的经济勾当，大学利用纳税人的钱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国学
平台，却成为学校一些人谋私利的机会。事实上，带着实用目的非常商业化的所谓学古文化，只不过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我认为学习带着极其实用的工具性目的，往往会走向事物的反面，会使人产生厌学情绪。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从教育心理学上也不难理解。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即人类整体上讲，在人类需求旺盛的地方，资源总是稀缺的。考试是必须的，人因诸方面的差别，遴选也变得必须，所以学习的最终结果难免有这样的目的。但我认为学习的过程应该变得有趣，而且应该以求真探索为要务，而不是直接给出什么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
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从轻的角度上看，是培养了不思考的懒汉；从重的角度上看，是施教者有意为之的愚民之举，因为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使得人们思考能力变得低下，甚至最终变得不可能。没有比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更加有伤害力的教育体系了。
一旦只有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那么就会比较培养人的机械记忆，而非培养人们如何思考。人们不再思考为何如此是这个答案，而不是别的答案。不会思考的人，不仅在探索未知世界时无能为力，更为切要的是，当这个教育体系的政策制定者，侵害你的利益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能力思考你哪些权利受到了伤害，你甚至成了自己反对自己利益的人而不自知，天下没有比这更悲催的事。
此种糟糕的状况，钱钟书曾有一句名言可以拿来做非常贴切的形容：“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
这就是说我并不准备在选古诗文，编成相应的教材时，给出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如果硬要强作解人，我也不是没有给出答案的能力，但我总是希望激发起学生或者读者探索的兴趣，引导他们去思考为何要选这样的古诗文？因此不妨在此公布我选古诗文的标准，以便朋友们知晓我选诗文与此前选本有何不同。
热爱生活是我所选古诗文第一大准则，也就是说我所选文章充满生活气息，让人看到并喜欢生活的美好。清末民初以前的教材，我就不多说了，无非是“三百千千”、“四书五经”，再顶多有《龙文鞭影》、《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弟子规》等。
即便现代意义上的教材编写之初，也多是选较为抽象空洞的议论文，与接受者（如学生等）的日常生活相距较远。所以很多人学起来比较隔膜，仿佛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单为知识之故而学，而非在知识之外与日常生活甚有关联。而这样的选文，哪怕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复次，我希望学生（或读者）从选文里懂得爱，而不是完全没有辨别力的只知道看重孝。孝不只是顺从，是晚辈单方面发送的“爱”；而这种“爱”不可以由长辈再返回给晚辈，因为长辈的“爱”回复给晚辈的时候已经叫“慈”。表面看上去双方的“爱”只是字眼之间的差别，但懂得传统中国家庭权力结构的人，都知道由于中国历来强调长辈的权威，所以这种“爱”之表达的字眼差别，其实突出了权力秩序的差序化格局。
换言之，爱的非平等性，成为家庭权力差序化格局的一部分，而不是爱的一种天然互动。因此我觉得表达一种对等之爱的古诗文，是我着力寻找并表而出之的。虽然这样的东西不多，但总不是一点都没有，我们应该花点力气将其钩稽出来而让世人知晓。
生活总是因为有许多令人烦恼的事，而显得单调乏味，所以做一个有趣的人，实在是我们人生应有的一个目标。不幸的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把有点趣味的人都看得不高，认为只是滑稽突梯、优孟衣冠之徒。即便像苏东坡这样有趣的人，有一些人也并不欣赏，大抵是看儒林传过多了的缘故。
因此，像何薳的《春渚纪闻》里记载的苏东坡轶事，不少人是不屑讲出来的。“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这事可能不一定有，但从苏东坡的性情上来看，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这样的轶事对于了解苏东坡生活态度和苦中作乐的本领，不是完全可有可无的。
不仅如此，就像杜甫这样在许多人看来过于严肃的人，其实像他《江畔独步寻花》的七首七绝里也不乏可以用心体会的幽默，如“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繁枝容易纷纷落，嫰蕊商量细细开”。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真的懂得他的诗心与彼时的生活情境。
平等待人在充满权力崇拜的今天，都是非常稀缺的行为，但并不是说古人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当一个政权成为权力垄断性的买方市场时，许多知识分子就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这个独木桥，争先恐后地以自己的表现来卖个好价钱。
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们不能仅停留于做道德评判。政权成为独家购买力量，购买为政权服务的人，既可以价格垄断，也可以随时降低购买者的收益预期——就像苏东坡从元丰元年后就频繁被贬，而收入一再降低，甚至只有靠做农事来自活的地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就使得买卖市场力量总是处于不对等的状态，需求很大，供给位置有限。像这样等级差别很大的普遍社会状态下——阶层有别如士、农、工、商，而士里面也因官位高低而区别不小——很难培养一个对待他人的平等情怀，这就是为什么读到陶渊明谕子书，说到要好好对待佣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令我非常感慨的原因。
至于郑板桥寄给其弟郑墨的家信里说到如何对待动物，那更是从情感上接近了现代动物保护组织对待动物的情怀：“蛇蚖蜈蚣豺狼虎豹，虫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杀之？
若必欲尽杀，天地又何必生？亦唯驱之使远，避之使不伤害而已。”这是我们需要多加注意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由于制度制衡建设之不受重视，因此对个人道德分外重视，酿成道德至上的公共表演和伪善作风。此种风气不独在官方人士之间流行，就是民间也有不少伪善之士，乱列节孝之事，以图旌表，博取美名。至于那种与家人相处得不好，却到处说自己如何善待陌生人，赈济孤贫的人，亦不是个别。
就像如今有的人说他大公无私的形象，其实作伪之迹比比皆是。对家人尚且无爱惜之心，无踏实的爱意，却四处撒播自己如何关怀社会弱者，这样的人早在道咸时期，就被湖南宝庆府人邓瑶曾专门著文详加论述：“兄弟而途人之，途人而兄弟之，有是理乎？人亦肯信乎？”（《与崇秋海大令书》）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的《感遇》诗第三十八首也表达同样的疑问：“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
古代人的常识感并不比今天的人差多少，可能在很多时候，还比受到虚假道德人物之教育的当今中国人，有更多的实在体认，不愿意成为自己反对自己的人。
中国古诗文浩如烟海，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读完所有的一切，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读完所有的一切。当然经过三千年的文化积淀，的确也积累下了一些较为经典的东西，等着我们后人来学习。在白话文尚未兴起，成为与我们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不可替代的工具之前，“四书五经”及“十三经注疏”之类，无疑是最为切要的关于考试和做学问的书籍。
古诗文在白话文已然流行近百年的今天，其实际用途已完全减弱——只有在对联、赋文、墓志铭、修谱等少数领域人们还在使用——在考试中所占比例比较少（当然目前大学有国学班乃至本硕连读，对此可能稍有影响），在实际就业中基本没有用途，这样就使得学习古文就像习毛笔、练书法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纯粹的个人爱好。
自然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纯粹的个人爱好，也会形成一种市场，于是许多鱼龙混杂的国学培训班、私塾纷纷出笼。
由于这样的机构第一动力系于商业利润，因此他们搭草台班子的概率大增。既是搭的草台班子，自然具有临时凑合和快速变现的性质，于是粗制滥造在所不免。有的直接用“四书五经”和“三百千千”作教材，稍微用点心的特别是大学的国学教材，自然大同小异地互相抄袭，没有什么独创性可言。我曾经看过几所大学的国学教材，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雷同，但为什么每个学校又要自己编一本呢？这不是他们在注释和阐释上有什么独创之心得，而是因为自己编一本，可以让自己学校的学生一届一届地不停地用他们所编的教材，从中牟利。
因为，这样的教材编写不是充分竞争的结果，而是军阀割据，分而食之，自己拥有让自己的学生必买自己教材的权力之结果。换言之，学生没有真正的选择权利，老师教时也让学生没有选择，必然出现众多重复率极高的炒冷饭的国学教材滥市。学生成了学校老师自身谋利的肥肉，就像各级学校的教材基本上成了各级教育出版社分肥的自留地一样，影响整个中国的教育质量，伤害了成千上万的家长与学生，却肥了行业从业者自身的利益。
既然国学现在成了一块不少人都想吃一块的肥肉，那么如今已经完全商业化和权力化的大学岂甘人后？
于是，各大学校以本硕连读和基地班招揽所谓的国学尖子，同时借此宣传国学班的人如何有就业市场，以为增加学生生源、提高收费广开门路，同时也相当于变相给学校做了广告。这当然还不算最离谱的行为，更离谱的是各大学利用自己在国学上的一点优势，疯狂敛财。敛财的方式如同各大学办MBA，成为商人交换人脉、汇聚合作的平台，而学国学只不过是讲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以至于讲易经、风水大行其道。大学公开贩卖垃圾，而商人藉此增加商机并顺道获取一个没有什么含金量、但似乎尚可炫耀的文凭。
总之，这一切完全是文化搭台的经济勾当，大学利用纳税人的钱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国学
平台，却成为学校一些人谋私利的机会。事实上，带着实用目的非常商业化的所谓学古文化，只不过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我认为学习带着极其实用的工具性目的，往往会走向事物的反面，会使人产生厌学情绪。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从教育心理学上也不难理解。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即人类整体上讲，在人类需求旺盛的地方，资源总是稀缺的。考试是必须的，人因诸方面的差别，遴选也变得必须，所以学习的最终结果难免有这样的目的。但我认为学习的过程应该变得有趣，而且应该以求真探索为要务，而不是直接给出什么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
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从轻的角度上看，是培养了不思考的懒汉；从重的角度上看，是施教者有意为之的愚民之举，因为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使得人们思考能力变得低下，甚至最终变得不可能。没有比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更加有伤害力的教育体系了。
一旦只有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那么就会比较培养人的机械记忆，而非培养人们如何思考。人们不再思考为何如此是这个答案，而不是别的答案。不会思考的人，不仅在探索未知世界时无能为力，更为切要的是，当这个教育体系的政策制定者，侵害你的利益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能力思考你哪些权利受到了伤害，你甚至成了自己反对自己利益的人而不自知，天下没有比这更悲催的事。
此种糟糕的状况，钱钟书曾有一句名言可以拿来做非常贴切的形容：“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
这就是说我并不准备在选古诗文，编成相应的教材时，给出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如果硬要强作解人，我也不是没有给出答案的能力，但我总是希望激发起学生或者读者探索的兴趣，引导他们去思考为何要选这样的古诗文？因此不妨在此公布我选古诗文的标准，以便朋友们知晓我选诗文与此前选本有何不同。
热爱生活是我所选古诗文第一大准则，也就是说我所选文章充满生活气息，让人看到并喜欢生活的美好。清末民初以前的教材，我就不多说了，无非是“三百千千”、“四书五经”，再顶多有《龙文鞭影》、《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弟子规》等。
即便现代意义上的教材编写之初，也多是选较为抽象空洞的议论文，与接受者（如学生等）的日常生活相距较远。所以很多人学起来比较隔膜，仿佛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单为知识之故而学，而非在知识之外与日常生活甚有关联。而这样的选文，哪怕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复次，我希望学生（或读者）从选文里懂得爱，而不是完全没有辨别力的只知道看重孝。孝不只是顺从，是晚辈单方面发送的“爱”；而这种“爱”不可以由长辈再返回给晚辈，因为长辈的“爱”回复给晚辈的时候已经叫“慈”。表面看上去双方的“爱”只是字眼之间的差别，但懂得传统中国家庭权力结构的人，都知道由于中国历来强调长辈的权威，所以这种“爱”之表达的字眼差别，其实突出了权力秩序的差序化格局。
换言之，爱的非平等性，成为家庭权力差序化格局的一部分，而不是爱的一种天然互动。因此我觉得表达一种对等之爱的古诗文，是我着力寻找并表而出之的。虽然这样的东西不多，但总不是一点都没有，我们应该花点力气将其钩稽出来而让世人知晓。
生活总是因为有许多令人烦恼的事，而显得单调乏味，所以做一个有趣的人，实在是我们人生应有的一个目标。不幸的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把有点趣味的人都看得不高，认为只是滑稽突梯、优孟衣冠之徒。即便像苏东坡这样有趣的人，有一些人也并不欣赏，大抵是看儒林传过多了的缘故。
因此，像何薳的《春渚纪闻》里记载的苏东坡轶事，不少人是不屑讲出来的。“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这事可能不一定有，但从苏东坡的性情上来看，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这样的轶事对于了解苏东坡生活态度和苦中作乐的本领，不是完全可有可无的。
不仅如此，就像杜甫这样在许多人看来过于严肃的人，其实像他《江畔独步寻花》的七首七绝里也不乏可以用心体会的幽默，如“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繁枝容易纷纷落，嫰蕊商量细细开”。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真的懂得他的诗心与彼时的生活情境。
平等待人在充满权力崇拜的今天，都是非常稀缺的行为，但并不是说古人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当一个政权成为权力垄断性的买方市场时，许多知识分子就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这个独木桥，争先恐后地以自己的表现来卖个好价钱。
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们不能仅停留于做道德评判。政权成为独家购买力量，购买为政权服务的人，既可以价格垄断，也可以随时降低购买者的收益预期——就像苏东坡从元丰元年后就频繁被贬，而收入一再降低，甚至只有靠做农事来自活的地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就使得买卖市场力量总是处于不对等的状态，需求很大，供给位置有限。像这样等级差别很大的普遍社会状态下——阶层有别如士、农、工、商，而士里面也因官位高低而区别不小——很难培养一个对待他人的平等情怀，这就是为什么读到陶渊明谕子书，说到要好好对待佣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令我非常感慨的原因。
至于郑板桥寄给其弟郑墨的家信里说到如何对待动物，那更是从情感上接近了现代动物保护组织对待动物的情怀：“蛇蚖蜈蚣豺狼虎豹，虫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杀之？
若必欲尽杀，天地又何必生？亦唯驱之使远，避之使不伤害而已。”这是我们需要多加注意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由于制度制衡建设之不受重视，因此对个人道德分外重视，酿成道德至上的公共表演和伪善作风。此种风气不独在官方人士之间流行，就是民间也有不少伪善之士，乱列节孝之事，以图旌表，博取美名。至于那种与家人相处得不好，却到处说自己如何善待陌生人，赈济孤贫的人，亦不是个别。
就像如今有的人说他大公无私的形象，其实作伪之迹比比皆是。对家人尚且无爱惜之心，无踏实的爱意，却四处撒播自己如何关怀社会弱者，这样的人早在道咸时期，就被湖南宝庆府人邓瑶曾专门著文详加论述：“兄弟而途人之，途人而兄弟之，有是理乎？人亦肯信乎？”（《与崇秋海大令书》）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的《感遇》诗第三十八首也表达同样的疑问：“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
古代人的常识感并不比今天的人差多少，可能在很多时候，还比受到虚假道德人物之教育的当今中国人，有更多的实在体认，不愿意成为自己反对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