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标志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正如陈云所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对于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中全会前，陈云坚持实事求是，冲破“两个凡是”，在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既造成了党的指导思想难以拨乱反正，又严重妨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进行。“两个凡是”的口号一提出，邓小平等人就以其政治家的敏锐，与之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77年2月，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但是他置个人政治安危于不顾，最早指出“两个凡是”的提法是错误的，开了思想解放的先河。然而华国锋仍然坚持这个错误方针。在1977年8月的十一大上，他继续坚持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继续高举所谓“三面红旗”。两种根本对立的指导方针，尖锐地摆在全党的面前。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陈云仍住在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71号。他虽然还没有恢复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仍以一个老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密切关注着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为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思考着良策。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在报告中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并指责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甚至说是“政治上发生了动摇”。他还给会议各组组长打招呼，下了两条“禁令”：“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陈云与王震等老同志会前相约，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当时急需解决的这两个重要问题。面对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陈云毫不动摇，向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就已写好的书面发言稿。陈云认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在发言中，陈云首先对天安门事件提出看法：参与天安门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不是反革命。接着，他提出应该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他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王震也在小组会上发言，赞扬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说“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虽然陈云这篇书面发言未能在会议简报上登出来，但陈云、王震等人的意见还是不胫而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舆论的压力和叶剑英、李先念的促进下，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华国锋不得不表态，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正是在陈云、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努力下，在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复出以后不负众望，领导开创了全面拨乱反正工作的新局面。鉴于陈云在党内的崇1978年11月，陈云在杭州玉泉茶室打算盘高威望，以及公认的党内领导经济工作的卓越才能，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前后，邓小平、李先念多次提出要补选陈云进政治局，但未能如愿。国家虽然在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经济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长期肆虐的极左思潮根深蒂固，又有“两个凡是”撑腰，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全面正常化的进程造成很大阻力。显然，不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等关系安定团结的问题，党的工作局面就难以顺利发展。
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聂荣臻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徐向前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等文章中，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陈云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陈云强调：“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这把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到应有的高度，深刻地告诫全党解决这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是当务之急。陈云还指出：“四人帮”用主观唯心主义来对抗辩证唯物主义，其流毒之广、危害之大，是我们党历史上所罕见的。今天还有一些领导机关，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不是满腔热情地完整地准确地解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说到底，党内一些干部在思想路线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
陈云的这篇文章是应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华社约请而写的。文章写出后，有人专门同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一句一句地对照，要改成一致。对此，陈云说：“既然每一句都要和华主席讲的一样，华主席怎样讲，大家都得怎么讲；华主席没讲的，大家都不许讲，你们还约我写文章干什么?如果那样，把华主席的文章每天重登一遍不就行了吗?”
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陈云倡导实事求是，互相呼应，抵制和缩小了“两个凡是”的影响，启发和推动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展开，召唤了1978年春天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好了思想准备。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率先“放炮”，平反冤假错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为期5天；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为期36天。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
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说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很高，不但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而且十一大选出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资格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人的45.4％也参加了。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的党员。除此之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军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中央直属机关、各中央国家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原因之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也承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承担了责任。不仅如此，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在这次会议上准备好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也就成为几天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应到会218人)，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讨论，并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共开了36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两度发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于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在宣布这三项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既然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那么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要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华国锋所宣布的三项议程都是经济问题，而且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未否定“两个凡是”。华国锋一面说重点转移，一面又不愿涉及“左”的指导思想，这正反映了他认识上的矛盾。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最早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华国锋也希望全国人民努力生产，加速实现8年规划和23年宏伟设想。但是，他毕竟是以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为己任的。因此，他想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同志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热烈拥护。与此同时，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11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谭震林大胆提出，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
和谭震林一样，陈云也在思考着一些重大历史问题。11月11日晚，陈云回到家里，斟酌再三，又一次在台历的背面写下了他的发言提纲。这是他的老习惯了。然后他叫来夫人于若木，为他誊清这个提纲，字比较大，能让他看起来更方便一些。
时任《解放军报》社长的华楠参加了陈云所在的东北组的讨论。他回忆说：“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我也在东北组。那天开会前十几分钟，陈云从会议室的北门进来，披着大衣，拿着个皮包，走路很轻快，精神焕发，很高兴。他走到西边，坐在西边前排最南边的第一个位置。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杨勇，我坐在他后面，我对杨说，陈云同志来了，带着皮包，应该叫陈云同志发言。杨勇说，你提醒得好。不一会儿，会议开始了杨勇说：“请陈云同志发言。”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发言，引起了强烈反响。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
陈云公开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予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
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最后说：“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刚结束，小组里便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平息下来后，陈云用征求的口吻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大家一致举手，“同意!”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实际是涉及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在陈云发言之后，赵健民在东北组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在华北组讲了“六十一人案”、天安门事件、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13日上午，萧克在华东组明确表示，陈云讲的问题有关安定团结，有必要加快解决。
在13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仍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宣布：“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用6天时间。”但是此时，华国锋已经很难让会议按着他预先设定的轨道运行了。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强烈回应，从而把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推向高潮。根据会议的这种发展状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华国锋表示：“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这样一来，会议就脱离了原定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安排，而是就党的历史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及党的思想路线等重大事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六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建议。
从这些发言的热烈程度可以看出，陈云的发言不光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造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陈云发言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好的效果，这与一年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的书面发言被拒登简报的命运截然不同。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过老一辈革命家一再强调实事求是，特别是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已经大为改观。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进入了中央各级领导岗位，为拨乱反正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众多老同志的呼吁下，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了9条决定：1、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并且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3、为“二月逆流”平反；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平反；7、为杨尚昆平反；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中央还决定，中央专案组要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康生、谢富治问题的揭发材料交中央组织部审理。这些决定，基本接受了陈云和其他老干部提出的意见和要求。
12月13日，华国锋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他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2005年6月1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对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一时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同志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支持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张正确认识和评价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和平反冤假错案。凡是认定的真理、看准了的事情，陈云同志从不轻易放弃，只要党和人民需要，不论情况多么复杂，也不论形势多么险峻，他都会下大决心，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陈云同志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非凡胆识和坚定立场，充分展示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产生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陈云是重要成员
1978年12月18日，古老的北京城瑞雪飞舞。上午10时，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陈云以中央委员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22日在北京闭幕，各项议程顺利完成。
11月28日下午，刚刚访英归来的王震参加西北组的讨论，第一个提议补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主席。他在发言中向中央郑重建议：“陈云同志过去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不少同志要我向中央反映，建议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此后连续几天，绝大多数同志踊跃发言，表示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这一建议。他们都说，陈云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领导人之一，有治党治国的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既在白区和苏区工作过，又领导过党的组织工作、经济工作，长期以来他的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办事极其公道，在党内有崇高的威望，他当选党的副主席是符合党心、民心的，是众望所归。在讨论中，几乎每个小组都以全体举手、热烈鼓掌的方式表示拥护补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一届三中全会产生了以邓小平为
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陈云在这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除此之外，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黄克诚等一批老干部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议还选举产生了100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政治局秘书长，由胡耀邦担任，副秘书长由胡乔木、姚依林担任，免去了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等兼任职务。这些重大的组织措施，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就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是领导集体的核心，陈云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一员。
陈云担任恢复成立后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曾经在陈云领导下工作过的宋平说：陈云同志在党内可以说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很严，该开除的毫不含糊，犯了错误，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跟随陈云13年的秘书周太和说：有事情敢负责任，不犹豫，不推诿，更不顾及个人得失，这是陈云同志崇高党性的表现。历史上，陈云就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结下了不解的情缘。1933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成立时，陈云就是党务委员会的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担任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期间，中央党务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代管。陈云经常直接过问和处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新党员刘力功不服从党的分配，害怕艰苦的工作，受到了陈云的严厉批评。当刘力功达不到目的提出要退党时，陈云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开除了刘力功的党籍。此事在延安轰动一时。
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产生的新的中纪委组成人选，陈云倾注了巨大心血。早在1978年11月30日，中央组织部就中纪委组成人选向华国锋和几位副主席报告后，就征求过陈云的意见，并根据陈云的意见，对候选人名单作了调整。胡耀邦担任中纪委第三书记、王鹤寿担任中纪委排名第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也是陈云鼎力推荐的结果。陈云与胡耀邦以及中组部副部长赵振清等商量中纪委委员人选时，反复提出要胡耀邦担任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最初表示，有什么工作交给他，他就办，不必兼任这个职务。但陈云一再提出，并要中央组织部将他的意见报告中央考虑决定。胡耀邦再向中央请求，不要兼任这个职务，也不赞成任何干部兼职过多。最后胡耀邦还是服从中央决定，担任中纪委第三书记。陈云多次提出，王鹤寿有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原则性强。他六次被捕，对敌斗争坚决，由他担任中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这一建议得到胡耀邦的赞同。
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三中全会公报说：“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陈云在全会闭幕式上讲话，盛赞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陈云说，会后还要做很多工作，把这次会议的精神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伟大转折。从今天看，1978年冬天的这个会议，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继续在历史转折中发挥重要作用
陈云是党内的经济专家。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并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伤心地说：“这是洋跃进啊，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国家还不思改革!”对此，陈云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首先在党内给那些头脑发热的同志“打预防针”，提醒防止出现过去“大跃进”的失误。正是陈云等领导同志及时提出不同的意见，才使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有所调整，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不切实际的“大干快上”、“洋冒进”的“激情燃烧”。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率先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大力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1979年3月14日，陈云就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当天，他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指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新八字方针的贯彻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国民经济发展中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针对这种状况，陈云力主继续进行经济调整。指出：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速度不要太快，主要是要求今后二十年稳定增长，不走弯路。
在1979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经济调整讲了14点意见。他再次指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要真正清醒认识我们是在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样的国家中进行建设。今后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粮食还是第一位的。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陈云爱读书，尤其是哲学书籍，善于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对“调整”和“发展”，陈云总是辩证地看待。他说：“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马)的下(马)，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比如对当时争论颇多的宝钢项目，陈云亲自作深入的调研，主张：宝钢“要搞到底，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在面对质疑宝钢项目的种种压力的情况下，陈云说：“外界舆论，我来做工作。”宝钢后来发展的辉煌充分证明，陈云当时支持宝钢“快马加鞭”是非常正确的。陈云在历时五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善于驾驭全局，精心组织和落实，全面完成调整经济的主要任务，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
陈云还关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为圆满解决核心问
题提出重要建议。陈云支持邓小平对《历史决议》起草的三条基本要求；强调对毛主席的功过以及建国以来工作中的错误，要写得准确、切实，要“敲定”。为圆满解决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陈云提出重要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按照陈云的意见，《历史决议》把原来的“前言”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回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后，陈云领导中纪委直接主持平反了一些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的冤假错案，例如刘少奇、潘汉年、瞿秋白的冤案。
在陈云、邓小平的批示下，刘少奇冤案平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到1979年4月，中纪委、中组部决定联合组成复查组，共同复查此案。党的十二大审查通过的中纪委工作报告，高度评价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这些重要案件的正确处理，推动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实现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充分肯定。
陈云在积极领导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同时，还致力解决干部青黄不接的严重问题。他曾说：“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干部的死亡的报告。北京的、外地的、开追悼会，要送花圈，往往一天几起。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现在各部也好，下面机关也好，开会的时候，部长、副部长，正手、副手，坐了一大桌，但真正能做工作的，只有三五人。这种状况再不能继续。”这番情景真切的话语，可见陈云为解决新老干部交接班这件大事心急如焚。1981年5月，陈云写成一份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报告送中央。同年7月2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作了《成千上万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重要讲话。这两篇文献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地解决新老干部交接班的指导性文献，使党的组织路线的“反正”取得重大成果。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指出：“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作为解决党中央领导交接班问题的措施，五中全会作出了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五中全会后，陈云又进一步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为此，按陈云建议中央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
陈云运用我党历史上中青年干部成长的经验，借鉴国外提拔使用中青年的做法，全面分析中青年干部的优点、缺点和弱点，有理有据地说服不同认识的同志。陈云特别提出要重视提拔40岁以下的干部，而且从总数上来说，比如提一万人，其中大多数，百分之七十以上应该是40岁左右、40岁以下的人。同时，陈云鲜明地提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清除出来。
实践证明，陈云关于成千上万提拔培养中青年的重大决策的落实，使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解决干部队伍建设开了一个好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
陈云还为制定和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为执政党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指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纪委第一书记后，面对“十年浩劫”造成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制度被践踏，党风遭到严重破坏的严峻局面，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从何着手，陈云在思索着。经过深思熟虑，陈云明确而坚定地说：“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为此，陈云倾注了许多心血。他首先倡议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对教育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他又主持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经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对党员条件规定了严格的要求，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对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体现了从严治党的精神。陈云还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为全党敲响了长鸣的警钟，推动了党的建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标志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正如陈云所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对于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中全会前，陈云坚持实事求是，冲破“两个凡是”，在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既造成了党的指导思想难以拨乱反正，又严重妨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进行。“两个凡是”的口号一提出，邓小平等人就以其政治家的敏锐，与之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77年2月，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但是他置个人政治安危于不顾，最早指出“两个凡是”的提法是错误的，开了思想解放的先河。然而华国锋仍然坚持这个错误方针。在1977年8月的十一大上，他继续坚持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继续高举所谓“三面红旗”。两种根本对立的指导方针，尖锐地摆在全党的面前。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陈云仍住在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71号。他虽然还没有恢复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仍以一个老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密切关注着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为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思考着良策。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在报告中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并指责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甚至说是“政治上发生了动摇”。他还给会议各组组长打招呼，下了两条“禁令”：“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陈云与王震等老同志会前相约，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当时急需解决的这两个重要问题。面对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陈云毫不动摇，向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就已写好的书面发言稿。陈云认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在发言中，陈云首先对天安门事件提出看法：参与天安门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不是反革命。接着，他提出应该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他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王震也在小组会上发言，赞扬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说“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虽然陈云这篇书面发言未能在会议简报上登出来，但陈云、王震等人的意见还是不胫而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舆论的压力和叶剑英、李先念的促进下，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华国锋不得不表态，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正是在陈云、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努力下，在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复出以后不负众望，领导开创了全面拨乱反正工作的新局面。鉴于陈云在党内的崇1978年11月，陈云在杭州玉泉茶室打算盘高威望，以及公认的党内领导经济工作的卓越才能，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前后，邓小平、李先念多次提出要补选陈云进政治局，但未能如愿。国家虽然在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经济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长期肆虐的极左思潮根深蒂固，又有“两个凡是”撑腰，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全面正常化的进程造成很大阻力。显然，不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等关系安定团结的问题，党的工作局面就难以顺利发展。
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聂荣臻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徐向前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等文章中，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陈云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陈云强调：“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这把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到应有的高度，深刻地告诫全党解决这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是当务之急。陈云还指出：“四人帮”用主观唯心主义来对抗辩证唯物主义，其流毒之广、危害之大，是我们党历史上所罕见的。今天还有一些领导机关，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不是满腔热情地完整地准确地解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说到底，党内一些干部在思想路线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
陈云的这篇文章是应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华社约请而写的。文章写出后，有人专门同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一句一句地对照，要改成一致。对此，陈云说：“既然每一句都要和华主席讲的一样，华主席怎样讲，大家都得怎么讲；华主席没讲的，大家都不许讲，你们还约我写文章干什么?如果那样，把华主席的文章每天重登一遍不就行了吗?”
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陈云倡导实事求是，互相呼应，抵制和缩小了“两个凡是”的影响，启发和推动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展开，召唤了1978年春天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好了思想准备。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率先“放炮”，平反冤假错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为期5天；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为期36天。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
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说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很高，不但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而且十一大选出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资格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人的45.4％也参加了。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的党员。除此之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军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中央直属机关、各中央国家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原因之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也承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承担了责任。不仅如此，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在这次会议上准备好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也就成为几天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应到会218人)，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讨论，并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共开了36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两度发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于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在宣布这三项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既然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那么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要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华国锋所宣布的三项议程都是经济问题，而且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未否定“两个凡是”。华国锋一面说重点转移，一面又不愿涉及“左”的指导思想，这正反映了他认识上的矛盾。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最早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华国锋也希望全国人民努力生产，加速实现8年规划和23年宏伟设想。但是，他毕竟是以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为己任的。因此，他想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同志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热烈拥护。与此同时，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11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谭震林大胆提出，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
和谭震林一样，陈云也在思考着一些重大历史问题。11月11日晚，陈云回到家里，斟酌再三，又一次在台历的背面写下了他的发言提纲。这是他的老习惯了。然后他叫来夫人于若木，为他誊清这个提纲，字比较大，能让他看起来更方便一些。
时任《解放军报》社长的华楠参加了陈云所在的东北组的讨论。他回忆说：“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我也在东北组。那天开会前十几分钟，陈云从会议室的北门进来，披着大衣，拿着个皮包，走路很轻快，精神焕发，很高兴。他走到西边，坐在西边前排最南边的第一个位置。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杨勇，我坐在他后面，我对杨说，陈云同志来了，带着皮包，应该叫陈云同志发言。杨勇说，你提醒得好。不一会儿，会议开始了杨勇说：“请陈云同志发言。”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发言，引起了强烈反响。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
陈云公开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予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
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最后说：“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刚结束，小组里便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平息下来后，陈云用征求的口吻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大家一致举手，“同意!”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实际是涉及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在陈云发言之后，赵健民在东北组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在华北组讲了“六十一人案”、天安门事件、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13日上午，萧克在华东组明确表示，陈云讲的问题有关安定团结，有必要加快解决。
在13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仍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宣布：“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用6天时间。”但是此时，华国锋已经很难让会议按着他预先设定的轨道运行了。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强烈回应，从而把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推向高潮。根据会议的这种发展状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华国锋表示：“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这样一来，会议就脱离了原定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安排，而是就党的历史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及党的思想路线等重大事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六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建议。
从这些发言的热烈程度可以看出，陈云的发言不光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造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陈云发言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好的效果，这与一年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的书面发言被拒登简报的命运截然不同。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过老一辈革命家一再强调实事求是，特别是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已经大为改观。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进入了中央各级领导岗位，为拨乱反正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众多老同志的呼吁下，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了9条决定：1、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并且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3、为“二月逆流”平反；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平反；7、为杨尚昆平反；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中央还决定，中央专案组要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康生、谢富治问题的揭发材料交中央组织部审理。这些决定，基本接受了陈云和其他老干部提出的意见和要求。
12月13日，华国锋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他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2005年6月1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对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一时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同志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支持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张正确认识和评价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和平反冤假错案。凡是认定的真理、看准了的事情，陈云同志从不轻易放弃，只要党和人民需要，不论情况多么复杂，也不论形势多么险峻，他都会下大决心，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陈云同志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非凡胆识和坚定立场，充分展示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产生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陈云是重要成员
1978年12月18日，古老的北京城瑞雪飞舞。上午10时，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陈云以中央委员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22日在北京闭幕，各项议程顺利完成。
11月28日下午，刚刚访英归来的王震参加西北组的讨论，第一个提议补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主席。他在发言中向中央郑重建议：“陈云同志过去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不少同志要我向中央反映，建议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此后连续几天，绝大多数同志踊跃发言，表示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这一建议。他们都说，陈云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领导人之一，有治党治国的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既在白区和苏区工作过，又领导过党的组织工作、经济工作，长期以来他的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办事极其公道，在党内有崇高的威望，他当选党的副主席是符合党心、民心的，是众望所归。在讨论中，几乎每个小组都以全体举手、热烈鼓掌的方式表示拥护补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一届三中全会产生了以邓小平为
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陈云在这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除此之外，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黄克诚等一批老干部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议还选举产生了100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政治局秘书长，由胡耀邦担任，副秘书长由胡乔木、姚依林担任，免去了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等兼任职务。这些重大的组织措施，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就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是领导集体的核心，陈云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一员。
陈云担任恢复成立后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曾经在陈云领导下工作过的宋平说：陈云同志在党内可以说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很严，该开除的毫不含糊，犯了错误，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跟随陈云13年的秘书周太和说：有事情敢负责任，不犹豫，不推诿，更不顾及个人得失，这是陈云同志崇高党性的表现。历史上，陈云就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结下了不解的情缘。1933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成立时，陈云就是党务委员会的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担任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期间，中央党务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代管。陈云经常直接过问和处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新党员刘力功不服从党的分配，害怕艰苦的工作，受到了陈云的严厉批评。当刘力功达不到目的提出要退党时，陈云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开除了刘力功的党籍。此事在延安轰动一时。
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产生的新的中纪委组成人选，陈云倾注了巨大心血。早在1978年11月30日，中央组织部就中纪委组成人选向华国锋和几位副主席报告后，就征求过陈云的意见，并根据陈云的意见，对候选人名单作了调整。胡耀邦担任中纪委第三书记、王鹤寿担任中纪委排名第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也是陈云鼎力推荐的结果。陈云与胡耀邦以及中组部副部长赵振清等商量中纪委委员人选时，反复提出要胡耀邦担任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最初表示，有什么工作交给他，他就办，不必兼任这个职务。但陈云一再提出，并要中央组织部将他的意见报告中央考虑决定。胡耀邦再向中央请求，不要兼任这个职务，也不赞成任何干部兼职过多。最后胡耀邦还是服从中央决定，担任中纪委第三书记。陈云多次提出，王鹤寿有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原则性强。他六次被捕，对敌斗争坚决，由他担任中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这一建议得到胡耀邦的赞同。
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三中全会公报说：“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陈云在全会闭幕式上讲话，盛赞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陈云说，会后还要做很多工作，把这次会议的精神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伟大转折。从今天看，1978年冬天的这个会议，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继续在历史转折中发挥重要作用
陈云是党内的经济专家。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并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伤心地说：“这是洋跃进啊，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国家还不思改革!”对此，陈云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首先在党内给那些头脑发热的同志“打预防针”，提醒防止出现过去“大跃进”的失误。正是陈云等领导同志及时提出不同的意见，才使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有所调整，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不切实际的“大干快上”、“洋冒进”的“激情燃烧”。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率先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大力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1979年3月14日，陈云就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当天，他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指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新八字方针的贯彻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国民经济发展中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针对这种状况，陈云力主继续进行经济调整。指出：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速度不要太快，主要是要求今后二十年稳定增长，不走弯路。
在1979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经济调整讲了14点意见。他再次指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要真正清醒认识我们是在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样的国家中进行建设。今后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粮食还是第一位的。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陈云爱读书，尤其是哲学书籍，善于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对“调整”和“发展”，陈云总是辩证地看待。他说：“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马)的下(马)，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比如对当时争论颇多的宝钢项目，陈云亲自作深入的调研，主张：宝钢“要搞到底，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在面对质疑宝钢项目的种种压力的情况下，陈云说：“外界舆论，我来做工作。”宝钢后来发展的辉煌充分证明，陈云当时支持宝钢“快马加鞭”是非常正确的。陈云在历时五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善于驾驭全局，精心组织和落实，全面完成调整经济的主要任务，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
陈云还关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为圆满解决核心问
题提出重要建议。陈云支持邓小平对《历史决议》起草的三条基本要求；强调对毛主席的功过以及建国以来工作中的错误，要写得准确、切实，要“敲定”。为圆满解决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陈云提出重要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按照陈云的意见，《历史决议》把原来的“前言”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回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后，陈云领导中纪委直接主持平反了一些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的冤假错案，例如刘少奇、潘汉年、瞿秋白的冤案。
在陈云、邓小平的批示下，刘少奇冤案平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到1979年4月，中纪委、中组部决定联合组成复查组，共同复查此案。党的十二大审查通过的中纪委工作报告，高度评价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这些重要案件的正确处理，推动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实现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充分肯定。
陈云在积极领导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同时，还致力解决干部青黄不接的严重问题。他曾说：“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干部的死亡的报告。北京的、外地的、开追悼会，要送花圈，往往一天几起。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现在各部也好，下面机关也好，开会的时候，部长、副部长，正手、副手，坐了一大桌，但真正能做工作的，只有三五人。这种状况再不能继续。”这番情景真切的话语，可见陈云为解决新老干部交接班这件大事心急如焚。1981年5月，陈云写成一份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报告送中央。同年7月2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作了《成千上万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重要讲话。这两篇文献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地解决新老干部交接班的指导性文献，使党的组织路线的“反正”取得重大成果。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指出：“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作为解决党中央领导交接班问题的措施，五中全会作出了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五中全会后，陈云又进一步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为此，按陈云建议中央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
陈云运用我党历史上中青年干部成长的经验，借鉴国外提拔使用中青年的做法，全面分析中青年干部的优点、缺点和弱点，有理有据地说服不同认识的同志。陈云特别提出要重视提拔40岁以下的干部，而且从总数上来说，比如提一万人，其中大多数，百分之七十以上应该是40岁左右、40岁以下的人。同时，陈云鲜明地提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清除出来。
实践证明，陈云关于成千上万提拔培养中青年的重大决策的落实，使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解决干部队伍建设开了一个好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
陈云还为制定和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为执政党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指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纪委第一书记后，面对“十年浩劫”造成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制度被践踏，党风遭到严重破坏的严峻局面，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从何着手，陈云在思索着。经过深思熟虑，陈云明确而坚定地说：“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为此，陈云倾注了许多心血。他首先倡议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对教育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他又主持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经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对党员条件规定了严格的要求，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对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体现了从严治党的精神。陈云还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为全党敲响了长鸣的警钟，推动了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