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与南京大屠杀
朱成山
【论文摘要】以历史为题材的《金陵十三钗》影片富有南京大屠杀历史元素，它不仅较好地尊重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而且还尽可能地如实反映了这段人类的空前浩劫。作为艺术的再创作，张艺谋的影片与严歌苓的小说也存在诸多异同点，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充分地揭示了侵华日军的兽性之恶，讴歌了在特殊环境下的人性之美和精神之美。
【论文关键词】《金陵十三钗》;南京大屠杀;异同点;人性之美恶
盼望已久的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的《金陵十三钗》影片，终于在2011年12月15日在国内公映。人们比较关心这部影片有多少内容反映了南京大屠杀?张艺谋影片与严歌苓小说有哪些异同点?如何正确看待《金陵十三钗》影片中人性之美恶?本文试就这些问题逐一进行阐述。
一、《金陵十三钗》影片中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元素
作为艺术创作的故事影片不等同于纪录片，更不等同于历史教材，应该允许有艺术手段的处理和喧染。但以历史为题材的故事片，还是要考虑到历史题材涉入角度和程度问题，把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个坐标和参照系。在这一点上，西方此类题材的故事影片如《辛德勒名单》等，都是强调像拍摄历史教科书一样来对待的，所以才能够打动无数人。那么，《金陵十三钗》这一部影片中，与南京大屠杀历史有关的情节到底有多少呢?
(一)影片中的历史人物
在此部影片中出现的人物还是比较简单的，他们是四个群体和三个个体。即一群妓女、一群教堂里唱诗班的女孩子、一群日本官兵、一群中国官兵，一个专司安葬的美国传教士、一个教堂里的中国职员、一个替日军服务的“汉奸”。应该说，这些角色在南京大屠杀史中都能够找得到。日本和中国军人自然不需要多阐述和例证，躲难到国际安全区的中国妓女，在史料中是确实存在的。例如，在《拉贝日记》中就有这样的明确记载:“1937年12月26日:现在的日本人想到了一个奇特的主意，要建立一个军妓院。明妮吃惊地绞着双手，看着差役闯进了
安置成百上千个姑娘的大厅。要让明妮拱手交出姑娘，她是死也不会交出一个的。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红卍字会中一个我们熟悉的受人尊敬的官员朝大厅里喊了几句好话，竟然有不少年轻女难民(大家熟知的妓女)走了出来，她们对把自己安排在新的妓院里一点都不感到忧伤。明妮哑口无言。”［1］在教堂里的唱诗班的女孩子也是有的，譬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贵祥，当年就和其姐姐一道，被送到石鼓路的一个教会小学读圣经。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也是有不少的，如约翰·马吉牧师、詹姆斯·麦卡伦牧师、W·P·米尔斯牧师、H·L·索恩牧师、E·H·福斯特牧师等，他们都曾经程度不同的参加过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国际救援活动。至于汉奸也是有的，如郭歧在《陷都血泪录》里曾写道:“有一个汉奸是个耶稣教徒，当兽兵正在烧杀奸淫的那些时候，一般伪官长问他要花姑娘，他无法，就将同教的女士骗至兽兵处受奸，后为外人知悉，要求日司令部将他关起来!总之，当汉奸的亲戚不以为亲戚，朋友不以为朋友，叛家轻身弃国人。”［2］
(二)影片中的历史场景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影片其实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接，它用艺术的手法还原了历史情境，再现了历史真实，使得观众从中受到了历史的教育。在《金陵十三钗》的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南京大屠杀真实的历史场景。如影片一开头再现给观众的逃难场景就很是真实。从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对南京城实施轰炸，战争的阴霾降临在南京市民头顶上时，一些有条件逃难的南京市民，就开始了纷纷背井离乡，逃往安徽、湖北、四川、福建等地。这里讲的有条件指的是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有钱有势，能够有逃难的本钱;二是有明确的外地亲戚可供全家暂时避难。否则一般市民是不敢轻易全家逃离的。在南京沦陷之前，大批南京市民开始向南京城附近的农村、山区逃难，城里的难民则逃进外籍人士组织的国际安全区里，大家都是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尽管生活情形非常悲惨，但为了活命也没有办法。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录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记载，用南京人的话叫作“跑反”，“跑鬼子的反”。例如，幸存者倪翠萍一家“跑反”到城西郊的上新河;哈梦鹤父亲领着全家人“跑反”，先后到城西的沙洲圩和安徽的采石矶、芜湖市到处乱跑乱住;程王氏一家则跑到江宁县乡下的德其家塘村。潘开明一家跑进了鼓楼二条巷;陈德贵跑进了下关“和记洋行”;刘永兴一家跑进
了大方巷;李秀英一家跑进了五台山小学地下室里，等等。正如影片中的主人公书娟旁白说的:“那时候人们的唯一心愿就是逃命!”
影片中街道两旁的断垣残壁也部分还原了当年南京历史的景象。日军占领南京以后，蓄意破坏这座美丽的古都。日军陷城之初，遇屋即烧，“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等一切繁盛之区烟焰障灭。”［3］在《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指出:“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并施，我首都为其实行恐怖政策之对象，故焚烧与惨烈，亦无与伦比。陷城之初，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地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4］影片中的教堂是否存在?翻开南京的历史记载，南京大屠杀期间外国人的教堂有好几座，并且有几座至今还依然是教堂。例如，南京石鼓路上的天主教堂，太平南路上的基督教堂，一直延续至今仍然是在使用着的教堂。不过，当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下关挹江门创办的德胜教堂，虽然现在依然房屋保存较好，但那里早已成为南京第十二中学的校园。当然，这几座教堂当年受到日军的骚扰是肯定的，有没有发生此类的故事，却是另当别论，也没有必要一一对号入座。
(三)影片中的历史故事
故事影片主要是向人们叙述一段故事，并且靠故事的情节感染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海内外已经公映了9部以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为故事的影片。国内迄今为止，国产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影片共有六部，最早的是1987年有吴冠群执导的《屠城血证》，接着是1995年上映的由吴子牛作导演的《南京大屠杀》，2002年上映的《五月八月》，2005年上映的《栖霞寺1937》，2009年上映的由陆川导演《南京，南京》，2011年新上映的《金陵十三钗》应该算是第六部了。此外，还有香港1995年拍摄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加拿大人于2008年拍摄的《张纯如》，与德国人合作拍摄并于2009年上映的《拉贝日记》，等等。
《金陵十三钗》影片的故事是从日军侵占南京城开始的，中国军队在溃散，中国老百姓在夺路逃命，日本军队则是野蛮凶恶。这一情景，与当年南京城的实际状况是吻合的。美国《纽约时报》于1937年12月18日，发表了来自南京城的该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现场报道:“对一般市民的杀害日益扩大。15日，广泛巡视市内的外国人，看到所有街巷内都有市民的尸体，其中
有老人、妇女和小孩。特别是警察和消防队员，更成为枪杀的对象。死者很多是用刺刀刺死的。有的是用极其野蛮的残酷手段杀害的。”［5］《字林西报》1937年12月25日也作了如实的报道:“不少老百姓惨遭杀害，尸体横陈路上。在南京市中心的地段内，几乎每段马路上都有死人。其中绝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在12月13日下午或晚上，当日本军队开入城内时，被枪杀和被刺刀刺死的。任何人由于惊慌奔跑或天黑以后在街上、小巷中行走观望，均有可能被杀。这种惩处甚至不需要有任何罪名。”［6］影片里中国军人身捆手榴弹，飞身去炸日军的坦克车并非是演绎的故事。1937年12月12日，原八十八师二六二旅朱赤旅长的勤务兵于富贵，在守卫雨花台阵地时候，看到朱赤将军中弹时，这位“小山东”一时情急，从战壕里站起身来叫道:“朱旅长受伤了!”日军的机枪一梭子弹扫过来，腿部连中了五六发子弹，顿时鲜血直流。“小山东”一时疼得受不了，喊着要“为国尽忠”，去炸它(日军的装甲车)个“王八冲子(山东人土语)”，央求战友们把他身上绑了八颗手榴弹，用鞋带串联起来，抬到路上(现雨花台烈士陵园内的“高座寺”门前的道路，原来是条土路，日军装甲车就是从这边开过来的)。随着一声巨响，一阵黑烟飘过，日军的一辆装甲车的履带被炸断，立即趴窝了，而这个十七岁的中国小兵把自己的身体炸得粉碎，英勇捐躯在杀敌战场上。这一真实的历史故事，与影片中炸坦克的镜头基本是一致的，既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抗击外敌的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又说明了当年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太差太落后，只好以命相拼。
影片中日本军人到处强奸中国妇女的镜头并不夸张，而完全贴切于历史的事实。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这样一份国民政府的档案:“敌人(之日军)进占首都以后，除杀人、放火、掠夺之外，就是奸淫妇女，发泄兽欲。当敌人初来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里。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7］原南京鼓楼医院的詹姆斯·麦卡伦牧师在日记中写道:“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了一夜至少有1000起，连白天也有很多这样的事。如果有抵抗或者不答应的话，就用刺刀刺死，或者用枪打死。我们能够在一天内写上数百件。民众在绝境中呻吟着。”［8］
为何影片中能够比较好的尊重了南京大屠杀历史，尽可能地如实反映这段人
类的浩劫?其实，与影片制作方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提前做了功课，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资料收集，并逐步引用到影片之中去是分不开的。剧组的两位副导演邵彬彬和李爽，曾经多次去过我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集历史资料，包括许多音像资料，对当时的街景、服饰、军人的徽章等，进行过详细的考证和了解。他们还向我们了解南京土话，特地向他们推荐了唱南京白局的演员，想不到影片从开头到结尾，都用了主人公书娟南京话的旁白，那柔柔的、细细的话语，成为整个影片的最大的亮点之一，相信随着该片在国内外的逐步上映，一定会让世界上无数的人欣赏和喜欢。
二、张艺谋影片与严歌苓小说异同点透析
张艺谋拍摄的故事影片《金陵十三钗》与严歌苓书写的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两者之间到底有哪些地方相同，又有哪些方面不同呢?
(一)影片与小说的相同之处
应该承认，张艺谋拍摄这部影片是以严歌苓的同名小说为蓝本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影片编剧以严歌苓署名(两个编剧之一)，更是尊重和保留了原小说中的许多情节。主要有:
1．开头的相似之处。影片和小说的开头都是迅速切入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主题，体现了开门见山的风格。都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黑暗降临到这座城市开篇。日军侵入南京城并疯狂屠杀，南京市民拼死逃命，一片混乱的局面。
2．美国人在南京开办的教堂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无论影片还是小说，在这一点是充分一致的，都用大量的篇幅，详细地介绍和展示了在这里发生的善与恶、美与丑、人性与兽性碰撞的一个个片段。
3．妓女们入场的交代是一致的。都是先翻墙
头，后逼迫教堂管理者打开了大门。让她们这些在世俗看来是“脏兮兮”的女人进入并住进教堂圣地，即使在战争危及的情况下，也是教堂神甫们不得已而为之的。
4．妓女们与教堂里唱经班的女孩子们开始的对立和分歧也是一致的。女孩子们嫌妓女们很脏，看不起她们，甚至不愿意提供教堂的厕所给她们使用，还为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5．影片和小说中许多位主人公和配角的名字一样。如妓女赵玉墨、红菱、豆蔻、喃呢、玉笙(黑皮)，唱经班的女孩孟书娟、徐小愚、苏菲、刘安娜，中国军人王浦生，教堂雇工陈乔治，等等。可以说，影片中基本保留和沿用了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及其姓名。
6．小说中的一些场景被影片完全的照抄照搬了过去。例如，妓女豆蔻对小伤兵浦生由照料到生爱意，并且为了能给浦生弹奏四根弦的琵琶乐曲，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跑出教堂，最后被日军抓住活活轮奸并被戳死，甚至连小说里的人物对话语言，豆蔻被绑在椅子上遭轮奸(有真实的历史照片)和怒骂等情形，两者基本一样。
7．影片和小说中主人公的结局一样。不管是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还是严歌苓撰写的小说，两者在结局都是一个样的。即13个妓女顶替13个唱经班的少女们，去日本皇军处去参加新年圣诞晚会，实际是提供性服务。这一不寻常的举动，不仅使唱经班的少女们改变了对她们的看法，也改变了神甫乃至世人对妓女们的看法，这是影片和小说的高潮之处，也是精彩之处。此外，两者在唱经班的那批少女们成功地被转移出教堂，逃离了虎口和是非之地，相对地获得了安全方面，也是一致的。
(二)影片与小说的不同之处
当然，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和严歌苓撰写的小说还是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
1．书中人物在影片中消失的有三个半。应该充分肯定的是，小说里的人物在影片中基本上得到了完整地保留，连人物的名字也一样。例如，在小说中出现的唱经班少女有16个，她们最大的年纪只有14岁;而妓女有14个，她们来自南京夫子庙的秦淮河边的一座妓院。30个女人在影片中均得到了保留。但在小说里，教堂里共有四个人，即两个神甫、两个雇工。他们是美国人英格里神甫，法比·阿多那多副神甫，教堂雇工阿顾和陈乔治。在影片中被消失的有副神甫法比和雇工阿顾，还有只出现了名字和遗像的神甫英格曼。在小说中，英格曼神甫可是绝对的主角，围绕他的文字贯穿全书始终，而在影片中，他有名无实，故笔者把他当作半个人物。小说中的老顾，是教堂里的厨师，他在外出教堂为大家冒死挑水时，被日军枪击倒在水塘里死去。副神甫法比是个扬州人，在小说展开的叙述中，有不少关于他的故事，如他几次出面与侵犯教堂的日军周旋，被日军弹伤
肩部。在老顾死后，他承担了教堂里外出取水的任务。此外，小说中有三个中国军人，他们是，戴涛少校、李全有上士和小兵王浦生。在影片中只保留了两个中国军人，戴涛更名为李教官，王浦生保留，李全有上士则被消失了。
2．在影片中多出来的人物有两个半。可能是因为剧情的需要，在影片中，被新创造出小说中没有的剧中人。他们是，由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的美国人约翰、外号叫“小蚊子”的妓女和“汉奸”翻译。贝尔出演的其实是个“假神甫”、真殡葬工的角色，在影片中，他顶替了英格曼神甫成为故事的主角，并且让小说里的主角英格曼莫名其妙地死亡而“出戏”，并且精心设计出“假神甫”为了安葬英格曼而来到了教堂，为他的“出场”找到了合适的理由。“小蚊子”在影片中被定位为一个能吵会闹、自私且软弱的角色，她的出现，削弱了小说中妓女红菱的形象。在影片中多出的半个人物是被少女们骂为“汉奸”的翻译，他在小说里是唱经班少女之一的徐小愚父亲，一个来自上海的商人，为了救出其女儿，不惜牺牲大量财物，买通日军军官，终于成功地救出自己的女儿，还有其他的两个女孩，使唱经班的少女有16人变为13人。在影片中部分保留了这个角色，他冒险为教堂送来了修卡车的工具，但未能带走她的女儿，并且最终被日军军官枪杀在教堂门前。
3．几个小说里的人物结局在影片中被修改。主要有，伤兵浦生在小说里的交待是安徽人，家乡距离南京一两百里，兵龄才有一个月，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被直接拉进兵营，套上军装年龄只有十五岁的大男孩。埋尸队员发现他和上士李全有虽然受了重伤，但还没有死掉，被送进了教堂内，后来，还是这个埋尸队员，引来日本军到教堂内搜捕中国兵，不仅指认出他送进教堂的两位中国俘虏，并且错认了李教官，造成了三个藏匿在教堂里的中国官兵均遭到日军的杀害。在影片中，浦生被修改为家在南京江北的浦口，负伤后是被李教官背进教堂里的。在影片中，教堂雇工陈乔治自己主动要求男扮女装，充当13个妓女之一，去参加日军的圣诞晚会，实际是去送死的，他这个慷慨赴死的情节，在小说里是没有的，他是被日军开枪打死的。在影片中，妓女香兰在陪同豆蔻去夫子庙的妓院找自己的耳环，被日军枪杀，而在小说里只有豆蔻一人悄悄地溜出教堂。香兰之死，可能是为了给陈乔治扮妓女让路。影片中被修改的最突出之处，是唱经班少女们的结局，她们是被约翰假神甫装在卡车里，并且是压在货物底下骗过了日本的哨
卡，拉出了南京郊外，逃离了教堂险境的。而在小说里，是美国人魏特琳，从国际安全区里开来了一辆救护车，并且带来了一名理发师，帮助女孩子们女扮男装，成为一群小男生，全部换上条纹病号服，先把她们送进了安全区，然后偷偷地送到南京附近的乡下，再从那里乘船到芜湖，而后转船去了汉口。对13个妓女的最终命运，影片中没有交待，留给人们去想象，而在小说里这些女人最终命运是很明确的。即赵玉墨是13个女人中唯一活下来的。在那次日本军官分享13个“女学生”时，其中两个女人企图用牛排刀反抗未遂，当场被杀害。其余11个女人在被发放到刚刚建立的慰安所，于两三年内相继死去的有10人。她们有的是试图逃亡被击毙的，有的是染病而死，个别是自杀的。只有赵玉墨因相貌和格调出众，享受她的是中下级军官，对她的把守渐渐放松，使她终于逃跑成功。
4．开头和结尾不完全一样。小说的开头是用倒叙的手法，叙述出1946年在南京军事法庭公审日本战犯时的人群中，“我的姨妈孟书娟”，发现了整过容的赵玉墨，结尾又明确交待了13名妓女的结局，首尾呼应，人物的命运十分地清晰。在影片中，删去了小说首尾的全部情节。此外，影片开头的中国军官，带领守李教官军的一个残部群体，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炸坦克，掩护唱经班少女们逃回教堂的场景，则在小说中是没有的。
5．主人公的身份和相互关系有所不同。在小说里，用第一人称“我的姨妈孟书娟”的口气，展开了叙述，交待了故事的情节。在影片中，也是用了第一人称“我”，但“我的姨妈”不见了，换成了“我”，变成了书娟的自叙，很显然，这里的孟书娟是指的自己。在小说里，赵玉墨爱慕和爱恋的男人是李教官和几名中国军人，而法比副神甫暗恋着赵玉墨。而在影片中，赵玉墨却成了假神甫约翰追逐和爱慕的对象，并且最终赵玉墨投入了这位洋人的怀抱里。
(三)对影片与小说的分别评价
从上述小说和影片异同点比较中，人们知道两者还是有所同有所不同的，因而效果也一定会是不一样的。笔者对此的评价是:
1．影片中对中国军人故事的改编要优于小说，使得中国军人的形象变得更好。一是在影片开头，特意安排了由佟大为主演的李教官率残部与日军小队激战，特别是一群战士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去炸日军的坦克很感人，在南京保卫战历史中又有这样的真实记载，弘扬了中国军人爱国之举，是张艺谋的神来之笔。接着，
李教官身背着生命垂危的小战士王浦生进入教堂，并在强行安置好这个伤兵后，迅速离开教堂，住在附近的一个小纸店里，既体现了爱兵的情感，又反映出中国军人不愿打扰教堂众人的可贵形象。而当一群日本兵第一次侵犯教堂，并对唱经班的少女们动粗、试图强暴的危机关头，他及时出现了，击毙了正企图强奸少女的一名日本兵，吸引走了日本兵离开教堂，并在附近的街区进行战斗，最后寡不敌众，负重伤直至以身殉国。这种处理方式，比小说里的在教堂中偷生，与花魁赵玉墨在地下仓库跳舞，甚至谈情说爱，这在那种李教官危难情境下是不合时宜的，其行为真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味道。影片中让李教官英勇就义、早点“出戏”，使中国军人的形象更为正面和饱满。但也遗憾的是，可能正因为让中国军人早点出戏的安排，影片中删掉了小说里李全有和他的一段好戏，即李全有在日本少佐率部来教堂搜捕时，一下子窜到少佐的身边，用双手死死地卡住少佐的颈勃子，差点造成鬼子军官窒息，虽然他被日军开枪打死，但其军人的英勇气概，令人尊敬。
2．影片中让香兰陪同豆蔻偷偷溜出教堂赴死显得多余。豆蔻为了自己喜欢的人浦生，能够听到自己弹唱完整的四炫琵琶的声音，舍生忘死去夫子庙妓院取琴弦，是情感所使，可以接受。但香兰冒着生命的危险，是为了去取一对耳环，可能是导演为了给后面的陈乔治男扮女装“让戏”，才让香兰陪同豆蔻提前死掉，既不合情理，也显得多余。
3．影片中唱经班少女们逃离教堂的结局，不如小说里安排的妥当与合理。在小说里，教堂内有部福特牌小轿车，在日军小队第一次来教堂时，神甫示意陈乔治去发动和修理轿车，引起日本军的注意，最后以汽车的“物”为代价，驱赶了日军搜捕教堂，保护了教堂内人的安全。可惜这个合情合理的情节，在影片中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辆事前停在教堂里的坏卡车，后来靠“汉奸”翻译弄来了修车配件，经过假神甫约翰和陈乔治的修理，准备派上大用场，最终载着唱经班的少女们，脱离了教堂的险境。试想，一个只有四个人的小教堂，配一部大卡车干什么?而且事前摆放在哪儿干啥?很是牵强。再说当年美国使用的是吉姆西卡车，影片上的卡车明显不像美国的老车。还是小说里让魏特琳从安全区开来一辆救护车，美国人帮助美国人运走了少女们，更为可信一点。
三、《金陵十三钗》影片中人性之美恶
东方人喜好说:“人之初，性本善!”西方人却说:“人之初，性本恶!”多年来，关于人性的善恶，一直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公道地说，每个人都有善恶两面，是扬善，还是扬恶?其结局是不一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即使像《金陵十三钗》中的妓女，她们在特殊的环境下，也张扬了一回人之初的善性，感召了一下历史，感动了一下严歌苓和张艺谋，也感动了一下芸芸众生。依笔者之孔见，该影片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充分地揭示了人性之美恶。
(一)秦淮妓女们舍身救少女们言行中折射出的人性之美
南京人称呼妓女叫什么?严歌苓小说中称为秦淮河“窑姐”，那是过去老南京人的传统叫法，因为称呼妓院为“窑子”，那么“窑子”里的小姐自然就是“窑姐”了。而秦淮河是一条很长的河流，有外秦淮河和内秦淮河之分，但小说里的秦淮河，却是特指南京夫子庙这一段的秦淮河两岸，有胭脂河之称，从明清至民国时期，这里一直是盛产名妓的地方，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等一代名妓都曾经在这里留下千古风流韵事。张艺谋却在影片中，借天真无邪的女孩子之口，创新了一种对妓女新的叫法———“钓鱼巷的”。钓鱼巷在哪里?在夫子庙。钓鱼，隐喻为钓男人。这是一个双关语境，既暗指了妓院的位置，又道出了对妓女们的鄙视，这话出自那些十三四岁少女之口是比较合适的。
在影片中，一群钓鱼巷的妓女逃生闯入了教堂，进入了一群唱经班少女的视线。同为女人群体，却是格格不入，闹出几场小小的冲突。在妓女们的眼里，这是一些乳臭未干、不谙世事的毛孩子，可以用粗口相向，甚至动手任意欺负。可在少女们的眼中，这些人很脏，很讨厌，不容许她们来挤压自己的生活空间。于是乎，发生了抢水、挣食品、霸厕所等矛盾，甚至大打出手，真有些一山不容二虎之势。当日本军人侵入教堂，她们共同的敌人出现之时，两个女人群体都同时变得软弱起来，分别躲在教堂里的阁楼和地下仓库里瑟瑟发抖。特别是妓女们在日军来临的慌乱中，一时占有少女们的阁楼，从而导致了少女们被日军侵犯动粗，甚至一名少女遭到了日军的枪杀，虽然后来日军被中国军人李教官(小说里的戴涛少校)吸引走并消灭掉，教堂暂时恢复了正常，但妓女们由此有了良心的自责和人性本能的回归，她们的出现的确给女孩子们增添了一份危机。
随着剧情的深入，到了日军要这群少女们去参加新年圣诞会，女孩子们面临
着失身危险的时候。这群妓女们却作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集体顶替少女们去接受悲惨的命运。在这时候，不仅仅感动了那些曾经鄙视过妓女的少女们，她们纷纷改口喊“姐姐”，一股民族同胞姐妹之情油然而生;相信也感动每一位观众，许多人在博客里说是含泪看完这一段情节的。虽然在世人的眼里，妓女是肮脏丑恶的代名词，但在危难之时，妓女们也有大爱。这是一份源自民族之情的关爱，这是一份人类对幼女、处女、弱女的关爱，这是一份人性的光辉。有人可能说，妓女们不存在失不失身的问题，但要知道妓女也是人，是人就有思想，有思想就存在对自己身体的处置权利。当时，她们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日军，提供慰安，所以才躲进了教堂避难，在接受赴“晚会”临行之前，还纷纷准备了防身和自杀的工具，说明了清楚地知道可能面临着生死般的危险。应该说，这是整个影片中的最大亮点，最擅长用华丽大场面手法的张艺谋导演，在该影片的这个节点也不忘再秀一次，用了一个妓女们穿着旗袍集体亮相的大场面，漂亮、夺目、惊艳!在此时展示给大家眼球的，绝对不是妓女们的招蜂引蝶之美，而是提升为一种集体展示人性之美。
(二)教堂神职人员在危难时刻庇护难民的人道主义精神之美
在侵华日军侵犯南京的前夕，一些留在南京的美国、德国、丹麦、俄罗斯等外籍人士，曾仿效法国饶神父在上海组建国际安全区的模式，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南京城内西北角一块占地3．86平方公里的地方，设立25个难民收容所来保护难民，简称“难民区”。而在安全区之外，一些中外人士在城南的双塘、城北的下关和记洋行、城西北郊的江南水泥厂、栖霞寺等地，也建立了一些规模不等的难民营。影片中出现的教堂，应该是在安全区之外的几座由美国人开办的教堂之一，当年的确有少部分难民在其中避难。
外籍人士也好，神职人员也罢，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为难民提供的庇护，完全是基于一种国际人道主义的善行。在影片中，由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的名叫约翰的美国人，虽然他充当了“假神甫”的角色，虽然他开始到达教堂之时曾经好酒好色，醉生梦死，甚至抛出一叠钞票向妓女赵玉墨买春被拒绝后，仍然死皮赖脸地追逐酒色。当赵玉墨向他开出交际的条件不是钱物，而是设法让女人们离开危城南京时，他才感到妓女们也不都是给钱就可以买到春的。特别是在日本兵第一次侵入教堂施暴时，最初他也很是胆怯怕死，准备躲入大衣柜，后来斗胆
穿起了英格曼神甫生前穿过的牧师袍，手执巨大的红十字旗帜，怒斥日军官兵，最终被日军撕毁了旗帜，自己被打破了头流血昏倒在地。他那因丧子而陷入沉沦迷茫的人性被警醒，激活了人性中善的一面。他开始以教堂为掩护，多次冒死与日军周旋，尽力保护身边30名中国女人，特别是唱经班的16名少女，最终俘获了玉墨的芳心，真心地以身相许，收获了爱情，而且成功地为13名妓女一一化妆，其中包括为陈乔治男扮女装，去顶替13名少女，参加日本军官的新年圣诞晚会，实际是慷慨受污赴死，帮助妓女们彰显人性中的善。他还成功地把13名中国少女救出“虎口”，转移到正在遭受屠城之痛的南京城之外，相对地获得了宝贵的安全和自由。这一过程，与其说是约翰的一次成功的救赎行动，不如说是他完成了一次人格和精神上的洗礼，获得了人性中善良品质的回归。有网友提出约翰的转变是否太突然了些，笔者也有同感。假如影片在这里处理得更恰当些，过渡得更巧妙些，可能效果更好。当然，瑕不掩瑜，这是属于美中不足之处。
(三)中国军人勇敢抗击外敌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之美
前几年已经公映的由陆川执导的影片《南京，南京!》，与以前拍摄的几部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为题材的故事影片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了中国军人对日军的抵抗。的确，从留存的史料考证中发现，当年中国军人确实在南京与日军进行过殊死的抵抗，特别是在腹廓防线的守卫战中还是英勇顽强的，不仅大战紫金山、血战光华门、死守雨花台、浴血赛虹桥、退守长江边，而且也曾多次组织过巷战，与日军血拼的场面较为普遍。在《金陵十三钗》影片里，虽然反映中国军人抗击侵略者的场面不多，但在同类型的故事影片中是表现最为成功的。例如，陆川导演的中国军人的抵抗，是象征性的抵抗，是在撤退中的抗争，而张艺谋执导的影片中，中国守军抗击日军的目的性更强，就是为了掩护一群少女退进教堂，他们放弃了本来可以自己撤退的机会，舍弃了军人生存的希望以保护老百姓生命，让他人获救，这种精神着实感人。
影片里中国军人大无畏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们前仆后继地舍身炸日军的坦克，且最终炸翻了日军坦克车的画面，中国军人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欣佩不已。在南京保卫战的历史版本中，的确也是不乏这样真实故事的。影片中除了刻划中国军人抗击外敌侵略的群体形象外，还注重了中国军人个体形象的塑造。老谋子精心改编了严歌苓小说里戴涛少校的“戏路”，让一直猫在教堂里的这位少校(影
片中成为“李教官”)，在进入教堂安置好伤兵浦生后迅速地出来，而当日军侵入教堂，30名中国女人需要救护，其中一些少女正在遭遇日军戕害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他击毙了正在施暴的日本兵，并且只身一人与日军一个小队人马对峙，用枪支和手榴弹，吸引走日本官兵，即使在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流血不止的情况下，仍然用绳索串联并成功引爆成箱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种大无畏精神惊天地，泣鬼神，真实再现了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将士当年血战雨花台的历史。
(四)日军野蛮屠杀和强奸反衬出法西斯的兽性之恶
战争就是一场绞杀人生命的机器，而侵略者往往就是这部杀人机器的主宰。在疯狂屠杀、强奸等等的暴行中，施暴者人性中恶的一面得以显现。像两个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杀向南京城的杀人比赛;像一张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照片中，一颗被日军砍下的中国人头颅被摆在城门口的木栅栏上，嘴巴被撬开，插入了半截烟头，日本兵以此取乐;等等，便是例证。在影片中，一群日本兵闯进了教堂后，其中的一个日本兵发现了女人，立即十分兴奋地大声报告他的长官，这里有女人。于是，兽兵们像老鹰抓小鸡似的追逐着女人，有人还把女孩从楼梯倒拖下来，完全是一群野蛮人的兽性在发作。豆蔻之死也是非常恐怖的。在严歌苓的小说里，豆蔻是在成功地去夫子庙妓院里取回了琵琶琴弦后，在返回教堂的途中迷了路，被几个日本兵发现后紧追不舍。这位农村出身的姑娘跑得很快，竟然甩掉了追她的日本兵。但她在一条小巷里看见一具被剖开腹部的妇女裸体后，惊恐得大叫起来。这一叫声不仅唤回了那几个日本兵，而且召来了驻扎在附近的一个日军小队，结果被绑在一张椅子上集体轮奸。影片除删掉了裸体女尸外，保留了小说里的情节，豆蔻被绑被奸后，还被日军用刺刀戳死。据许多当年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的加害证言供认，当时他们在南京强奸后，一定要杀死中国妇女的;同样，抢劫财物后，一定要把房屋放火烧掉。
影片中最能说明日军是兽类的集团形象的镜头，莫过于一个名叫长谷川的指挥官进入教堂后的虚假表演。这位貌似文明人的日本军官，居然会开口为日本兵进入教堂的恶行道歉，并且优雅地走到教堂内的一架钢琴前，弹奏起一首日本民谣曲《思乡》。他还虔诚地听取唱经班的少女们唱经，甚至派了日本兵保护教堂，让所有人一时感到他是日本军官里的另类，是日军中极个别的好人。很多人看完
影片后，纷纷表示搞不清诡秘的张艺谋导演，在此时安排这个日本军官出场弹奏《思乡》之曲是什么意思。依愚之见，这是张导埋下的一个伏笔，其意就是思恋日本家乡的女人，就是想说日本军人也有淫欲，就是想要教堂里唱经班的少女们为皇军奉献身体。其实，他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他所做的一切，均是为了日军司令部的长官们物色猎物，为他的主子们送上一群处女，并且还要“一锅端”，一个不剩，揭露了日军的野蛮、兽性和贪婪性。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兽性，绝不仅仅是下层官兵的行为，也不是个别官兵的一时冲动，而是整个日军军纪的败坏和恶行的肆虐。正如当时留在南京的德国外交官罗森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书中所言:“日军是兽类的集团”，“是一部正在开动的杀人机器”，“日本人在南京为自己树立了一块耻辱纪念碑。”［9］
【参考文献】
［1][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2］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3］陆咏黄:《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南京文献》，1947年第3号。 ［4］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5］《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
［6］《字林西报》1937年12月25日。
［7］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8］詹姆斯H·麦卡伦:《1938年2月16日写给妻子爱娃的信》，《詹姆斯H·麦卡伦与爱娃·安德森·麦卡伦夫妇通信集》，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教徒历史学会图书馆藏。
［9］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
《金陵十三钗》与南京大屠杀
朱成山
【论文摘要】以历史为题材的《金陵十三钗》影片富有南京大屠杀历史元素，它不仅较好地尊重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而且还尽可能地如实反映了这段人类的空前浩劫。作为艺术的再创作，张艺谋的影片与严歌苓的小说也存在诸多异同点，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充分地揭示了侵华日军的兽性之恶，讴歌了在特殊环境下的人性之美和精神之美。
【论文关键词】《金陵十三钗》;南京大屠杀;异同点;人性之美恶
盼望已久的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的《金陵十三钗》影片，终于在2011年12月15日在国内公映。人们比较关心这部影片有多少内容反映了南京大屠杀?张艺谋影片与严歌苓小说有哪些异同点?如何正确看待《金陵十三钗》影片中人性之美恶?本文试就这些问题逐一进行阐述。
一、《金陵十三钗》影片中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元素
作为艺术创作的故事影片不等同于纪录片，更不等同于历史教材，应该允许有艺术手段的处理和喧染。但以历史为题材的故事片，还是要考虑到历史题材涉入角度和程度问题，把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个坐标和参照系。在这一点上，西方此类题材的故事影片如《辛德勒名单》等，都是强调像拍摄历史教科书一样来对待的，所以才能够打动无数人。那么，《金陵十三钗》这一部影片中，与南京大屠杀历史有关的情节到底有多少呢?
(一)影片中的历史人物
在此部影片中出现的人物还是比较简单的，他们是四个群体和三个个体。即一群妓女、一群教堂里唱诗班的女孩子、一群日本官兵、一群中国官兵，一个专司安葬的美国传教士、一个教堂里的中国职员、一个替日军服务的“汉奸”。应该说，这些角色在南京大屠杀史中都能够找得到。日本和中国军人自然不需要多阐述和例证，躲难到国际安全区的中国妓女，在史料中是确实存在的。例如，在《拉贝日记》中就有这样的明确记载:“1937年12月26日:现在的日本人想到了一个奇特的主意，要建立一个军妓院。明妮吃惊地绞着双手，看着差役闯进了
安置成百上千个姑娘的大厅。要让明妮拱手交出姑娘，她是死也不会交出一个的。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红卍字会中一个我们熟悉的受人尊敬的官员朝大厅里喊了几句好话，竟然有不少年轻女难民(大家熟知的妓女)走了出来，她们对把自己安排在新的妓院里一点都不感到忧伤。明妮哑口无言。”［1］在教堂里的唱诗班的女孩子也是有的，譬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贵祥，当年就和其姐姐一道，被送到石鼓路的一个教会小学读圣经。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也是有不少的，如约翰·马吉牧师、詹姆斯·麦卡伦牧师、W·P·米尔斯牧师、H·L·索恩牧师、E·H·福斯特牧师等，他们都曾经程度不同的参加过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国际救援活动。至于汉奸也是有的，如郭歧在《陷都血泪录》里曾写道:“有一个汉奸是个耶稣教徒，当兽兵正在烧杀奸淫的那些时候，一般伪官长问他要花姑娘，他无法，就将同教的女士骗至兽兵处受奸，后为外人知悉，要求日司令部将他关起来!总之，当汉奸的亲戚不以为亲戚，朋友不以为朋友，叛家轻身弃国人。”［2］
(二)影片中的历史场景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影片其实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接，它用艺术的手法还原了历史情境，再现了历史真实，使得观众从中受到了历史的教育。在《金陵十三钗》的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南京大屠杀真实的历史场景。如影片一开头再现给观众的逃难场景就很是真实。从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对南京城实施轰炸，战争的阴霾降临在南京市民头顶上时，一些有条件逃难的南京市民，就开始了纷纷背井离乡，逃往安徽、湖北、四川、福建等地。这里讲的有条件指的是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有钱有势，能够有逃难的本钱;二是有明确的外地亲戚可供全家暂时避难。否则一般市民是不敢轻易全家逃离的。在南京沦陷之前，大批南京市民开始向南京城附近的农村、山区逃难，城里的难民则逃进外籍人士组织的国际安全区里，大家都是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尽管生活情形非常悲惨，但为了活命也没有办法。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录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记载，用南京人的话叫作“跑反”，“跑鬼子的反”。例如，幸存者倪翠萍一家“跑反”到城西郊的上新河;哈梦鹤父亲领着全家人“跑反”，先后到城西的沙洲圩和安徽的采石矶、芜湖市到处乱跑乱住;程王氏一家则跑到江宁县乡下的德其家塘村。潘开明一家跑进了鼓楼二条巷;陈德贵跑进了下关“和记洋行”;刘永兴一家跑进
了大方巷;李秀英一家跑进了五台山小学地下室里，等等。正如影片中的主人公书娟旁白说的:“那时候人们的唯一心愿就是逃命!”
影片中街道两旁的断垣残壁也部分还原了当年南京历史的景象。日军占领南京以后，蓄意破坏这座美丽的古都。日军陷城之初，遇屋即烧，“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等一切繁盛之区烟焰障灭。”［3］在《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指出:“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并施，我首都为其实行恐怖政策之对象，故焚烧与惨烈，亦无与伦比。陷城之初，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地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4］影片中的教堂是否存在?翻开南京的历史记载，南京大屠杀期间外国人的教堂有好几座，并且有几座至今还依然是教堂。例如，南京石鼓路上的天主教堂，太平南路上的基督教堂，一直延续至今仍然是在使用着的教堂。不过，当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下关挹江门创办的德胜教堂，虽然现在依然房屋保存较好，但那里早已成为南京第十二中学的校园。当然，这几座教堂当年受到日军的骚扰是肯定的，有没有发生此类的故事，却是另当别论，也没有必要一一对号入座。
(三)影片中的历史故事
故事影片主要是向人们叙述一段故事，并且靠故事的情节感染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海内外已经公映了9部以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为故事的影片。国内迄今为止，国产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影片共有六部，最早的是1987年有吴冠群执导的《屠城血证》，接着是1995年上映的由吴子牛作导演的《南京大屠杀》，2002年上映的《五月八月》，2005年上映的《栖霞寺1937》，2009年上映的由陆川导演《南京，南京》，2011年新上映的《金陵十三钗》应该算是第六部了。此外，还有香港1995年拍摄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加拿大人于2008年拍摄的《张纯如》，与德国人合作拍摄并于2009年上映的《拉贝日记》，等等。
《金陵十三钗》影片的故事是从日军侵占南京城开始的，中国军队在溃散，中国老百姓在夺路逃命，日本军队则是野蛮凶恶。这一情景，与当年南京城的实际状况是吻合的。美国《纽约时报》于1937年12月18日，发表了来自南京城的该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现场报道:“对一般市民的杀害日益扩大。15日，广泛巡视市内的外国人，看到所有街巷内都有市民的尸体，其中
有老人、妇女和小孩。特别是警察和消防队员，更成为枪杀的对象。死者很多是用刺刀刺死的。有的是用极其野蛮的残酷手段杀害的。”［5］《字林西报》1937年12月25日也作了如实的报道:“不少老百姓惨遭杀害，尸体横陈路上。在南京市中心的地段内，几乎每段马路上都有死人。其中绝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在12月13日下午或晚上，当日本军队开入城内时，被枪杀和被刺刀刺死的。任何人由于惊慌奔跑或天黑以后在街上、小巷中行走观望，均有可能被杀。这种惩处甚至不需要有任何罪名。”［6］影片里中国军人身捆手榴弹，飞身去炸日军的坦克车并非是演绎的故事。1937年12月12日，原八十八师二六二旅朱赤旅长的勤务兵于富贵，在守卫雨花台阵地时候，看到朱赤将军中弹时，这位“小山东”一时情急，从战壕里站起身来叫道:“朱旅长受伤了!”日军的机枪一梭子弹扫过来，腿部连中了五六发子弹，顿时鲜血直流。“小山东”一时疼得受不了，喊着要“为国尽忠”，去炸它(日军的装甲车)个“王八冲子(山东人土语)”，央求战友们把他身上绑了八颗手榴弹，用鞋带串联起来，抬到路上(现雨花台烈士陵园内的“高座寺”门前的道路，原来是条土路，日军装甲车就是从这边开过来的)。随着一声巨响，一阵黑烟飘过，日军的一辆装甲车的履带被炸断，立即趴窝了，而这个十七岁的中国小兵把自己的身体炸得粉碎，英勇捐躯在杀敌战场上。这一真实的历史故事，与影片中炸坦克的镜头基本是一致的，既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抗击外敌的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又说明了当年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太差太落后，只好以命相拼。
影片中日本军人到处强奸中国妇女的镜头并不夸张，而完全贴切于历史的事实。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这样一份国民政府的档案:“敌人(之日军)进占首都以后，除杀人、放火、掠夺之外，就是奸淫妇女，发泄兽欲。当敌人初来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里。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7］原南京鼓楼医院的詹姆斯·麦卡伦牧师在日记中写道:“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了一夜至少有1000起，连白天也有很多这样的事。如果有抵抗或者不答应的话，就用刺刀刺死，或者用枪打死。我们能够在一天内写上数百件。民众在绝境中呻吟着。”［8］
为何影片中能够比较好的尊重了南京大屠杀历史，尽可能地如实反映这段人
类的浩劫?其实，与影片制作方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提前做了功课，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资料收集，并逐步引用到影片之中去是分不开的。剧组的两位副导演邵彬彬和李爽，曾经多次去过我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集历史资料，包括许多音像资料，对当时的街景、服饰、军人的徽章等，进行过详细的考证和了解。他们还向我们了解南京土话，特地向他们推荐了唱南京白局的演员，想不到影片从开头到结尾，都用了主人公书娟南京话的旁白，那柔柔的、细细的话语，成为整个影片的最大的亮点之一，相信随着该片在国内外的逐步上映，一定会让世界上无数的人欣赏和喜欢。
二、张艺谋影片与严歌苓小说异同点透析
张艺谋拍摄的故事影片《金陵十三钗》与严歌苓书写的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两者之间到底有哪些地方相同，又有哪些方面不同呢?
(一)影片与小说的相同之处
应该承认，张艺谋拍摄这部影片是以严歌苓的同名小说为蓝本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影片编剧以严歌苓署名(两个编剧之一)，更是尊重和保留了原小说中的许多情节。主要有:
1．开头的相似之处。影片和小说的开头都是迅速切入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主题，体现了开门见山的风格。都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黑暗降临到这座城市开篇。日军侵入南京城并疯狂屠杀，南京市民拼死逃命，一片混乱的局面。
2．美国人在南京开办的教堂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无论影片还是小说，在这一点是充分一致的，都用大量的篇幅，详细地介绍和展示了在这里发生的善与恶、美与丑、人性与兽性碰撞的一个个片段。
3．妓女们入场的交代是一致的。都是先翻墙
头，后逼迫教堂管理者打开了大门。让她们这些在世俗看来是“脏兮兮”的女人进入并住进教堂圣地，即使在战争危及的情况下，也是教堂神甫们不得已而为之的。
4．妓女们与教堂里唱经班的女孩子们开始的对立和分歧也是一致的。女孩子们嫌妓女们很脏，看不起她们，甚至不愿意提供教堂的厕所给她们使用，还为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5．影片和小说中许多位主人公和配角的名字一样。如妓女赵玉墨、红菱、豆蔻、喃呢、玉笙(黑皮)，唱经班的女孩孟书娟、徐小愚、苏菲、刘安娜，中国军人王浦生，教堂雇工陈乔治，等等。可以说，影片中基本保留和沿用了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及其姓名。
6．小说中的一些场景被影片完全的照抄照搬了过去。例如，妓女豆蔻对小伤兵浦生由照料到生爱意，并且为了能给浦生弹奏四根弦的琵琶乐曲，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跑出教堂，最后被日军抓住活活轮奸并被戳死，甚至连小说里的人物对话语言，豆蔻被绑在椅子上遭轮奸(有真实的历史照片)和怒骂等情形，两者基本一样。
7．影片和小说中主人公的结局一样。不管是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还是严歌苓撰写的小说，两者在结局都是一个样的。即13个妓女顶替13个唱经班的少女们，去日本皇军处去参加新年圣诞晚会，实际是提供性服务。这一不寻常的举动，不仅使唱经班的少女们改变了对她们的看法，也改变了神甫乃至世人对妓女们的看法，这是影片和小说的高潮之处，也是精彩之处。此外，两者在唱经班的那批少女们成功地被转移出教堂，逃离了虎口和是非之地，相对地获得了安全方面，也是一致的。
(二)影片与小说的不同之处
当然，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和严歌苓撰写的小说还是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
1．书中人物在影片中消失的有三个半。应该充分肯定的是，小说里的人物在影片中基本上得到了完整地保留，连人物的名字也一样。例如，在小说中出现的唱经班少女有16个，她们最大的年纪只有14岁;而妓女有14个，她们来自南京夫子庙的秦淮河边的一座妓院。30个女人在影片中均得到了保留。但在小说里，教堂里共有四个人，即两个神甫、两个雇工。他们是美国人英格里神甫，法比·阿多那多副神甫，教堂雇工阿顾和陈乔治。在影片中被消失的有副神甫法比和雇工阿顾，还有只出现了名字和遗像的神甫英格曼。在小说中，英格曼神甫可是绝对的主角，围绕他的文字贯穿全书始终，而在影片中，他有名无实，故笔者把他当作半个人物。小说中的老顾，是教堂里的厨师，他在外出教堂为大家冒死挑水时，被日军枪击倒在水塘里死去。副神甫法比是个扬州人，在小说展开的叙述中，有不少关于他的故事，如他几次出面与侵犯教堂的日军周旋，被日军弹伤
肩部。在老顾死后，他承担了教堂里外出取水的任务。此外，小说中有三个中国军人，他们是，戴涛少校、李全有上士和小兵王浦生。在影片中只保留了两个中国军人，戴涛更名为李教官，王浦生保留，李全有上士则被消失了。
2．在影片中多出来的人物有两个半。可能是因为剧情的需要，在影片中，被新创造出小说中没有的剧中人。他们是，由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的美国人约翰、外号叫“小蚊子”的妓女和“汉奸”翻译。贝尔出演的其实是个“假神甫”、真殡葬工的角色，在影片中，他顶替了英格曼神甫成为故事的主角，并且让小说里的主角英格曼莫名其妙地死亡而“出戏”，并且精心设计出“假神甫”为了安葬英格曼而来到了教堂，为他的“出场”找到了合适的理由。“小蚊子”在影片中被定位为一个能吵会闹、自私且软弱的角色，她的出现，削弱了小说中妓女红菱的形象。在影片中多出的半个人物是被少女们骂为“汉奸”的翻译，他在小说里是唱经班少女之一的徐小愚父亲，一个来自上海的商人，为了救出其女儿，不惜牺牲大量财物，买通日军军官，终于成功地救出自己的女儿，还有其他的两个女孩，使唱经班的少女有16人变为13人。在影片中部分保留了这个角色，他冒险为教堂送来了修卡车的工具，但未能带走她的女儿，并且最终被日军军官枪杀在教堂门前。
3．几个小说里的人物结局在影片中被修改。主要有，伤兵浦生在小说里的交待是安徽人，家乡距离南京一两百里，兵龄才有一个月，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被直接拉进兵营，套上军装年龄只有十五岁的大男孩。埋尸队员发现他和上士李全有虽然受了重伤，但还没有死掉，被送进了教堂内，后来，还是这个埋尸队员，引来日本军到教堂内搜捕中国兵，不仅指认出他送进教堂的两位中国俘虏，并且错认了李教官，造成了三个藏匿在教堂里的中国官兵均遭到日军的杀害。在影片中，浦生被修改为家在南京江北的浦口，负伤后是被李教官背进教堂里的。在影片中，教堂雇工陈乔治自己主动要求男扮女装，充当13个妓女之一，去参加日军的圣诞晚会，实际是去送死的，他这个慷慨赴死的情节，在小说里是没有的，他是被日军开枪打死的。在影片中，妓女香兰在陪同豆蔻去夫子庙的妓院找自己的耳环，被日军枪杀，而在小说里只有豆蔻一人悄悄地溜出教堂。香兰之死，可能是为了给陈乔治扮妓女让路。影片中被修改的最突出之处，是唱经班少女们的结局，她们是被约翰假神甫装在卡车里，并且是压在货物底下骗过了日本的哨
卡，拉出了南京郊外，逃离了教堂险境的。而在小说里，是美国人魏特琳，从国际安全区里开来了一辆救护车，并且带来了一名理发师，帮助女孩子们女扮男装，成为一群小男生，全部换上条纹病号服，先把她们送进了安全区，然后偷偷地送到南京附近的乡下，再从那里乘船到芜湖，而后转船去了汉口。对13个妓女的最终命运，影片中没有交待，留给人们去想象，而在小说里这些女人最终命运是很明确的。即赵玉墨是13个女人中唯一活下来的。在那次日本军官分享13个“女学生”时，其中两个女人企图用牛排刀反抗未遂，当场被杀害。其余11个女人在被发放到刚刚建立的慰安所，于两三年内相继死去的有10人。她们有的是试图逃亡被击毙的，有的是染病而死，个别是自杀的。只有赵玉墨因相貌和格调出众，享受她的是中下级军官，对她的把守渐渐放松，使她终于逃跑成功。
4．开头和结尾不完全一样。小说的开头是用倒叙的手法，叙述出1946年在南京军事法庭公审日本战犯时的人群中，“我的姨妈孟书娟”，发现了整过容的赵玉墨，结尾又明确交待了13名妓女的结局，首尾呼应，人物的命运十分地清晰。在影片中，删去了小说首尾的全部情节。此外，影片开头的中国军官，带领守李教官军的一个残部群体，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炸坦克，掩护唱经班少女们逃回教堂的场景，则在小说中是没有的。
5．主人公的身份和相互关系有所不同。在小说里，用第一人称“我的姨妈孟书娟”的口气，展开了叙述，交待了故事的情节。在影片中，也是用了第一人称“我”，但“我的姨妈”不见了，换成了“我”，变成了书娟的自叙，很显然，这里的孟书娟是指的自己。在小说里，赵玉墨爱慕和爱恋的男人是李教官和几名中国军人，而法比副神甫暗恋着赵玉墨。而在影片中，赵玉墨却成了假神甫约翰追逐和爱慕的对象，并且最终赵玉墨投入了这位洋人的怀抱里。
(三)对影片与小说的分别评价
从上述小说和影片异同点比较中，人们知道两者还是有所同有所不同的，因而效果也一定会是不一样的。笔者对此的评价是:
1．影片中对中国军人故事的改编要优于小说，使得中国军人的形象变得更好。一是在影片开头，特意安排了由佟大为主演的李教官率残部与日军小队激战，特别是一群战士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去炸日军的坦克很感人，在南京保卫战历史中又有这样的真实记载，弘扬了中国军人爱国之举，是张艺谋的神来之笔。接着，
李教官身背着生命垂危的小战士王浦生进入教堂，并在强行安置好这个伤兵后，迅速离开教堂，住在附近的一个小纸店里，既体现了爱兵的情感，又反映出中国军人不愿打扰教堂众人的可贵形象。而当一群日本兵第一次侵犯教堂，并对唱经班的少女们动粗、试图强暴的危机关头，他及时出现了，击毙了正企图强奸少女的一名日本兵，吸引走了日本兵离开教堂，并在附近的街区进行战斗，最后寡不敌众，负重伤直至以身殉国。这种处理方式，比小说里的在教堂中偷生，与花魁赵玉墨在地下仓库跳舞，甚至谈情说爱，这在那种李教官危难情境下是不合时宜的，其行为真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味道。影片中让李教官英勇就义、早点“出戏”，使中国军人的形象更为正面和饱满。但也遗憾的是，可能正因为让中国军人早点出戏的安排，影片中删掉了小说里李全有和他的一段好戏，即李全有在日本少佐率部来教堂搜捕时，一下子窜到少佐的身边，用双手死死地卡住少佐的颈勃子，差点造成鬼子军官窒息，虽然他被日军开枪打死，但其军人的英勇气概，令人尊敬。
2．影片中让香兰陪同豆蔻偷偷溜出教堂赴死显得多余。豆蔻为了自己喜欢的人浦生，能够听到自己弹唱完整的四炫琵琶的声音，舍生忘死去夫子庙妓院取琴弦，是情感所使，可以接受。但香兰冒着生命的危险，是为了去取一对耳环，可能是导演为了给后面的陈乔治男扮女装“让戏”，才让香兰陪同豆蔻提前死掉，既不合情理，也显得多余。
3．影片中唱经班少女们逃离教堂的结局，不如小说里安排的妥当与合理。在小说里，教堂内有部福特牌小轿车，在日军小队第一次来教堂时，神甫示意陈乔治去发动和修理轿车，引起日本军的注意，最后以汽车的“物”为代价，驱赶了日军搜捕教堂，保护了教堂内人的安全。可惜这个合情合理的情节，在影片中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辆事前停在教堂里的坏卡车，后来靠“汉奸”翻译弄来了修车配件，经过假神甫约翰和陈乔治的修理，准备派上大用场，最终载着唱经班的少女们，脱离了教堂的险境。试想，一个只有四个人的小教堂，配一部大卡车干什么?而且事前摆放在哪儿干啥?很是牵强。再说当年美国使用的是吉姆西卡车，影片上的卡车明显不像美国的老车。还是小说里让魏特琳从安全区开来一辆救护车，美国人帮助美国人运走了少女们，更为可信一点。
三、《金陵十三钗》影片中人性之美恶
东方人喜好说:“人之初，性本善!”西方人却说:“人之初，性本恶!”多年来，关于人性的善恶，一直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公道地说，每个人都有善恶两面，是扬善，还是扬恶?其结局是不一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即使像《金陵十三钗》中的妓女，她们在特殊的环境下，也张扬了一回人之初的善性，感召了一下历史，感动了一下严歌苓和张艺谋，也感动了一下芸芸众生。依笔者之孔见，该影片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充分地揭示了人性之美恶。
(一)秦淮妓女们舍身救少女们言行中折射出的人性之美
南京人称呼妓女叫什么?严歌苓小说中称为秦淮河“窑姐”，那是过去老南京人的传统叫法，因为称呼妓院为“窑子”，那么“窑子”里的小姐自然就是“窑姐”了。而秦淮河是一条很长的河流，有外秦淮河和内秦淮河之分，但小说里的秦淮河，却是特指南京夫子庙这一段的秦淮河两岸，有胭脂河之称，从明清至民国时期，这里一直是盛产名妓的地方，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等一代名妓都曾经在这里留下千古风流韵事。张艺谋却在影片中，借天真无邪的女孩子之口，创新了一种对妓女新的叫法———“钓鱼巷的”。钓鱼巷在哪里?在夫子庙。钓鱼，隐喻为钓男人。这是一个双关语境，既暗指了妓院的位置，又道出了对妓女们的鄙视，这话出自那些十三四岁少女之口是比较合适的。
在影片中，一群钓鱼巷的妓女逃生闯入了教堂，进入了一群唱经班少女的视线。同为女人群体，却是格格不入，闹出几场小小的冲突。在妓女们的眼里，这是一些乳臭未干、不谙世事的毛孩子，可以用粗口相向，甚至动手任意欺负。可在少女们的眼中，这些人很脏，很讨厌，不容许她们来挤压自己的生活空间。于是乎，发生了抢水、挣食品、霸厕所等矛盾，甚至大打出手，真有些一山不容二虎之势。当日本军人侵入教堂，她们共同的敌人出现之时，两个女人群体都同时变得软弱起来，分别躲在教堂里的阁楼和地下仓库里瑟瑟发抖。特别是妓女们在日军来临的慌乱中，一时占有少女们的阁楼，从而导致了少女们被日军侵犯动粗，甚至一名少女遭到了日军的枪杀，虽然后来日军被中国军人李教官(小说里的戴涛少校)吸引走并消灭掉，教堂暂时恢复了正常，但妓女们由此有了良心的自责和人性本能的回归，她们的出现的确给女孩子们增添了一份危机。
随着剧情的深入，到了日军要这群少女们去参加新年圣诞会，女孩子们面临
着失身危险的时候。这群妓女们却作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集体顶替少女们去接受悲惨的命运。在这时候，不仅仅感动了那些曾经鄙视过妓女的少女们，她们纷纷改口喊“姐姐”，一股民族同胞姐妹之情油然而生;相信也感动每一位观众，许多人在博客里说是含泪看完这一段情节的。虽然在世人的眼里，妓女是肮脏丑恶的代名词，但在危难之时，妓女们也有大爱。这是一份源自民族之情的关爱，这是一份人类对幼女、处女、弱女的关爱，这是一份人性的光辉。有人可能说，妓女们不存在失不失身的问题，但要知道妓女也是人，是人就有思想，有思想就存在对自己身体的处置权利。当时，她们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日军，提供慰安，所以才躲进了教堂避难，在接受赴“晚会”临行之前，还纷纷准备了防身和自杀的工具，说明了清楚地知道可能面临着生死般的危险。应该说，这是整个影片中的最大亮点，最擅长用华丽大场面手法的张艺谋导演，在该影片的这个节点也不忘再秀一次，用了一个妓女们穿着旗袍集体亮相的大场面，漂亮、夺目、惊艳!在此时展示给大家眼球的，绝对不是妓女们的招蜂引蝶之美，而是提升为一种集体展示人性之美。
(二)教堂神职人员在危难时刻庇护难民的人道主义精神之美
在侵华日军侵犯南京的前夕，一些留在南京的美国、德国、丹麦、俄罗斯等外籍人士，曾仿效法国饶神父在上海组建国际安全区的模式，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南京城内西北角一块占地3．86平方公里的地方，设立25个难民收容所来保护难民，简称“难民区”。而在安全区之外，一些中外人士在城南的双塘、城北的下关和记洋行、城西北郊的江南水泥厂、栖霞寺等地，也建立了一些规模不等的难民营。影片中出现的教堂，应该是在安全区之外的几座由美国人开办的教堂之一，当年的确有少部分难民在其中避难。
外籍人士也好，神职人员也罢，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为难民提供的庇护，完全是基于一种国际人道主义的善行。在影片中，由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的名叫约翰的美国人，虽然他充当了“假神甫”的角色，虽然他开始到达教堂之时曾经好酒好色，醉生梦死，甚至抛出一叠钞票向妓女赵玉墨买春被拒绝后，仍然死皮赖脸地追逐酒色。当赵玉墨向他开出交际的条件不是钱物，而是设法让女人们离开危城南京时，他才感到妓女们也不都是给钱就可以买到春的。特别是在日本兵第一次侵入教堂施暴时，最初他也很是胆怯怕死，准备躲入大衣柜，后来斗胆
穿起了英格曼神甫生前穿过的牧师袍，手执巨大的红十字旗帜，怒斥日军官兵，最终被日军撕毁了旗帜，自己被打破了头流血昏倒在地。他那因丧子而陷入沉沦迷茫的人性被警醒，激活了人性中善的一面。他开始以教堂为掩护，多次冒死与日军周旋，尽力保护身边30名中国女人，特别是唱经班的16名少女，最终俘获了玉墨的芳心，真心地以身相许，收获了爱情，而且成功地为13名妓女一一化妆，其中包括为陈乔治男扮女装，去顶替13名少女，参加日本军官的新年圣诞晚会，实际是慷慨受污赴死，帮助妓女们彰显人性中的善。他还成功地把13名中国少女救出“虎口”，转移到正在遭受屠城之痛的南京城之外，相对地获得了宝贵的安全和自由。这一过程，与其说是约翰的一次成功的救赎行动，不如说是他完成了一次人格和精神上的洗礼，获得了人性中善良品质的回归。有网友提出约翰的转变是否太突然了些，笔者也有同感。假如影片在这里处理得更恰当些，过渡得更巧妙些，可能效果更好。当然，瑕不掩瑜，这是属于美中不足之处。
(三)中国军人勇敢抗击外敌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之美
前几年已经公映的由陆川执导的影片《南京，南京!》，与以前拍摄的几部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为题材的故事影片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了中国军人对日军的抵抗。的确，从留存的史料考证中发现，当年中国军人确实在南京与日军进行过殊死的抵抗，特别是在腹廓防线的守卫战中还是英勇顽强的，不仅大战紫金山、血战光华门、死守雨花台、浴血赛虹桥、退守长江边，而且也曾多次组织过巷战，与日军血拼的场面较为普遍。在《金陵十三钗》影片里，虽然反映中国军人抗击侵略者的场面不多，但在同类型的故事影片中是表现最为成功的。例如，陆川导演的中国军人的抵抗，是象征性的抵抗，是在撤退中的抗争，而张艺谋执导的影片中，中国守军抗击日军的目的性更强，就是为了掩护一群少女退进教堂，他们放弃了本来可以自己撤退的机会，舍弃了军人生存的希望以保护老百姓生命，让他人获救，这种精神着实感人。
影片里中国军人大无畏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们前仆后继地舍身炸日军的坦克，且最终炸翻了日军坦克车的画面，中国军人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欣佩不已。在南京保卫战的历史版本中，的确也是不乏这样真实故事的。影片中除了刻划中国军人抗击外敌侵略的群体形象外，还注重了中国军人个体形象的塑造。老谋子精心改编了严歌苓小说里戴涛少校的“戏路”，让一直猫在教堂里的这位少校(影
片中成为“李教官”)，在进入教堂安置好伤兵浦生后迅速地出来，而当日军侵入教堂，30名中国女人需要救护，其中一些少女正在遭遇日军戕害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他击毙了正在施暴的日本兵，并且只身一人与日军一个小队人马对峙，用枪支和手榴弹，吸引走日本官兵，即使在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流血不止的情况下，仍然用绳索串联并成功引爆成箱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种大无畏精神惊天地，泣鬼神，真实再现了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将士当年血战雨花台的历史。
(四)日军野蛮屠杀和强奸反衬出法西斯的兽性之恶
战争就是一场绞杀人生命的机器，而侵略者往往就是这部杀人机器的主宰。在疯狂屠杀、强奸等等的暴行中，施暴者人性中恶的一面得以显现。像两个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杀向南京城的杀人比赛;像一张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照片中，一颗被日军砍下的中国人头颅被摆在城门口的木栅栏上，嘴巴被撬开，插入了半截烟头，日本兵以此取乐;等等，便是例证。在影片中，一群日本兵闯进了教堂后，其中的一个日本兵发现了女人，立即十分兴奋地大声报告他的长官，这里有女人。于是，兽兵们像老鹰抓小鸡似的追逐着女人，有人还把女孩从楼梯倒拖下来，完全是一群野蛮人的兽性在发作。豆蔻之死也是非常恐怖的。在严歌苓的小说里，豆蔻是在成功地去夫子庙妓院里取回了琵琶琴弦后，在返回教堂的途中迷了路，被几个日本兵发现后紧追不舍。这位农村出身的姑娘跑得很快，竟然甩掉了追她的日本兵。但她在一条小巷里看见一具被剖开腹部的妇女裸体后，惊恐得大叫起来。这一叫声不仅唤回了那几个日本兵，而且召来了驻扎在附近的一个日军小队，结果被绑在一张椅子上集体轮奸。影片除删掉了裸体女尸外，保留了小说里的情节，豆蔻被绑被奸后，还被日军用刺刀戳死。据许多当年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的加害证言供认，当时他们在南京强奸后，一定要杀死中国妇女的;同样，抢劫财物后，一定要把房屋放火烧掉。
影片中最能说明日军是兽类的集团形象的镜头，莫过于一个名叫长谷川的指挥官进入教堂后的虚假表演。这位貌似文明人的日本军官，居然会开口为日本兵进入教堂的恶行道歉，并且优雅地走到教堂内的一架钢琴前，弹奏起一首日本民谣曲《思乡》。他还虔诚地听取唱经班的少女们唱经，甚至派了日本兵保护教堂，让所有人一时感到他是日本军官里的另类，是日军中极个别的好人。很多人看完
影片后，纷纷表示搞不清诡秘的张艺谋导演，在此时安排这个日本军官出场弹奏《思乡》之曲是什么意思。依愚之见，这是张导埋下的一个伏笔，其意就是思恋日本家乡的女人，就是想说日本军人也有淫欲，就是想要教堂里唱经班的少女们为皇军奉献身体。其实，他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他所做的一切，均是为了日军司令部的长官们物色猎物，为他的主子们送上一群处女，并且还要“一锅端”，一个不剩，揭露了日军的野蛮、兽性和贪婪性。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兽性，绝不仅仅是下层官兵的行为，也不是个别官兵的一时冲动，而是整个日军军纪的败坏和恶行的肆虐。正如当时留在南京的德国外交官罗森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书中所言:“日军是兽类的集团”，“是一部正在开动的杀人机器”，“日本人在南京为自己树立了一块耻辱纪念碑。”［9］
【参考文献】
［1][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2］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3］陆咏黄:《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南京文献》，1947年第3号。 ［4］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5］《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
［6］《字林西报》1937年12月25日。
［7］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8］詹姆斯H·麦卡伦:《1938年2月16日写给妻子爱娃的信》，《詹姆斯H·麦卡伦与爱娃·安德森·麦卡伦夫妇通信集》，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教徒历史学会图书馆藏。
［9］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