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洞穴奇案》之观点七
过去读过一句话“不怕法官胡思乱想，只怕没有记录在案。......让法官把判案的理据仔细写下来的做法，是判例法的一大优点。”忘记是在哪里读到的这句话，现在我看了第七位法官的判决陈词，再回想想自己过去写下的读书笔记，就能清楚的告诉自己：不怕自己胡思乱想，只怕没有记录在案。没有记录在案，你就不知道自己有多浅薄。这本书共记载了十四名大法官的判决陈词，
第七位作出判决陈词的斯普林汉姆法官，对之前几位法官陈词都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意见。尤其是对伯纳姆法官关于本案不适用“紧急避难”陈词的批评，这批评重新构建了他自己对“紧急避难”的看法，他认为，紧急避难这一抗辩理由成立，探险者们没有犯罪意图，或者说没有在实质意义上故意杀人，因此该被判无罪。①
在斯普林汉姆法官的这些反驳意见中，给我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受害人的同意无关紧要”这个观点。他认为，“被告人是由于紧急避难而行动的，他对自身行为的紧急避难确信是合情合理的。紧急避难使得关于谋杀的法律条文的‘故意’一词所表达出来的犯罪意图要求归于无效。因此，被告并无故意杀人，故而，有罪判决一定要撤销。”②可以说，他给自由主义者③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自由主义者能接受“紧急避难”这样的抗辩意见吗？
确实，自由主义者认同这样的观点：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无论情况是否那么紧急危险，只要取得当事人同意，那么，人们就可以把他杀掉，而不用承担任①
② [美] 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 张世泰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一版，第73页。 [美] 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 张世泰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一版，第87页。 自由主义（英语：Liber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③
合。其特色为追求发展、相信人类善良本性、以及拥护个人自治权，此外亦主张放宽及免除专制政权对个人的控制。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说、世袭制度和国教制度。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在许多国家，“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从原本的古典自由主义里脱离出来，主张政府应该借由抽取税赋以提供人们最小数量的物质福利。自由主义在启蒙时代生根；到了现在，“自由主义”一词已经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思想，从左派至右派，支持者的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
何责任。如果法律一定要干涉这种行为，自由主义者反而会认为法律越界了，法律是在侵犯人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不是在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正如自由主义者对性虐待、吸食麻醉品、慢性自杀、安乐死的态度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人们是出于自愿作出这些行为，那法律就不应该对他们多加干涉。
在“探险者案”中，我们也不难理解自由主义者会采取怎样的态度。毫无疑问地，他们会认为，只要被杀者是自愿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或者按照游戏规则，愿意拿出自己的性命赌一把，而最后不幸输掉的，那杀人者就不应该被定罪。因为从逻辑上说，这些杀人者并没有肆意侵犯、剥夺被害者的生命，而只是以某种形式赢得了被害者的生命而已。事实上，我自己本人也赞同这样的观点。
但是，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其法律可不可能是同样看待的，即使我们认为那才是最好最可取最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法律。在真实社会中，会有两种情况：第一，即使被杀掉的人是完全自愿被杀的，那么实施杀人行动的人，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即使被杀掉的人是完全无辜的，那么实施杀人行动的人，也可能被宣判无罪。
“紧急避难”无疑是可以支持第二种情况其中一个原因。斯普林汉姆法官说：“紧急避难抗辩内在的法律原则是，由于紧急避难而实施犯罪的人没有犯罪意图，所以不应该受到惩罚。”①对于这个观点，斯普林汉姆法官在陈词的后面部分展开了论述：“第一，惩罚罪犯不会阻止别人在将来也不陷于相同的困境当中。而且不会，也不应该对任何处于危险境况当中的人产生威慑。第二，无需对被告人采取改造措施，因为他并没有表露出某种邪恶人格，需要为了公共和他自己的安全对其进行纠正。第三，尽管在大多数杀人案件中都有一种天然的报复需求，但是本案并没有这样一种需求。”②
斯普林汉姆法官的上述三个理由，前面两个都具有很普遍的意义，而第三个则得视不同案件情况而言。不过就“紧急避难”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人还是容易获得受害者家属及大众的理解和原谅的，因此就算是有“报复需求”，也可以在实际中大为减弱，就算要定罪，也可以定比较轻的罪了。
认识到了上述三个理由，自由主义者还会断然反对“紧急避难”这种抗辩意见吗？ ①
② [美] 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 张世泰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一版，第79页。 [美] 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 张世泰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一版，第88页。
就社会法律而言，不能光看我们的愿望如何，还要看它的实际运行效果如何。如果一个法律的制定和实行，并不能达到它的目的，相反只能起到一些坏作用，那这样的法律最好还是不要有。如果我们坚持“被杀者必须出于自愿，否则杀人者必然有罪”这样的原则，也就是反对“紧急避难抗辩”，那就会有这样的效果：实际上并不能阻止人们在紧急情况下作出杀害他人的行为，但在事后却必然要让采取紧急避难情况的人付出代价。就是说，这种法律原则的后果，是没有人能从中获得好处，但人们可能成为其中的受害者。那这样的法律，我们要它做什么呢？当然，如果你说是为了报复，那也是可以的，但这可是唯一的理由了。
但是，这个观点仍然不足以推翻“紧急避难抗辩”的合理性，最多只能说，就本案而言，那几位探险者还有其他选择，而没到用“紧急避难”剥夺他人生命的时候。读完全书，我没能形成确定无疑的意见。当然，我有自己的倾向，我倾向于认为四名被告无罪，但我并不能充分应答反对的意见。我对自己的倾向并不那么自信。
读《洞穴奇案》之观点七
过去读过一句话“不怕法官胡思乱想，只怕没有记录在案。......让法官把判案的理据仔细写下来的做法，是判例法的一大优点。”忘记是在哪里读到的这句话，现在我看了第七位法官的判决陈词，再回想想自己过去写下的读书笔记，就能清楚的告诉自己：不怕自己胡思乱想，只怕没有记录在案。没有记录在案，你就不知道自己有多浅薄。这本书共记载了十四名大法官的判决陈词，
第七位作出判决陈词的斯普林汉姆法官，对之前几位法官陈词都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意见。尤其是对伯纳姆法官关于本案不适用“紧急避难”陈词的批评，这批评重新构建了他自己对“紧急避难”的看法，他认为，紧急避难这一抗辩理由成立，探险者们没有犯罪意图，或者说没有在实质意义上故意杀人，因此该被判无罪。①
在斯普林汉姆法官的这些反驳意见中，给我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受害人的同意无关紧要”这个观点。他认为，“被告人是由于紧急避难而行动的，他对自身行为的紧急避难确信是合情合理的。紧急避难使得关于谋杀的法律条文的‘故意’一词所表达出来的犯罪意图要求归于无效。因此，被告并无故意杀人，故而，有罪判决一定要撤销。”②可以说，他给自由主义者③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自由主义者能接受“紧急避难”这样的抗辩意见吗？
确实，自由主义者认同这样的观点：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无论情况是否那么紧急危险，只要取得当事人同意，那么，人们就可以把他杀掉，而不用承担任①
② [美] 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 张世泰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一版，第73页。 [美] 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 张世泰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一版，第87页。 自由主义（英语：Liber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③
合。其特色为追求发展、相信人类善良本性、以及拥护个人自治权，此外亦主张放宽及免除专制政权对个人的控制。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说、世袭制度和国教制度。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在许多国家，“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从原本的古典自由主义里脱离出来，主张政府应该借由抽取税赋以提供人们最小数量的物质福利。自由主义在启蒙时代生根；到了现在，“自由主义”一词已经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思想，从左派至右派，支持者的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
何责任。如果法律一定要干涉这种行为，自由主义者反而会认为法律越界了，法律是在侵犯人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不是在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正如自由主义者对性虐待、吸食麻醉品、慢性自杀、安乐死的态度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人们是出于自愿作出这些行为，那法律就不应该对他们多加干涉。
在“探险者案”中，我们也不难理解自由主义者会采取怎样的态度。毫无疑问地，他们会认为，只要被杀者是自愿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或者按照游戏规则，愿意拿出自己的性命赌一把，而最后不幸输掉的，那杀人者就不应该被定罪。因为从逻辑上说，这些杀人者并没有肆意侵犯、剥夺被害者的生命，而只是以某种形式赢得了被害者的生命而已。事实上，我自己本人也赞同这样的观点。
但是，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其法律可不可能是同样看待的，即使我们认为那才是最好最可取最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法律。在真实社会中，会有两种情况：第一，即使被杀掉的人是完全自愿被杀的，那么实施杀人行动的人，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即使被杀掉的人是完全无辜的，那么实施杀人行动的人，也可能被宣判无罪。
“紧急避难”无疑是可以支持第二种情况其中一个原因。斯普林汉姆法官说：“紧急避难抗辩内在的法律原则是，由于紧急避难而实施犯罪的人没有犯罪意图，所以不应该受到惩罚。”①对于这个观点，斯普林汉姆法官在陈词的后面部分展开了论述：“第一，惩罚罪犯不会阻止别人在将来也不陷于相同的困境当中。而且不会，也不应该对任何处于危险境况当中的人产生威慑。第二，无需对被告人采取改造措施，因为他并没有表露出某种邪恶人格，需要为了公共和他自己的安全对其进行纠正。第三，尽管在大多数杀人案件中都有一种天然的报复需求，但是本案并没有这样一种需求。”②
斯普林汉姆法官的上述三个理由，前面两个都具有很普遍的意义，而第三个则得视不同案件情况而言。不过就“紧急避难”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人还是容易获得受害者家属及大众的理解和原谅的，因此就算是有“报复需求”，也可以在实际中大为减弱，就算要定罪，也可以定比较轻的罪了。
认识到了上述三个理由，自由主义者还会断然反对“紧急避难”这种抗辩意见吗？ ①
② [美] 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 张世泰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一版，第79页。 [美] 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 张世泰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一版，第88页。
就社会法律而言，不能光看我们的愿望如何，还要看它的实际运行效果如何。如果一个法律的制定和实行，并不能达到它的目的，相反只能起到一些坏作用，那这样的法律最好还是不要有。如果我们坚持“被杀者必须出于自愿，否则杀人者必然有罪”这样的原则，也就是反对“紧急避难抗辩”，那就会有这样的效果：实际上并不能阻止人们在紧急情况下作出杀害他人的行为，但在事后却必然要让采取紧急避难情况的人付出代价。就是说，这种法律原则的后果，是没有人能从中获得好处，但人们可能成为其中的受害者。那这样的法律，我们要它做什么呢？当然，如果你说是为了报复，那也是可以的，但这可是唯一的理由了。
但是，这个观点仍然不足以推翻“紧急避难抗辩”的合理性，最多只能说，就本案而言，那几位探险者还有其他选择，而没到用“紧急避难”剥夺他人生命的时候。读完全书，我没能形成确定无疑的意见。当然，我有自己的倾向，我倾向于认为四名被告无罪，但我并不能充分应答反对的意见。我对自己的倾向并不那么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