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2期・三国・
关于诸葛亮历史人物的评价
马冠朝
(宜宾学院政管系,四川宜宾644007)
摘要:从公元181年到280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争时代。在此历史背景下,、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互为表里、。
关键词:诸葛亮;;:::1004-342(2010)02-114-05
,人们评价诸葛亮或为千古贤相、君子典范,或为治国能臣、以分治方,或为军事奇才、六出祁山,或为制造分裂、天下纷乱,或为理政颇强、军戎才短,或为疲敝民力、经济凋敝,或为平定南中、民族压迫等等,莫衷一是的评价,这也正好说明三国历史的纷乱与复杂。诸葛亮生于乱世,奋斗于乱世,又卒于其终身奋斗的事业当中。诗云:“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凡此,都是后人感叹诸葛亮传奇和悲剧的一生。说到其悲剧的一生,无疑是未能实现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目标,虽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令人扼腕叹息。历数历史风流人物,若以成败论英雄,诸葛亮无疑一如诗人所发之感慨。但是,作为历史人物的诸葛亮的思想和活动有着特定的时空条件和指导其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信念理想与实践规划,他既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也是客体。作为主体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与其从事的实践密切相关,影响着其事业的开拓与发展;作为客体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又成为后人观察、评价那个特定时代历史走向的依据。
一 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从东汉末181年诸葛亮出生到280年西晋统一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以大历史视角看待诸葛亮,是把他放置于
[2]
[1]
子”的口号,之后十常侍做乱于宫廷,董卓凶兵于洛阳,诸侯会盟于孟津,以门阀世族为单位的各方大大小小的军阀横亘于社会之上,军阀割据,战乱频繁,百姓苦不堪言,东汉社会再也没有稳定下来,直至灭亡。“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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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蜀书五・诸葛亮传548)诸葛亮一生下来就处于这样的时空当中,他去世后三国局面维持了一段时间,但他生前的实践活动和思想都烙印在西晋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当中。由此,在统一与分裂较量的历史进程中,诸葛亮所处的历史时空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特征即称之为大争时代。
大争时代发展到曹操准备统一南方时,高卧隆中、冷静思考个人生存及天下兴亡的诸葛亮从思想上达到成熟,最大体现是其所作的《隆中对》。将《隆中对》置于大争时代背景来看,其精神实质是诸葛亮观察天下由统一而分裂,而如何再次走向统一的问题。从个人生存与发展来看,诸葛亮“自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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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乐毅”(蜀书五・诸葛亮传543)而并非“不求闻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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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蜀书五・诸葛亮传548),他“择贤主”刘备,谋的建
功立业之心之志;从天下存亡来看,《隆中对》实际上是整合纷乱局面的使天下再次走向统一,恢复业已破坏的王业天下局面的战略规划。因而,《隆中对》是衡量诸葛亮政治思想成熟的一个基本点。
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在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一直没有脱离伦理的影响,政
东汉末至西晋统一中国这样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时空当中。治服从于伦理,政治规范道德化。西汉王朝是刘姓天下,特别
东汉末年政治昏暗,社会领域酝酿着即将到来的风暴。东汉政是武帝时期对内加强中央集权,“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和思权机器处于积薪之上,自黄巾军起义喊出“黄天当立,岁在甲
收稿日期:2009-11-25
项目来原: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课题,项目编号SXJZX2007—012。作者简介:马冠朝(1979—),男,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学院政管系讲师。
想统摄天下。汉光武帝中兴刘汉,但是儒家忠君思想并没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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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汉亡东汉兴从人们的头脑消失,反而历经两汉的不断强化
考察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可看出,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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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至福”,主要是基于《隆中对》及以后的前的政治伦理观已为人们特别是为知识精英阶层而接受,诸葛亮一生追求“
体现了诸葛亮希望天下走向统一的王朝主人归是具有这种政治伦理观念的代表之一。学者研究指出,诸葛亮后《出师表》——排斥他姓的刘氏天下。但今天看待《隆中对》其的思想杂糅儒、道、法、阴阳各家思想,但其占主导思想的核心属问题—
是儒家忠君思想。中国古代的君子“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实就是一个如何结束分裂而重新天下归一。至于归于哪一个
一”,自有历史本身发展的逻辑。小隐隐于野”,面对社会动荡、人民离散,诸葛亮并非是隐士。“从其一生考察,无论是高卧隆中思考天下格局,还是选择刘备从事军事、政治实践,无不体现着儒家积极入世的观念:大隐隐于朝。同时,从《隆中对》到前后《出师表》而又体现着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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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历史观。《隆中对》看到了“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蜀书五・诸葛亮传544)的天下纷乱局面,继而分析了曹、的条件或者优势。制定出了“跨有荆、益,,[3]
川”(,两路
大争时代背景下成熟的政治家 二
,开府治
事,,,,主要是基于其
内外方针及军事斗争当中。
政治家的行为和活动是不受着单纯道的观念来支配的,或
霸业可成,汉室可
者说作为评判其对社会对与错的道德尺度。马基雅维利认为:[3]
兴”(蜀书五・诸葛亮传544)的天下归一的最高政治目标。
“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
前《出师表》第一次提出和践行天下归一的政治目标:“今南方
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
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
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来[3]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蜀书五・诸葛亮传548)后《出师
说,是仁慈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
表》又重申和践行天下归一的政治目标:“臣非不自惜也:顾王[6]
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简单的[5]
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如果说《隆
个人好恶和朴素的价值评判就显得毫无意义,甚至给予具有重
中对》是结束天下分裂而归于一的理论层面上的战略规划,那大历史人物的不公正的价值评判待遇。诸葛亮不是马基雅维么前后《出师表》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军事层面上践行利所说的“君主”,但却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这里可以用两着这个战略规划。这几篇文献集中体现了诸葛亮的社会历史观。这个社会历史观就是天下重新一统,对于诸葛亮主观来讲当然是天下统一于刘汉。
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反映在大争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儒家政治伦理观支配着或者起着决定作用地影响着其社会历史观。社会历史观又规范约束着其政治伦理观。政治伦理观体现在思想观念上是事汉忠君,体现在实践上则是拥刘反曹、反吴而最终“兴复汉室”,其最终是恢复社会秩序,实现天下一统,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社会历史观在理论上表现为先霸业政权而后王业政权,二路出师北伐中原的理论战略规划,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则是割据荆、益,而后六出祁山以及其后继者九伐中原,最终是天下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而恢复传统的儒家忠君思想的政治伦理观。可以说,终诸葛亮一生,无论其思想、理论的发展演进,甚至是出现一些修正(例如前后《出师表》在一路北伐以及不曾提起荆州问题是对《隆中对》的修正),还是其事刘报汉、联吴抗曹,天下未分而荆州三分,渐次实现割据荆州、益州及到开府治事治理蜀汉,再到恢复蜀、吴关系以及六次北伐的政治、军事实践,无不是贯彻着其思想当中最为主要的两个基本点: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历史观。
[3]
个例子来说明问题。第一个是:刘备托孤中“君可自取”(蜀书五・诸葛亮传547)的君指的是诸葛亮,同时在托孤大臣中
还有李严,且以诸葛亮为正,李严副之。“君可自取”的“取”字是刘备放权诸葛亮并扩大其权力的表现,以李严副之并不排斥刘备对自己死后李严的担忧和政权内部机构关系的平衡与稳定。第二,李严淡出政局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客观上是基于刘备对诸葛亮的授权与放权以及封建专制体制下集权统治的需要是李严出局的原因,也是政不出二门、权不分二人专制集权统治的特征体现;第三,从凝聚蜀汉各方面的物质力量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直至观念形态上的力量与意志,以及协调、整合刘备逝世后蜀汉政权内部关系角度出发,到为着实现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最终目标,也体现了诸葛亮的集权治蜀思想。另一个例子是,鉴于《隆中对》是诸葛亮思考天下大势,审时度势提出和制定的由霸业政权而指向王业政权的最高战略规划而并非漂泊半生、几无容身之地的刘备思考现实的成果;鉴于刘备对此称“善”并提倡和支持这一战略规划而并非理性考量和正确实践,最终破坏孙、刘联盟关系,是其留给诸葛亮政治遗产中一个巨大的外交困境。孙、刘联盟关系几经跌宕,初盟———破盟———再盟,是刘备非理性认识“外接好孙权”的结果,而恰是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再盟与东吴,实现了对《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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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的局部回归。由此,这是诸葛亮权衡利弊得失,在三方政治利益和纷争中以政治家的眼光理性考虑得失,做出的外交政治策略。所谓“邦交”乃靠的是实力谈话、做事,诸葛亮以政治家的身份和眼光作出的这样的决策而并非考虑历史恩仇是审慎和明智的。
三国战争的实践,绝大多数都非义战。三国时代军阀割据混战纷乱的局面暴露出“民之欲安,甚于倒悬”,“出门无所见,白骨蔽于野”的残酷社会现象。在三国战争中,也不乏残暴性,比如曹操对于因徐州牧陶谦的属下杀其家人而对徐州进行报复。从三国战争属性及社会民生角度来讲,三国的战争绝大多数的确非义战。军阀之间你争我夺,联盟击外,时而分裂内讧,,百姓几溺几饥对象。但是,,相对平衡———三国鼎立,又反映出社会走向整合的趋向。三国无义战,但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战争客观上却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在十八路诸侯伐董卓无果以后,北方曹操渐次统一北方,使北方社会秩序得到相对稳定。诸葛亮帮助刘备夺荆州,谋取益州,直至独自治蜀,蜀汉的一州割据政权也保得了一方的社会稳定。东吴也是如此。正是从这些大大小小的“非义战”中逐步实现了中华大地的局部统一而为最后统一奠定了基础。
由此,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所从事的社会实践存在着主观实践活动与客观社会现实及效果矛盾的辩证关系。终诸葛亮一生,基本的还是战争的实践活动。就反映诸葛亮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的《隆中对》来看,仅仅将《隆中对》制订的天下三分的割据政策为其是奠定天下分裂的造始者的论由,认为其推迟延缓了社会秩序的恢复与稳定、天下统一的时间似乎是偏颇之言。从客观上来讲,不待天下三分,而在此之前天下已经多分。自古天下为有德者居之,虽然大争时代发展到三国割据相对稳定各自代表着“有德者”形象,那么在此之前的大大小小的各方军阀不乏泛泛无德之辈。与天下多分相对而言,即使天下三分,非但不是延缓了天下统一的时间表,反而为天下再次统一准备着局部的统一和稳定的条件,也在政治、经济、社会观念等方面为天下统一作着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从诸葛亮主观上来讲,天下三分前,天下已经多分,拥刘复汉、以弱胜强并最终实现刘汉天下的统一也只能是首先的局部统一,并进而朝着天下一统的目标前进。所以,在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即有“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之说,这正好说明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主观实践活动与客观效果的矛盾性,主客观矛盾的辩证关系。由此,诸葛亮在评定南中、经营益州等方面,辩证地看可以说都存在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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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上述问题。如果单就以成败论英雄,主要基于历史人物主
观思想及社会实践的效果来作为评判的标准,那便是站在干岸看鱼跃,评判者本身成为“桃花源”式的人物。 三 大争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定位问题在有关于诸葛亮人生理想、政治才能、军事才干等方面积极的或消极的评价,本质上涉及到的是诸葛亮的历史定位问
[9]
题。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
[10]
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鉴于历史的,,再者是现,就要看其在大争时代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社会实践和效果,看其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
从诸葛亮自身思想观念上,常吟“梁父吟”,自比于管仲、
[3]
乐毅,与好友论功名成就,“笑而不言”(蜀书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543),皆表现出“以待天时”而封侯拜相之意。三国纷争时代三方都有消灭其中两方而统一天下的愿望,鉴于此,诸葛亮所要达到的并非管仲、乐毅至霸业;刘备去世后,刘备的精神已经内化为以重臣诸葛亮为实际统治核心的蜀汉政权的政治动力。《隆中对》的最高目标是“兴复汉室”,实质是天下归于一。由此,从诸葛亮出山的思想观念来看,基本的是要实现封侯拜相,建功立业。从诸葛亮的价值体系即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来看,诸葛亮不是曹丕,更不是司马昭,贯穿在他的价值体系当中政治伦理观根深蒂固的是儒家忠
[3]
君学说。因而事蜀汉一生,而“心神无贰”(蜀书二・先主传532)。从社会历史观上来讲,《隆中对》也无所谓天下分裂的宣言书,终诸葛亮一生他的社会观就是因为看到天下由统一而分裂而投身政治、军事斗争当中再实现天下由分裂而归于统一,只不过是统一于刘汉。这与其政治伦理观互为表里。从其社会实践来看,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兴汉”。这不但体现在其著名的《隆中对》的策论中,而且延续到前后《出师表》当中以及其继任者的实践当中。进入后刘备时代,以诸葛亮为实际统治核心的蜀汉政权当中继续倡行和践行这一政治目标的中坚力量仍然是诸葛亮,特别是这个时期是在完全意义上地践行《隆中对》中的总体战略规划。
但是理论规划与社会实践存在着差距,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差距,何况蜀汉政权后刘备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集中体现了理论规划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异与差距。刘备的去世、国内政治动荡、蜀汉元气大伤;孙、刘联盟彻底破坏;蜀汉昏暗的继承人等政治遗产主要是基于刘备本人对于《隆中对》中诸多步骤缺乏理性考量的不足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是蜀汉衰势命运走向的直接主观原因。这些遗产所反映的理论规划与社
会实践之间的现实差距,正好说明诸葛亮所处的大争时代之力量彼此消长的客观变化以及社会整合趋势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么,如何给予诸葛亮历史定位呢?
事刘治蜀而扩蜀,兴汉而无为。在大争时代,诸葛亮从公元207年到234年这二十七年中整整把自己的半生奉献给了他的事业———治蜀而扩蜀———“兴复汉室”。《隆中对》是其
大力屯田、平定南中、加强西南与内地的联系方面,客观上作
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对于推进西南各民族进入封建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加速度。特别是经营西南夷,发挥和改进西汉在西南地区设置属国的统治方式,采用羁縻手段不至于使西南地区分疆裂土,为后世把这种统治方式发展成为成熟的羁縻
政策提供了借鉴作用,使得中华民族多源多流,但最终认同华
二十七岁时所作,前后《出师表》是其集权治蜀时期,在第一、夏一统的共识上烙下了印记,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特定历史时第二次北伐时所作,及到建兴13年,走完他的一生则又是印期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从这些方面看,客观上他推动了历史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兴汉而无为。“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从其客观上推进统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其役调。,,,兵家所慎:,若无策以裁之,则非明
[3]
哲之谓,海内归向之意也。”(蜀书五・诸葛亮传注引默记558)诸葛亮一生追求千年至福,只怨身在此山中。
从历史发展的趋向来看,两汉王朝发展到东汉桓帝、灵帝
之际已是汉家天数气数已尽,至献帝之时各地农民起义大小不断,特别是经历黄巾大起义的强烈冲击,东汉统治机器已经摇摆不定,不能稳固地架固在社会体系之中。其后各方实力派军阀出现,割据力量的彼此消长,特别是发展到魏、蜀、吴三方政权相对基本稳定,各自在统治区域内的局部统一为最终结束分裂实现大一统准备了条件。以及民族频繁的交流和生产技术的传播与流通使得物质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三国相对稳定)得到恢复,又准备了经济条件;从思想观念上来看,以儒家忠君学说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互为表里的价值取向,为实现大一统准备为了思想条件。三国力量彼此消长,一强两弱,如果一方弱小或者两方都弱小且能巩固联盟,内修外举或可割据时间较长,如果两方当中一方衰败甚至同时衰败,统一的时间又来得快些。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综合社会力量转换的结果。
顾祖禹有言:“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霸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
[11]
亡。”虽然,刘备与诸葛亮共同开创了霸业政权,终极目标旨在实现王业政权,且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力行北伐而未“坐而受之”,但是“孔明有汉高之略,而无汉高之时”。从蜀汉衰势命运可看出,三国力量强弱变化,三国时事的纷扰和以上蜀汉政权的问题夹杂在一起共同反映出历史走向整合的必然趋势。三国分而割据,三国合而走向统一,期间强弱易位是从割据走向统一的必然过程,是不以作为主客体的历史人物的意志为转移的。孙、刘强则三国割据、鼎立时间长些,其中有一方走向衰败,或两方都渐渐走向衰败则统一的时间可来得快些。
参考文献:
[1][唐]杜甫.全唐诗・蜀相[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唐]温庭筠.全唐诗・经五丈原[M].北京:中华书
[11]
“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般对此朴素的解释是做事只问可能与不可能,而考察诸葛亮一生的理想与实践却并非如此。在他看来,忠于刘汉是符合儒家价值体系中忠君的传统纲常,因而反映在政治伦理观中即非刘而不王;在他看来,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并且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特别是“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表明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相良弼君子之风。“以诸葛亮之鉴识,岂不能自审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时矣。……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
[3]
复为己任故也。岂区区利在边鄙而已乎。”(蜀书五・诸葛亮传543)由此,对于诸葛孔明来说“知不可为而为之”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解释,而是做事要看应不应该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从现在去理解他一生的理想和行为又是“桃花源”式的历史悲剧。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陈寿《三国志》有云:“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
[3]
心,布公道;……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蜀书五・诸葛亮传557)曹魏集团(曹魏政权)、东吴政权的努力与探索分别结束了北部中国和东南中国的局部分裂局面,从诸葛亮从事的事业中则渐次解决了西南中国广大区域的分裂局面。这都是在结束大大小小分裂割据基础上,客观地为中国的再次统一建构了基础和准备了条件。诸葛亮之治蜀,特别是扩蜀北伐,主观上为恢复刘氏大一统政权却未能实现,但客观上在历次战争中力量对比的消长又为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准备了特定的条件,尽管这是诸葛亮本人不愿意看到的,不自觉的行为和目的。诸葛亮开府治事后,在兴修水利、
117
局,1999.
[3][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4]所谓“千年至福”又可称为“千年禧主义”,有时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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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5.[7][宋]范晔.后汉书・公孙瓒传[M].北京:中华书
为“齐里亚主义”,是基督教神学教义“末世观”的思想因素之一。其基本意思是:在世界进入最后末世的前夕,基督将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以有形的方式重新降临在世俗的世界上,在全地建立起一个纯粹、洁净和明亮的“城”———神国,其持续时间约1000年。相应地,信徒必须忍受来自世俗世界的各种逼迫和排斥,以不懈的努力与虔诚迎接“千年至福”的最终到来。“千年至福”经常有在引申意义上的使用,其意思是对于必将到来的理想社会持有虔诚信仰;在政治或道德上,则表现为通过革命的反抗行动,创造一个美好的太平盛世,实现人类永久正义与和平的伟大期望。这里,局,1965.
[8][汉]王粲.古诗精选・七哀诗[M].江苏:江苏古籍
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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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
[10](英柯林伍德.北京:光明日报
2007.
].[M].
:,WtheAppraisalofHistoricalFiguresZhugeLiang
Ma Guanchao
(YiBinUniversitySiChuanYiBin644000)
Abstract:FromA.D.181yearsto280yearonecentury’stime,unityanddivisionintheprocesstotheconntesthistoriccourse,ZhugeLianglocateshistoricalspaceandtimenamelyforbigstruggletime.Underthishis2toricalbackground,inspectsZhugeLiang’sthought,thetheoryplan,theoriesplanning,thesocialpracticeandtheeffectbythebighistoricalangleofview’smethod,fromZhugeLiang’spoliticalethicsviewandthesocialpracticeofhistoryistheoutsideandinsidemutually;ZhugeLiangisamaturestatesman,cannotbypeopleofourtime’sval2ues,thestandpointmakeexcessivedemandshim;ThebigstruggletimeZhugeLiang’saccuratehistorylocatesthreeaspectstoappraisehim.
KeyWords:ZhugeLiang,politicalethicsviewandsocialconceptionofhistory,statesman,historicallocaliza2tion,appraises
高校“学术自由”的内涵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说:我们总是担心自由会不会导致“自由化”,我认为这是对西方大学确立的学术自由范式的不了解而导致的误解。学术自由的关键是要对其内涵进行探讨,学术自由,首先是以宪法为基础和基准的学术自由,违宪的,就不是学术自由,也不在学术自由范围之内。在美国,涉及种族歧视、反对政府的都不会被视为学术自由。美国教育学名著《学术的秩序》曾提出:一名物理学教授如果在他的课堂上对美国税收政策表示不满,发表议论,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不是他的研究领域。如果论证的数据是别人的,自己没花费劳动,也不受学术自由保护。可见,学术自由是有限制的。
学术自由的概念是:对问题进行科学、诚实探讨的学术结果的自由表达。这意味着抄袭来的、凭空想象的,都不是学术自由,是不受保护的。
另外,学术自由是学者间的平等探讨和坦诚交流,其本身包含着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制约。但我们看到,在我国还存在着只重我之自由,不给他人平等学术地位的现象,在一些研讨会上,有些学者发表完自己的观点后,或匆匆走人,或交头接耳,不去认真倾听其他学者观点,甚至对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冷嘲热讽。还有抄袭现象严重,有些学者为什么不愿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一说出来,就会被别人抄走,与国际上学术交流必须注明应用他人成果惯例相比,我们做得还是很不够。
———摘自《光明日报)2010年3月17日第11版118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2期・三国・
关于诸葛亮历史人物的评价
马冠朝
(宜宾学院政管系,四川宜宾644007)
摘要:从公元181年到280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争时代。在此历史背景下,、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互为表里、。
关键词:诸葛亮;;:::1004-342(2010)02-114-05
,人们评价诸葛亮或为千古贤相、君子典范,或为治国能臣、以分治方,或为军事奇才、六出祁山,或为制造分裂、天下纷乱,或为理政颇强、军戎才短,或为疲敝民力、经济凋敝,或为平定南中、民族压迫等等,莫衷一是的评价,这也正好说明三国历史的纷乱与复杂。诸葛亮生于乱世,奋斗于乱世,又卒于其终身奋斗的事业当中。诗云:“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凡此,都是后人感叹诸葛亮传奇和悲剧的一生。说到其悲剧的一生,无疑是未能实现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目标,虽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令人扼腕叹息。历数历史风流人物,若以成败论英雄,诸葛亮无疑一如诗人所发之感慨。但是,作为历史人物的诸葛亮的思想和活动有着特定的时空条件和指导其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信念理想与实践规划,他既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也是客体。作为主体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与其从事的实践密切相关,影响着其事业的开拓与发展;作为客体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又成为后人观察、评价那个特定时代历史走向的依据。
一 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从东汉末181年诸葛亮出生到280年西晋统一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以大历史视角看待诸葛亮,是把他放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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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口号,之后十常侍做乱于宫廷,董卓凶兵于洛阳,诸侯会盟于孟津,以门阀世族为单位的各方大大小小的军阀横亘于社会之上,军阀割据,战乱频繁,百姓苦不堪言,东汉社会再也没有稳定下来,直至灭亡。“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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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蜀书五・诸葛亮传548)诸葛亮一生下来就处于这样的时空当中,他去世后三国局面维持了一段时间,但他生前的实践活动和思想都烙印在西晋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当中。由此,在统一与分裂较量的历史进程中,诸葛亮所处的历史时空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特征即称之为大争时代。
大争时代发展到曹操准备统一南方时,高卧隆中、冷静思考个人生存及天下兴亡的诸葛亮从思想上达到成熟,最大体现是其所作的《隆中对》。将《隆中对》置于大争时代背景来看,其精神实质是诸葛亮观察天下由统一而分裂,而如何再次走向统一的问题。从个人生存与发展来看,诸葛亮“自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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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乐毅”(蜀书五・诸葛亮传543)而并非“不求闻达于
[3]
诸侯”(蜀书五・诸葛亮传548),他“择贤主”刘备,谋的建
功立业之心之志;从天下存亡来看,《隆中对》实际上是整合纷乱局面的使天下再次走向统一,恢复业已破坏的王业天下局面的战略规划。因而,《隆中对》是衡量诸葛亮政治思想成熟的一个基本点。
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在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一直没有脱离伦理的影响,政
东汉末至西晋统一中国这样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时空当中。治服从于伦理,政治规范道德化。西汉王朝是刘姓天下,特别
东汉末年政治昏暗,社会领域酝酿着即将到来的风暴。东汉政是武帝时期对内加强中央集权,“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和思权机器处于积薪之上,自黄巾军起义喊出“黄天当立,岁在甲
收稿日期:2009-11-25
项目来原: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课题,项目编号SXJZX2007—012。作者简介:马冠朝(1979—),男,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学院政管系讲师。
想统摄天下。汉光武帝中兴刘汉,但是儒家忠君思想并没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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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汉亡东汉兴从人们的头脑消失,反而历经两汉的不断强化
考察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可看出,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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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至福”,主要是基于《隆中对》及以后的前的政治伦理观已为人们特别是为知识精英阶层而接受,诸葛亮一生追求“
体现了诸葛亮希望天下走向统一的王朝主人归是具有这种政治伦理观念的代表之一。学者研究指出,诸葛亮后《出师表》——排斥他姓的刘氏天下。但今天看待《隆中对》其的思想杂糅儒、道、法、阴阳各家思想,但其占主导思想的核心属问题—
是儒家忠君思想。中国古代的君子“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实就是一个如何结束分裂而重新天下归一。至于归于哪一个
一”,自有历史本身发展的逻辑。小隐隐于野”,面对社会动荡、人民离散,诸葛亮并非是隐士。“从其一生考察,无论是高卧隆中思考天下格局,还是选择刘备从事军事、政治实践,无不体现着儒家积极入世的观念:大隐隐于朝。同时,从《隆中对》到前后《出师表》而又体现着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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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历史观。《隆中对》看到了“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蜀书五・诸葛亮传544)的天下纷乱局面,继而分析了曹、的条件或者优势。制定出了“跨有荆、益,,[3]
川”(,两路
大争时代背景下成熟的政治家 二
,开府治
事,,,,主要是基于其
内外方针及军事斗争当中。
政治家的行为和活动是不受着单纯道的观念来支配的,或
霸业可成,汉室可
者说作为评判其对社会对与错的道德尺度。马基雅维利认为:[3]
兴”(蜀书五・诸葛亮传544)的天下归一的最高政治目标。
“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
前《出师表》第一次提出和践行天下归一的政治目标:“今南方
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
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
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来[3]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蜀书五・诸葛亮传548)后《出师
说,是仁慈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
表》又重申和践行天下归一的政治目标:“臣非不自惜也:顾王[6]
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简单的[5]
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如果说《隆
个人好恶和朴素的价值评判就显得毫无意义,甚至给予具有重
中对》是结束天下分裂而归于一的理论层面上的战略规划,那大历史人物的不公正的价值评判待遇。诸葛亮不是马基雅维么前后《出师表》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军事层面上践行利所说的“君主”,但却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这里可以用两着这个战略规划。这几篇文献集中体现了诸葛亮的社会历史观。这个社会历史观就是天下重新一统,对于诸葛亮主观来讲当然是天下统一于刘汉。
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反映在大争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儒家政治伦理观支配着或者起着决定作用地影响着其社会历史观。社会历史观又规范约束着其政治伦理观。政治伦理观体现在思想观念上是事汉忠君,体现在实践上则是拥刘反曹、反吴而最终“兴复汉室”,其最终是恢复社会秩序,实现天下一统,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社会历史观在理论上表现为先霸业政权而后王业政权,二路出师北伐中原的理论战略规划,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则是割据荆、益,而后六出祁山以及其后继者九伐中原,最终是天下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而恢复传统的儒家忠君思想的政治伦理观。可以说,终诸葛亮一生,无论其思想、理论的发展演进,甚至是出现一些修正(例如前后《出师表》在一路北伐以及不曾提起荆州问题是对《隆中对》的修正),还是其事刘报汉、联吴抗曹,天下未分而荆州三分,渐次实现割据荆州、益州及到开府治事治理蜀汉,再到恢复蜀、吴关系以及六次北伐的政治、军事实践,无不是贯彻着其思想当中最为主要的两个基本点: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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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例子来说明问题。第一个是:刘备托孤中“君可自取”(蜀书五・诸葛亮传547)的君指的是诸葛亮,同时在托孤大臣中
还有李严,且以诸葛亮为正,李严副之。“君可自取”的“取”字是刘备放权诸葛亮并扩大其权力的表现,以李严副之并不排斥刘备对自己死后李严的担忧和政权内部机构关系的平衡与稳定。第二,李严淡出政局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客观上是基于刘备对诸葛亮的授权与放权以及封建专制体制下集权统治的需要是李严出局的原因,也是政不出二门、权不分二人专制集权统治的特征体现;第三,从凝聚蜀汉各方面的物质力量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直至观念形态上的力量与意志,以及协调、整合刘备逝世后蜀汉政权内部关系角度出发,到为着实现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最终目标,也体现了诸葛亮的集权治蜀思想。另一个例子是,鉴于《隆中对》是诸葛亮思考天下大势,审时度势提出和制定的由霸业政权而指向王业政权的最高战略规划而并非漂泊半生、几无容身之地的刘备思考现实的成果;鉴于刘备对此称“善”并提倡和支持这一战略规划而并非理性考量和正确实践,最终破坏孙、刘联盟关系,是其留给诸葛亮政治遗产中一个巨大的外交困境。孙、刘联盟关系几经跌宕,初盟———破盟———再盟,是刘备非理性认识“外接好孙权”的结果,而恰是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再盟与东吴,实现了对《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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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的局部回归。由此,这是诸葛亮权衡利弊得失,在三方政治利益和纷争中以政治家的眼光理性考虑得失,做出的外交政治策略。所谓“邦交”乃靠的是实力谈话、做事,诸葛亮以政治家的身份和眼光作出的这样的决策而并非考虑历史恩仇是审慎和明智的。
三国战争的实践,绝大多数都非义战。三国时代军阀割据混战纷乱的局面暴露出“民之欲安,甚于倒悬”,“出门无所见,白骨蔽于野”的残酷社会现象。在三国战争中,也不乏残暴性,比如曹操对于因徐州牧陶谦的属下杀其家人而对徐州进行报复。从三国战争属性及社会民生角度来讲,三国的战争绝大多数的确非义战。军阀之间你争我夺,联盟击外,时而分裂内讧,,百姓几溺几饥对象。但是,,相对平衡———三国鼎立,又反映出社会走向整合的趋向。三国无义战,但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战争客观上却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在十八路诸侯伐董卓无果以后,北方曹操渐次统一北方,使北方社会秩序得到相对稳定。诸葛亮帮助刘备夺荆州,谋取益州,直至独自治蜀,蜀汉的一州割据政权也保得了一方的社会稳定。东吴也是如此。正是从这些大大小小的“非义战”中逐步实现了中华大地的局部统一而为最后统一奠定了基础。
由此,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所从事的社会实践存在着主观实践活动与客观社会现实及效果矛盾的辩证关系。终诸葛亮一生,基本的还是战争的实践活动。就反映诸葛亮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的《隆中对》来看,仅仅将《隆中对》制订的天下三分的割据政策为其是奠定天下分裂的造始者的论由,认为其推迟延缓了社会秩序的恢复与稳定、天下统一的时间似乎是偏颇之言。从客观上来讲,不待天下三分,而在此之前天下已经多分。自古天下为有德者居之,虽然大争时代发展到三国割据相对稳定各自代表着“有德者”形象,那么在此之前的大大小小的各方军阀不乏泛泛无德之辈。与天下多分相对而言,即使天下三分,非但不是延缓了天下统一的时间表,反而为天下再次统一准备着局部的统一和稳定的条件,也在政治、经济、社会观念等方面为天下统一作着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从诸葛亮主观上来讲,天下三分前,天下已经多分,拥刘复汉、以弱胜强并最终实现刘汉天下的统一也只能是首先的局部统一,并进而朝着天下一统的目标前进。所以,在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即有“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之说,这正好说明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主观实践活动与客观效果的矛盾性,主客观矛盾的辩证关系。由此,诸葛亮在评定南中、经营益州等方面,辩证地看可以说都存在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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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上述问题。如果单就以成败论英雄,主要基于历史人物主
观思想及社会实践的效果来作为评判的标准,那便是站在干岸看鱼跃,评判者本身成为“桃花源”式的人物。 三 大争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定位问题在有关于诸葛亮人生理想、政治才能、军事才干等方面积极的或消极的评价,本质上涉及到的是诸葛亮的历史定位问
[9]
题。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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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鉴于历史的,,再者是现,就要看其在大争时代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社会实践和效果,看其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
从诸葛亮自身思想观念上,常吟“梁父吟”,自比于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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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毅,与好友论功名成就,“笑而不言”(蜀书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543),皆表现出“以待天时”而封侯拜相之意。三国纷争时代三方都有消灭其中两方而统一天下的愿望,鉴于此,诸葛亮所要达到的并非管仲、乐毅至霸业;刘备去世后,刘备的精神已经内化为以重臣诸葛亮为实际统治核心的蜀汉政权的政治动力。《隆中对》的最高目标是“兴复汉室”,实质是天下归于一。由此,从诸葛亮出山的思想观念来看,基本的是要实现封侯拜相,建功立业。从诸葛亮的价值体系即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来看,诸葛亮不是曹丕,更不是司马昭,贯穿在他的价值体系当中政治伦理观根深蒂固的是儒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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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学说。因而事蜀汉一生,而“心神无贰”(蜀书二・先主传532)。从社会历史观上来讲,《隆中对》也无所谓天下分裂的宣言书,终诸葛亮一生他的社会观就是因为看到天下由统一而分裂而投身政治、军事斗争当中再实现天下由分裂而归于统一,只不过是统一于刘汉。这与其政治伦理观互为表里。从其社会实践来看,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兴汉”。这不但体现在其著名的《隆中对》的策论中,而且延续到前后《出师表》当中以及其继任者的实践当中。进入后刘备时代,以诸葛亮为实际统治核心的蜀汉政权当中继续倡行和践行这一政治目标的中坚力量仍然是诸葛亮,特别是这个时期是在完全意义上地践行《隆中对》中的总体战略规划。
但是理论规划与社会实践存在着差距,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差距,何况蜀汉政权后刘备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集中体现了理论规划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异与差距。刘备的去世、国内政治动荡、蜀汉元气大伤;孙、刘联盟彻底破坏;蜀汉昏暗的继承人等政治遗产主要是基于刘备本人对于《隆中对》中诸多步骤缺乏理性考量的不足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是蜀汉衰势命运走向的直接主观原因。这些遗产所反映的理论规划与社
会实践之间的现实差距,正好说明诸葛亮所处的大争时代之力量彼此消长的客观变化以及社会整合趋势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么,如何给予诸葛亮历史定位呢?
事刘治蜀而扩蜀,兴汉而无为。在大争时代,诸葛亮从公元207年到234年这二十七年中整整把自己的半生奉献给了他的事业———治蜀而扩蜀———“兴复汉室”。《隆中对》是其
大力屯田、平定南中、加强西南与内地的联系方面,客观上作
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对于推进西南各民族进入封建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加速度。特别是经营西南夷,发挥和改进西汉在西南地区设置属国的统治方式,采用羁縻手段不至于使西南地区分疆裂土,为后世把这种统治方式发展成为成熟的羁縻
政策提供了借鉴作用,使得中华民族多源多流,但最终认同华
二十七岁时所作,前后《出师表》是其集权治蜀时期,在第一、夏一统的共识上烙下了印记,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特定历史时第二次北伐时所作,及到建兴13年,走完他的一生则又是印期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从这些方面看,客观上他推动了历史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兴汉而无为。“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从其客观上推进统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其役调。,,,兵家所慎:,若无策以裁之,则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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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之谓,海内归向之意也。”(蜀书五・诸葛亮传注引默记558)诸葛亮一生追求千年至福,只怨身在此山中。
从历史发展的趋向来看,两汉王朝发展到东汉桓帝、灵帝
之际已是汉家天数气数已尽,至献帝之时各地农民起义大小不断,特别是经历黄巾大起义的强烈冲击,东汉统治机器已经摇摆不定,不能稳固地架固在社会体系之中。其后各方实力派军阀出现,割据力量的彼此消长,特别是发展到魏、蜀、吴三方政权相对基本稳定,各自在统治区域内的局部统一为最终结束分裂实现大一统准备了条件。以及民族频繁的交流和生产技术的传播与流通使得物质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三国相对稳定)得到恢复,又准备了经济条件;从思想观念上来看,以儒家忠君学说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互为表里的价值取向,为实现大一统准备为了思想条件。三国力量彼此消长,一强两弱,如果一方弱小或者两方都弱小且能巩固联盟,内修外举或可割据时间较长,如果两方当中一方衰败甚至同时衰败,统一的时间又来得快些。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综合社会力量转换的结果。
顾祖禹有言:“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霸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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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虽然,刘备与诸葛亮共同开创了霸业政权,终极目标旨在实现王业政权,且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力行北伐而未“坐而受之”,但是“孔明有汉高之略,而无汉高之时”。从蜀汉衰势命运可看出,三国力量强弱变化,三国时事的纷扰和以上蜀汉政权的问题夹杂在一起共同反映出历史走向整合的必然趋势。三国分而割据,三国合而走向统一,期间强弱易位是从割据走向统一的必然过程,是不以作为主客体的历史人物的意志为转移的。孙、刘强则三国割据、鼎立时间长些,其中有一方走向衰败,或两方都渐渐走向衰败则统一的时间可来得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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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般对此朴素的解释是做事只问可能与不可能,而考察诸葛亮一生的理想与实践却并非如此。在他看来,忠于刘汉是符合儒家价值体系中忠君的传统纲常,因而反映在政治伦理观中即非刘而不王;在他看来,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并且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特别是“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表明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相良弼君子之风。“以诸葛亮之鉴识,岂不能自审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时矣。……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
[3]
复为己任故也。岂区区利在边鄙而已乎。”(蜀书五・诸葛亮传543)由此,对于诸葛孔明来说“知不可为而为之”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解释,而是做事要看应不应该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从现在去理解他一生的理想和行为又是“桃花源”式的历史悲剧。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陈寿《三国志》有云:“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
[3]
心,布公道;……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蜀书五・诸葛亮传557)曹魏集团(曹魏政权)、东吴政权的努力与探索分别结束了北部中国和东南中国的局部分裂局面,从诸葛亮从事的事业中则渐次解决了西南中国广大区域的分裂局面。这都是在结束大大小小分裂割据基础上,客观地为中国的再次统一建构了基础和准备了条件。诸葛亮之治蜀,特别是扩蜀北伐,主观上为恢复刘氏大一统政权却未能实现,但客观上在历次战争中力量对比的消长又为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准备了特定的条件,尽管这是诸葛亮本人不愿意看到的,不自觉的行为和目的。诸葛亮开府治事后,在兴修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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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齐里亚主义”,是基督教神学教义“末世观”的思想因素之一。其基本意思是:在世界进入最后末世的前夕,基督将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以有形的方式重新降临在世俗的世界上,在全地建立起一个纯粹、洁净和明亮的“城”———神国,其持续时间约1000年。相应地,信徒必须忍受来自世俗世界的各种逼迫和排斥,以不懈的努力与虔诚迎接“千年至福”的最终到来。“千年至福”经常有在引申意义上的使用,其意思是对于必将到来的理想社会持有虔诚信仰;在政治或道德上,则表现为通过革命的反抗行动,创造一个美好的太平盛世,实现人类永久正义与和平的伟大期望。这里,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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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heAppraisalofHistoricalFiguresZhugeLiang
Ma Guanchao
(YiBinUniversitySiChuanYiBin644000)
Abstract:FromA.D.181yearsto280yearonecentury’stime,unityanddivisionintheprocesstotheconntesthistoriccourse,ZhugeLianglocateshistoricalspaceandtimenamelyforbigstruggletime.Underthishis2toricalbackground,inspectsZhugeLiang’sthought,thetheoryplan,theoriesplanning,thesocialpracticeandtheeffectbythebighistoricalangleofview’smethod,fromZhugeLiang’spoliticalethicsviewandthesocialpracticeofhistoryistheoutsideandinsidemutually;ZhugeLiangisamaturestatesman,cannotbypeopleofourtime’sval2ues,thestandpointmakeexcessivedemandshim;ThebigstruggletimeZhugeLiang’saccuratehistorylocatesthreeaspectstoappraisehim.
KeyWords:ZhugeLiang,politicalethicsviewandsocialconceptionofhistory,statesman,historicallocaliza2tion,appraises
高校“学术自由”的内涵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说:我们总是担心自由会不会导致“自由化”,我认为这是对西方大学确立的学术自由范式的不了解而导致的误解。学术自由的关键是要对其内涵进行探讨,学术自由,首先是以宪法为基础和基准的学术自由,违宪的,就不是学术自由,也不在学术自由范围之内。在美国,涉及种族歧视、反对政府的都不会被视为学术自由。美国教育学名著《学术的秩序》曾提出:一名物理学教授如果在他的课堂上对美国税收政策表示不满,发表议论,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不是他的研究领域。如果论证的数据是别人的,自己没花费劳动,也不受学术自由保护。可见,学术自由是有限制的。
学术自由的概念是:对问题进行科学、诚实探讨的学术结果的自由表达。这意味着抄袭来的、凭空想象的,都不是学术自由,是不受保护的。
另外,学术自由是学者间的平等探讨和坦诚交流,其本身包含着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制约。但我们看到,在我国还存在着只重我之自由,不给他人平等学术地位的现象,在一些研讨会上,有些学者发表完自己的观点后,或匆匆走人,或交头接耳,不去认真倾听其他学者观点,甚至对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冷嘲热讽。还有抄袭现象严重,有些学者为什么不愿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一说出来,就会被别人抄走,与国际上学术交流必须注明应用他人成果惯例相比,我们做得还是很不够。
———摘自《光明日报)2010年3月17日第11版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