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卷第5期2011年10月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Vol.32No.5Oct.2011
林语堂研究历史、现状与前瞻
杜运通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521041）
摘要：林语堂研究经历了80余年的风风雨雨，大致可分为批评期、沉寂期、突破期、拓展期四个发
展阶段。文中对每个阶段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整体扫描，并对未来的发展走向作了前瞻性眺望。
关键词：林语堂；批评期；沉寂期；突破期；拓展期；眺望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883（2011）05-0037-07
林语堂研究已走过了80余年漫长而曲折的历“大同的迷信”，要“复兴古人之精神”，只可惜程。在已发表的林语堂研究的阶段性综述里，有“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2]钱玄同则认为，“中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是林语堂研究的起点问国国内固然太多外国人，也太多中国人”。中华题，一般都认为是鲁迅在1926年《莽原》第一期民族的出路惟有“欧化”之一途，他爱尚未出现上发表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二是把的“欧化的中国”。[3]林语堂坚决支持钱玄同建设林语堂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即1979年以前、80“欧化中国”的主张。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年代和90年代以后；三是只注意到单篇林语堂研说：“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究的成果，而忽视了林语堂研究著作的出版。[1]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笔者认为，林语堂研究的起点应是1925年钱玄同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要消除民族的淋在《语丝》第23期发表的《回林语堂的信》；时毒，阉割昏愦的痈疽，“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至今日，林语堂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法而已”。钱玄同在《回林语堂的信》中写批评期、沉寂期、突破期和拓展期；在回眸林语道：“您所说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堂研究的学术发展史时，既要重视单篇的林语堂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针见血之论。”钱玄同高度研究文章，又要兼顾到林语堂研究专著所取得的赞扬林语堂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认识和彻底改造成就。国民性的这种痛快淋漓的态度。应该说，这是研
究林语堂的第一篇文章，即林语堂研究的起点。这两封信同时发表在1925年《语丝》第23期上。一、批评期（1925~1949年）
随着段祺瑞、章士钊的一时“落水”，林语堂附和周作人唱起了“费厄泼赖”怜悯曲：1925年3月，刘半农留学法国。他在通信中
“‘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与钱玄同讨论中国的出路问题，二者意见大相径
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庭。刘半农认为，要振兴中华民族，就要打破对
收稿日期：2011-04-18
作者简介：杜运通（1947—），男，河南洛阳人，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不到‘费厄’”。[4]鲁迅基于多年来对敌斗争的经极的反抗”，“时势使然”，但也批评林氏“耽溺验教训，写下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风雅”，其幽默带有“牛疝气”。文，[5]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痛打落水狗”的著名40年代初，林语堂以“征求抗战事实”、“报论断，公开批评了林语堂和周作人姑息养奸的思告国人国际政治动向”为由曾两度回国，在各地想和中庸妥协的态度。这是20世纪20年代最早多次发表演讲，尤以1943年10月24日在中央大批评林语堂的一篇杂文。学所作的《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影响为最。
到了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上海相继创由于林语堂长期侨居美国，所讲内容又多与抗战办了《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提倡以缺少“直接”联系，对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6]作为进行了“攻击”，自然招致了进步文学阵营连篇革命文学家的鲁迅，认为林语堂背离了五四文学累牍的批评，其批评的着眼点大多是对林语堂进革命直面人生、关注政治、启蒙救亡的反帝反封行政治上的“挞伐”，而非理论上的论辩。如果建的战斗传统。在他看来，“生存的小品文，必从“研究”的视角审美，尚未超越30年代胡风的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够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林语堂论》。存的血路”，[7]576而林语堂的幽默小品则将“屠户实事求是地说，1949年以前的林语堂研究，的凶残”化为“一笑”。[7]567于是，鲁迅写下了除却胡风、鲁迅、郁达夫、阿英等人的少许文章《“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从讽刺到外，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文章实为鲜见。30年代的幽默》、《杂谈小品文》等一系列杂文，对林语堂林语堂已经被多数左翼作家排斥在进步文学阵营进行了严肃而诚挚的批评，并为“拉”他不出来之外。在20多年的研究中虽然对林语堂有褒有而深感惋惜。贬，但他基本上是一个被批评被否定的对象，不
在鲁迅“规劝”林语堂的同时，其他进步的过就矛盾的性质来讲，尚属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观文艺家也在《申报·自由谈》、《太白》、《芒种》念上的分歧，而非敌我矛盾。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林语堂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阿英（即钱杏邨）在1935年编校的二、沉寂期（1950~1978年）《现代十六家小品》中撰写了《林语堂小品序》。《序》中切中肯綮地分析了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1978年），林语堂“幽默主义”是打硬仗缺少勇敢，实行逃避心所在大陆文坛几乎销声匿迹。在近30年间，大陆的不甘，讽刺未免露骨，说无意思的话又感到无所有报刊没有发表一篇学术性的林研文章，只有聊，于是就走向了幽默一途。阿英对林语堂“不极少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或鲁迅一得已而为之”的解读，与鲁迅的“吐半口闷气”些文章的注释中，林语堂才得以“反动文人”、说相合辙。“洋奴”的面目出现。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信手
胡风的《林语堂论》[8]是30年代林语堂研究拈来某大学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里的一篇力作。作者首先指出了林语堂有一个“发《对“论语派”斗争》一节，现摘录如下：展”的过程。“翦拂”期是林氏“浮躁凌厉”的1932年，以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黄金时代”，表现出“战斗者”的姿态。但在周作人等人为代表的帮闲文学“论语派”，“战斗者”的“阴面”，却潜伏着妥协主义的“否是继“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惨败之定要素”。林语堂的思想是“没有骨髓的自由主后，和“自由人”、“第三种人”并出的一个义”。其中心哲学是克罗齐的“表现论”,在文学反动的文学派别。批评上是斯宾加恩的“表现主义的批评”。胡风………………虽然对《语丝》时期的林语堂作了较充分的肯林语堂之流提倡的“幽默”，实际上就定，然而其“眺望”的聚焦点依然停留在《论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阶级斗争异常剧烈语》时代，批评是其全文的基调。郁达夫在《中的时候，提倡做国民党反动派的奴隶和顺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对待林语堂的民。态度虽较之胡风宽容，视林语堂提倡幽默为“消………………
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学阵营同帮闲文学“论语派”展开了坚决斗争。“论语派”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彻底失败而寿终正寝了。……林语堂跑到美国做洋奴去了，周作人成了汉奸。[9]教材中对林语堂的“政治鉴定”基本上反映了“沉寂期”大陆对林语堂的评价，这种评价显然是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政治误断。我们在这里抄录原文无意于指责任何个人，只是想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林语堂研究的实际状况，借助具体的实例再现那段已逝的畸形岁月，通过对历史的回眸使我们的认识更接近“真正”的林语堂。
三、突破期（1979~1989年）
70年代末，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学术研究禁区的大门一个个敞开了，林语堂研究也掀开了新的一页。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林语堂研究出现了四个突破：
1．从流派研究的角度突破。
1979年，陈金淦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了《评“论语派”》一文。该文的意义不仅在于作者看到了“论语派”的复杂性，依据事实大胆地推翻了“论语派”是“反动的文学派别”的谬说。更重要的是，他首先找到了进入林语堂研究禁区的突破口，即从流派研究的角度拉开了新时期林语堂研究的序幕。接着，施建伟的《语丝派的分化和论语派的歧途》、《论语派与〈论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周启付的《林语堂与〈论语〉》、万平近的《老舍与林语堂及其论语派》等文章，坚持一分为二，对“论语派”的复杂性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论语派”(当然也包括林语堂在内)的积极作用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
2．从与鲁迅交往的角度突破。
1980年2月，张梁在《文学评论丛刊》第6期发表了《林语堂论——兼论鲁迅和他的交往与斗争》，文章从林语堂与鲁迅交往的角度，开启了林语堂研究的又一扇窗子。接着秦志希的《鲁迅与林语堂》、林志浩的《林语堂述评——兼谈他同鲁迅的关系》、唐弢的《林语堂论》等一批论文脱颖而出，这些文章中的大多数，在探讨鲁迅与林语堂关系的同时，把《语丝》时期的林语
堂从“反动文人”的桎梏中解救了出来。
3．从史料发掘的角度突破。
1936年8月林语堂举家迁居美国。林语堂出国后做了些什么，他的后半生是怎样度过的，对于当时的大陆人来说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1982年，馨陀编纂的《林语堂生平事略》在《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刊出，使读者眼前猛然一亮：“噢，这是林语堂？！”接着，万平近先生的长达4万字的《林语堂生活之路——兼评林语堂的〈八十自叙〉》一文在《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4期连载，文章以林语堂的《八十自叙》为契机，比较系统和翔实地评介了林语堂的家庭环境、成长道路、人生经历、政治态度、思想性格、文学成就以及功过得失，在史料发掘的基础上努力还原真实的历史语境中的林语堂。
1987年3月，万平近的专著《林语堂论》[10]
又相继问世。这本书名为《林语堂论》，其实它的史料价值高于作者对审美对象的理论考量。虽然书中的字里行间也渗透着作者对林语堂功过是非的价值判断，然而这种判断尚未完全跳出“沉寂期”人们的思维模式，但它较之单纯的史料发掘还是深入了一步，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从资料发掘的层次进入了资料发掘和理论思考并重的新阶段。
4．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突破。
1984年3月，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第八章第一节里，著者对林语堂的生平与创作作了简要述评，并指出林语堂寓庄于谐，以幽默的笔调讽喻了当时黑暗的政治，文章具有“清淡、隽永、甘美”的艺术风格。在新时期的现代文学史上，首肯林语堂散文创作的积极意义，较之以往的一批到底，全盘否定，或者排斥史外，不置一词的做法显然是一种进步。唐著《简编》本尽管对林语堂的小说创作只淡淡地写了一句，但它毕竟跨出了步履维艰的第一步。
总的看来，1990年以前的林语堂研究虽有所突破，但基本上还处在零散的、局部的、微观的、浅层次的初步探讨阶段。
四、拓展期（1990年以后）
1990年以后, 林语堂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新”不仅表现为量的增加，更
重要的是质的提高。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林语堂研究较之突破期都有了新的拓展。这种拓展表现在:
1．作家传记的批量问世。
进入90年代以后，林语堂研究由史料和理论思考并重的阶段攀升到“传记式”批评研究。首先是施建伟的《林语堂在大陆》和《林语堂在海外》，分别在1991年、1992年出版。这两部著作的连缀实际上就是一部林语堂传。全书信息量较大，有些史料均系首次披露，使读者既看到了林语堂事业上的成功与挫折，也看到了林氏家庭的喜剧与悲凉。1994年林语堂二女儿林太乙著的《林语堂传》首次在大陆出版。此传为研究林语堂的生平、思想、家庭、文学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作为传主的亲属，这种“独家新闻”对全方位地透视和剖析林语堂“这捆矛盾”做出了别人无法取代的贡献。同年，刘炎生的《林语堂评传》又跟踵问世。该传改变了以往从“文学家”角度立传的思路，而是从“国学家”视角切入，比较恳切地评价了林语堂在语言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弥补了以往传记的不足。接着，万平近先生的第二部力作《林语堂评传》于1996年出版，这是一部资料丰赡而翔实的林氏传记文学。万《传》不是传主生平、著作和文化实践活动的历时性罗列，而是以评促传，重在于评。继而，李勇的《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2005年与读者见面。该传以现代人文精神和人性理念去观照审美对象，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神评传”。最为人称道的是王兆胜著《林语堂大传》，200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学者的深邃眼光和散文家的生花妙笔，深入到林语堂的内心殿堂，使读者看到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和边缘“智者”的心灵呐喊。与其它传记著作相比，《大传》是一部更贴近传主灵魂的书。
2．研究视域的拓展和深化。
1990年以前的林语堂研究面窄量小，高品位文章不多。但到了1990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林语堂研究的畛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拓展，研究的深度也有了明显的掘进。
首先，对林语堂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广化。张健的《精神的伊甸园和失败者温婉的歌》[11]是一篇透视林语堂思想的扛鼎之作，文章认为，幽默观是林语堂装在理想和现实中间的调适器。对于林语堂的哲学观，王兆胜在《林语堂人生哲学的价值意义及其缺憾》[12]中指出，林语堂偏于追求人的本体意义，强调以“人”为中心，以个体为本位，重视诗化的审美人生，极力营造平和雍容的文化心态。林语堂是一位国学大师,他在文艺学、语言学、文化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陈煜斓在《林语堂的国学观》[13]中评价林语堂的国学观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国学观。他主张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学。林语堂也
[14]
是一位教育家。杜运通在《林语堂教育思想论》中明确指出，林语堂以西方文化教育为参照系来反观中国的教育体制，尖锐批评“教育为考试，考试为升学”的中国旧教育制度，提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立人”。这些启人心智的见解，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不无裨益。此外,对林语堂的文学观、翻译观、宗教观、审美观、写作观、女性观、家庭观、伦理观、语言学、爱国思想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都有人撰写文章进行不同程度的探索和研究。
其次，对于林语堂作品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过去对于林语堂小说的研究基本上聚焦在《京华烟云》，而对其它的小说少有人涉笔。到了90年代后，除了继续深究《京华烟云》外，像《朱门》、《风声鹤唳》、《红牡丹》、《赖柏英》、《唐人街》、《奇岛》等小说也相继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成为研究者观照的对象。不仅如此，小说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由“点”到“面”的延展过程，出现了宏观视野与具体文本相结合的整体小说创作论。同时，林语堂的散文研究也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局面，研究者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林语堂散文创作的内涵、个性、特征和规律，肯定了林语堂散文创作的成就和贡献，以及林语堂作为一个散文大家的历史地位和文学史价值。
再次，系统研究林语堂的学术专著出现。杜运通著《伊甸园之歌——林语堂现象透视》[15]对林语堂的思想、创作、人品、乃至林语堂研究的风风雨雨作了比较客观的理性审视。尤其是王兆
[16][17]
胜著《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闲谈林语堂》和《林语堂与中国文化》[18]，这三部著作可以说是王兆胜的林语堂研究系列丛书中的重镇——“林研三部曲”。它穿越了林语堂研究的瓶颈，是林语堂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提升了林语堂研究的境界和品格。施萍著《林语堂：文化转型
的人格符号》[19]，是一部力透纸背的研究林语堂中一类自由主义知识者的灵魂和人格特征。文化人格的专著。作者从价值根基、自由思想、第四，比较方法的大量使用。比较研究在80“国粹”情调、幽默文化等层面解读了自己的审年代已初露端倪，当时多集中在鲁迅与林语堂的美对象，从而揭示出林语堂不仅是中国文化转型比较，且以鲁迅为“坐标”去度量林语堂，这种期的一个人格符号，而且也是现代中国一类知识“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往往以失去公允为代者的“文化共名”。施萍的这部著作和王兆胜的价。90年代后，进入比较场的双方或多方均以具《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都是他们的博士论文，这有“独立”资质的个人出现，改倾斜式比较为平表明林语堂研究已经进入了我国高学历的知识者行式比较。如，朱双一的《林语堂和鲁迅“国民群。据有人统计，近几年来选择林语堂研究作为性探讨”比较论》、顾国柱的《林语堂的“综合硕、博论文者已有30余人。观”与克罗齐的“表现说”》、蒋心焕、吴秀亮
3．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的《试论闲适派散文——兼及周作人、林语堂、长期以来，林语堂研究方法基本上拘囿于政梁实秋散文之比较》等，在这些文章中，不论是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这种研究方法主要着眼林语堂与本国作家或外国作家比较，还是两位作于时代、社会、政治、历史对作家的影响，往往家或三位作家比较，参与比较者基本上是站在同忽略了文学的本体特征，以及作家对民族文化建一水平线上，通过比较而彰显各自的特征与优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和作用，甚至蹈入庸俗长，比较的结果是相得益彰而不是寻找政治批判社会学的陷阱，把本来是文化人的作家完全变成的靶子，这是一种质的飞跃。一个政治符号。这种局限淹没了林语堂真实的文第五,统计学方法的活用。傅文奇的《近年来化灵魂和鲜明的个性特征。进入90年代以后，林林语堂研究的统计与分析》就是利用统计学的方语堂研究方法逐渐丰富了起来。法，对1994至2004年发表的林语堂研究论文分
第一，从文化学视角研究林语堂。早在80年门别类进行统计，并制成表格，使读者一目了代，陈平原、万平近等人，已从文化角度观照林然，为林语堂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语堂，曾给读者一启迪。但总体看来人数不多，总之，进入90年代以后，林语堂研究有了较且带有时代的局限性。90年代以后就不同了。从大的拓展，它由微观到宏观，由局部到整体，由文化视角研究林语堂的人愈来愈多。如戴从容的单一到多元，由浅层次逐渐向深层次递进。正如《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杜运通、杜兴梅的《悠严家炎先生所说，这“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一个新闲文化观：解读林语堂的一个新视角》、陈清的阶段的到来”[20]。当然，这种拓展是就林语堂研《林语堂中西合璧文化观成因管窥》等，作者站究自身而言，如果与同时代的其他重量级作家相在世界文化多元互补的背景下，肯定了林语堂中比，林语堂研究显然望尘莫及。西合璧的文化观和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五、研究趋向眺望
第二，“中心——边缘”理论、叙事话语理论和解构主义的运用。譬如陈旋波的《从林语堂林语堂是一位思想、作品、经历都相当复到汤婷婷：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叙事》、李勇的杂，且又“两脚踏东西文化”的现代作家。古人《边缘的文化叙事——林语堂散文的解构性》云：“盖棺定论”。林语堂已谢世30余年，然而其等，文章分析林语堂“以平民的眼光看待平民的人其文至今尚未完全“定论”。写好林语堂“这日常生活”的文化叙事方式，解构了西方人一章”仍是现代文学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文化霸权主义话林语堂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于进一步扩拓与语，为中国人争得与西方民族平等对话的权利。深化。
第三，符号学理论的引入。施萍的《林语诸如，史料建设方面，林语堂在欧美度过了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就是这样的范本。该30多年，孜孜不倦地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在国书作者把林语堂看作一种表象的“人格符号”，外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英文文章，也参加了一些通过对林语堂的解读，使读者看到了文化转型期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实践活动，而目前看到的材料
极少。即使1927年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供职的的另外两部小说《朱门》和《风声鹤唳》，以及半年，虽然时间较短，但从作者的《自传》可以《红牡丹》、《赖柏英》、《唐人街》、《奇岛》等，看出，这是林语堂思想“转向”的第一个转捩还有传记文学《苏东坡传》、《武则天正传》，以点，此后他的思想“突变”，以致于终生对官场及文化论著《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孔生涯极为淡漠，真正的原因何在？而目前看到的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究竟该作何历史评
价?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有何贡献？材料都语焉不详，或者只是逻辑推理而已，这显
然是不科学的。截至目前为止，在拥有数以千计早在30年代的时候，人们就常说《宇宙风》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泱泱大国，既没有一套完整的主要撰稿人有“三堂”：语堂、知堂（周作
人）和鼎堂（郭沫若）。饶有兴味的是，这“三的林语堂著作全集，也没有一本系统的林语堂研
堂”恰好代表了现代文坛上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究资料，这不能不令人感慨万端。尤其是，林语
分子，走着三种不同的人生道路，有喜剧，有悲堂的大部分作品是用英文写成的，后来翻译成中
文，中译本和原创本是否一致，有没有张冠李剧，有喜中含忧，有忧中伴喜，对于他们进行冷
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比较分析，对于现代作家戴、以讹传讹的现象，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细
的研究，甚至对于后人人生道路的选择都富有启致的甄别、鉴定和校正工作。
在思想研究方面，近些年来虽然对林语堂的迪意义。尤其是林语堂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哲学观、文学观、审美观、中西文化观、宗教随着历史的演进，它的“隐价值”将愈来愈清晰观、翻译观、妇女观等有所触及，也取得了一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虽不敢断言“后无来的成就，但基本上还滞留在浅层次上，多是对某者”，但“前无古人”已非妄言。尽管辜鸿铭、些“显像”的描述，而深层次的内在意蕴的开掘梁漱溟等人先于林语堂，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还不多见。至于他的历史观、伦理观、写作观、出了各自的成就，但相比较而言其影响显然要小教育观、编辑思想、“红学”思想等，都有极大于后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的研究空间，有的甚至是一片尚待开发的“空林语堂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以英语为母语的西白”。林语堂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方化了的东方学者型作家。他留给我们的35卷本语言学家、翻译家和发明家，我们撇开发明家姑（并非全集）“百科全书”，要认识和继承这笔文且不论，对于他在语言学上的建树和贡献，眼下化遗产，不是文学研究者独家力所能及的。它需虽已有人论及，但研究者寥若晨星。要从事哲学、文学、历史学、伦理学、教育学、
在作品研究上，只是对作家二、三十年代散翻译学、语言学等研究者们一道携起手来，全方文和《京华烟云》等经典著作作了粗疏的扫描，位地透视、诠释和把握。其研究水平与作家的创作实绩还相距甚远。林语林语堂享年八十有一。在欧美和台湾居住长堂曾坦言，他受到英国小品的影响，尤其是接受达44年之久。他的足迹遍及东、西半球几十个国了有“散文始祖”之称的乔索所代表的休闲体散家和地区，他的不少著作都有七、八种以上不同文的滋养。他在《小品文之遗绪》中称赞乔索文字的版本，说他是“20世纪世界上的智慧人体：“行文皆翩翩栩栩，左之右之，乍真乍假，物”并不过誉。研究的实践业已证明，单靠大陆欲死欲仙；或含讽劝于嬉谑，或寄孤愤于幽闲，的研究者是很难解释清楚林语堂脚踏东西文化的一捧其书，不容你不读下去。”[21]林语堂究竟受特质。这不仅需要海峡两岸，而且也需要东西方到英国小品文的哪些影响？他的幽默小品与乔索国家的林语堂研究者联袂攻关，共同解开林语堂的休闲散文何长何短？这些都亟待研究者的探索“这捆矛盾”。笔者热切跂盼定期召开国际性的林和揭秘。至于小说研究，这些年虽然有所进展，语堂学术研讨会。与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郭但还有着极大的拓展性。《京华烟云》与《红楼沫若、茅盾等人相比肩，林语堂固然有过犹不及梦》相比，是完全的东施效颦，还是有所独创？之处，但他也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双语作《京华烟云》三部曲与老舍笔下的另一部有着相家，40多部中英文著作，第41届世界笔会总会近的时代背景和表现题材的《四世同堂》有何异副会长，1947年至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同？除却《京华烟云》外，对“林氏三部曲”中术和文学组主任……
王兆胜博士曾经说过：“林语堂的价值不在于和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相似相同之处，而是其相异相别的方面。”[18]354此话不仅道出了林语堂之所以存在于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也给人们提供了一把打开林语堂研究之门的钥匙。林语堂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的“另类”，只有从“异”处、“别”处着眼，才能使我们探询的目光接近真正的审美对象。一个真实的林语堂正一步一步地朝我们走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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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an on the History, the Present and the Outlook of Lin Yutang's Research
DU Yun-t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Guangdong, 521041）
Abstract：Lin Yutang's research has gone through more than 80years, dividing into four development phases approximately:the criticism time, the quiet time, the breakthrough time, the development time . This ar-ticle has a scan on each stage's research condition, and gives an outlook to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Key words ：LinYutang；criticismtime；quiettime；breakthroughtime；developmenttime；outlook
责任编辑韩江
第32卷第5期2011年10月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Vol.32No.5Oct.2011
林语堂研究历史、现状与前瞻
杜运通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521041）
摘要：林语堂研究经历了80余年的风风雨雨，大致可分为批评期、沉寂期、突破期、拓展期四个发
展阶段。文中对每个阶段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整体扫描，并对未来的发展走向作了前瞻性眺望。
关键词：林语堂；批评期；沉寂期；突破期；拓展期；眺望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883（2011）05-0037-07
林语堂研究已走过了80余年漫长而曲折的历“大同的迷信”，要“复兴古人之精神”，只可惜程。在已发表的林语堂研究的阶段性综述里，有“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2]钱玄同则认为，“中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是林语堂研究的起点问国国内固然太多外国人，也太多中国人”。中华题，一般都认为是鲁迅在1926年《莽原》第一期民族的出路惟有“欧化”之一途，他爱尚未出现上发表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二是把的“欧化的中国”。[3]林语堂坚决支持钱玄同建设林语堂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即1979年以前、80“欧化中国”的主张。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年代和90年代以后；三是只注意到单篇林语堂研说：“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究的成果，而忽视了林语堂研究著作的出版。[1]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笔者认为，林语堂研究的起点应是1925年钱玄同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要消除民族的淋在《语丝》第23期发表的《回林语堂的信》；时毒，阉割昏愦的痈疽，“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至今日，林语堂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法而已”。钱玄同在《回林语堂的信》中写批评期、沉寂期、突破期和拓展期；在回眸林语道：“您所说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堂研究的学术发展史时，既要重视单篇的林语堂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针见血之论。”钱玄同高度研究文章，又要兼顾到林语堂研究专著所取得的赞扬林语堂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认识和彻底改造成就。国民性的这种痛快淋漓的态度。应该说，这是研
究林语堂的第一篇文章，即林语堂研究的起点。这两封信同时发表在1925年《语丝》第23期上。一、批评期（1925~1949年）
随着段祺瑞、章士钊的一时“落水”，林语堂附和周作人唱起了“费厄泼赖”怜悯曲：1925年3月，刘半农留学法国。他在通信中
“‘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与钱玄同讨论中国的出路问题，二者意见大相径
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庭。刘半农认为，要振兴中华民族，就要打破对
收稿日期：2011-04-18
作者简介：杜运通（1947—），男，河南洛阳人，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不到‘费厄’”。[4]鲁迅基于多年来对敌斗争的经极的反抗”，“时势使然”，但也批评林氏“耽溺验教训，写下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风雅”，其幽默带有“牛疝气”。文，[5]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痛打落水狗”的著名40年代初，林语堂以“征求抗战事实”、“报论断，公开批评了林语堂和周作人姑息养奸的思告国人国际政治动向”为由曾两度回国，在各地想和中庸妥协的态度。这是20世纪20年代最早多次发表演讲，尤以1943年10月24日在中央大批评林语堂的一篇杂文。学所作的《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影响为最。
到了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上海相继创由于林语堂长期侨居美国，所讲内容又多与抗战办了《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提倡以缺少“直接”联系，对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6]作为进行了“攻击”，自然招致了进步文学阵营连篇革命文学家的鲁迅，认为林语堂背离了五四文学累牍的批评，其批评的着眼点大多是对林语堂进革命直面人生、关注政治、启蒙救亡的反帝反封行政治上的“挞伐”，而非理论上的论辩。如果建的战斗传统。在他看来，“生存的小品文，必从“研究”的视角审美，尚未超越30年代胡风的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够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林语堂论》。存的血路”，[7]576而林语堂的幽默小品则将“屠户实事求是地说，1949年以前的林语堂研究，的凶残”化为“一笑”。[7]567于是，鲁迅写下了除却胡风、鲁迅、郁达夫、阿英等人的少许文章《“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从讽刺到外，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文章实为鲜见。30年代的幽默》、《杂谈小品文》等一系列杂文，对林语堂林语堂已经被多数左翼作家排斥在进步文学阵营进行了严肃而诚挚的批评，并为“拉”他不出来之外。在20多年的研究中虽然对林语堂有褒有而深感惋惜。贬，但他基本上是一个被批评被否定的对象，不
在鲁迅“规劝”林语堂的同时，其他进步的过就矛盾的性质来讲，尚属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观文艺家也在《申报·自由谈》、《太白》、《芒种》念上的分歧，而非敌我矛盾。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林语堂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阿英（即钱杏邨）在1935年编校的二、沉寂期（1950~1978年）《现代十六家小品》中撰写了《林语堂小品序》。《序》中切中肯綮地分析了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1978年），林语堂“幽默主义”是打硬仗缺少勇敢，实行逃避心所在大陆文坛几乎销声匿迹。在近30年间，大陆的不甘，讽刺未免露骨，说无意思的话又感到无所有报刊没有发表一篇学术性的林研文章，只有聊，于是就走向了幽默一途。阿英对林语堂“不极少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或鲁迅一得已而为之”的解读，与鲁迅的“吐半口闷气”些文章的注释中，林语堂才得以“反动文人”、说相合辙。“洋奴”的面目出现。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信手
胡风的《林语堂论》[8]是30年代林语堂研究拈来某大学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里的一篇力作。作者首先指出了林语堂有一个“发《对“论语派”斗争》一节，现摘录如下：展”的过程。“翦拂”期是林氏“浮躁凌厉”的1932年，以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黄金时代”，表现出“战斗者”的姿态。但在周作人等人为代表的帮闲文学“论语派”，“战斗者”的“阴面”，却潜伏着妥协主义的“否是继“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惨败之定要素”。林语堂的思想是“没有骨髓的自由主后，和“自由人”、“第三种人”并出的一个义”。其中心哲学是克罗齐的“表现论”,在文学反动的文学派别。批评上是斯宾加恩的“表现主义的批评”。胡风………………虽然对《语丝》时期的林语堂作了较充分的肯林语堂之流提倡的“幽默”，实际上就定，然而其“眺望”的聚焦点依然停留在《论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阶级斗争异常剧烈语》时代，批评是其全文的基调。郁达夫在《中的时候，提倡做国民党反动派的奴隶和顺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对待林语堂的民。态度虽较之胡风宽容，视林语堂提倡幽默为“消………………
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学阵营同帮闲文学“论语派”展开了坚决斗争。“论语派”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彻底失败而寿终正寝了。……林语堂跑到美国做洋奴去了，周作人成了汉奸。[9]教材中对林语堂的“政治鉴定”基本上反映了“沉寂期”大陆对林语堂的评价，这种评价显然是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政治误断。我们在这里抄录原文无意于指责任何个人，只是想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林语堂研究的实际状况，借助具体的实例再现那段已逝的畸形岁月，通过对历史的回眸使我们的认识更接近“真正”的林语堂。
三、突破期（1979~1989年）
70年代末，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学术研究禁区的大门一个个敞开了，林语堂研究也掀开了新的一页。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林语堂研究出现了四个突破：
1．从流派研究的角度突破。
1979年，陈金淦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了《评“论语派”》一文。该文的意义不仅在于作者看到了“论语派”的复杂性，依据事实大胆地推翻了“论语派”是“反动的文学派别”的谬说。更重要的是，他首先找到了进入林语堂研究禁区的突破口，即从流派研究的角度拉开了新时期林语堂研究的序幕。接着，施建伟的《语丝派的分化和论语派的歧途》、《论语派与〈论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周启付的《林语堂与〈论语〉》、万平近的《老舍与林语堂及其论语派》等文章，坚持一分为二，对“论语派”的复杂性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论语派”(当然也包括林语堂在内)的积极作用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
2．从与鲁迅交往的角度突破。
1980年2月，张梁在《文学评论丛刊》第6期发表了《林语堂论——兼论鲁迅和他的交往与斗争》，文章从林语堂与鲁迅交往的角度，开启了林语堂研究的又一扇窗子。接着秦志希的《鲁迅与林语堂》、林志浩的《林语堂述评——兼谈他同鲁迅的关系》、唐弢的《林语堂论》等一批论文脱颖而出，这些文章中的大多数，在探讨鲁迅与林语堂关系的同时，把《语丝》时期的林语
堂从“反动文人”的桎梏中解救了出来。
3．从史料发掘的角度突破。
1936年8月林语堂举家迁居美国。林语堂出国后做了些什么，他的后半生是怎样度过的，对于当时的大陆人来说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1982年，馨陀编纂的《林语堂生平事略》在《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刊出，使读者眼前猛然一亮：“噢，这是林语堂？！”接着，万平近先生的长达4万字的《林语堂生活之路——兼评林语堂的〈八十自叙〉》一文在《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4期连载，文章以林语堂的《八十自叙》为契机，比较系统和翔实地评介了林语堂的家庭环境、成长道路、人生经历、政治态度、思想性格、文学成就以及功过得失，在史料发掘的基础上努力还原真实的历史语境中的林语堂。
1987年3月，万平近的专著《林语堂论》[10]
又相继问世。这本书名为《林语堂论》，其实它的史料价值高于作者对审美对象的理论考量。虽然书中的字里行间也渗透着作者对林语堂功过是非的价值判断，然而这种判断尚未完全跳出“沉寂期”人们的思维模式，但它较之单纯的史料发掘还是深入了一步，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从资料发掘的层次进入了资料发掘和理论思考并重的新阶段。
4．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突破。
1984年3月，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第八章第一节里，著者对林语堂的生平与创作作了简要述评，并指出林语堂寓庄于谐，以幽默的笔调讽喻了当时黑暗的政治，文章具有“清淡、隽永、甘美”的艺术风格。在新时期的现代文学史上，首肯林语堂散文创作的积极意义，较之以往的一批到底，全盘否定，或者排斥史外，不置一词的做法显然是一种进步。唐著《简编》本尽管对林语堂的小说创作只淡淡地写了一句，但它毕竟跨出了步履维艰的第一步。
总的看来，1990年以前的林语堂研究虽有所突破，但基本上还处在零散的、局部的、微观的、浅层次的初步探讨阶段。
四、拓展期（1990年以后）
1990年以后, 林语堂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新”不仅表现为量的增加，更
重要的是质的提高。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林语堂研究较之突破期都有了新的拓展。这种拓展表现在:
1．作家传记的批量问世。
进入90年代以后，林语堂研究由史料和理论思考并重的阶段攀升到“传记式”批评研究。首先是施建伟的《林语堂在大陆》和《林语堂在海外》，分别在1991年、1992年出版。这两部著作的连缀实际上就是一部林语堂传。全书信息量较大，有些史料均系首次披露，使读者既看到了林语堂事业上的成功与挫折，也看到了林氏家庭的喜剧与悲凉。1994年林语堂二女儿林太乙著的《林语堂传》首次在大陆出版。此传为研究林语堂的生平、思想、家庭、文学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作为传主的亲属，这种“独家新闻”对全方位地透视和剖析林语堂“这捆矛盾”做出了别人无法取代的贡献。同年，刘炎生的《林语堂评传》又跟踵问世。该传改变了以往从“文学家”角度立传的思路，而是从“国学家”视角切入，比较恳切地评价了林语堂在语言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弥补了以往传记的不足。接着，万平近先生的第二部力作《林语堂评传》于1996年出版，这是一部资料丰赡而翔实的林氏传记文学。万《传》不是传主生平、著作和文化实践活动的历时性罗列，而是以评促传，重在于评。继而，李勇的《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2005年与读者见面。该传以现代人文精神和人性理念去观照审美对象，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神评传”。最为人称道的是王兆胜著《林语堂大传》，200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学者的深邃眼光和散文家的生花妙笔，深入到林语堂的内心殿堂，使读者看到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和边缘“智者”的心灵呐喊。与其它传记著作相比，《大传》是一部更贴近传主灵魂的书。
2．研究视域的拓展和深化。
1990年以前的林语堂研究面窄量小，高品位文章不多。但到了1990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林语堂研究的畛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拓展，研究的深度也有了明显的掘进。
首先，对林语堂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广化。张健的《精神的伊甸园和失败者温婉的歌》[11]是一篇透视林语堂思想的扛鼎之作，文章认为，幽默观是林语堂装在理想和现实中间的调适器。对于林语堂的哲学观，王兆胜在《林语堂人生哲学的价值意义及其缺憾》[12]中指出，林语堂偏于追求人的本体意义，强调以“人”为中心，以个体为本位，重视诗化的审美人生，极力营造平和雍容的文化心态。林语堂是一位国学大师,他在文艺学、语言学、文化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陈煜斓在《林语堂的国学观》[13]中评价林语堂的国学观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国学观。他主张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学。林语堂也
[14]
是一位教育家。杜运通在《林语堂教育思想论》中明确指出，林语堂以西方文化教育为参照系来反观中国的教育体制，尖锐批评“教育为考试，考试为升学”的中国旧教育制度，提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立人”。这些启人心智的见解，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不无裨益。此外,对林语堂的文学观、翻译观、宗教观、审美观、写作观、女性观、家庭观、伦理观、语言学、爱国思想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都有人撰写文章进行不同程度的探索和研究。
其次，对于林语堂作品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过去对于林语堂小说的研究基本上聚焦在《京华烟云》，而对其它的小说少有人涉笔。到了90年代后，除了继续深究《京华烟云》外，像《朱门》、《风声鹤唳》、《红牡丹》、《赖柏英》、《唐人街》、《奇岛》等小说也相继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成为研究者观照的对象。不仅如此，小说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由“点”到“面”的延展过程，出现了宏观视野与具体文本相结合的整体小说创作论。同时，林语堂的散文研究也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局面，研究者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林语堂散文创作的内涵、个性、特征和规律，肯定了林语堂散文创作的成就和贡献，以及林语堂作为一个散文大家的历史地位和文学史价值。
再次，系统研究林语堂的学术专著出现。杜运通著《伊甸园之歌——林语堂现象透视》[15]对林语堂的思想、创作、人品、乃至林语堂研究的风风雨雨作了比较客观的理性审视。尤其是王兆
[16][17]
胜著《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闲谈林语堂》和《林语堂与中国文化》[18]，这三部著作可以说是王兆胜的林语堂研究系列丛书中的重镇——“林研三部曲”。它穿越了林语堂研究的瓶颈，是林语堂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提升了林语堂研究的境界和品格。施萍著《林语堂：文化转型
的人格符号》[19]，是一部力透纸背的研究林语堂中一类自由主义知识者的灵魂和人格特征。文化人格的专著。作者从价值根基、自由思想、第四，比较方法的大量使用。比较研究在80“国粹”情调、幽默文化等层面解读了自己的审年代已初露端倪，当时多集中在鲁迅与林语堂的美对象，从而揭示出林语堂不仅是中国文化转型比较，且以鲁迅为“坐标”去度量林语堂，这种期的一个人格符号，而且也是现代中国一类知识“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往往以失去公允为代者的“文化共名”。施萍的这部著作和王兆胜的价。90年代后，进入比较场的双方或多方均以具《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都是他们的博士论文，这有“独立”资质的个人出现，改倾斜式比较为平表明林语堂研究已经进入了我国高学历的知识者行式比较。如，朱双一的《林语堂和鲁迅“国民群。据有人统计，近几年来选择林语堂研究作为性探讨”比较论》、顾国柱的《林语堂的“综合硕、博论文者已有30余人。观”与克罗齐的“表现说”》、蒋心焕、吴秀亮
3．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的《试论闲适派散文——兼及周作人、林语堂、长期以来，林语堂研究方法基本上拘囿于政梁实秋散文之比较》等，在这些文章中，不论是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这种研究方法主要着眼林语堂与本国作家或外国作家比较，还是两位作于时代、社会、政治、历史对作家的影响，往往家或三位作家比较，参与比较者基本上是站在同忽略了文学的本体特征，以及作家对民族文化建一水平线上，通过比较而彰显各自的特征与优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和作用，甚至蹈入庸俗长，比较的结果是相得益彰而不是寻找政治批判社会学的陷阱，把本来是文化人的作家完全变成的靶子，这是一种质的飞跃。一个政治符号。这种局限淹没了林语堂真实的文第五,统计学方法的活用。傅文奇的《近年来化灵魂和鲜明的个性特征。进入90年代以后，林林语堂研究的统计与分析》就是利用统计学的方语堂研究方法逐渐丰富了起来。法，对1994至2004年发表的林语堂研究论文分
第一，从文化学视角研究林语堂。早在80年门别类进行统计，并制成表格，使读者一目了代，陈平原、万平近等人，已从文化角度观照林然，为林语堂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语堂，曾给读者一启迪。但总体看来人数不多，总之，进入90年代以后，林语堂研究有了较且带有时代的局限性。90年代以后就不同了。从大的拓展，它由微观到宏观，由局部到整体，由文化视角研究林语堂的人愈来愈多。如戴从容的单一到多元，由浅层次逐渐向深层次递进。正如《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杜运通、杜兴梅的《悠严家炎先生所说，这“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一个新闲文化观：解读林语堂的一个新视角》、陈清的阶段的到来”[20]。当然，这种拓展是就林语堂研《林语堂中西合璧文化观成因管窥》等，作者站究自身而言，如果与同时代的其他重量级作家相在世界文化多元互补的背景下，肯定了林语堂中比，林语堂研究显然望尘莫及。西合璧的文化观和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五、研究趋向眺望
第二，“中心——边缘”理论、叙事话语理论和解构主义的运用。譬如陈旋波的《从林语堂林语堂是一位思想、作品、经历都相当复到汤婷婷：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叙事》、李勇的杂，且又“两脚踏东西文化”的现代作家。古人《边缘的文化叙事——林语堂散文的解构性》云：“盖棺定论”。林语堂已谢世30余年，然而其等，文章分析林语堂“以平民的眼光看待平民的人其文至今尚未完全“定论”。写好林语堂“这日常生活”的文化叙事方式，解构了西方人一章”仍是现代文学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文化霸权主义话林语堂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于进一步扩拓与语，为中国人争得与西方民族平等对话的权利。深化。
第三，符号学理论的引入。施萍的《林语诸如，史料建设方面，林语堂在欧美度过了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就是这样的范本。该30多年，孜孜不倦地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在国书作者把林语堂看作一种表象的“人格符号”，外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英文文章，也参加了一些通过对林语堂的解读，使读者看到了文化转型期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实践活动，而目前看到的材料
极少。即使1927年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供职的的另外两部小说《朱门》和《风声鹤唳》，以及半年，虽然时间较短，但从作者的《自传》可以《红牡丹》、《赖柏英》、《唐人街》、《奇岛》等，看出，这是林语堂思想“转向”的第一个转捩还有传记文学《苏东坡传》、《武则天正传》，以点，此后他的思想“突变”，以致于终生对官场及文化论著《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孔生涯极为淡漠，真正的原因何在？而目前看到的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究竟该作何历史评
价?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有何贡献？材料都语焉不详，或者只是逻辑推理而已，这显
然是不科学的。截至目前为止，在拥有数以千计早在30年代的时候，人们就常说《宇宙风》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泱泱大国，既没有一套完整的主要撰稿人有“三堂”：语堂、知堂（周作
人）和鼎堂（郭沫若）。饶有兴味的是，这“三的林语堂著作全集，也没有一本系统的林语堂研
堂”恰好代表了现代文坛上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究资料，这不能不令人感慨万端。尤其是，林语
分子，走着三种不同的人生道路，有喜剧，有悲堂的大部分作品是用英文写成的，后来翻译成中
文，中译本和原创本是否一致，有没有张冠李剧，有喜中含忧，有忧中伴喜，对于他们进行冷
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比较分析，对于现代作家戴、以讹传讹的现象，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细
的研究，甚至对于后人人生道路的选择都富有启致的甄别、鉴定和校正工作。
在思想研究方面，近些年来虽然对林语堂的迪意义。尤其是林语堂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哲学观、文学观、审美观、中西文化观、宗教随着历史的演进，它的“隐价值”将愈来愈清晰观、翻译观、妇女观等有所触及，也取得了一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虽不敢断言“后无来的成就，但基本上还滞留在浅层次上，多是对某者”，但“前无古人”已非妄言。尽管辜鸿铭、些“显像”的描述，而深层次的内在意蕴的开掘梁漱溟等人先于林语堂，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还不多见。至于他的历史观、伦理观、写作观、出了各自的成就，但相比较而言其影响显然要小教育观、编辑思想、“红学”思想等，都有极大于后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的研究空间，有的甚至是一片尚待开发的“空林语堂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以英语为母语的西白”。林语堂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方化了的东方学者型作家。他留给我们的35卷本语言学家、翻译家和发明家，我们撇开发明家姑（并非全集）“百科全书”，要认识和继承这笔文且不论，对于他在语言学上的建树和贡献，眼下化遗产，不是文学研究者独家力所能及的。它需虽已有人论及，但研究者寥若晨星。要从事哲学、文学、历史学、伦理学、教育学、
在作品研究上，只是对作家二、三十年代散翻译学、语言学等研究者们一道携起手来，全方文和《京华烟云》等经典著作作了粗疏的扫描，位地透视、诠释和把握。其研究水平与作家的创作实绩还相距甚远。林语林语堂享年八十有一。在欧美和台湾居住长堂曾坦言，他受到英国小品的影响，尤其是接受达44年之久。他的足迹遍及东、西半球几十个国了有“散文始祖”之称的乔索所代表的休闲体散家和地区，他的不少著作都有七、八种以上不同文的滋养。他在《小品文之遗绪》中称赞乔索文字的版本，说他是“20世纪世界上的智慧人体：“行文皆翩翩栩栩，左之右之，乍真乍假，物”并不过誉。研究的实践业已证明，单靠大陆欲死欲仙；或含讽劝于嬉谑，或寄孤愤于幽闲，的研究者是很难解释清楚林语堂脚踏东西文化的一捧其书，不容你不读下去。”[21]林语堂究竟受特质。这不仅需要海峡两岸，而且也需要东西方到英国小品文的哪些影响？他的幽默小品与乔索国家的林语堂研究者联袂攻关，共同解开林语堂的休闲散文何长何短？这些都亟待研究者的探索“这捆矛盾”。笔者热切跂盼定期召开国际性的林和揭秘。至于小说研究，这些年虽然有所进展，语堂学术研讨会。与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郭但还有着极大的拓展性。《京华烟云》与《红楼沫若、茅盾等人相比肩，林语堂固然有过犹不及梦》相比，是完全的东施效颦，还是有所独创？之处，但他也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双语作《京华烟云》三部曲与老舍笔下的另一部有着相家，40多部中英文著作，第41届世界笔会总会近的时代背景和表现题材的《四世同堂》有何异副会长，1947年至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同？除却《京华烟云》外，对“林氏三部曲”中术和文学组主任……
王兆胜博士曾经说过：“林语堂的价值不在于和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相似相同之处，而是其相异相别的方面。”[18]354此话不仅道出了林语堂之所以存在于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也给人们提供了一把打开林语堂研究之门的钥匙。林语堂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的“另类”，只有从“异”处、“别”处着眼，才能使我们探询的目光接近真正的审美对象。一个真实的林语堂正一步一步地朝我们走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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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an on the History, the Present and the Outlook of Lin Yutang's Research
DU Yun-t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Guangdong, 521041）
Abstract：Lin Yutang's research has gone through more than 80years, dividing into four development phases approximately:the criticism time, the quiet time, the breakthrough time, the development time . This ar-ticle has a scan on each stage's research condition, and gives an outlook to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Key words ：LinYutang；criticismtime；quiettime；breakthroughtime；developmenttime；outlook
责任编辑韩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