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 (2012-06-12)
美国喜欢自称为机会之国，其他人基本上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尽管我们可以说出一大把凭自己的努力攀上社会顶层的美国人的例子，真正关键的却是统计数字：一个人的机会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亲的收入和教育？
如今，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梦只是个神话。论机会平等，今天的美国还不如欧洲——事实上是不如任何有数字可考的发达工业化国家。
这是美国不平等程度为发达国家之最的原因之一——而且同其他国家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在2009-2010年的“复苏”中，收入最高的1%美国人获得了93%的收入增长。其他不平等指标——如财富、健康和预期寿命——也有过之而无不足。显而易见的趋势是收入和财富向顶层集中、中产阶级被掏空，而底层则日益贫困。
如果顶层人士的高收入来自更大的社会贡献，这倒也说得过去，但大衰退所展现的是另一幅图景：即使是让全球经济和自身公司濒临崩溃的银行家——也得到了巨额花红。
进一步地审视顶层阶级，我们可以发现寻租（rent-seeking）的情况畸高：有些人以行使垄断权力来攫取财富；有些身居总裁高位的人利用公司管理的漏洞将大量利润揽入自己腰包；还有人利用政治关系从政府的慷慨中获利——比如政府的高价采购（药品）和低价出售（矿权）。
同样的，金融业人士部分财富来自剥削穷人——通过掠夺性贷款和滥用信用卡条例。在这些例子中，顶层人士的富裕直接建立在底层人士的痛苦上。
如果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一种所有人都能从顶层人士的富裕获益的奇谈怪论有那么一丝真理的话，或许情况还可以说不是太坏。但如今大部分美国人的处境比15年前的1997年还不如——实际（经通胀调整的）收入下降了。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全被顶层攫走了。
为美国不平等情况辩护的人指出，穷人和中产阶级不应该抱怨。尽管他们在经济蛋糕中分得的比重较过去减少了，但蛋糕本身却扩大了很多——此乃富豪和超级富豪之功——因此他们所分得的其实是增加了。然而铁证如山，这种言论纯属胡诌。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共同增长时期的增长要比1980年以来的两极分化时期快得多。
政治是受金钱左右
若能理解不平等的源头，对这现象就不会感到意外。寻租扭曲了经济。当然，市场力量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但市场是受政治影响的。在美国，政治献金形成了一个近乎腐败的系统及政府和产业之间的“旋转门”，政治是受金钱左右的。
比如，破产法把衍生产品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却不允许免除学生的贷款——不管所提供的教育是多么不足——这帮助银行家致富却让底层的人变得更贫穷。在一个金钱压倒民主的国家，类似的法令可以预见地已变得日益频繁。
但不平等的恶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还是从大多数公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角度来看，不少市场经济体都比美国做得更好。一些国家甚至能够减少不平等差距。
美国在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并正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不平等导致了增长减速和效率低下。缺少机会意味着其最宝贵的资产——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许多底层甚至中产人士的潜能不能充分发挥。这是因为不需要公共服务而又担心强势政府会实行收入再分配的富人，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来削减税收和政府支出。这导致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的投资不足，阻碍了增长引擎的运作。
因为基本社会开支的削减，加上高失业率压低了工资，大衰退加剧了不平等。此外，调查大衰退起因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f Experts on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发出警告，指不平等将导致经济不稳定。
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国的不平等正侵蚀其价值观和认同感。因为不平等的程度是如此极端，它的影响几乎反映在所有的公共政策上——从货币政策到预算分配——都受到不平等的掣肘。美国不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它已成为富人的天堂，有钱就能买到平等——房屋抵押赎回危机就是明证，大银行仗着自己规模庞大，相信它们不但不能倒闭，甚至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美国再也不能自认为机会之国了。但情况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振作起来重塑美国梦为时未晚。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英文原题：The Price of Inequality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2 《联合早报网》
[斯蒂格利茨] (2012-06-12)
美国喜欢自称为机会之国，其他人基本上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尽管我们可以说出一大把凭自己的努力攀上社会顶层的美国人的例子，真正关键的却是统计数字：一个人的机会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亲的收入和教育？
如今，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梦只是个神话。论机会平等，今天的美国还不如欧洲——事实上是不如任何有数字可考的发达工业化国家。
这是美国不平等程度为发达国家之最的原因之一——而且同其他国家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在2009-2010年的“复苏”中，收入最高的1%美国人获得了93%的收入增长。其他不平等指标——如财富、健康和预期寿命——也有过之而无不足。显而易见的趋势是收入和财富向顶层集中、中产阶级被掏空，而底层则日益贫困。
如果顶层人士的高收入来自更大的社会贡献，这倒也说得过去，但大衰退所展现的是另一幅图景：即使是让全球经济和自身公司濒临崩溃的银行家——也得到了巨额花红。
进一步地审视顶层阶级，我们可以发现寻租（rent-seeking）的情况畸高：有些人以行使垄断权力来攫取财富；有些身居总裁高位的人利用公司管理的漏洞将大量利润揽入自己腰包；还有人利用政治关系从政府的慷慨中获利——比如政府的高价采购（药品）和低价出售（矿权）。
同样的，金融业人士部分财富来自剥削穷人——通过掠夺性贷款和滥用信用卡条例。在这些例子中，顶层人士的富裕直接建立在底层人士的痛苦上。
如果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一种所有人都能从顶层人士的富裕获益的奇谈怪论有那么一丝真理的话，或许情况还可以说不是太坏。但如今大部分美国人的处境比15年前的1997年还不如——实际（经通胀调整的）收入下降了。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全被顶层攫走了。
为美国不平等情况辩护的人指出，穷人和中产阶级不应该抱怨。尽管他们在经济蛋糕中分得的比重较过去减少了，但蛋糕本身却扩大了很多——此乃富豪和超级富豪之功——因此他们所分得的其实是增加了。然而铁证如山，这种言论纯属胡诌。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共同增长时期的增长要比1980年以来的两极分化时期快得多。
政治是受金钱左右
若能理解不平等的源头，对这现象就不会感到意外。寻租扭曲了经济。当然，市场力量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但市场是受政治影响的。在美国，政治献金形成了一个近乎腐败的系统及政府和产业之间的“旋转门”，政治是受金钱左右的。
比如，破产法把衍生产品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却不允许免除学生的贷款——不管所提供的教育是多么不足——这帮助银行家致富却让底层的人变得更贫穷。在一个金钱压倒民主的国家，类似的法令可以预见地已变得日益频繁。
但不平等的恶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还是从大多数公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角度来看，不少市场经济体都比美国做得更好。一些国家甚至能够减少不平等差距。
美国在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并正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不平等导致了增长减速和效率低下。缺少机会意味着其最宝贵的资产——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许多底层甚至中产人士的潜能不能充分发挥。这是因为不需要公共服务而又担心强势政府会实行收入再分配的富人，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来削减税收和政府支出。这导致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的投资不足，阻碍了增长引擎的运作。
因为基本社会开支的削减，加上高失业率压低了工资，大衰退加剧了不平等。此外，调查大衰退起因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f Experts on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发出警告，指不平等将导致经济不稳定。
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国的不平等正侵蚀其价值观和认同感。因为不平等的程度是如此极端，它的影响几乎反映在所有的公共政策上——从货币政策到预算分配——都受到不平等的掣肘。美国不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它已成为富人的天堂，有钱就能买到平等——房屋抵押赎回危机就是明证，大银行仗着自己规模庞大，相信它们不但不能倒闭，甚至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美国再也不能自认为机会之国了。但情况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振作起来重塑美国梦为时未晚。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英文原题：The Price of Inequality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2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