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敬忠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 2000年04期
民谣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它以口传的方式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它实质上属于“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絪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①。本文以清代至民国年间华北地区的民谣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时期广泛流传的民谣的分析，以期揭示民谣的特点及儒家文化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一
“歌谣为真正民众文学，最足以表现民族思想及地方特色”②。民谣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但归纳起来看，其内容主要是用来指导个人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及其背后的思维观念。我们从下列几方面加以分析。
1.孝。“百行孝为先”，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统治者都标榜以孝治天下，这样一种思想在民谣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表达：
其一，从父母养育之恩的角度来表述。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需要父母付出相当的精力、财力。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一过程主要由家庭——即父母来承担。民谣正是从这一过程入手，强调子女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应当予以回报。“小燕小燕出了窝，听我给你唱一个歌。我的歌儿从那边起，自小爹娘养着你，把你养的翅膀长，你打食，吃着香，也该想想你爹娘”③。父母含辛茹苦，将子女抚养成人，主要精神支柱即是要求子女将来孝顺。为强调这一点，有的民谣更直接地讲“养儿方知父母恩”④。
需要注意的是，大量民谣是从警示、讥讽不孝入手的。“叫娘的多，疼娘的少，有点好的替吃了”⑤。“野麻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在山沟里，把媳妇让到炕头上。大米饭，肉烧汤，不吃不吃又盛上⑥。“野麻雀”是在华北地区广为流传的一首民谣，各地所不同的只是个别词句的改变。当然，正面的榜样也有，如“王祥卧冰要孝娘”、“丁郎刻木孝双亲”⑦等等。今天看来，这种从正反两方面对孝的阐述也还是有相当的警世作用的。
其二，从“悌”的角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从孝的角度来看，与其联系最密切的是“悌”。兄弟和睦、兄友弟恭不仅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孝的内容之一。只有做到“兄弟和气家不散，妯娌和气家不分”⑧，才能博得父母的欢心，达到孝的较高层次。在民谣中，孝、悌的内容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理想的境界是“一锅饭，满屋香，哥哥弟弟都来尝。哥哥吃饱弟吃饱，不打架，不争吵，一块玩，一块跑，爹娘看看好不好”③。
其三，与日常信仰相联系。神、佛信仰是与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烧香拜佛是一般民众日常的重要生活内容之一。一旦得罪神佛，轻则罹灾，重则致命。“在家敬父母，强似远烧香”⑨，从信仰的角度强调对父母的孝顺，更加强了孝在民众观念中的位置。
正是在上述对孝强调的基础上，民谣中有所谓的“有子不算贫，无儿贫杀人”、“无子无孙，活到八十不死心”⑩结论，这实质上是对封建伦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诠释。
2.择业。“家有万万不算富，人有正业不为贫”(11)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决定着人们的择业观念，即“以农为本”。这一点在民谣中表现得相当突出，“要想富，男子力田女织布”(12)，“跟官钱，顺水传；买卖钱，六十年；庄稼钱，万万年”(13)男耕女织，勤于田稼，是传统社会中一般民众的首选职业。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从民谣中可以看到另外几种择业观。
其一，对读书做官的看法。“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文化氛围中读书士子的最高理想，同时也是儒家伦理中“孝”的最高层次。这一观念在民众的层次上有了变异。已如前述，在和“庄稼钱”的对比中，做官是等而其次的，所谓的“一辈子做官，十辈子打砖”(14)的观念在民众中有深厚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农民对读书做官没有期望，与上述观念似乎矛盾的说法是：“家有黄金使斗量，不如养儿送学堂。黄金有价书无价，书比黄金价更强。若然不信朝中看，是个书生伴君王。”(15)“耕读”是传统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理想境界之一，一般民众无力达到这一境地，遂产生了关于读书、做官的颇似矛盾的观念。这从农民对于教师这一职业的看法中也可以看出，“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16)既渴望识字、“伴君王”，又看不起当时作为知识主要传播者之一的教师，这种亦矛亦盾的看法与前述的关于读书做官的矛盾观念一样，是传统社会中对“学而优则仕”农民式的思维。
其二，对职业的其它选择。“以农为本”并不表明职业选择的单一性。现实社会生活是十分复杂的，适应这种复杂性，民众的择业观也呈现出十分强烈的适应性，“积财千万不如簿技在身”(17)即是明确的表达。“技”作为谋生的手段，在此得到了特别的强调。与此相印证的是民间对于“当兵”这一职业的看法，“铁到钉，人到兵”(18)，“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19)。我们认为，这种观念和长期以来历代统治者实行的兵籍制度有关。一般百姓一旦落入兵籍，轻易不能脱离，从而形成谋生手段单一的局面，再加上兵籍制度自身的弊病，导致兵士各方面状况恶化，从而形成了这种观念。
3.时政。民谣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社会弊病。我们从下面几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其一，鸦片。鸦片是近代以来一直危害中国的社会问题之一。一方面，由于闭关锁国的局面逐步被打破，自雍乾时期就养成的社会上骄奢淫逸的生活风气更为加剧，“民习游惰，其经营居积之计，常若有畏劳喜逸之心”(20)。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精神上空虚无聊、毫无振作之气，生活上及时行乐，追求感官刺激，形成了半殖民地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民国以来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这样就使鸦片成为一种时髦的消费品，成为一种社会地位、财富的象征，即所谓的“骑大马，坐大车，不抽大烟不算阔”(21)。另一方面，鸦片又是一种毒品，长期吸食对人的身体危害极大，而且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故尔民谣对其谴责也十分严厉。“鸦片烟，真可恨，上了瘾，倒了运，家中银钱全花尽。破席摆过照尸灯，半截砖头当作枕，发辫绣成一根棍，老婆暗与旁人混。……只落个河中跳，井里奔，亲戚朋友全不问，狗腹以内出了殡”(22)。从这种认识出发，民众对于吸食鸦片还是十分憎恨的。“千间房子万顷地，就怕没有好子弟”(21)。一旦吸食上瘾，纵使有万贯家财也会从烟斗中漏出去，这是一般民众对鸦片危害的认识。
其二，缠足。缠足是中国传统的恶习之一，它是以摧残女性的身、心来满足封建卫道士畸形审美的一种恶俗，是传统社会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标志之一。
首先，民谣对缠足的谴责。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民众，一方面出于日常劳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封建的理教对他们的约束力相对要小一些，故尔在民谣中有许多对缠足的谴责之词和对天足的赞美。“花椒树，格针多，俺娘打我不裹脚，好姐姐不拉我，好老娘不劝我，格顿格顿气死我”(23)，“大脚好，大脚乐，去操作，多快活，又不裹来又不缠，又不疼痛又省钱。大脚大，大脚大，阴天下雨我不怕。大脚好，大脚好，阴天下雨滑不倒”(24)。清末民初以来，此类民谣更为常见。
其次，对缠足的维护。在传统社会中，民众的思维观念受以理学为主的儒家思想的制约和引导，因此，在民谣中也有大量维护缠足的内容。“拨灯棒儿打灯台，大爷娶了个大奶奶。脚又大，嘴又歪，气得大爷不起来。大奶奶，大奶奶，你快走，大爷好了你再来”(25)。“盘脚盘，缠三年。三年整，烙花饼。花饼花，一担茄子两担瓜，金针莲花小脚一拃拃”(26)。前一首民谣表达了对大脚的嘲讽，后一首属于童谣，在讲述缠足三年艰辛的同时，语气中流露出了对“三寸金莲”的钦羡。
民谣中出现的对缠足的看似矛盾的两种观念，是儒家伦理在民众层次上的变异。历代有识之士都有对缠足谴责的言论，但相对于这种民众的思考来讲，离现实的距离要远一些。
其三，童养媳。童养媳风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在民间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无论如何，这一现象的存在是对妇女人性的无情摧残。“十八媳妇十岁郎，噙着眼泪在绣房，说是女婿年纪小，说是孩子不叫娘”(23)。由于年龄差距大、家庭的虐待以及整个社会对童养媳的歧视，在民谣中可以看到大量发自童养媳内心的哀怨。
前文曾提到，民谣的丰富内容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内容，无论其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还是对社会生活有危害作用的，民谣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加以反映。“中华民国改了良，拆大庙，建学堂”(27)。这是民谣对近代以来教育近代化过程的反映。内中包含着讥讽与不理解。对于近代以来出现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土匪、东洋车等大到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小到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变动，民谣都有独特的、感情色彩鲜明的表达(28)。民谣中内容最丰富的还是民众对于历代统治者盘剥、欺压的反抗之声。“班头下乡，赛过帝王”(29)，是对衙役皂吏横行乡里的控诉。对于清末以来统治者横征暴敛的行为，民谣也有形象的描述：“口里捱，肚里俭，赚下几个钱，都被银行骗，冤。银币贵，纸币贱，每工赚一千，难买一斤面，冤。”“一年勤，四季忙，劳劳碌碌措军粮。军催饷，官催粮，十室九空呼爷娘”(30)。能够及时、准确、真实地反映民众对于时政的看法是民谣的一大特点。
4.待人接物。如何待人接物，即如何认识、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也是民谣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将其分为两方面来看。
其一，对家庭内部关系的处理及持家原则。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中，以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为主，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由于传统儒家伦理的熏陶和天然的血缘关系，在上述三对主要关系中，虽然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但互相之间矛盾较少，处理起来也较容易。如夫妻关系，一般要求是夫唱妇随，要求妻“相夫教子”，“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31)。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谣中表述夫妻恩爱的内容：“东山岭上种毛桃，哥哥挑水弟弟浇。桃儿长得真是好，卖了桃儿娶嫂嫂。嫂嫂手儿不太巧，半个月做不成一件袄，哥哥面上过不去，关门假装闹脾气。哥哥你快拉倒吧，光打枕头做什么。”(21)
关于家庭关系的民谣大量集中在矛盾比较多的几对关系上。继亲关系。“小白菜，遍心黄，两三岁上没了娘。跟着爹爹还好过，就怕爹爹娶后娘。娶了后娘三年整，有了弟弟比你强。后娘做了细面条，弟弟吃面你喝汤。端起碗来泪汪汪，搁下碗来想亲娘。弟弟花钱如流水，你要花钱难上难”⑥。这是一首在华北地区广泛流传的民谣。由于没有血缘关系以及世俗的偏见等因素，继母与继子女的关系一般不容易处理好。类似的民谣如《小兰花》也是同一内容。当然，民众对这一问题也有实用型的理解，即“亲婶子，热大娘，不如赖后娘”④。
姑嫂关系。“一个少妇刚十八，梳头裹脚上娘家。爹爹见了欢喜喜，娘娘见了笑咪咪。嫂子见了扭一扭，嫂子嫂子你别扭，不吃你家饭，不喝你家酒，当天来了当天走”(32)。这首民谣在华北各地有多种版本，典型地道出了姑嫂关系的矛盾。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民谣中提及的姑嫂矛盾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从财产的角度。女儿在出嫁时，在日常与娘家的往来中，要涉及娘家的财产，而嫂子则以财产当然所有者的面目出现，从而产生矛盾。其次，姑嫂矛盾又往往与婆媳矛盾纠葛在一起，“豆芽菜，根里粗，婆婆打我为小姑。谁家没有儿和女，为甚亲你小闺女”(33)。由于婆媳关系的不平等性，因而姑嫂关系也极易转化为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所谓的“小姑多，舌头多，大姑多，婆婆多”(34)。
婆媳关系。婆媳关系是一对不平等关系，婆婆占主导地位，而媳妇则处于被动地位，动辄得咎。民谣中是这样讲述这种情形的，“新嫂嫂，脚儿小，才来三天就上灶，弄得东西味不好，惹得公婆都恼了。公一棒，婆一鞭，打得媳妇泪涟涟”(35)“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一个“熬”字，形象地道出了做媳妇的苦楚。对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民间也有反抗。但由于受小农思想及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反抗又表现为一种畸形的观念：“小纺车，哗啦啦，婆婆死了我当家。烙白饼，炒大虾，关上门子吃点子吧”(36)。
民谣还大量涉及持家的原则。勤、俭是着重强调的。“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关于子女教育，民谣多主张对子女严格要求，要注意子女成长的环境。“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婆跳假神”(12)。
其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民谣中有关一个家庭、一个人如何处理与别的社会集团、个人之间关系的内容，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诉讼。“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37)是民谣对诉讼最常见的表述。这样做的原因，从民谣的内容分析，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封建官吏、司法系统腐败的揭露。“衙门口向南开， 没有钱进不来”(38 )。传统的封建衙门，贿赂公行，普通民众无钱无势，诉讼当然是要败诉的。这种状况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仍没有完全改变，“……现在北伐成功了，公署换成政府牌。从前弊病无少减，种种暗昧更厉害。我们宁作屈死鬼，谁还敢打官司来”(32)。其次，是从农时的角度考虑。诉讼不仅需要花钱，而且需要投入相当的精力，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极强，一般农民怵于耽误农时，对打官司也望而生畏，“县三月，府半年，道里的官司不种田”(39)，这是民谣对这一情况的表述。再次，从日常交往的需要考虑。中国民间传统的观念是“冤仇宜解不宜结”，故尔民谣中有“上山捉虎易，开口告人难，一朝经官，十辈子结冤”之说(21)。
慎言、敦厚、行善。这是民谣表述的人际交往原则。
慎言在民谣中典型地表述为“话到舌尖留半句，事可退步让三分”(40)。之所以有这样的观念，是基于“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11)的认识。但在民间观念中，慎言并不意味着沉默。从对有关民谣的分析来看，慎言只是对张家长、李家短式的拨弄是非的告诫，同时也表达了民间特有的“怕事”的保守心态。
行善与敦厚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概念，是民众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重要准则。具体来讲，主要强调忍（饶）、行善等观念。所谓忍，即是谦让，在处世上采取与世无争的原则，即“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不忍不耐，好事变坏”(42)。无论是忍还是行善，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得到回报。所谓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22)。
二
民谣的内容当然不止这些，我们仅将所掌握的资料大致分为上述几类。综合分析，民谣有如下特征：
1.形象性。形象、生动是民谣的第一特征。我们从前文可以看到，无论是关于孝悌，还是关于家庭内部关系的民谣，都运用了比、兴的手法，充分体现了民间语言的丰富性。儒家伦理的说教对于终日劳作、目不识丁的民众来讲是费解的。正是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民谣，儒家伦理精神渗透到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如果行为忤逆，立即会想到“野麻雀”。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妇孺皆知的民谣，以民众十分熟悉的事物作比，将儒家伦理精神灌输到民众中，从而对民众的行为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一点是《四书》、《五经》所无法比拟的。在有关资料中，我们也发现明显地由文人加工过的“民谣”，如：“人生第一事，竭力孝双亲。怀报恩罔极，始得百年身。随分知奉养，无论富与贫。偶见稍不愉，委曲问原因。或有为难处，莫生背后嗔。好好行将去，留样与儿孙。劝尔好民众，休作忤逆人。”(43)我们可以体会到，其感化力要远远低于真正的民间语言。
2.传承性。民谣的传承性是其内在特征之一。我们翻检的资料时限从清初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民谣的内容在纵向上并没有多大变化。这里涉及民谣与民俗的关系。民谣在形式上是民间文学的一种，但实质上是民俗的内容之一。因此，也可以说，民俗的传承性决定了民谣的传承性。在这一传承过程中，良风美俗，如勤、俭、孝等因其符合民众的心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并得到光大，逐渐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心理积淀而成为传统文化内核的一部分。恶风陋俗也因其固有的保守性而得以传承，如缠足、鸦片，并且成为移风易俗的内容。
3.时代性。时代性特征是和传承性相对应的特征。它有两层含意，其一，民谣的传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传承过程中，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异。总的看来，民谣从内容到形式都经历了在传承基础上的变异及在变异过程中的传承。前文述及的关于“打官司”的民谣，本世纪二十年代后又加上了关于国民党政权腐败的内容即是例子之一。其二，民谣反映时政。民谣来源于传统社会的基层，它是民众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关乎其切身利益的事件发表的直接评论、感受，是民众对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因而具有极强的时代感。
4.保守性。保守、消极避世是传统文化的特性之一，关于这一点，许多人有所论及(44)。民谣中无论是关于孝的内容，还是有关社会关系的部分，都可以看到一种保守的态势，特别表现在有关择业及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在择业观念上，无论是首选职业务农，还是对“技”的强调以及对“当兵”这一职业的排斥，都突出一个“稳”字。尽管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经不起大的天灾人祸，尽管历史上由于土地兼并，往往出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即便如此，农民也可最低限度地保有几分坟田，从而达到“死有所葬”的最低要求。家财万贯可能花光、被偷、被抢，只有“技”是自身的，别人无法涉足，故尔同样可以达到“稳”的目的。有一句民谣将这种求稳的心态表达得淋漓致尽，即“宁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37)。在我们所掌握的民谣中，几乎没有提倡冒险精神的。在有关人际关系、处事原则的民谣中，忍、让、静、俭等内容，无不散发出保守的气息，而很少从争、动、开源等角度去思考同一问题。用梁启超评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说就是“曰安静也，曰持重也，曰老成也，皆誉人之词也。曰喜事也，曰轻进也，曰纷更也，皆贬人之词也……务使全国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于颓然不动之域然后已”(45)。儒家文化如此，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乡土意识也大致如此。
5.实用性。民谣是普通民众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总结。其内容既有对现实生活起指导作用的思维模式；同时又从实际生活出发，以使其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如关于孝的民谣，要求人们对父母绝对服从，要千方百计供养、取悦于父母，同时又对那些在父母生前不予赡养、父母故去后大肆铺张以示孝心的行为给予谴责，“活着不孝，死了瞎胡闹”(46)。再如前文已述及的关于继母的民谣，由于种种原因，继母总的看来是与“恶”联系在一起的。但民谣又表述了另外一层含义，即对于丧母的孩子来说，最有用的还是继母，如此不一而足。在民谣所涉及的许多领域，都有这种实用性思考的痕迹。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在民谣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关于民俗与传统文化，严昌洪先生曾有论述(47)。我们认为，儒家文化与民谣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民谣所表达的民风民俗、民间思维观念不断促进儒家的精英分子以“化民俗”为己任，完善儒家学说。另一方面，儒家学说又以能全面影响民风民俗而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思维模式以通俗易懂的民谣形式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讲“四维八德”，一般民众未必能懂，自然也很难接受。但提起“小兰花”、“野麻雀”，则无人不晓，从而能够影响他们的行为。儒家文化能够长期影响、支配中国社会，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上述因素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作者介绍：牛敬忠 内蒙古大学历史副教授。（邮政编码：010021）
作者：牛敬忠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 2000年04期
民谣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它以口传的方式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它实质上属于“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絪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①。本文以清代至民国年间华北地区的民谣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时期广泛流传的民谣的分析，以期揭示民谣的特点及儒家文化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一
“歌谣为真正民众文学，最足以表现民族思想及地方特色”②。民谣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但归纳起来看，其内容主要是用来指导个人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及其背后的思维观念。我们从下列几方面加以分析。
1.孝。“百行孝为先”，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统治者都标榜以孝治天下，这样一种思想在民谣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表达：
其一，从父母养育之恩的角度来表述。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需要父母付出相当的精力、财力。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一过程主要由家庭——即父母来承担。民谣正是从这一过程入手，强调子女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应当予以回报。“小燕小燕出了窝，听我给你唱一个歌。我的歌儿从那边起，自小爹娘养着你，把你养的翅膀长，你打食，吃着香，也该想想你爹娘”③。父母含辛茹苦，将子女抚养成人，主要精神支柱即是要求子女将来孝顺。为强调这一点，有的民谣更直接地讲“养儿方知父母恩”④。
需要注意的是，大量民谣是从警示、讥讽不孝入手的。“叫娘的多，疼娘的少，有点好的替吃了”⑤。“野麻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在山沟里，把媳妇让到炕头上。大米饭，肉烧汤，不吃不吃又盛上⑥。“野麻雀”是在华北地区广为流传的一首民谣，各地所不同的只是个别词句的改变。当然，正面的榜样也有，如“王祥卧冰要孝娘”、“丁郎刻木孝双亲”⑦等等。今天看来，这种从正反两方面对孝的阐述也还是有相当的警世作用的。
其二，从“悌”的角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从孝的角度来看，与其联系最密切的是“悌”。兄弟和睦、兄友弟恭不仅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孝的内容之一。只有做到“兄弟和气家不散，妯娌和气家不分”⑧，才能博得父母的欢心，达到孝的较高层次。在民谣中，孝、悌的内容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理想的境界是“一锅饭，满屋香，哥哥弟弟都来尝。哥哥吃饱弟吃饱，不打架，不争吵，一块玩，一块跑，爹娘看看好不好”③。
其三，与日常信仰相联系。神、佛信仰是与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烧香拜佛是一般民众日常的重要生活内容之一。一旦得罪神佛，轻则罹灾，重则致命。“在家敬父母，强似远烧香”⑨，从信仰的角度强调对父母的孝顺，更加强了孝在民众观念中的位置。
正是在上述对孝强调的基础上，民谣中有所谓的“有子不算贫，无儿贫杀人”、“无子无孙，活到八十不死心”⑩结论，这实质上是对封建伦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诠释。
2.择业。“家有万万不算富，人有正业不为贫”(11)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决定着人们的择业观念，即“以农为本”。这一点在民谣中表现得相当突出，“要想富，男子力田女织布”(12)，“跟官钱，顺水传；买卖钱，六十年；庄稼钱，万万年”(13)男耕女织，勤于田稼，是传统社会中一般民众的首选职业。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从民谣中可以看到另外几种择业观。
其一，对读书做官的看法。“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文化氛围中读书士子的最高理想，同时也是儒家伦理中“孝”的最高层次。这一观念在民众的层次上有了变异。已如前述，在和“庄稼钱”的对比中，做官是等而其次的，所谓的“一辈子做官，十辈子打砖”(14)的观念在民众中有深厚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农民对读书做官没有期望，与上述观念似乎矛盾的说法是：“家有黄金使斗量，不如养儿送学堂。黄金有价书无价，书比黄金价更强。若然不信朝中看，是个书生伴君王。”(15)“耕读”是传统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理想境界之一，一般民众无力达到这一境地，遂产生了关于读书、做官的颇似矛盾的观念。这从农民对于教师这一职业的看法中也可以看出，“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16)既渴望识字、“伴君王”，又看不起当时作为知识主要传播者之一的教师，这种亦矛亦盾的看法与前述的关于读书做官的矛盾观念一样，是传统社会中对“学而优则仕”农民式的思维。
其二，对职业的其它选择。“以农为本”并不表明职业选择的单一性。现实社会生活是十分复杂的，适应这种复杂性，民众的择业观也呈现出十分强烈的适应性，“积财千万不如簿技在身”(17)即是明确的表达。“技”作为谋生的手段，在此得到了特别的强调。与此相印证的是民间对于“当兵”这一职业的看法，“铁到钉，人到兵”(18)，“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19)。我们认为，这种观念和长期以来历代统治者实行的兵籍制度有关。一般百姓一旦落入兵籍，轻易不能脱离，从而形成谋生手段单一的局面，再加上兵籍制度自身的弊病，导致兵士各方面状况恶化，从而形成了这种观念。
3.时政。民谣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社会弊病。我们从下面几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其一，鸦片。鸦片是近代以来一直危害中国的社会问题之一。一方面，由于闭关锁国的局面逐步被打破，自雍乾时期就养成的社会上骄奢淫逸的生活风气更为加剧，“民习游惰，其经营居积之计，常若有畏劳喜逸之心”(20)。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精神上空虚无聊、毫无振作之气，生活上及时行乐，追求感官刺激，形成了半殖民地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民国以来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这样就使鸦片成为一种时髦的消费品，成为一种社会地位、财富的象征，即所谓的“骑大马，坐大车，不抽大烟不算阔”(21)。另一方面，鸦片又是一种毒品，长期吸食对人的身体危害极大，而且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故尔民谣对其谴责也十分严厉。“鸦片烟，真可恨，上了瘾，倒了运，家中银钱全花尽。破席摆过照尸灯，半截砖头当作枕，发辫绣成一根棍，老婆暗与旁人混。……只落个河中跳，井里奔，亲戚朋友全不问，狗腹以内出了殡”(22)。从这种认识出发，民众对于吸食鸦片还是十分憎恨的。“千间房子万顷地，就怕没有好子弟”(21)。一旦吸食上瘾，纵使有万贯家财也会从烟斗中漏出去，这是一般民众对鸦片危害的认识。
其二，缠足。缠足是中国传统的恶习之一，它是以摧残女性的身、心来满足封建卫道士畸形审美的一种恶俗，是传统社会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标志之一。
首先，民谣对缠足的谴责。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民众，一方面出于日常劳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封建的理教对他们的约束力相对要小一些，故尔在民谣中有许多对缠足的谴责之词和对天足的赞美。“花椒树，格针多，俺娘打我不裹脚，好姐姐不拉我，好老娘不劝我，格顿格顿气死我”(23)，“大脚好，大脚乐，去操作，多快活，又不裹来又不缠，又不疼痛又省钱。大脚大，大脚大，阴天下雨我不怕。大脚好，大脚好，阴天下雨滑不倒”(24)。清末民初以来，此类民谣更为常见。
其次，对缠足的维护。在传统社会中，民众的思维观念受以理学为主的儒家思想的制约和引导，因此，在民谣中也有大量维护缠足的内容。“拨灯棒儿打灯台，大爷娶了个大奶奶。脚又大，嘴又歪，气得大爷不起来。大奶奶，大奶奶，你快走，大爷好了你再来”(25)。“盘脚盘，缠三年。三年整，烙花饼。花饼花，一担茄子两担瓜，金针莲花小脚一拃拃”(26)。前一首民谣表达了对大脚的嘲讽，后一首属于童谣，在讲述缠足三年艰辛的同时，语气中流露出了对“三寸金莲”的钦羡。
民谣中出现的对缠足的看似矛盾的两种观念，是儒家伦理在民众层次上的变异。历代有识之士都有对缠足谴责的言论，但相对于这种民众的思考来讲，离现实的距离要远一些。
其三，童养媳。童养媳风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在民间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无论如何，这一现象的存在是对妇女人性的无情摧残。“十八媳妇十岁郎，噙着眼泪在绣房，说是女婿年纪小，说是孩子不叫娘”(23)。由于年龄差距大、家庭的虐待以及整个社会对童养媳的歧视，在民谣中可以看到大量发自童养媳内心的哀怨。
前文曾提到，民谣的丰富内容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内容，无论其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还是对社会生活有危害作用的，民谣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加以反映。“中华民国改了良，拆大庙，建学堂”(27)。这是民谣对近代以来教育近代化过程的反映。内中包含着讥讽与不理解。对于近代以来出现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土匪、东洋车等大到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小到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变动，民谣都有独特的、感情色彩鲜明的表达(28)。民谣中内容最丰富的还是民众对于历代统治者盘剥、欺压的反抗之声。“班头下乡，赛过帝王”(29)，是对衙役皂吏横行乡里的控诉。对于清末以来统治者横征暴敛的行为，民谣也有形象的描述：“口里捱，肚里俭，赚下几个钱，都被银行骗，冤。银币贵，纸币贱，每工赚一千，难买一斤面，冤。”“一年勤，四季忙，劳劳碌碌措军粮。军催饷，官催粮，十室九空呼爷娘”(30)。能够及时、准确、真实地反映民众对于时政的看法是民谣的一大特点。
4.待人接物。如何待人接物，即如何认识、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也是民谣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将其分为两方面来看。
其一，对家庭内部关系的处理及持家原则。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中，以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为主，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由于传统儒家伦理的熏陶和天然的血缘关系，在上述三对主要关系中，虽然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但互相之间矛盾较少，处理起来也较容易。如夫妻关系，一般要求是夫唱妇随，要求妻“相夫教子”，“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31)。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谣中表述夫妻恩爱的内容：“东山岭上种毛桃，哥哥挑水弟弟浇。桃儿长得真是好，卖了桃儿娶嫂嫂。嫂嫂手儿不太巧，半个月做不成一件袄，哥哥面上过不去，关门假装闹脾气。哥哥你快拉倒吧，光打枕头做什么。”(21)
关于家庭关系的民谣大量集中在矛盾比较多的几对关系上。继亲关系。“小白菜，遍心黄，两三岁上没了娘。跟着爹爹还好过，就怕爹爹娶后娘。娶了后娘三年整，有了弟弟比你强。后娘做了细面条，弟弟吃面你喝汤。端起碗来泪汪汪，搁下碗来想亲娘。弟弟花钱如流水，你要花钱难上难”⑥。这是一首在华北地区广泛流传的民谣。由于没有血缘关系以及世俗的偏见等因素，继母与继子女的关系一般不容易处理好。类似的民谣如《小兰花》也是同一内容。当然，民众对这一问题也有实用型的理解，即“亲婶子，热大娘，不如赖后娘”④。
姑嫂关系。“一个少妇刚十八，梳头裹脚上娘家。爹爹见了欢喜喜，娘娘见了笑咪咪。嫂子见了扭一扭，嫂子嫂子你别扭，不吃你家饭，不喝你家酒，当天来了当天走”(32)。这首民谣在华北各地有多种版本，典型地道出了姑嫂关系的矛盾。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民谣中提及的姑嫂矛盾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从财产的角度。女儿在出嫁时，在日常与娘家的往来中，要涉及娘家的财产，而嫂子则以财产当然所有者的面目出现，从而产生矛盾。其次，姑嫂矛盾又往往与婆媳矛盾纠葛在一起，“豆芽菜，根里粗，婆婆打我为小姑。谁家没有儿和女，为甚亲你小闺女”(33)。由于婆媳关系的不平等性，因而姑嫂关系也极易转化为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所谓的“小姑多，舌头多，大姑多，婆婆多”(34)。
婆媳关系。婆媳关系是一对不平等关系，婆婆占主导地位，而媳妇则处于被动地位，动辄得咎。民谣中是这样讲述这种情形的，“新嫂嫂，脚儿小，才来三天就上灶，弄得东西味不好，惹得公婆都恼了。公一棒，婆一鞭，打得媳妇泪涟涟”(35)“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一个“熬”字，形象地道出了做媳妇的苦楚。对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民间也有反抗。但由于受小农思想及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反抗又表现为一种畸形的观念：“小纺车，哗啦啦，婆婆死了我当家。烙白饼，炒大虾，关上门子吃点子吧”(36)。
民谣还大量涉及持家的原则。勤、俭是着重强调的。“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关于子女教育，民谣多主张对子女严格要求，要注意子女成长的环境。“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婆跳假神”(12)。
其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民谣中有关一个家庭、一个人如何处理与别的社会集团、个人之间关系的内容，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诉讼。“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37)是民谣对诉讼最常见的表述。这样做的原因，从民谣的内容分析，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封建官吏、司法系统腐败的揭露。“衙门口向南开， 没有钱进不来”(38 )。传统的封建衙门，贿赂公行，普通民众无钱无势，诉讼当然是要败诉的。这种状况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仍没有完全改变，“……现在北伐成功了，公署换成政府牌。从前弊病无少减，种种暗昧更厉害。我们宁作屈死鬼，谁还敢打官司来”(32)。其次，是从农时的角度考虑。诉讼不仅需要花钱，而且需要投入相当的精力，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极强，一般农民怵于耽误农时，对打官司也望而生畏，“县三月，府半年，道里的官司不种田”(39)，这是民谣对这一情况的表述。再次，从日常交往的需要考虑。中国民间传统的观念是“冤仇宜解不宜结”，故尔民谣中有“上山捉虎易，开口告人难，一朝经官，十辈子结冤”之说(21)。
慎言、敦厚、行善。这是民谣表述的人际交往原则。
慎言在民谣中典型地表述为“话到舌尖留半句，事可退步让三分”(40)。之所以有这样的观念，是基于“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11)的认识。但在民间观念中，慎言并不意味着沉默。从对有关民谣的分析来看，慎言只是对张家长、李家短式的拨弄是非的告诫，同时也表达了民间特有的“怕事”的保守心态。
行善与敦厚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概念，是民众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重要准则。具体来讲，主要强调忍（饶）、行善等观念。所谓忍，即是谦让，在处世上采取与世无争的原则，即“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不忍不耐，好事变坏”(42)。无论是忍还是行善，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得到回报。所谓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22)。
二
民谣的内容当然不止这些，我们仅将所掌握的资料大致分为上述几类。综合分析，民谣有如下特征：
1.形象性。形象、生动是民谣的第一特征。我们从前文可以看到，无论是关于孝悌，还是关于家庭内部关系的民谣，都运用了比、兴的手法，充分体现了民间语言的丰富性。儒家伦理的说教对于终日劳作、目不识丁的民众来讲是费解的。正是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民谣，儒家伦理精神渗透到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如果行为忤逆，立即会想到“野麻雀”。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妇孺皆知的民谣，以民众十分熟悉的事物作比，将儒家伦理精神灌输到民众中，从而对民众的行为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一点是《四书》、《五经》所无法比拟的。在有关资料中，我们也发现明显地由文人加工过的“民谣”，如：“人生第一事，竭力孝双亲。怀报恩罔极，始得百年身。随分知奉养，无论富与贫。偶见稍不愉，委曲问原因。或有为难处，莫生背后嗔。好好行将去，留样与儿孙。劝尔好民众，休作忤逆人。”(43)我们可以体会到，其感化力要远远低于真正的民间语言。
2.传承性。民谣的传承性是其内在特征之一。我们翻检的资料时限从清初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民谣的内容在纵向上并没有多大变化。这里涉及民谣与民俗的关系。民谣在形式上是民间文学的一种，但实质上是民俗的内容之一。因此，也可以说，民俗的传承性决定了民谣的传承性。在这一传承过程中，良风美俗，如勤、俭、孝等因其符合民众的心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并得到光大，逐渐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心理积淀而成为传统文化内核的一部分。恶风陋俗也因其固有的保守性而得以传承，如缠足、鸦片，并且成为移风易俗的内容。
3.时代性。时代性特征是和传承性相对应的特征。它有两层含意，其一，民谣的传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传承过程中，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异。总的看来，民谣从内容到形式都经历了在传承基础上的变异及在变异过程中的传承。前文述及的关于“打官司”的民谣，本世纪二十年代后又加上了关于国民党政权腐败的内容即是例子之一。其二，民谣反映时政。民谣来源于传统社会的基层，它是民众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关乎其切身利益的事件发表的直接评论、感受，是民众对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因而具有极强的时代感。
4.保守性。保守、消极避世是传统文化的特性之一，关于这一点，许多人有所论及(44)。民谣中无论是关于孝的内容，还是有关社会关系的部分，都可以看到一种保守的态势，特别表现在有关择业及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在择业观念上，无论是首选职业务农，还是对“技”的强调以及对“当兵”这一职业的排斥，都突出一个“稳”字。尽管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经不起大的天灾人祸，尽管历史上由于土地兼并，往往出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即便如此，农民也可最低限度地保有几分坟田，从而达到“死有所葬”的最低要求。家财万贯可能花光、被偷、被抢，只有“技”是自身的，别人无法涉足，故尔同样可以达到“稳”的目的。有一句民谣将这种求稳的心态表达得淋漓致尽，即“宁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37)。在我们所掌握的民谣中，几乎没有提倡冒险精神的。在有关人际关系、处事原则的民谣中，忍、让、静、俭等内容，无不散发出保守的气息，而很少从争、动、开源等角度去思考同一问题。用梁启超评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说就是“曰安静也，曰持重也，曰老成也，皆誉人之词也。曰喜事也，曰轻进也，曰纷更也，皆贬人之词也……务使全国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于颓然不动之域然后已”(45)。儒家文化如此，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乡土意识也大致如此。
5.实用性。民谣是普通民众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总结。其内容既有对现实生活起指导作用的思维模式；同时又从实际生活出发，以使其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如关于孝的民谣，要求人们对父母绝对服从，要千方百计供养、取悦于父母，同时又对那些在父母生前不予赡养、父母故去后大肆铺张以示孝心的行为给予谴责，“活着不孝，死了瞎胡闹”(46)。再如前文已述及的关于继母的民谣，由于种种原因，继母总的看来是与“恶”联系在一起的。但民谣又表述了另外一层含义，即对于丧母的孩子来说，最有用的还是继母，如此不一而足。在民谣所涉及的许多领域，都有这种实用性思考的痕迹。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在民谣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关于民俗与传统文化，严昌洪先生曾有论述(47)。我们认为，儒家文化与民谣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民谣所表达的民风民俗、民间思维观念不断促进儒家的精英分子以“化民俗”为己任，完善儒家学说。另一方面，儒家学说又以能全面影响民风民俗而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思维模式以通俗易懂的民谣形式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讲“四维八德”，一般民众未必能懂，自然也很难接受。但提起“小兰花”、“野麻雀”，则无人不晓，从而能够影响他们的行为。儒家文化能够长期影响、支配中国社会，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上述因素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作者介绍：牛敬忠 内蒙古大学历史副教授。（邮政编码：01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