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乡村手艺人(系列)

流传下来的是传统文化,消失的了呢? ——题记

早年的农村,曾有一些走村串户的手艺人,虽然那时各级革命委员会整天宣传着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但因为这些人从事的都是事关“村计民生”的行当,干部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还是得以免遭“被割掉”的厄运。

一、补锅匠

当年农村人炒菜做饭,用的都是铁锅,时间长了,就会锈蚀出一个小洞。扔掉换新的自是舍不得,没钱呀。怎么办?修修补补接着使,于是,就有了补锅这个行当。

补锅匠一般的时候多是去集市,农闲的时候也可能挨村转转,也算服务上门吧。补锅的设备很简单,一个小风箱,一个小火炉,一堆儿碳块,一个类似于我们中学做化学实验时的坩埚,一些锡块,一团缠得很紧的油脂麻花的破布(兴许不是一般的布吧),一个脸盆,一把木锤,一个铁砧,几把火钳,一辆独轮车或一辆排子车就是一个流动的修理铺了。

或许看过湖南花鼓戏《补锅》的人对那个补锅匠还有印象,一个英俊后生。但在我老家一带,那时的补锅匠是一个黑瘦的50多岁的老头儿,穿得破破烂烂,脸和手好像永远没有洗干净过,平时看起来神情木讷,经常被人取笑,如今只记得他的名字叫“傻明”,之所以有这个印象,一是他后来曾带着一个傻儿子在身边,二是因为后来还和他成了拐弯亲戚。

老头儿最初推着独轮车出来做活。一到村里,找一个空地支起摊子,点上火后就拿着木锤敲着破脸盆在村里转一圈儿,各家听到这个声音,就赶紧翻出自家的破锅破盆,让孩子送过去。孩子们也乐得看他干活,只要见到他,大老远就喊“傻明、傻明”,老头嘿嘿笑着,兀自敲着破盆子。记得一群小孩子曾经捉弄过他一次,当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风刮得正烈的时候,傻明正在低头干活,一个孩子看见我父亲远远走了过来,当时,我父亲整天穿身中山装,身材魁梧,看起来好像干部,那孩子大喊“干部来了”,吓得傻明手忙脚乱,把脸盆的水“哗”地一下倒进火炉,惹得一群孩子笑得几乎在地上打滚,等傻明看清楚,也跟着哈哈笑了几声,然后哭丧着脸再次生着火。

等活儿送的差不多了,老头就开始忙了,把锅盆的破处用砂纸打磨干净,用小锉子把小洞的边缘打磨整齐。然后,他开始拉动风箱,不一会儿的功夫,炉火旺了。拿火钳加着坩埚放进火中,等坩埚看起来发红,再放入锡块。很快,那点锡就变成了一个滚动的圆珠儿,他拿过那团布,将锡珠儿倒在顶端的凹槽内,然后往锅或盆的破处猛劲一按,等锡珠儿稍稍凝固,把锅放在砧子上用木锤敲打一番,用锉子再打磨一下,这锅或盆就算补好了。

“好了,拿回去保准和新的一样结实!”补一口锅或盆也就要毛儿八分的,有时主家给两个窝头或者一茶缸粮食也可以,乡里乡亲的,也没人较真。有时活多,等到吃饭时,还会有人给端来一碗饭汤,一碟咸菜,老头儿也不客气,干笑两声,拿起在火炉上烤的窝头就开始吃起来。

有一阵子,老头儿出来的时候拉了一辆排子车,上面多了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少年手里拿着一根用绳子做的鞭子,不时抽打老头,一旦老头想换个姿势推着走,少年就跳下车高呼

口号:“打倒推社会主义倒车的大坏蛋!”众人一问,方知是他儿子,这孩子因为去鸡窝掏鸡蛋结果掏出一条蛇而被吓傻了,老头儿正拉着他四处一边补锅一边看“神婆”呢。

打那以后,我们那一带很多小孩子都不敢去鸡窝掏鸡蛋了。

等我上中学后,条件好起来的农村人很少再用铁锅,补锅匠也随之消失了。

后来,结婚后的大姐告诉我:“那个补锅的傻明你还记得么?想不到还是你姐夫的舅姥爷呢。”呵呵,没想到。

曾有一年,在给大姐的婆婆拜年时遇到一个他们的亲戚,姐夫说那是他舅姥爷的儿子。“就是被吓傻的那个。”已经是快30的人了,神态和他爹当年有几分相似。那次听了一些傻明的故事,原来还是一个老八路,曾经和日本鬼子刺刀见过红!“打完仗家里让回来,要不,也可能是城里的干部了呢!”姐夫的娘惋惜地说。那年春节前傻明已经死了,刚刚过了六十。

二、笤帚匠

每年秋后,家家户户原来的已经用了一年的炊帚和笤帚都快成秃子了,正好又下来了新的高粱头和黍子头,新的原材料就具备了。这时也就是做笤帚的挣点小钱贴补家用的季节了。

做笤帚的,在我们老家称作“Fo (土语发音)笤帚的”。这人的交通工具比较“先进”,骑着一辆不知道什么年代、什么产地、什么牌子、没有轮瓦、木脚蹬子的加重“大二八”,铃铛安在车轮上。做活的工具比较简单,一团麻绳,一把铲子,一块油布围裙,一个紧麻绳的木轮,一串代替吆喝的铁片子。

笤帚匠进得村子,把自行车找个墙根一放,就系上围裙,拿着那串铁片子在大街上走上一遭,一边走一边抖动那串铁片子,叮叮当当的声音就是“招牌”,也就是今天的广告。

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听到声响,急忙抱着高粱头和黍子头来到街上。

“看好自己的东西,别一会儿拿乱了。”笤帚匠嘱咐每个人。

一边和那些一到一起就叽叽喳喳没个完的女人们聊着今年分了多少麦子、多少棒子、多少„„,笤帚匠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先是拿小铲子除去残存的粮食粒或壳,然后把高粱头或者黍子头拢整齐,从上向下开始缠上麻绳,每箍一圈就用木轮紧一下。

“弄紧点!去年你做的那个几天就散架了。”女人们很挑剔。

“放心,一定结结实实,要是这次没弄好,下次来你让我把它吃喽,嘿嘿。”

“哈哈,你以为自己是驴子?”

„„

人散了,留下一地高粱壳子和黍子壳子。

“轮铃”越来越远。

如今,那铁片子的声响和轮铃的声响都已经没有了。但集市上仍有卖笤帚的,或许已经作坊化了?

流传下来的是传统文化,消失的了呢? ——题记

早年的农村,曾有一些走村串户的手艺人,虽然那时各级革命委员会整天宣传着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但因为这些人从事的都是事关“村计民生”的行当,干部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还是得以免遭“被割掉”的厄运。

一、补锅匠

当年农村人炒菜做饭,用的都是铁锅,时间长了,就会锈蚀出一个小洞。扔掉换新的自是舍不得,没钱呀。怎么办?修修补补接着使,于是,就有了补锅这个行当。

补锅匠一般的时候多是去集市,农闲的时候也可能挨村转转,也算服务上门吧。补锅的设备很简单,一个小风箱,一个小火炉,一堆儿碳块,一个类似于我们中学做化学实验时的坩埚,一些锡块,一团缠得很紧的油脂麻花的破布(兴许不是一般的布吧),一个脸盆,一把木锤,一个铁砧,几把火钳,一辆独轮车或一辆排子车就是一个流动的修理铺了。

或许看过湖南花鼓戏《补锅》的人对那个补锅匠还有印象,一个英俊后生。但在我老家一带,那时的补锅匠是一个黑瘦的50多岁的老头儿,穿得破破烂烂,脸和手好像永远没有洗干净过,平时看起来神情木讷,经常被人取笑,如今只记得他的名字叫“傻明”,之所以有这个印象,一是他后来曾带着一个傻儿子在身边,二是因为后来还和他成了拐弯亲戚。

老头儿最初推着独轮车出来做活。一到村里,找一个空地支起摊子,点上火后就拿着木锤敲着破脸盆在村里转一圈儿,各家听到这个声音,就赶紧翻出自家的破锅破盆,让孩子送过去。孩子们也乐得看他干活,只要见到他,大老远就喊“傻明、傻明”,老头嘿嘿笑着,兀自敲着破盆子。记得一群小孩子曾经捉弄过他一次,当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风刮得正烈的时候,傻明正在低头干活,一个孩子看见我父亲远远走了过来,当时,我父亲整天穿身中山装,身材魁梧,看起来好像干部,那孩子大喊“干部来了”,吓得傻明手忙脚乱,把脸盆的水“哗”地一下倒进火炉,惹得一群孩子笑得几乎在地上打滚,等傻明看清楚,也跟着哈哈笑了几声,然后哭丧着脸再次生着火。

等活儿送的差不多了,老头就开始忙了,把锅盆的破处用砂纸打磨干净,用小锉子把小洞的边缘打磨整齐。然后,他开始拉动风箱,不一会儿的功夫,炉火旺了。拿火钳加着坩埚放进火中,等坩埚看起来发红,再放入锡块。很快,那点锡就变成了一个滚动的圆珠儿,他拿过那团布,将锡珠儿倒在顶端的凹槽内,然后往锅或盆的破处猛劲一按,等锡珠儿稍稍凝固,把锅放在砧子上用木锤敲打一番,用锉子再打磨一下,这锅或盆就算补好了。

“好了,拿回去保准和新的一样结实!”补一口锅或盆也就要毛儿八分的,有时主家给两个窝头或者一茶缸粮食也可以,乡里乡亲的,也没人较真。有时活多,等到吃饭时,还会有人给端来一碗饭汤,一碟咸菜,老头儿也不客气,干笑两声,拿起在火炉上烤的窝头就开始吃起来。

有一阵子,老头儿出来的时候拉了一辆排子车,上面多了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少年手里拿着一根用绳子做的鞭子,不时抽打老头,一旦老头想换个姿势推着走,少年就跳下车高呼

口号:“打倒推社会主义倒车的大坏蛋!”众人一问,方知是他儿子,这孩子因为去鸡窝掏鸡蛋结果掏出一条蛇而被吓傻了,老头儿正拉着他四处一边补锅一边看“神婆”呢。

打那以后,我们那一带很多小孩子都不敢去鸡窝掏鸡蛋了。

等我上中学后,条件好起来的农村人很少再用铁锅,补锅匠也随之消失了。

后来,结婚后的大姐告诉我:“那个补锅的傻明你还记得么?想不到还是你姐夫的舅姥爷呢。”呵呵,没想到。

曾有一年,在给大姐的婆婆拜年时遇到一个他们的亲戚,姐夫说那是他舅姥爷的儿子。“就是被吓傻的那个。”已经是快30的人了,神态和他爹当年有几分相似。那次听了一些傻明的故事,原来还是一个老八路,曾经和日本鬼子刺刀见过红!“打完仗家里让回来,要不,也可能是城里的干部了呢!”姐夫的娘惋惜地说。那年春节前傻明已经死了,刚刚过了六十。

二、笤帚匠

每年秋后,家家户户原来的已经用了一年的炊帚和笤帚都快成秃子了,正好又下来了新的高粱头和黍子头,新的原材料就具备了。这时也就是做笤帚的挣点小钱贴补家用的季节了。

做笤帚的,在我们老家称作“Fo (土语发音)笤帚的”。这人的交通工具比较“先进”,骑着一辆不知道什么年代、什么产地、什么牌子、没有轮瓦、木脚蹬子的加重“大二八”,铃铛安在车轮上。做活的工具比较简单,一团麻绳,一把铲子,一块油布围裙,一个紧麻绳的木轮,一串代替吆喝的铁片子。

笤帚匠进得村子,把自行车找个墙根一放,就系上围裙,拿着那串铁片子在大街上走上一遭,一边走一边抖动那串铁片子,叮叮当当的声音就是“招牌”,也就是今天的广告。

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听到声响,急忙抱着高粱头和黍子头来到街上。

“看好自己的东西,别一会儿拿乱了。”笤帚匠嘱咐每个人。

一边和那些一到一起就叽叽喳喳没个完的女人们聊着今年分了多少麦子、多少棒子、多少„„,笤帚匠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先是拿小铲子除去残存的粮食粒或壳,然后把高粱头或者黍子头拢整齐,从上向下开始缠上麻绳,每箍一圈就用木轮紧一下。

“弄紧点!去年你做的那个几天就散架了。”女人们很挑剔。

“放心,一定结结实实,要是这次没弄好,下次来你让我把它吃喽,嘿嘿。”

“哈哈,你以为自己是驴子?”

„„

人散了,留下一地高粱壳子和黍子壳子。

“轮铃”越来越远。

如今,那铁片子的声响和轮铃的声响都已经没有了。但集市上仍有卖笤帚的,或许已经作坊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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