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的表象之后，63幅墨迹呈现的是一段浙江的文脉是大学者的学养修为和人生故事
《儒者之风》：感受汉字之美
2013-07-27
记者 郭琳 文 记者 李忠 摄
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儒者之风——浙江省博物馆藏历代浙籍学者书法展》正在展出中。手札、尺牍、手稿、横幅……63件墨迹，出自52位自明代以降的浙籍著名学者之手，首次在浙江大规模集体呈现。
“儒者之风”四个字，出自清代学者俞樾手笔，一个“儒”字，正是题眼。
王守仁、刘宗周、全祖望、袁枚、龚自珍、金农、俞樾、沈曾植、孙诒让、章炳麟、王国维、蔡元培、马衡、张宗祥、马一浮……在书法的表象之后，这场展览呈现的，是大学者们的学养修为和人生经历，是一段浙江的文脉，一段不应被忘却的传统。
明代，浙江书院有 290余所，浙江籍的进士及状元数量高居全国榜首；到了清代，浙江思想文化活跃，书院更多达560余所，进士数量也仅次于江苏居第二。
看的是一件书法作品，讲的是一段历史故事
展览上，有一件孙诒让的横幅《温州办学记》，记载的是其在温州多年的办学经历：
“……是时承甲午与日本宣战失败之后，外患之激刺既盛，内情之愤懑更深。于是瑞安公议先开学计馆以教算术，方言馆以教英文，农学会以改良农桑……”
书法家、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说了句颇有意思的话，说与其把《温州办学记》当做一件书法作品来欣赏，不如把它做一件历史文献来展，孙诒让地下有知，会更高兴——尽管孙先生笔墨精良。
这位双眉上挑、目光坚定的晚清学者，经、史、诸子、文字、考据、甲骨、金石……都成就卓越，与著名学者俞樾、黄以周并称“清末三先生”。做学问到什么程度？七年著《周礼正义》，费时七年。家中二楼，只有孙氏夫妇能登，楼上十余张长桌，上面书卷纵横，稿书错杂。写哪条注，翻哪本书，就得挪到对应的桌旁——可谓奇观。
48岁，孙诒让的人生开始跟“办学”二字耗上。此后13年中，温州、处州两府的十六个县，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先后兴办学堂309所——须知彼时办学，资金大多需要从乡绅中筹集，且绝不是小数目——孙的效率不可谓不惊人。
这类记事在展览中比比皆是。刘宗周写给他人的手札，“人生惟学问一脉滋味甚长”，虚名不过泡影，与他讲求的“君子慎独”贴合，这位明代最后一位大儒，当清军攻陷杭州，听闻消息，恸哭绝食23日而逝。
对于学者大儒而言，书法终究还是小技。重要的，是其记录下的学问、人生和抱负。
在今年5月中国嘉德春拍中，一页鲁迅的《古小说钩沉》手稿，最初估价60万至65万元，最终竟以690万元的天价被藏家收入囊中。用价格来衡量虽然世俗，却也不失为一种有说服力的办法。藏家以690万元致敬的，更多的无疑是其背后的文史积淀。
在中国历史上
写字儿，是一种修为，也是一种日常生活
其间也不乏情趣之作。
比如展览起首，明代学者王守仁（阳明）的《行书诗翰卷》，两首自作诗合成一卷。一首贺同僚父亲的诗作，一首提画诗，王阳明在他的“阳明心学”之外，少不得以诗书怡情。
清末学者沈曾植的两页跋旧拓《兰亭序》，记录的是王羲之《兰亭序》旧拓本的轶事。辛亥革命后，仕途失意的沈曾植隐居上海的海日楼，往来名家众多。据说海日楼中的四壁、桌儿上全是堆满的各类杂书，书高几尺，进门不见其人，非得高喝一声，才见沈曾植突然从某个角落的书后探出身来。
而以美食家著称的随园主人、清代文学家袁枚，《蟋蟀三十韵》横幅明明白白就是文人的一个“玩”字。
在几十年的学养浸润下，前朝学者们可能只是信手拈来的一份手迹，在今天看来，都是珍品。
有则玩笑说的是章太炎。章太炎喜欢写篆字，开药方、写便条也用篆体。一回差仆人买肉作羹，仆人不识字，拿了他的手书条子跑遍苏州城内各肆，空手而归，回来说：您写的东西，人家都说没有。原来章太炎把“肉”写成了篆体，和“月”字几无差异，大小菜肆自然找不着。
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书法实在是一种渗透性很强、很零碎、很日常化的行为。
沈曾植跋旧拓《兰亭序》（玉枕本）
王阳明的《行书诗翰卷》
孙诒让的《温州办学记》
在书法的表象之后，63幅墨迹呈现的是一段浙江的文脉是大学者的学养修为和人生故事
《儒者之风》：感受汉字之美
2013-07-27
记者 郭琳 文 记者 李忠 摄
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儒者之风——浙江省博物馆藏历代浙籍学者书法展》正在展出中。手札、尺牍、手稿、横幅……63件墨迹，出自52位自明代以降的浙籍著名学者之手，首次在浙江大规模集体呈现。
“儒者之风”四个字，出自清代学者俞樾手笔，一个“儒”字，正是题眼。
王守仁、刘宗周、全祖望、袁枚、龚自珍、金农、俞樾、沈曾植、孙诒让、章炳麟、王国维、蔡元培、马衡、张宗祥、马一浮……在书法的表象之后，这场展览呈现的，是大学者们的学养修为和人生经历，是一段浙江的文脉，一段不应被忘却的传统。
明代，浙江书院有 290余所，浙江籍的进士及状元数量高居全国榜首；到了清代，浙江思想文化活跃，书院更多达560余所，进士数量也仅次于江苏居第二。
看的是一件书法作品，讲的是一段历史故事
展览上，有一件孙诒让的横幅《温州办学记》，记载的是其在温州多年的办学经历：
“……是时承甲午与日本宣战失败之后，外患之激刺既盛，内情之愤懑更深。于是瑞安公议先开学计馆以教算术，方言馆以教英文，农学会以改良农桑……”
书法家、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说了句颇有意思的话，说与其把《温州办学记》当做一件书法作品来欣赏，不如把它做一件历史文献来展，孙诒让地下有知，会更高兴——尽管孙先生笔墨精良。
这位双眉上挑、目光坚定的晚清学者，经、史、诸子、文字、考据、甲骨、金石……都成就卓越，与著名学者俞樾、黄以周并称“清末三先生”。做学问到什么程度？七年著《周礼正义》，费时七年。家中二楼，只有孙氏夫妇能登，楼上十余张长桌，上面书卷纵横，稿书错杂。写哪条注，翻哪本书，就得挪到对应的桌旁——可谓奇观。
48岁，孙诒让的人生开始跟“办学”二字耗上。此后13年中，温州、处州两府的十六个县，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先后兴办学堂309所——须知彼时办学，资金大多需要从乡绅中筹集，且绝不是小数目——孙的效率不可谓不惊人。
这类记事在展览中比比皆是。刘宗周写给他人的手札，“人生惟学问一脉滋味甚长”，虚名不过泡影，与他讲求的“君子慎独”贴合，这位明代最后一位大儒，当清军攻陷杭州，听闻消息，恸哭绝食23日而逝。
对于学者大儒而言，书法终究还是小技。重要的，是其记录下的学问、人生和抱负。
在今年5月中国嘉德春拍中，一页鲁迅的《古小说钩沉》手稿，最初估价60万至65万元，最终竟以690万元的天价被藏家收入囊中。用价格来衡量虽然世俗，却也不失为一种有说服力的办法。藏家以690万元致敬的，更多的无疑是其背后的文史积淀。
在中国历史上
写字儿，是一种修为，也是一种日常生活
其间也不乏情趣之作。
比如展览起首，明代学者王守仁（阳明）的《行书诗翰卷》，两首自作诗合成一卷。一首贺同僚父亲的诗作，一首提画诗，王阳明在他的“阳明心学”之外，少不得以诗书怡情。
清末学者沈曾植的两页跋旧拓《兰亭序》，记录的是王羲之《兰亭序》旧拓本的轶事。辛亥革命后，仕途失意的沈曾植隐居上海的海日楼，往来名家众多。据说海日楼中的四壁、桌儿上全是堆满的各类杂书，书高几尺，进门不见其人，非得高喝一声，才见沈曾植突然从某个角落的书后探出身来。
而以美食家著称的随园主人、清代文学家袁枚，《蟋蟀三十韵》横幅明明白白就是文人的一个“玩”字。
在几十年的学养浸润下，前朝学者们可能只是信手拈来的一份手迹，在今天看来，都是珍品。
有则玩笑说的是章太炎。章太炎喜欢写篆字，开药方、写便条也用篆体。一回差仆人买肉作羹，仆人不识字，拿了他的手书条子跑遍苏州城内各肆，空手而归，回来说：您写的东西，人家都说没有。原来章太炎把“肉”写成了篆体，和“月”字几无差异，大小菜肆自然找不着。
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书法实在是一种渗透性很强、很零碎、很日常化的行为。
沈曾植跋旧拓《兰亭序》（玉枕本）
王阳明的《行书诗翰卷》
孙诒让的《温州办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