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对于这个问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之初，性本善”,恶是后天放纵的结果；也有一些人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是一种自私、贪婪的动物。
我认为，人的本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是为了生存，其次是为了需要。生存和需要是硬道理，善与恶是文明社会的人们用某种道德标准去衡量所得出的结论。善恶是表面现象,生存和需求是内在因素。
在动物世界里，动物为了生存，为了其物种不被灭绝，每时每刻在同死亡作斗争。而这种斗争，在人类看来，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恶的。狼吃羊是恶的，狼与狼之间很讲情义是善的。老羊为了保护整个羊群，自已挺身而出送上去给狼吃掉，是何等的善举。公羊为争夺配偶大打出手，是多么可恶。鸟喂食幼鸟是善，幼鸟之间为争食相斗是恶，而鸟的父母眼睁睁地看着子女争食而不管，甚至看到弱小的幼鸟因争不到食而活活饿死却无动于衷是多么可恶。其实不然，动物的种种行为都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为了物种的延续，为了物种的延续有时候必须优胜劣汰。在动物世界是没有“善”与“恶”的概念和区分的。
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人也是一种动物，只不过是一种高级动物。既然如此，人生来就带有动物的本性，这种本性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天，正是这种本性的使然。但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社会的存在物，文明社会存在和发展要求抑制人的某些恶的本性，发扬人的某些善的本性，于是便产生出符合现代文明道德规范的“人性”。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的本性都是为了人类自己的生存和需要所产生的，是长期与自然界作斗争适应自然的结果，是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人类社会能够发展到今天，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生存环境长期作用的结果。人的遗传基因除了决定人的外貌长相外，还决定人的一些行为。否则很难解释客观存在的一些善与恶是如可产生的，是谁教的；没有人主张恶，就连罪犯也不主张恶，也有忏悔之心，但恶却依然存在，这又是为什么？有人说是学坏了。于是人们就要问：第一，跟谁学的，跟动物学么？第二，为什么一学就会？第三，为什么学坏那么容易，学好就好就那么难，而且要一再提倡？这说明人的本性中有恶的成分，而且是天生遗传的，很顽固。
一部《三国演义》把人性中的自私、逐利、凶恶和残忍本性暴露无遗。实际上，在这个乱世之中，大家都在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你要是不做恶人也难。重卓、吕布、袁绍、袁术这些人不用说了。曹操虽然有点正义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其恶性也是明显的。就算刘备这样的大善人也不例外，应当说，刘备在当时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善者，但其本性中也有恶的一面，如刘备为了自己的利益，夺取刘璋的地盘难道不是自私吗？其实刘备也是自私的，但他很高明，他以表面上的善来博得人们的好感，从而使诸葛亮、关羽、张飞一些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
人的本性中有善有恶，但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人的本性决定了人在世上活着是第一，利益是第二，其次是再讲道德。不要把人简单地分为好人与坏人，象雷锋那样的大好人是少数。象殷纣王那样的大恶人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即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有自然本性，也有社会道德性。每个人都是一个善恶并存的矛盾体。西方人说，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是这个道理。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当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有制度约束时，人性中善的一面表现的充分一点；而当没有制度约束时，人性中恶的一面就会膨胀。人性中的恶性无不随时随地地在潜意识中冒出来，一有机会，人性的天平就会偏向自私的一方，所以，建立有效的制度约束人性中恶的一面才是良策！西方用法律来约束人性的恶，用宗教来引导人性的善。
人类社会具有了社会意识，人的行为具有了理性之后，才真正出现了对恶的扼制力量。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恶虽然是人的本能，但它直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害，不进行压制是不行的。于是，社会逐渐形成了对人性原恶的压力场。在人类社会中，人性的原恶完全不受压制的只有两种人，一是精神病患者，二是极端的独裁者。故由此推论：人治制度远不如法治制度可靠；专制社会远不如民主社会安全。因为大人物的恶如果不能有效遏止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将百倍、千倍、万倍于为恶的普通平民百姓。在原恶占主导地位的人类社会中，片面地宣传“克己”、“礼让”、“清心寡欲”、“上智下愚”等愚民哲学，其结果只能是使毁弃文明的恶人永远当道，信奉爱人之道的善人万劫不复。中国古代圣人心地尚高，可惜由他们炮制的理论却成了历代恶人为非作歹的遮羞布！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人类社会的理性层面，人类内心的负疚感、羞耻感、罪恶感逐渐化为对人类原恶约束、控制的理性思考。这些理性思考又逐渐完善化、全面化、深入化、系统化，便形成人类社会的道德约束、宗教约束、法律约束、知识约束、科技约束等。这些约束就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可以说，文化把人类的原恶包装起来，使其不那么赤裸地暴露。
既然人类社会的理性层面是抑恶扬善的重要因素，那么如何强化这种理性层面使其发挥更好的作用呢？无疑要靠整个社会的力量，也即全人类的力量。然而，在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存在的当今世界上，动员全人类力量的主导者仍然是政党和政府。政党和政府的职责是一方面建立并贯彻对恶的强制力，一方面对国民进行教化以引导人们弃恶从善。如果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和政府不能从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上以及各种约束机制上采取正确有效措施，不是千方百计地抑恶扬善，破私立公；引导原欲，压制原恶，那么人们的原恶就会被激发，被纵容，被强化，被扩大；就会象出笼的猛虎，决堤的洪水，肆无忌惮，咆啸肆虐，恶性膨胀，不可收拾。
人的生存和需求原则决定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又对人的生存和需求起反作用。不要讳忌人性中恶的客观存在，客观地、公正地揭露人本性，才能制定出相应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来促进人类社会的稳定、繁荣和进步，才能有效地抑恶扬善构造当今和诣社会，才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作出贡献。
人的本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对于这个问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之初，性本善”,恶是后天放纵的结果；也有一些人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是一种自私、贪婪的动物。
我认为，人的本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是为了生存，其次是为了需要。生存和需要是硬道理，善与恶是文明社会的人们用某种道德标准去衡量所得出的结论。善恶是表面现象,生存和需求是内在因素。
在动物世界里，动物为了生存，为了其物种不被灭绝，每时每刻在同死亡作斗争。而这种斗争，在人类看来，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恶的。狼吃羊是恶的，狼与狼之间很讲情义是善的。老羊为了保护整个羊群，自已挺身而出送上去给狼吃掉，是何等的善举。公羊为争夺配偶大打出手，是多么可恶。鸟喂食幼鸟是善，幼鸟之间为争食相斗是恶，而鸟的父母眼睁睁地看着子女争食而不管，甚至看到弱小的幼鸟因争不到食而活活饿死却无动于衷是多么可恶。其实不然，动物的种种行为都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为了物种的延续，为了物种的延续有时候必须优胜劣汰。在动物世界是没有“善”与“恶”的概念和区分的。
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人也是一种动物，只不过是一种高级动物。既然如此，人生来就带有动物的本性，这种本性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天，正是这种本性的使然。但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社会的存在物，文明社会存在和发展要求抑制人的某些恶的本性，发扬人的某些善的本性，于是便产生出符合现代文明道德规范的“人性”。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的本性都是为了人类自己的生存和需要所产生的，是长期与自然界作斗争适应自然的结果，是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人类社会能够发展到今天，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生存环境长期作用的结果。人的遗传基因除了决定人的外貌长相外，还决定人的一些行为。否则很难解释客观存在的一些善与恶是如可产生的，是谁教的；没有人主张恶，就连罪犯也不主张恶，也有忏悔之心，但恶却依然存在，这又是为什么？有人说是学坏了。于是人们就要问：第一，跟谁学的，跟动物学么？第二，为什么一学就会？第三，为什么学坏那么容易，学好就好就那么难，而且要一再提倡？这说明人的本性中有恶的成分，而且是天生遗传的，很顽固。
一部《三国演义》把人性中的自私、逐利、凶恶和残忍本性暴露无遗。实际上，在这个乱世之中，大家都在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你要是不做恶人也难。重卓、吕布、袁绍、袁术这些人不用说了。曹操虽然有点正义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其恶性也是明显的。就算刘备这样的大善人也不例外，应当说，刘备在当时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善者，但其本性中也有恶的一面，如刘备为了自己的利益，夺取刘璋的地盘难道不是自私吗？其实刘备也是自私的，但他很高明，他以表面上的善来博得人们的好感，从而使诸葛亮、关羽、张飞一些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
人的本性中有善有恶，但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人的本性决定了人在世上活着是第一，利益是第二，其次是再讲道德。不要把人简单地分为好人与坏人，象雷锋那样的大好人是少数。象殷纣王那样的大恶人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即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有自然本性，也有社会道德性。每个人都是一个善恶并存的矛盾体。西方人说，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是这个道理。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当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有制度约束时，人性中善的一面表现的充分一点；而当没有制度约束时，人性中恶的一面就会膨胀。人性中的恶性无不随时随地地在潜意识中冒出来，一有机会，人性的天平就会偏向自私的一方，所以，建立有效的制度约束人性中恶的一面才是良策！西方用法律来约束人性的恶，用宗教来引导人性的善。
人类社会具有了社会意识，人的行为具有了理性之后，才真正出现了对恶的扼制力量。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恶虽然是人的本能，但它直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害，不进行压制是不行的。于是，社会逐渐形成了对人性原恶的压力场。在人类社会中，人性的原恶完全不受压制的只有两种人，一是精神病患者，二是极端的独裁者。故由此推论：人治制度远不如法治制度可靠；专制社会远不如民主社会安全。因为大人物的恶如果不能有效遏止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将百倍、千倍、万倍于为恶的普通平民百姓。在原恶占主导地位的人类社会中，片面地宣传“克己”、“礼让”、“清心寡欲”、“上智下愚”等愚民哲学，其结果只能是使毁弃文明的恶人永远当道，信奉爱人之道的善人万劫不复。中国古代圣人心地尚高，可惜由他们炮制的理论却成了历代恶人为非作歹的遮羞布！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人类社会的理性层面，人类内心的负疚感、羞耻感、罪恶感逐渐化为对人类原恶约束、控制的理性思考。这些理性思考又逐渐完善化、全面化、深入化、系统化，便形成人类社会的道德约束、宗教约束、法律约束、知识约束、科技约束等。这些约束就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可以说，文化把人类的原恶包装起来，使其不那么赤裸地暴露。
既然人类社会的理性层面是抑恶扬善的重要因素，那么如何强化这种理性层面使其发挥更好的作用呢？无疑要靠整个社会的力量，也即全人类的力量。然而，在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存在的当今世界上，动员全人类力量的主导者仍然是政党和政府。政党和政府的职责是一方面建立并贯彻对恶的强制力，一方面对国民进行教化以引导人们弃恶从善。如果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和政府不能从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上以及各种约束机制上采取正确有效措施，不是千方百计地抑恶扬善，破私立公；引导原欲，压制原恶，那么人们的原恶就会被激发，被纵容，被强化，被扩大；就会象出笼的猛虎，决堤的洪水，肆无忌惮，咆啸肆虐，恶性膨胀，不可收拾。
人的生存和需求原则决定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又对人的生存和需求起反作用。不要讳忌人性中恶的客观存在，客观地、公正地揭露人本性，才能制定出相应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来促进人类社会的稳定、繁荣和进步，才能有效地抑恶扬善构造当今和诣社会，才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