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识三元里抗英斗争
陈月儿
（历史文化学院1103班 [1**********]）
【内容摘要】：虽然以上主要论述了国内对三元里的一些研究，其中比较详细的是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一些研究的总结。笔者比较支持茅海建先生的说法。但是笔者觉得最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件在外国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冲突，在当时的中国却掀起了那么大的震动，以及为什么后来那么多的历史学者去研究它，同时被人们广为传播和歌颂呢？
【关键词】：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爱国主义 组织者 正确看待 排外主义
在鸦片战争的第二年，即1841年5月29日至31日，英军占领了广州城北越秀山时期，爆发了一场以三元里为中心的民众抗英事件。这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是对于它发生的原因，过程，结果以及其本质和意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曾经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极具争议。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学者认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是英军的行为激愤了三元里人民而进行的本能反抗，一些史学革命家就认为事件的爆发是起于三元里人民爱国情绪的高涨，也有一些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侵略者和当地人民利益冲突所造成的等等。对此事件的说法众说纷纭，导致事件很混乱，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整理和认识这件历史事件。因为，越具争议的事件越需要求真和客观。而求真是历史研究的价值底线，客观是我们评价历史事件的基准。从这件小冲突上，窥见大历史，更加清晰地看待十九世纪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差距。
一、国内研究状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前人对该事件的研究。一是对其综合性的概括研究。这基本上是把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提高到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和保卫国家的战争。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穗梅《论鸦片战争时期广州民众抗英斗争的渐进》一文中认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祈神消灾阶段，二是半组织半自发阶段，三是有组织大规模反英人入城阶段。这是从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整个过程来看待的。李认为“英开战之初，广州民众是多持观望状态的，但是随着英军攻城以来，民众由冷漠、恐惧到抗争，由保卫家园的本能抗争到反侵略的民众意识的觉醒和光扬，斗争水平的逐次提高。不论如何让，为中国近代民众的反侵略斗争起了表率作用。”① 另外就是认为三元里抗英的整个过程都是民众自发形成的。
二是从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其他方面的研究，其中以对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研究为代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吴杰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组织者考》认为“韦绍光不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组织者。这场斗争是自发兴起的，在斗争过程中，举人何玉成联络各乡，领导和组织乡民共同抗英，对斗争的发展起来重要的作用。”②该观点是这场斗争是乡民自发形成的。再者就有以姚敬恒的《广①
②李穗梅：《论鸦片战争时期广州民众抗英斗争的渐进》，广东史志，2001年第04期，第7到12页。 吴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组织者考》，历史教学，1983年第09期，第58页
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考》为代表，该文章指出“三元里民众斗争与社学无关，更不是由各社学会后组织领导的”，“农民的抗英队伍，并不是以社学为单位，而是以乡舍或联舍为单位”，“乡舍和联社是广东人民历来应对水旱风灾的和海盗侵搅的有力保障，也是广州人民150年前团结抗英的强大后盾。”①当然个人觉得这个看法有待商榷。与之相反的就是魏斐德著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的第一篇研究了鸦片战争期间官府、绅士、团练对英国侵略者的态度和当时中国人的排外情绪，认为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并非是自发的而是官府倡办团练和绅士领导的结果。最后说法比较含糊的就是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毁——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说到的：“综上所述，我认为，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组织形式似为多样的。但义勇似无根基；其领袖也包含了各色人等，
②其中最活跃的是有功名的乡绅。”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知道茅海建先生辩证了三
元里事件从原因到结果的一系列史实真相，并认为三元里抗英的组织形式是多样的。笔者也认同这种看法，但是个人觉得是不是应该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此事件给我们日后的抗战斗争带来的影响及意义，是不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此斗争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实质，而不是纠缠于当时活动的细微末节和到底是谁领导和组织了这场斗争。正如黎剑珊在《浅谈三元里抗英斗争》一文中所说的：“关于谁是组织领导者的问题进行争论其实意义是不大的，因为在不同的时代人民会对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评价。而不同的阶层站在其各自的立场，又会更容易接受那一套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就如在新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农民韦绍光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表被彰显为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导者，而完全忽略甚至诋毁作为地主阶级的爱国乡绅的作用，这就体现了强烈的时代色彩。”③
二、如何正确看待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虽然以上主要论述了国内对三元里的一些研究，其中比较详细的是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一些研究的总结。笔者比较支持茅海建先生的说法。但是笔者觉得最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件在外国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冲突，在当时的中国却掀起了那么大的震动，以及为什么后来那么多的历史学者去研究它，同时被人们广为传播和歌颂呢？理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对待三元里抗英斗争事件。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时的中国依然是落后的，对于世界的另一边依然是很陌生的。我们两千多年一直在地球的东边，以老大哥的身份自居，即使是日本也承认中国的优越性。我们对周围的小国都是以高丽人、鲜卑人、匈奴人、倭寇等来称呼他们的。但是在十九世纪来攻打我们的不再是这些亚洲的小弟，而是西边的欧美。按照儒家的“天下”思想，我们对于那些不乖的夷，我们唯一的正确方法就是“剿”。但此时，清军将帅奕山却采取了屈辱的政策，符和英夷。在加上道光帝派来的外省军队也与英国交战以惨败告终。中英交战，中方是屡屡败北！这是对天朝大国前所没有的打击，猛烈地冲击当时以天朝人自居的中国人无比膨胀的自大心理。一直以来老大哥的地位严重动摇了，人民极力去找事实去证实自己这个地位和实力没有变，以及寻找胜利的希望。所以当科技和军事都远①
②姚敬恒：《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考》，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06期，第10到14页 茅海建：《天朝的崩毁——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9页
③ 黎剑珊:《浅谈三元里抗英斗争》，科学导刊（中旬刊），2011年版第9期，第255页
远发达于清朝的英夷被打败即三元里抗英斗争胜利时，便被不断的夸大和歌颂。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广州官员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掩饰赎城事实，从而夸大三元里人民抗英的事实。
其次，从革命历史家的角度看，大力宣传三元里抗英斗争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所促使的，很明显是为革命和时代政治所需的。在他们看来，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农民的力量是无穷。即使在武器装备和各方面都落后于英国时，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取得胜利，一定能保家卫国。在后来的中共史学家看来只要是民众领导的运动就是民主主义的，就是农民领导的，就是自发的。更是时代和政治的需要。“严格地说，任何一种史料无不具有政治和时代的烙印，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史料尤其如此。”①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历史求真的重要性。对于这件事件，许多中方文献的说法都不一。但是英方文献说法就比较一致了。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中方的各种说法的真实性了，至于那一种是真实的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文献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夸大了这件事件的重要性。以至到后来我们将之提升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觉醒和奋战的高度。这种传统说法把这场斗争看成了群众抗敌御悔的爱国斗争。但是不禁要问一声长期受清朝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儒家传统观念束缚的群众是否真的有近代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正如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说的“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的派别不过是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②很明显当时的中国还是以天朝的身份自居的，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主义，有的只是狭隘的传统的民族观念。
况且一直处在清朝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的中国人思想上封建的，眼界是狭隘的。具有强烈的排外性。他们认为所有夷民都是图利的，是不道德、放荡的。就连当时的统治者阶层也不例外。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就写到：“可是，对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政治家来说，义律、文翰或德庇时这些英国人，都很少有名字，通常只称为夷首；如叶名琛等人根本不理解巴麦尊的民族尊严的观念。”③当时的中国群众的眼界还是很狭隘的，并没有国际这个观念的，很难谈得上民族意识的觉醒，更不用说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驱使他们这样做了。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在研究》一书中就写到：“我认为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便是国际观念，承认各民族的对等，反对民族的压迫。而在中国，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大体萌芽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经梁启
④超、孙中山等人的阐发宣教，成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
茅海建先生是极力认为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历史革命家所说的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出自于人民自身的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他明确指出“这一起因的真正意义在于：三元里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尽管其中的某些士绅，有着传统民族主义色彩的号召。”⑤这是一场保卫家园而不是保卫国家的战争。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当时已经有爱国绅士初具民族观念、国家观念这一事实。①
②茅海建：《三元里抗英史实辩证》，历史研究，1995年版，01期，第154页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pdf版第六页，蓬莱阁丛书
③〔美〕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年-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1996年版，第56页
④④茅海建：《天朝的崩毁——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9、310页
如在三元里抗英斗争期间，一张出自乡绅之手的对英国侵略者的“晓谕”说：“我虽乡愚小民，乃亦天朝赤子。惜身家亦惜土地，终怀父母之邦„„，”又何玉成在其一诗中写道“下以保家室，上以纤国忧。既是天朝赤子又为纤国忧，可见当时一些爱国乡绅是初具民族观念的，尽管还是原始民族主义。同时，我们也要重视这种即使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依然不顾危难奋身保卫家乡的伟大精神。这是值得我们歌颂和发扬的。而且这种原始的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梯，我们无法避免。从这个角度看，这场斗争具有激励人民保家卫国的作用，是中国近代史反侵略战争中的少数胜利。
三、结语
当时的中国群众还没有成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三元里人民抗英的历史事件和意义被夸大，这是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可以理解，但是站在一个历史人的角度即历史求真的本质上讲，我们必须认清历史的真实性，敢于承认自己的腐朽和落后，才能更好地改造腐朽和落后。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斗争的积极意义。辩证地待这次抗英斗争，更好地搞清楚三元里事件的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以后发生的事情。
浅识三元里抗英斗争
陈月儿
（历史文化学院1103班 [1**********]）
【内容摘要】：虽然以上主要论述了国内对三元里的一些研究，其中比较详细的是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一些研究的总结。笔者比较支持茅海建先生的说法。但是笔者觉得最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件在外国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冲突，在当时的中国却掀起了那么大的震动，以及为什么后来那么多的历史学者去研究它，同时被人们广为传播和歌颂呢？
【关键词】：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爱国主义 组织者 正确看待 排外主义
在鸦片战争的第二年，即1841年5月29日至31日，英军占领了广州城北越秀山时期，爆发了一场以三元里为中心的民众抗英事件。这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是对于它发生的原因，过程，结果以及其本质和意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曾经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极具争议。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学者认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是英军的行为激愤了三元里人民而进行的本能反抗，一些史学革命家就认为事件的爆发是起于三元里人民爱国情绪的高涨，也有一些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侵略者和当地人民利益冲突所造成的等等。对此事件的说法众说纷纭，导致事件很混乱，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整理和认识这件历史事件。因为，越具争议的事件越需要求真和客观。而求真是历史研究的价值底线，客观是我们评价历史事件的基准。从这件小冲突上，窥见大历史，更加清晰地看待十九世纪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差距。
一、国内研究状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前人对该事件的研究。一是对其综合性的概括研究。这基本上是把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提高到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和保卫国家的战争。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穗梅《论鸦片战争时期广州民众抗英斗争的渐进》一文中认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祈神消灾阶段，二是半组织半自发阶段，三是有组织大规模反英人入城阶段。这是从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整个过程来看待的。李认为“英开战之初，广州民众是多持观望状态的，但是随着英军攻城以来，民众由冷漠、恐惧到抗争，由保卫家园的本能抗争到反侵略的民众意识的觉醒和光扬，斗争水平的逐次提高。不论如何让，为中国近代民众的反侵略斗争起了表率作用。”① 另外就是认为三元里抗英的整个过程都是民众自发形成的。
二是从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其他方面的研究，其中以对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研究为代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吴杰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组织者考》认为“韦绍光不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组织者。这场斗争是自发兴起的，在斗争过程中，举人何玉成联络各乡，领导和组织乡民共同抗英，对斗争的发展起来重要的作用。”②该观点是这场斗争是乡民自发形成的。再者就有以姚敬恒的《广①
②李穗梅：《论鸦片战争时期广州民众抗英斗争的渐进》，广东史志，2001年第04期，第7到12页。 吴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组织者考》，历史教学，1983年第09期，第58页
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考》为代表，该文章指出“三元里民众斗争与社学无关，更不是由各社学会后组织领导的”，“农民的抗英队伍，并不是以社学为单位，而是以乡舍或联舍为单位”，“乡舍和联社是广东人民历来应对水旱风灾的和海盗侵搅的有力保障，也是广州人民150年前团结抗英的强大后盾。”①当然个人觉得这个看法有待商榷。与之相反的就是魏斐德著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的第一篇研究了鸦片战争期间官府、绅士、团练对英国侵略者的态度和当时中国人的排外情绪，认为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并非是自发的而是官府倡办团练和绅士领导的结果。最后说法比较含糊的就是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毁——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说到的：“综上所述，我认为，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组织形式似为多样的。但义勇似无根基；其领袖也包含了各色人等，
②其中最活跃的是有功名的乡绅。”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知道茅海建先生辩证了三
元里事件从原因到结果的一系列史实真相，并认为三元里抗英的组织形式是多样的。笔者也认同这种看法，但是个人觉得是不是应该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此事件给我们日后的抗战斗争带来的影响及意义，是不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此斗争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实质，而不是纠缠于当时活动的细微末节和到底是谁领导和组织了这场斗争。正如黎剑珊在《浅谈三元里抗英斗争》一文中所说的：“关于谁是组织领导者的问题进行争论其实意义是不大的，因为在不同的时代人民会对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评价。而不同的阶层站在其各自的立场，又会更容易接受那一套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就如在新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农民韦绍光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表被彰显为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导者，而完全忽略甚至诋毁作为地主阶级的爱国乡绅的作用，这就体现了强烈的时代色彩。”③
二、如何正确看待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虽然以上主要论述了国内对三元里的一些研究，其中比较详细的是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一些研究的总结。笔者比较支持茅海建先生的说法。但是笔者觉得最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件在外国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冲突，在当时的中国却掀起了那么大的震动，以及为什么后来那么多的历史学者去研究它，同时被人们广为传播和歌颂呢？理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对待三元里抗英斗争事件。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时的中国依然是落后的，对于世界的另一边依然是很陌生的。我们两千多年一直在地球的东边，以老大哥的身份自居，即使是日本也承认中国的优越性。我们对周围的小国都是以高丽人、鲜卑人、匈奴人、倭寇等来称呼他们的。但是在十九世纪来攻打我们的不再是这些亚洲的小弟，而是西边的欧美。按照儒家的“天下”思想，我们对于那些不乖的夷，我们唯一的正确方法就是“剿”。但此时，清军将帅奕山却采取了屈辱的政策，符和英夷。在加上道光帝派来的外省军队也与英国交战以惨败告终。中英交战，中方是屡屡败北！这是对天朝大国前所没有的打击，猛烈地冲击当时以天朝人自居的中国人无比膨胀的自大心理。一直以来老大哥的地位严重动摇了，人民极力去找事实去证实自己这个地位和实力没有变，以及寻找胜利的希望。所以当科技和军事都远①
②姚敬恒：《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考》，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06期，第10到14页 茅海建：《天朝的崩毁——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9页
③ 黎剑珊:《浅谈三元里抗英斗争》，科学导刊（中旬刊），2011年版第9期，第255页
远发达于清朝的英夷被打败即三元里抗英斗争胜利时，便被不断的夸大和歌颂。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广州官员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掩饰赎城事实，从而夸大三元里人民抗英的事实。
其次，从革命历史家的角度看，大力宣传三元里抗英斗争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所促使的，很明显是为革命和时代政治所需的。在他们看来，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农民的力量是无穷。即使在武器装备和各方面都落后于英国时，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取得胜利，一定能保家卫国。在后来的中共史学家看来只要是民众领导的运动就是民主主义的，就是农民领导的，就是自发的。更是时代和政治的需要。“严格地说，任何一种史料无不具有政治和时代的烙印，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史料尤其如此。”①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历史求真的重要性。对于这件事件，许多中方文献的说法都不一。但是英方文献说法就比较一致了。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中方的各种说法的真实性了，至于那一种是真实的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文献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夸大了这件事件的重要性。以至到后来我们将之提升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觉醒和奋战的高度。这种传统说法把这场斗争看成了群众抗敌御悔的爱国斗争。但是不禁要问一声长期受清朝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儒家传统观念束缚的群众是否真的有近代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正如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说的“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的派别不过是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②很明显当时的中国还是以天朝的身份自居的，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主义，有的只是狭隘的传统的民族观念。
况且一直处在清朝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的中国人思想上封建的，眼界是狭隘的。具有强烈的排外性。他们认为所有夷民都是图利的，是不道德、放荡的。就连当时的统治者阶层也不例外。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就写到：“可是，对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政治家来说，义律、文翰或德庇时这些英国人，都很少有名字，通常只称为夷首；如叶名琛等人根本不理解巴麦尊的民族尊严的观念。”③当时的中国群众的眼界还是很狭隘的，并没有国际这个观念的，很难谈得上民族意识的觉醒，更不用说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驱使他们这样做了。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在研究》一书中就写到：“我认为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便是国际观念，承认各民族的对等，反对民族的压迫。而在中国，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大体萌芽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经梁启
④超、孙中山等人的阐发宣教，成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
茅海建先生是极力认为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历史革命家所说的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出自于人民自身的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他明确指出“这一起因的真正意义在于：三元里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尽管其中的某些士绅，有着传统民族主义色彩的号召。”⑤这是一场保卫家园而不是保卫国家的战争。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当时已经有爱国绅士初具民族观念、国家观念这一事实。①
②茅海建：《三元里抗英史实辩证》，历史研究，1995年版，01期，第154页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pdf版第六页，蓬莱阁丛书
③〔美〕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年-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1996年版，第56页
④④茅海建：《天朝的崩毁——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9、310页
如在三元里抗英斗争期间，一张出自乡绅之手的对英国侵略者的“晓谕”说：“我虽乡愚小民，乃亦天朝赤子。惜身家亦惜土地，终怀父母之邦„„，”又何玉成在其一诗中写道“下以保家室，上以纤国忧。既是天朝赤子又为纤国忧，可见当时一些爱国乡绅是初具民族观念的，尽管还是原始民族主义。同时，我们也要重视这种即使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依然不顾危难奋身保卫家乡的伟大精神。这是值得我们歌颂和发扬的。而且这种原始的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梯，我们无法避免。从这个角度看，这场斗争具有激励人民保家卫国的作用，是中国近代史反侵略战争中的少数胜利。
三、结语
当时的中国群众还没有成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三元里人民抗英的历史事件和意义被夸大，这是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可以理解，但是站在一个历史人的角度即历史求真的本质上讲，我们必须认清历史的真实性，敢于承认自己的腐朽和落后，才能更好地改造腐朽和落后。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斗争的积极意义。辩证地待这次抗英斗争，更好地搞清楚三元里事件的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以后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