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马上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影响力。大量的农民工失去工作，回到家乡，但发现在家乡已经无事可做，因此又回流到城市。
很多农民工并非单个的个人，而是家庭。他们离开家已经多年，小孩在打工当地上学。回家乡后，不仅他们本身的工作成问题，同时面临小孩上学等一系列问题。
有人说，农民工失业了，就可以叫他们回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农民，他们很难再回到过去成为从前的农民。
他们离开农村多年，了解了外在世界。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外在世界已经具备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认同。
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即社会稳定不确定性的遽然提高。
这里，一是指农村的稳定。这些人回去以后干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土地已经流转出去，没有了他们可以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要在农村开始新的生活，谈何容易?
二是指城市的稳定。很多农民工失业以后，并不想再回到农村，年轻人尤其如此。较之农村，他们发现城市生活的引人之处。一旦没有了工作，留在城市干什么?其中的一些人开始犯罪，从而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
农民工早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实际上，很多年来，如何应付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每当春运，每当遇到类似“非典”的疫情，每当遇到经济不景气，农民工似乎成为各级政府的包袱。这些年来，各级政府疲于应付，从来没有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说，在农民工问题上，除了废除农民工制度，中国别无他途。在中国，农民工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早期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社会，农村和城市截然分割。这种分割造就了由国家主导的第一波工业化，国家以牺牲农民利益的方法为中国的工业化进行了有效的资本积累。
改革开放后，因为农村改革的成功，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工业改革和城市化需要新的劳动力。这样，户口制度开始松动，农民开始进城工作。
这些人一方面脱离了农民的身份，但同时又不是正式城市工人和城市居民，因此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号，被称为农民工。
是中国竞争力优势的最主要因素
尽管对农民工的数量没有正式估计，但各种研究表明这个群体的数量极其庞大。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度。可以说，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体。他们为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
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一些经济学家承认农民工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优势的最主要因素。
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近年来也开始在政治方面体现出来。农民工在资本和地方政府面前软弱无力，他们的权利经常受到侵犯，于是国家通过了新的劳动法来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同时，政府也开始提供制度性的渠道让农民工表达他们的声音和利益，例如在党代会和人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农民工的代表。
并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工制度也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在现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从传统二元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民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都要求农民转变为现代公民。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效地吸收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所谓的农民工就是说他们既非农民，但也没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要知道，农民工的很大一部分已经离开家乡多年，在一个城市工作十多年，甚至更长。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在工作的城市组织家庭。可是，除了承受恶劣的工作场所之外，他们也享受不了当地居民的公民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举世无双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和消化农民的速度则极慢。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能力这样做，而仅仅是因为人为的农民工制度之所为。
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结果就导致了制度上的歧视。可以说，农民工制度不废除，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
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这表明了政府要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但建设新农村绝对不是意味着要把农民工赶回去或者诱导他们回去。
当然，要消化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当然不容易，解决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也并非一时三刻能够做到。
在金融危机的时刻，由农民工带来的压力是显见的。要消化这样的压力，就不能以巩固农民工制度的方式。这样做，充其量把问题往后推延。具有远见的惟一选择就是从现在开始要有意识地、有规划地、一步一步地废除农民工制度。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 唐 馨)
金融危机马上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影响力。大量的农民工失去工作，回到家乡，但发现在家乡已经无事可做，因此又回流到城市。
很多农民工并非单个的个人，而是家庭。他们离开家已经多年，小孩在打工当地上学。回家乡后，不仅他们本身的工作成问题，同时面临小孩上学等一系列问题。
有人说，农民工失业了，就可以叫他们回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农民，他们很难再回到过去成为从前的农民。
他们离开农村多年，了解了外在世界。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外在世界已经具备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认同。
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即社会稳定不确定性的遽然提高。
这里，一是指农村的稳定。这些人回去以后干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土地已经流转出去，没有了他们可以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要在农村开始新的生活，谈何容易?
二是指城市的稳定。很多农民工失业以后，并不想再回到农村，年轻人尤其如此。较之农村，他们发现城市生活的引人之处。一旦没有了工作，留在城市干什么?其中的一些人开始犯罪，从而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
农民工早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实际上，很多年来，如何应付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每当春运，每当遇到类似“非典”的疫情，每当遇到经济不景气，农民工似乎成为各级政府的包袱。这些年来，各级政府疲于应付，从来没有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说，在农民工问题上，除了废除农民工制度，中国别无他途。在中国，农民工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早期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社会，农村和城市截然分割。这种分割造就了由国家主导的第一波工业化，国家以牺牲农民利益的方法为中国的工业化进行了有效的资本积累。
改革开放后，因为农村改革的成功，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工业改革和城市化需要新的劳动力。这样，户口制度开始松动，农民开始进城工作。
这些人一方面脱离了农民的身份，但同时又不是正式城市工人和城市居民，因此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号，被称为农民工。
是中国竞争力优势的最主要因素
尽管对农民工的数量没有正式估计，但各种研究表明这个群体的数量极其庞大。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度。可以说，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体。他们为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
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一些经济学家承认农民工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优势的最主要因素。
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近年来也开始在政治方面体现出来。农民工在资本和地方政府面前软弱无力，他们的权利经常受到侵犯，于是国家通过了新的劳动法来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同时，政府也开始提供制度性的渠道让农民工表达他们的声音和利益，例如在党代会和人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农民工的代表。
并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工制度也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在现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从传统二元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民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都要求农民转变为现代公民。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效地吸收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所谓的农民工就是说他们既非农民，但也没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要知道，农民工的很大一部分已经离开家乡多年，在一个城市工作十多年，甚至更长。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在工作的城市组织家庭。可是，除了承受恶劣的工作场所之外，他们也享受不了当地居民的公民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举世无双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和消化农民的速度则极慢。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能力这样做，而仅仅是因为人为的农民工制度之所为。
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结果就导致了制度上的歧视。可以说，农民工制度不废除，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
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这表明了政府要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但建设新农村绝对不是意味着要把农民工赶回去或者诱导他们回去。
当然，要消化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当然不容易，解决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也并非一时三刻能够做到。
在金融危机的时刻，由农民工带来的压力是显见的。要消化这样的压力，就不能以巩固农民工制度的方式。这样做，充其量把问题往后推延。具有远见的惟一选择就是从现在开始要有意识地、有规划地、一步一步地废除农民工制度。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 唐 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