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2005,Vol.1,No.1(Monthly) 现代会计与审计 Journal of Modern Accounting and Auditing,ISSN1548-6583,USA 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实证研究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张文贤* 茅 羽**
摘 要：本文对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进行回顾和分析。作者围绕假设、样本、方法、结论等实证研究的基本要素，试图对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为弥补传统的规范研究的缺陷，加强会计的实证研究很有必要。但是，目前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1）一些实证研究文章缺少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没有提出假设，直接就选取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这样就缺少理论的指导和缺乏严密的推论，只是流于形式，有悖于实证会计研究的宗旨；（2）我国可供研究的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不够大，研究成果普遍存在选择的样本数据时间过短的缺点；（3）利用粗略的替代变量来表示某些概念；（4）线性模型缺乏依据；（5）过分强调模型化和定量化，忽略了某些因素；（6）缺乏重大的研究发现，甚至对相同的事物得出完全相反的研究结论。
关键词：实证会计研究；研究结论
一、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和现状
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是当代会计理论研究的两大主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绝大部分属于规范会计研究，实证会计研究几乎为空白。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早期引入美国的实证会计学，只是局限于泛泛地介绍国外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会计学者们开始尝试借鉴国外的实证研究成果来对中国国内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许多学术刊物开始发表一些有关实证会计研究方面的文章。近年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实证会计文章日益增多。目前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已成为我国会计学者广泛接受的一种会计研究方法，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青睐。
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从1988年到2003年，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总共有472项研究成果，其中著作类6项，理论类64项，问卷类10项，实验类1项，数理统计、数学模型类391项。
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阶段、起步阶段和发展阶段。
1．初始阶段（1988-1993年）
从1988年到1993年，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主要有18项，各年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表1 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第一阶段（1988-1993年） 时间
论文（篇）
著作（本）
合计 1988年 5 1989年 6 1990年 1 1991年 2 1992年 2 1993年 2 合计 18
在初始阶段的18项研究成果中，著作是指《实证会计理论》（[美]瓦茨、齐默尔曼著，黄世忠等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17篇文章中有13篇是属于介绍实证会计理论的。另外4篇文章采用了问卷调查* 张文贤，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会计学、市场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通讯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邮编：200433；电话：021-65642254；E-mail: [email protected].
** 茅羽，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研究生，主要从事会计学相关问题研究；通讯地址：上海市武川路78弄复旦大学北区57号楼601室，邮编：200433；电话：021-55072290；E-mail: [email protected].
25
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占总的研究成果数量的22.22%。
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初始阶段，主要以介绍、学习西方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为主。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已开始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实证会计研究。
2．起步阶段（1994-1996年）
从1994年到1996年，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主要有16项，各年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表2 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第二阶段（1994-1996年） 时间
论文（篇）
著作（本）
合计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合计 在以上16项研究成果当中，单纯的理论探讨的文章只有2篇，采用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的共有2项，占总数的12.5%。其余12项研究成果是采用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占总数的75%。
在起步阶段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即以理论探讨为辅，运用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为主。与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的初始阶段以理论探讨为主，形成鲜明的对照。并且研究方法开始呈现多样化，在问卷调查方法的基础上，大量采用了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等多种方法。实证研究的内容也逐步涉及资本市场有关问题，如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等。
3．发展阶段（1997-2003年）
从1997年到2003年，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主要有438项，各年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表3 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第三阶段（1997-2003年）
时间
论文
著作
合计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合计 其中共有5部著作，分别是：《中国证券市场实证分析》（刘波，学林出版社，1997），《证券市场会计问题实证研究》（蒋义宏、李树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中国资本市场前沿理论研究文集》（刘树成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当代会计实证研究方法》（张朝宓、苏文兵，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中国证券市场财务会计问题实证研究》（李树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从1997年以后，我国实证会计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逐年增加。在以上438项研究成果中，单纯进行实证会计理论探讨的成果共50项，占总数的11.42%；采用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为4项，占总数的0.91%；采用实验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为1项，是《影响收益报告行为的因素：一次实验研究尝试》（张朝宓、李芳，2000）；采用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共383项，占总数的87.44%。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等方法进行实际运用的成果共388项，占到总成果总数的88.58%。
发展阶段与前两阶段相比，明显的特征是实证研究的方法以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为主，采用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的比例明显降低。并且实证研究的内容范围明显扩大，已呈多样化趋势。研究的内容包括资本市场有效性、会计数字的有用性、盈余管理、会计政策选择、审计领域等问题，财务领域中的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股利分配、财务预警等方面。可见，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在包括财务、会计、审计的各个领域都有实证研究的成果出现。与此同时，实证会计研究的步骤也基本形成一套程序，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确立研究课题；（2）文献评述；（3）确立假设；（4）建立数学模型；
（5）选择数据样本；（6）测试假设；（7）分析研究结果。
二、实证会计的研究领域
26
从1988年到2003年，我国采用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会计研究的论文共有391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资本市场有效性、功能锁定、周效应、过度反应共62篇；（2）股市风险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共17篇；（3）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共14篇；（4）会计政策选择共5篇；（5）财务危机预警共21篇；（6）股利政策共35篇；（7）盈余管理共19篇；（8）融资与资本结构共57篇；（9）公司治理54篇；（10）资产重组与并购共36篇；（11）国内国际会计差异共7篇；（12）审计共19篇；（13）其他共45篇。
1．资本市场有效性
中国股市是否弱式有效一直是争论的热门话题，它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对股市有效性的检验主要集中在是否具有弱式有效，国内已有不少学者作了实证研究。由1993年以前的研究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非有效市场，此后的研究大多支持弱式有效，这反映中国股市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变化。此外，一些学者对若干个区间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也说明市场效率随发展阶段而不断提高。现有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采用所谓的随机游走或AR模型，且均为线性关系，方法则基本采用时间域分析等，也有使用广义谱域分析方法。
宋颂兴、金伟根（1995）把上海股市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始分为两个阶段，实证检验了从1992年年底开始的上海股市第二阶段股价的正态分布规律和随机行走特性，验证了上海股市第二阶段弱形式的有效市场假设。陈杰、王庆石（1997）运用自相关检验方法和游程检验方法实证检验和分析了中国两大股票市场——上海股票市场和深圳股票市场的运行效率，得出这两大市场均非有效市场，即它们都是有趋势的市场的结论。吴世农、黄志功（1997）就年度盈利信息而言，得出上海股市尚未达到半强型效率的结论。朝军、蔡明超（1999）以上海证交所上市的10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非半强式有效。张亦春、周颖刚（2001）采用一个新的方法——广义谱域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不是弱式有效。许晓磊、黄良文（2002）利用事件研究法来分析上市公司被证监会处罚的信息公布后对其股票价格产生的影响。通过研究被处罚信息公布前后股票累积超常收益（CAR）和超常交易量来检验市场对信息的公布的反应，从而检验我国股票市场是否是半强式有效的。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结论：无论从样本公司的累积超常收益的检验来看，还是从超常交易量的检验来看，都得出我国股票市场尚未到半强式有效性。
研究者们通过对各个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很多与有效市场相矛盾的地方，其中“周效应”和“过度反应”便是较为典型的两例。前者为关联性研究，后者为事件研究。然而由于实际研究中所用方法、样本、数据的不同，学者们对“周效应”和“过度反应”的观点和结论也不尽相同，有些甚至相左。
2．会计政策选择
王跃堂（2000）和李增泉（2001）分别以中国股市的实际数据证明了中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与Watts和Zimmerman（1986）提出的三大假设不同。王跃堂（2000）以A股公司三大减值政策（短期投资减值、存货减值和长期投资减值）的选择为例，结论表明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三大假设”，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CPA的审计意见。
徐维兰、曹建安（2004）以上海证券市场上机械、设备、仪表板块类Ａ股公司的存货发出计价方法、折旧方法、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方法的选择为例，从契约理论的角度，结合我国政治和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除折旧方法外，这类公司有逐步采用稳健会计政策的趋势；除折旧方法外，这类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一致性比较差；这类公司没有选择使利润最大或最小的策略组合，五种政策中选择三或四种增大会计利润的公司数逐年减少，相反选择四种减少会计利润的公司数逐年增加；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变量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在各年间变化不定，实证会计理论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三大假设在我国未得到证实，在一定程度上
27
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状况的上市年限变量对会计政策有显著影响。
会计政策选择领域实证研究基本采用了参数和非参数检验以及回归方法，所不同的是选择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其中王跃堂等（2001）模仿Ball-Brown的研究，以累计非正常报酬率（CAR）来研究会计政策变更的市场反应。王跃堂（2000）则模仿Zmijewski和Hagerman（1981）的研究，采用会计政策的组合选择问题，对政策选择的动机进行研究。
3．财务危机预警
陈静（1999）使用27家ST和非ST公司为对比样本，分别进行了单变量分析和二类线性判定分析。发现负债比率、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营运资本/总资产、总资产周转率6个指标构建的模型，可以在3年前较好地预测ST公司。陈瑜（2000）运用多种方法——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判别分析，结果说明从一定程度上讲，预测与判别ST与非ST公司是可能的。陈晓、陈治鸿（2000）发现负债/权益比、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利润/总资产和留存收益/总资产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有着显著的预示效应。张爱民、祝春山、许丹健（2001）发现主成分预测模型在预测上市公司财务失败方面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吴世农、卢贤义（2001）选取70家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和70家对照公司为样本，检验了Fisher线性判定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三种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相应的模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财务危机发生前两年或一年，盈利增长指数、流动比率、负债比率、总资产周转率等16个指标的时效性较强。杨淑娥、王乐平（2003）采集了1998年到2001年沪深两市158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运用多元判别分析法构建财务预警模型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预测，结果发现该财务预警模型的判别率为96.2%，说明该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还是具有较好的判别能力。
根据研究中所选用的变量的多少，可以分为单变量预警模型和多变量预警模型，实际使用较多的是多变量模型。而多变量模型依据所采用统计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判别分析模型、线性概率模型和回归模型、主成分分析法和BP神经网络模型等。
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有：随着ST时间的推近，越靠近ST年份，ST公司和非ST公司之间财务比率的差异越大，因此各种方法的预测效果也越好；多元判定模型在宣布前一年的成功率较高，离宣布日越远，成功率越低，与单变量分析的结论类似；多元分析优于一元分析；一元、多元几种统计方法的使用与分析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预测公司未来的收益变化；从一定程度上讲，预测与判别ST与非ST公司是可能的，但贵在几种方法的结合应用，且强调几种方法判断结论上的协调一致。
4．股利政策
股利政策不仅反映了上市公司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的经营业绩，而且预示着公司的增长潜力和经营战略，影响到公司未来的发展。同时，股利分配作为企业回报投资者的一种重要方式，也直接关系到公司股东的经济利益。从这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出发，也因此形成了股利政策研究的两个视角：一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市场对于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二是从上市公司的角度，分析其股利政策背后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动机。
（1）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有关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的实证研究通常是基于信号传递理论，采用事件研究法。其研究思路，通常是计算股利公告日前后股票的超额收益，以超额收益率是否显著等结果验证信号传递效应的存在与否。
学者们关于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研究结果表明：股利政策在宣告日前后会产生超额收益率，从而证明了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效应的存在。而对于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这三类股利事件，绝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均能产生超额收益，均存在信号传递作用。但现金股利效应的显著性水平及超额收益低于混合股利和股票股利。这说明市场比较欢迎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对现金股利反应冷淡，甚至排斥。我国股市的这种现状与国外成熟市场上观察到的现象恰恰相反，在西方较成熟的股市中，投资者大都关心的是能拿到手的现金股利，而对股票股利不太敏感。
28
殷德生（2001）的研究发现：任何形式的股利分配公告，都导致了公司股票负的超额收益率，表明市场不喜欢任何形式的股利公告。这是和其他学者不相同的结论。也有些学者，如陈浪南等（2000）、何涛等（2002）、熊伟等（2003）的研究发现不支持现金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而送股、配股则具有明显的信号传递效应。他们认为现金股利在公告期间并不能给公司的股东带来超额收益，并没有明显的信号传递效应。即派发现金股利并不能改善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公司股票的价格也没有异常上扬。派发现金股利并没有增加股东财富。陈伟等（1999）还考察了我国股利政策增减变动所产生的市场效应特征。他发现：股利宣告日当天，股利增加的信息使股价上升，股利减少的信息使股价下降，但两类事件的信息传递效应存在差异，市场对股利增加的反应远远小于对股利减少的反应，即股利增加的信息传递效应不如股利减少；在公告日前后市场出现了超额交易量；红利公告对市场交易量的影响方向与市场价格的波动方向一致。俞乔等（2001）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相比，不仅考察了股利公告对股价的影响，还考虑了对交易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公告日前后市场出现了超额交易量；股利公告对市场交易量的影响方向与市场价格的波动方向一致，但它对前者的影响更为持续和显著。孔小文等（2003）不仅研究了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还研究了股利的信息内涵。他对股利信息内涵的研究结果表明，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的未来盈利情况好于不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包含了公司对未来盈利水平的预期。
（2）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在进行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使用的最大的样本区间用了5年的数据，而绝大部分研究者的样本数据区间只有1年，样本数据区间过短，就很难全面研究我国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和动因。各位学者采用了多种方法来研究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如：多元线性回归法、因子分析法、分类统计法、单因素法、普通最小二成法、Logit模型、logistic逐步回归法、Tobit模型等等。赵春光等（2001）、赖建清等（2002）使用了Logit模型。刘星等（1997）、吕长江等（1999）、陈炜等（2002）采用了主成分因子分析法。
刘星等（1997）发现影响现金股利策略的因素及其重要性排序为：公司投资价值因素、公司盈利能力因素、公司长远发展信心因素、公司资产流动性因素。杨淑娥等（2000）发现现金股利主要受货币资金余额和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两因素影响，并与它们正相关。赵春光等（2001）发现规模越大的公司越有可能分配现金股利，而分配股票股利的公司更有可能不分配现金股利。李志彤等（2001）认为现金股利主要受净利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等因素影响。陈炜等（2002）发现影响现金股利派发的因素主要有9个，按所含的信息量排序，分别为：利润增长率、市盈率、EPS增长率、系统风险、市价、行业是否为综合类、流通股比率、每股现金流量、应收账款周转率。刘淑莲等（2003）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决策当期的每股收益和资产规模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与非流通股比例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王咏梅（2003）认为盈利能力强和现金状况充足的公司更有能力以现金状况方式回报股东，国家股股东比法人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更偏好现金股利。
刘星等（1997）发现影响股票股利策略的因素及其重要性排序为：公司投资价值因素、公司长远发展信心因素、公司资产流动性因素、股市风险变化因素。杨淑娥等（2000）发现股票股利主要受总股本大小、流通股比率和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三因素影响，其中与总股本负相关，与其它两因素正相关。赵春光等（2001）认为是否分配股票股利与股权集中度、是否分配现金股利和资产负债率存在显著关系，股权集中度越高和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更有可能不分配股票股利，而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就越可能分配股票股利。李志彤等（2001）发现股票股利主要受总股本大小、流通股比率、每股盈余等因素影响，并与总股本数、流通股比率呈负相关关系，而与每股盈余呈正相关关系。陈炜等（2002）发现影响股票股利派发的因素主要有4个，按所含的信息量排序，分别为：市盈率、市价与净资产比率、EPS、每股现金流量。王咏梅（2003）认为规模小、流动比率低、投资机会多、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多、行业特性为信息技术业和房地产业的公司采取送股方式分配股利的概率更高。
29
魏刚（2000）发现国家股和法人股比例越高，股票股利的支付水平越低。这与吕长江等（1999）的结论相同。每股收益与股票股利支付水平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上市公司当年度每股收益越高，其股票股利的支付水平也越高。赵春光等（2001）发现每股股票股利主要受净资产收益率、是否分配现金股利、每股净资产和企业规模的影响；每股现金股利主要与股票价格、市盈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和是否分配股票股利有关。
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主要受到公司盈利能力、经营状况、现金状况、公司规模、流动能力、行业特性、投资机会、股东意愿等诸因素的影响。而在上述研究结论中不一致的方面主要有：杨淑娥等（2000）发现股票股利与流通股比率正相关，而李志彤等（2001）却发现股票股利与流通股比率呈负相关关系；刘淑莲等（2003）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非流通股比例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王咏梅（2003）认为国家股股东比法人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更偏好现金股利；吕长江等（1999）发现公司的规模越大，股利支付水平就越高，而赵春光等（2001）发现规模较大的公司则会分配较少的股票股利。
虽然上述文章都对中国的股利政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都存在若干缺陷：
第一，大部分研究都只局限于对股利宣告引起的市场反应，没有进一步探讨股利宣告与公司未来收益之间的关系。只有魏刚（1999）在研究股利宣告的基础上，重点研究股利所包含的信息内涵，即持久盈利。孔小文等（2003）研究了股利的信息内涵。
第二，它们所采用的样本期间过短。大多数的研究者只用了1至3年的股利分配方案作为研究样本，这种仅依据短期的主观抽样的分析结果而推出整个股票市场行为的结论显然存在较大的偏差，缺乏可信度。只有对股市初始交易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公司红利现象加以考察，才有可能全面与准确地把握上市公司的红利政策对股价的影响。
第三，这些研究没有区分股利公告效应与盈余公告效应。例如魏刚（1998）用年报作为传递股利消息的公告，这存在极大的混淆。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年报是公司公布众多相关信息的重要报表，其中能引起公司股价波动的信息有年度实现的利润数据、财务指标、分配预案及其他重大事件，如收购、兼并、法律诉讼和关联交易。年报公布后市场出现的异常收益有可能是其中一种或几种信息，甚至是全部信息的同时披露所引起的。因此，我们很难认定年报公布之后的市场异常收益必然就是市场对分配方案的反应。
5．盈余管理
蒋义宏（1998）以沪深股市744家上市公司公布的1997年度每股盈余（EPS）和净资产收益率（ROE）为样本，研究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蒋义宏通过简单的统计描述得出结论：上市公司存在着利润操纵现象，且他们的利润操纵行为与“保牌”和“配股”相联系。蒋义宏、魏刚（1998）进一步对上市公司1993至1997年各年的ROE分布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验证了他们的猜测：上市公司对ROE进行操纵是为了满足配股的条件。
陆建桥（1998）研究了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研究结果显示，亏损公司样本净利润和中位数在出现亏损前年份基本呈直线下滑趋势，其主营业务利润也呈下滑趋势，但出现亏损后，公司经营业绩回升，并在三年内（一至两年）实现扭亏为盈。
孙铮、王跃堂（1999）研究了资源配置与盈利操纵问题。他把我国上市公司分成四类：亏损样本、微利样本、刚达线样本、正常样本，通过四类样本的净资产收益率与营业利润和非营业项目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比较后得出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亏损样本、微利样本、刚达线样本与正常样本有着明显差异，具有盈余操纵的特征。其中亏损样本中，公司存在依据营业状况，操纵非营业性项目的损益，有意地做大亏损，为明年扭亏为盈做准备的倾向。微利公司中存在依据营业状况，对非营业性项目的损益进行调节，弥补营业性的亏损，人为“扭亏为盈”的倾向。在刚达线样本中，确实存在不是依赖营业状况，而是借助于调节30
非营业性项目的损益，如推迟确认费用和损失，进行挂账处理等挤入配股资格线的情况。
陈小悦、肖星等（2000）研究了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之间的关系。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上A股上市公司的最重要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10%现象。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ROE在10%-12%的公司存在明显的调高利润的操纵行为，而ROE在5%-9%和12%以上的公司没有明显的操纵利润的倾向。
肖虹（2001）研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实行控股股东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因为连续三年未能配股而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控股股东盈余管理是在控股股东控制下，主要通过非主营业务项目的管理而实现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越集中，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越多，则越有可能与控股股东进行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
从总体上看，我国会计学者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不管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尚有很大的差距。从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来看，研究的范围较为狭窄，主要涉及到我国特殊的证券市场环境所特有的问题（如配股资格、保牌停牌等中国特有的问题），也有学者采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用国外成熟证券市场中已经验证过的问题和方法对我国的证券市场进行研究，如田丰、周红（2000）的研究成果。就研究的深度来看，从最初蒋义宏的研究到后来陈小悦、陆剑桥等人的研究成果，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各个方面的限制，不论从所使用的模型还是从研究方法的使用来看，都还比较简单，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6．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长期资金筹集来源的构成及比例关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一般主要是两种做法：一为资本结构的经济效果研究；二为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1）资本结构的经济效果。关于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章的样本都不大，均选取了30-50家公司作为研究的样本。最多的样本观测值超过1000个，一般在100多个。分析的时间段从1993年到2001年都有学者选择，时间段长度最短3年，最长8年。样本选择的分析时间段如果过短的话，就不能依此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而只能得出一个分时间段的结论。关于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章都采用了资产负债率来代表资本结构，但在选择何种指标作为衡量公司绩效时，学者们选择了不同的指标。张佳林（2003）把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评价上市公司业绩的主要指标，并配以每股收益来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杨亚达（2002）也认为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指标比较准确和全面，但考虑在1996年前无净资产收益率的统计数据，因此选择资本收益率作为衡量国有企业获利能力的指标。而廖勇（2002）认为企业绩效的变化会影响股票的波动，而净资产收益率不能反映这一变化，托宾Q则包含了企业股票的价格波动因素，因此选择了托宾Q作为企业绩效的指标。
在研究方法和模型的选择上，学者们都采用了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但杨亚达（2002）还采用了一元非线性回归方法，对一元线性回归结果进行补充和比较。张佳林（2003）为了进一步探求样本公司的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还采用了另一个绩效指标——每股收益，来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
杨亚达（2002）和廖勇（2002）对国有钢铁公司和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结论都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不能起到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债务比例的增加而公司的绩效却下降。这与经典理论及国外大多数实证结果发生冲突。而且与之矛盾的是，张佳林（2003）对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结论发现：净资产收益率与资产负债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适当增加负债筹资可以提高公司绩效。并且每股收益与资产负债率有正的线性相关关系。这与杨亚达（2002）和廖勇（2002）的结论恰恰相反。并且杨亚达（2002）通过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一元非线性回归模型的比较发现：非线性模型所反映的资本收益率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更符合实际，而且更符合资本结构理论模型所反映的资本收益率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企业负债水平高低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并非呈简单的线性关系。
（2）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绝大部分关于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都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31
而洪锡熙等（2000）采用了和大部分学者不同的方法——列联表行列独立性的卡方检验。与多元回归方法相比，采用卡方检验有两个好处：一是免受多重共线性之困扰。由于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各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二是不必担心异方差现象。
陆正飞和辛宇（1998）对影响资本结构的公司特征方面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时应尽量控制行业因素；就1996年沪市机械及运输行业而言，获利能力对资本结构有着显著影响，它们是负相关的；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等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甚显著；获利能力、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等四个因素对长期负债比率的影响均不甚显著。
林钟高等（2002）的研究结果发现：行业是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时，应该尽量控制行业因素。而洪锡熙等（2000）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企业负债比例与行业类型是相互独立的。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比例不因行业的不同而呈现差异。绝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发现：公司的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负相关。即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其内部积累能力也强，从而也就不太需要通过债务融资。但只有洪锡熙等（2000）通过对沪市1997年221家工业类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负债比例与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即盈利能力愈强，就愈能承受较高的负债水平。对于成长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程度，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发现：商业类、纺织行业、钢铁行业的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与资本结构正相关；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业、工业类、电子电器行业的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而肖作平等（2002）对深市A股的117家上市公司1996-1998年的实证研究却发现：成长性与债务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不同学者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由于各自选择了不同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及选择了不同的研究时间范围，因此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有的结论甚至恰恰相反。由于企业资本结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融资制度、不同的企业规模、不同的行业以及不同的企业经营理念，其资本结构往往不同。因此，通过分析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不同时期企业资本结构的特点，找出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和融资结构的规律也就成为企业资本结构研究的重点。
7．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
为了验证我国证券市场对被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的股票究竟是如何反应的，李增泉（1999）将研究样本公司按其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形成原因分为七类，然后又严格抽取了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作为相应的控制样本，并分别计算了各样本公司股票在年报公布日及其前后各20个交易日的平均超额报酬率和平均累积超额报酬率，通过将研究样本与控制样本的比较和研究样本中七类审计意见形成原因不同的公司的比较，来验证市场对审计意见的具体反应。李增泉的研究结果表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的股票与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的股票，在年报公布日前后有不同的市场表现，审计意见会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类型的非标准审计意见会引起不同的市场反应，但投资者对其影响程度进行严格区分、进而指导其投资决策的能力还不强。单鑫（1999）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市场对1997年年报审计意见的反应，发现股票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有显著的负反应。
陈梅花（2000）以1995-1999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审计意见对股票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未能找到充分的实证证据支持我国证券市场中审计意见具有信息含量。陈晓、王鑫（2001）运用超额收益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对1998年年报保留审计意见的反应。与以前的研究发现不同，市场对1998年年报保留审计意见没有明显的负反应，即我国资本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公告的反应尚不具一致性。
我国对审计意见的研究，早期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结合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审计意见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和解释，但对于市场反应的研究很少。从李增泉开始才有了对市场反应的研究。近几年发展很快，32
主要采用超额收益法和回归分析法进行市场反应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我国股票市场对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也不具有一致性。
8．资产重组与购并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作为证券市场上的热点问题，一直受到投资者的关注。资产重组或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研究资产重组事件发生后证券市场的反应，使用超额收益法（AR），通过计算资产重组公告发布前后某段时间（事件窗口期）公司的累积超额收益（CAR），即窗口期实际收益与假定无公告影响时公司股票的预期收益之间的差，来反映资产重组的绩效。研究的角度是股东财富的变化。另外一类是通过建立一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一定的财务指标，通过考察事件发生前后指标变化来评价事件的影响。我国目前基本采用后一种方法。在使用第二种方法时，部分研究采用了单一的综合性指标，有的选取了具有代表性指标建立指标体系。
（1）资产重组与购并的市场反应。陈信元、张田余（1999）运用方差模型检验的结果证明，在重组公告日公司股票的价格确实出现了波动，说明市场对资产重组有一定反应。采用超额收益模型分别检验各种重组形式的市场反应时，得到了不同的效果：股权转让、资产剥离和资产置换类公司的股价在公告前呈上升的趋势，随后逐渐下降，有的甚至降到比重组前还要低的水平；兼并收购类公司市场反应与其他重组方式不同，在观察的窗口内没有显著的非正常报酬，即股价没有出现明显波动，市场对公司的兼并收购并没有反应。高见、陈歆玮（2000）研究发现资产重组在公告前被视为利好消息，但消息公告后迅速大幅消化，并且短期股价波动并非长期收益预期的反映。梁岚雨（2002）认为中国公司的并购影响与西方理论界对并购的实证分析结论不一致。市场对中国公司的兼并收购反应冷淡，对此类行为并无正的评价。于光、杨荣（2000）发现在购并中，目标企业的价值上升，购并企业的价值不会上升，基本维持不变，目标企业可以从企业购并中获得增值，而购并方不会从购并中得到好处。
（2）资产重组或并购与公司长期绩效。原红旗和吴星宇（1998）以1997年所有重组的公司为样本，比较了公司重组前后的四个会计指标，发现重组当年公司的每股盈余、净资产收益率和投资收益占总利润的比例比重组前一年有所上升，而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会计指标变动的幅度与公司重组的方式以及重组方的关联关系有关。王跃堂（1999）把重组公司的业绩变化与非重组公司的业绩变化进行比较，发现资产重组效果就总体而言是明显的，重组公司业绩下滑的平均幅度明显小于未重组公司，这是资产重组方兴未艾的重要原因。就重组动机而言，关联方资产重组较非关联方资产重组有更为明显的操纵财务报告业绩的倾向。就重组方式的运用而言，关联方资产重组采用资产置换的比例远高于非关联方资产重组，而收购兼并、参股投资运用的比例却又远小于非关联方资产重组。陆玉梅（2003）以2001年沪市A股为例，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均值检验方法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结果显示，重组与未重组上市公司的业绩无显著性差异，但关联方资产重组的绩效显著好于非关联方资产重组的绩效。公司的资产重组应该是一种长期的经济活动。以上作者只是研究了重组当年公司业绩的变化，没有对重组以后年度的业绩加以考察。此外，这些研究只是从会计计量的角度反映了资产重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证明公司的业绩因资产重组而得到提升。
9．会计国际协调
关于会计国际协调的文献一般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的：
（1）从会计准则内容差异和执行结果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该类研究的特点在于，以不同准则下的会计数字差异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差异程度和变化趋势，并具体分析造成该差异的会计准则或制度。在国内采用该角度进行国际会计协调研究的文献是一个主流，如李树华（1997），李东平（2000），徐经长、姚淑瑜、毛新述（2003）和王立彦、刘军霞（2003）。其中，除王立彦、刘军霞（2003）选择了H 股公司的会计盈余差异作为研究对象而有所区别外，其余的文献均采用了B股公司的会计盈余差异作为研究对象。
33
李树华（1997）以1996 年同时发行A 股和B 股的沪深两市76 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比较样本公司的境内外报告。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用差异率勾勒出深市、沪市以及总体的现状；然后通过差异因素的比重分析，查找存在的差异分布；进而追根溯源，具体分析了差异形成的原因。李东平（2000）通过研究B股市场建立以来，B股公司境内外报告的净利润差异的演变过程和趋势，进而分析各差异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B 股公司境内外报告的净利润差异从总体上讲在逐年下降，但只在新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实行以后，差异的下降才通过了Wilcoxon检验和Median检验。徐经长、姚淑瑜、毛新述（2003）选择2000-2002年A、B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双重披露差异，依次进行了新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分析、新旧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之比较分析和深沪两市国际协调之比较分析。
（2）从境内外会计报告的信息含量来研究。这类研究的特点在于采用某些会计项目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考察了按照不同会计准则提供的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股价相关性。如潘琰、陈凌云、林丽花（2003）综合运用了会计盈余差异、会计盈余和账面净资产等自变量，通过事件研究法和关联研究法来检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会计盈余数字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盈余数字相比，哪个更具有决策有用性。
三、小结
我们回顾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我国实证会计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近年来在实证会计研究上我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进步，不仅表现在其所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而且表现在对某些问题分析的逐渐深入。初始阶段的各项研究成果从各个角度介绍、引进和评价了实证会计研究，使我国的读者对实证会计研究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1994年之后，陆续出现资本市场有效性、会计盈余数字的有用性等方面的研究。1997年以后，盈余管理、会计政策选择、审计领域等问题，财务领域中的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股利分配、财务预警等方面的实证研究都在逐年增加。从资本市场有效性、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研究到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研究，再到公司治理研究，这是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发展的基本轨迹。可见，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在包括财务、会计、审计的各个领域都有实证研究的成果出现。
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还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
（1）实证研究在选题方面大都集中于可以取得经验数据的一些财务会计问题，但对一些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却很少，甚至从不涉及。目前中国的多数实证会计研究直接模仿西方的理论、假设、模型等，代入中国的数据进行验证得出结论，而忽略了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国外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对实证会计研究结果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导致研究结果与中国现实情况相背离，所以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理论和模型，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2）一些实证研究文章缺少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没有提出假设，直接就选取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这样做，缺少理论的指导，缺乏严密的推论，只是流于形式上的实证检验，有悖于实证会计研究的宗旨。
（3）有些文章对前人已有的研究结论用相同的或类似的方法再论证一遍，就某一问题进行简单重复的实证研究，不具有创新性和指导意义。
（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相比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如对于具体某项会计准则相关的问题研究总是在会计准则公布之后若干年，确切地说总是等到有足够的样本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时才能得以实施。
（5）实证会计研究过分强调模型化和定量化，由于忽略某些想当然是次要的因素，结果有时会导致研究对象过于简化和研究的系统性偏差。
（6）实证会计研究所采用的一些概念，如政治成本和契约成本等还无法进行明确的定义并加以量化，只能用粗略的替代变量来表示。但是这些替代变量是否能够很好地表示这些概念，值得进一步思考。
（7）在进行实证研究时，所做模型大部分是线性模型。假定的线性模型缺乏依据，各个变量之间是34
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实证研究
否确实存在线形关系还是个未知数。在现实中，由于存在诸多不定因素，导致许多相关变量并非呈线性关系，在非线性模型上涉足得较少。
（8）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至今不过短短的十几年，所以能够利用的数据也很有限，可供研究的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不够大，研究成果普遍存在选择的样本数据时间过短的缺点。且实证会计研究通常是在对会计资料进行随机抽样以后，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其研究结果往往与会计活动总体的真实情况有着一定的偏差，很难真正代表总体。
（9）实证会计研究结果缺乏重大的研究发现。对某些领域的实证会计研究，不同的学者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到底谁对谁错，值得进一步研究。
总之，虽然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还存在着种种问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它无疑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忽视的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果，异军突起的实证会计研究得到了许多人的大力推崇。今后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参考文献1：
1．葛家澍、陈少华：西方国家的实证会计理论，财会通讯，1988（10）
2．（美）瓦茨、齐默尔曼著，黄世忠等译：实证会计理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3．蔡春：我国实证会计研究评述，会计之友，2003（12）
4．谢福泉、王振岫：实证会计：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现代管理科学，2003（9）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Chinese Accounting Empirical Research
Wenxian Zhang Yu Mao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accounting empirical research during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fields of Chinese accounting empirical research include: the efficient market, the choice of accounting policies, financial crisis warning, stock dividend policy, earnings management, capital structure, auditing opinions, asset reorganization and merger,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harmonizat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some basic essential factors of Chinese empirical research such as hypothesis, sample and data, methods, conclusion and so on. We fin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accounting empirical research in order to make up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normative research.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has some limitations:
(1) Some Chinese accounting empirical articles directly select samples and data to test without literature reviews, theory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2) The time of selected samples is short; (3) Some articles cursorily utilize variables to represent certain concepts; (4) Most of the models are linear models; (5) Some researches focus on model and fix quantify, sometimes neglect some factors; (6) Most researches lack great findings, and some conclusions are even opposite.
Key words: accounting empirical research; research conclusion
（责任编辑：何剑锋、罗玲） 1 本文原稿的参考文献列示了1988-2003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共计472项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予一一列出。
35
Jun.2005,Vol.1,No.1(Monthly) 现代会计与审计 Journal of Modern Accounting and Auditing,ISSN1548-6583,USA 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实证研究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张文贤* 茅 羽**
摘 要：本文对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进行回顾和分析。作者围绕假设、样本、方法、结论等实证研究的基本要素，试图对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为弥补传统的规范研究的缺陷，加强会计的实证研究很有必要。但是，目前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1）一些实证研究文章缺少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没有提出假设，直接就选取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这样就缺少理论的指导和缺乏严密的推论，只是流于形式，有悖于实证会计研究的宗旨；（2）我国可供研究的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不够大，研究成果普遍存在选择的样本数据时间过短的缺点；（3）利用粗略的替代变量来表示某些概念；（4）线性模型缺乏依据；（5）过分强调模型化和定量化，忽略了某些因素；（6）缺乏重大的研究发现，甚至对相同的事物得出完全相反的研究结论。
关键词：实证会计研究；研究结论
一、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和现状
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是当代会计理论研究的两大主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绝大部分属于规范会计研究，实证会计研究几乎为空白。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早期引入美国的实证会计学，只是局限于泛泛地介绍国外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会计学者们开始尝试借鉴国外的实证研究成果来对中国国内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许多学术刊物开始发表一些有关实证会计研究方面的文章。近年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实证会计文章日益增多。目前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已成为我国会计学者广泛接受的一种会计研究方法，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青睐。
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从1988年到2003年，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总共有472项研究成果，其中著作类6项，理论类64项，问卷类10项，实验类1项，数理统计、数学模型类391项。
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阶段、起步阶段和发展阶段。
1．初始阶段（1988-1993年）
从1988年到1993年，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主要有18项，各年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表1 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第一阶段（1988-1993年） 时间
论文（篇）
著作（本）
合计 1988年 5 1989年 6 1990年 1 1991年 2 1992年 2 1993年 2 合计 18
在初始阶段的18项研究成果中，著作是指《实证会计理论》（[美]瓦茨、齐默尔曼著，黄世忠等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17篇文章中有13篇是属于介绍实证会计理论的。另外4篇文章采用了问卷调查* 张文贤，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会计学、市场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通讯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邮编：200433；电话：021-65642254；E-mail: [email protected].
** 茅羽，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研究生，主要从事会计学相关问题研究；通讯地址：上海市武川路78弄复旦大学北区57号楼601室，邮编：200433；电话：021-55072290；E-mail: [email protected].
25
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占总的研究成果数量的22.22%。
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初始阶段，主要以介绍、学习西方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为主。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已开始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实证会计研究。
2．起步阶段（1994-1996年）
从1994年到1996年，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主要有16项，各年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表2 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第二阶段（1994-1996年） 时间
论文（篇）
著作（本）
合计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合计 在以上16项研究成果当中，单纯的理论探讨的文章只有2篇，采用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的共有2项，占总数的12.5%。其余12项研究成果是采用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占总数的75%。
在起步阶段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即以理论探讨为辅，运用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为主。与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的初始阶段以理论探讨为主，形成鲜明的对照。并且研究方法开始呈现多样化，在问卷调查方法的基础上，大量采用了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等多种方法。实证研究的内容也逐步涉及资本市场有关问题，如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等。
3．发展阶段（1997-2003年）
从1997年到2003年，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成果主要有438项，各年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表3 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第三阶段（1997-2003年）
时间
论文
著作
合计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合计 其中共有5部著作，分别是：《中国证券市场实证分析》（刘波，学林出版社，1997），《证券市场会计问题实证研究》（蒋义宏、李树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中国资本市场前沿理论研究文集》（刘树成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当代会计实证研究方法》（张朝宓、苏文兵，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中国证券市场财务会计问题实证研究》（李树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从1997年以后，我国实证会计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逐年增加。在以上438项研究成果中，单纯进行实证会计理论探讨的成果共50项，占总数的11.42%；采用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为4项，占总数的0.91%；采用实验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为1项，是《影响收益报告行为的因素：一次实验研究尝试》（张朝宓、李芳，2000）；采用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共383项，占总数的87.44%。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等方法进行实际运用的成果共388项，占到总成果总数的88.58%。
发展阶段与前两阶段相比，明显的特征是实证研究的方法以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为主，采用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的比例明显降低。并且实证研究的内容范围明显扩大，已呈多样化趋势。研究的内容包括资本市场有效性、会计数字的有用性、盈余管理、会计政策选择、审计领域等问题，财务领域中的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股利分配、财务预警等方面。可见，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在包括财务、会计、审计的各个领域都有实证研究的成果出现。与此同时，实证会计研究的步骤也基本形成一套程序，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确立研究课题；（2）文献评述；（3）确立假设；（4）建立数学模型；
（5）选择数据样本；（6）测试假设；（7）分析研究结果。
二、实证会计的研究领域
26
从1988年到2003年，我国采用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会计研究的论文共有391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资本市场有效性、功能锁定、周效应、过度反应共62篇；（2）股市风险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共17篇；（3）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共14篇；（4）会计政策选择共5篇；（5）财务危机预警共21篇；（6）股利政策共35篇；（7）盈余管理共19篇；（8）融资与资本结构共57篇；（9）公司治理54篇；（10）资产重组与并购共36篇；（11）国内国际会计差异共7篇；（12）审计共19篇；（13）其他共45篇。
1．资本市场有效性
中国股市是否弱式有效一直是争论的热门话题，它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对股市有效性的检验主要集中在是否具有弱式有效，国内已有不少学者作了实证研究。由1993年以前的研究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非有效市场，此后的研究大多支持弱式有效，这反映中国股市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变化。此外，一些学者对若干个区间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也说明市场效率随发展阶段而不断提高。现有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采用所谓的随机游走或AR模型，且均为线性关系，方法则基本采用时间域分析等，也有使用广义谱域分析方法。
宋颂兴、金伟根（1995）把上海股市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始分为两个阶段，实证检验了从1992年年底开始的上海股市第二阶段股价的正态分布规律和随机行走特性，验证了上海股市第二阶段弱形式的有效市场假设。陈杰、王庆石（1997）运用自相关检验方法和游程检验方法实证检验和分析了中国两大股票市场——上海股票市场和深圳股票市场的运行效率，得出这两大市场均非有效市场，即它们都是有趋势的市场的结论。吴世农、黄志功（1997）就年度盈利信息而言，得出上海股市尚未达到半强型效率的结论。朝军、蔡明超（1999）以上海证交所上市的10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非半强式有效。张亦春、周颖刚（2001）采用一个新的方法——广义谱域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不是弱式有效。许晓磊、黄良文（2002）利用事件研究法来分析上市公司被证监会处罚的信息公布后对其股票价格产生的影响。通过研究被处罚信息公布前后股票累积超常收益（CAR）和超常交易量来检验市场对信息的公布的反应，从而检验我国股票市场是否是半强式有效的。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结论：无论从样本公司的累积超常收益的检验来看，还是从超常交易量的检验来看，都得出我国股票市场尚未到半强式有效性。
研究者们通过对各个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很多与有效市场相矛盾的地方，其中“周效应”和“过度反应”便是较为典型的两例。前者为关联性研究，后者为事件研究。然而由于实际研究中所用方法、样本、数据的不同，学者们对“周效应”和“过度反应”的观点和结论也不尽相同，有些甚至相左。
2．会计政策选择
王跃堂（2000）和李增泉（2001）分别以中国股市的实际数据证明了中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与Watts和Zimmerman（1986）提出的三大假设不同。王跃堂（2000）以A股公司三大减值政策（短期投资减值、存货减值和长期投资减值）的选择为例，结论表明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三大假设”，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CPA的审计意见。
徐维兰、曹建安（2004）以上海证券市场上机械、设备、仪表板块类Ａ股公司的存货发出计价方法、折旧方法、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方法的选择为例，从契约理论的角度，结合我国政治和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除折旧方法外，这类公司有逐步采用稳健会计政策的趋势；除折旧方法外，这类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一致性比较差；这类公司没有选择使利润最大或最小的策略组合，五种政策中选择三或四种增大会计利润的公司数逐年减少，相反选择四种减少会计利润的公司数逐年增加；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变量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在各年间变化不定，实证会计理论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三大假设在我国未得到证实，在一定程度上
27
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状况的上市年限变量对会计政策有显著影响。
会计政策选择领域实证研究基本采用了参数和非参数检验以及回归方法，所不同的是选择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其中王跃堂等（2001）模仿Ball-Brown的研究，以累计非正常报酬率（CAR）来研究会计政策变更的市场反应。王跃堂（2000）则模仿Zmijewski和Hagerman（1981）的研究，采用会计政策的组合选择问题，对政策选择的动机进行研究。
3．财务危机预警
陈静（1999）使用27家ST和非ST公司为对比样本，分别进行了单变量分析和二类线性判定分析。发现负债比率、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营运资本/总资产、总资产周转率6个指标构建的模型，可以在3年前较好地预测ST公司。陈瑜（2000）运用多种方法——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判别分析，结果说明从一定程度上讲，预测与判别ST与非ST公司是可能的。陈晓、陈治鸿（2000）发现负债/权益比、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利润/总资产和留存收益/总资产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有着显著的预示效应。张爱民、祝春山、许丹健（2001）发现主成分预测模型在预测上市公司财务失败方面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吴世农、卢贤义（2001）选取70家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和70家对照公司为样本，检验了Fisher线性判定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三种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相应的模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财务危机发生前两年或一年，盈利增长指数、流动比率、负债比率、总资产周转率等16个指标的时效性较强。杨淑娥、王乐平（2003）采集了1998年到2001年沪深两市158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运用多元判别分析法构建财务预警模型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预测，结果发现该财务预警模型的判别率为96.2%，说明该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还是具有较好的判别能力。
根据研究中所选用的变量的多少，可以分为单变量预警模型和多变量预警模型，实际使用较多的是多变量模型。而多变量模型依据所采用统计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判别分析模型、线性概率模型和回归模型、主成分分析法和BP神经网络模型等。
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有：随着ST时间的推近，越靠近ST年份，ST公司和非ST公司之间财务比率的差异越大，因此各种方法的预测效果也越好；多元判定模型在宣布前一年的成功率较高，离宣布日越远，成功率越低，与单变量分析的结论类似；多元分析优于一元分析；一元、多元几种统计方法的使用与分析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预测公司未来的收益变化；从一定程度上讲，预测与判别ST与非ST公司是可能的，但贵在几种方法的结合应用，且强调几种方法判断结论上的协调一致。
4．股利政策
股利政策不仅反映了上市公司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的经营业绩，而且预示着公司的增长潜力和经营战略，影响到公司未来的发展。同时，股利分配作为企业回报投资者的一种重要方式，也直接关系到公司股东的经济利益。从这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出发，也因此形成了股利政策研究的两个视角：一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市场对于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二是从上市公司的角度，分析其股利政策背后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动机。
（1）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有关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的实证研究通常是基于信号传递理论，采用事件研究法。其研究思路，通常是计算股利公告日前后股票的超额收益，以超额收益率是否显著等结果验证信号传递效应的存在与否。
学者们关于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研究结果表明：股利政策在宣告日前后会产生超额收益率，从而证明了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效应的存在。而对于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这三类股利事件，绝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均能产生超额收益，均存在信号传递作用。但现金股利效应的显著性水平及超额收益低于混合股利和股票股利。这说明市场比较欢迎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对现金股利反应冷淡，甚至排斥。我国股市的这种现状与国外成熟市场上观察到的现象恰恰相反，在西方较成熟的股市中，投资者大都关心的是能拿到手的现金股利，而对股票股利不太敏感。
28
殷德生（2001）的研究发现：任何形式的股利分配公告，都导致了公司股票负的超额收益率，表明市场不喜欢任何形式的股利公告。这是和其他学者不相同的结论。也有些学者，如陈浪南等（2000）、何涛等（2002）、熊伟等（2003）的研究发现不支持现金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而送股、配股则具有明显的信号传递效应。他们认为现金股利在公告期间并不能给公司的股东带来超额收益，并没有明显的信号传递效应。即派发现金股利并不能改善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公司股票的价格也没有异常上扬。派发现金股利并没有增加股东财富。陈伟等（1999）还考察了我国股利政策增减变动所产生的市场效应特征。他发现：股利宣告日当天，股利增加的信息使股价上升，股利减少的信息使股价下降，但两类事件的信息传递效应存在差异，市场对股利增加的反应远远小于对股利减少的反应，即股利增加的信息传递效应不如股利减少；在公告日前后市场出现了超额交易量；红利公告对市场交易量的影响方向与市场价格的波动方向一致。俞乔等（2001）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相比，不仅考察了股利公告对股价的影响，还考虑了对交易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公告日前后市场出现了超额交易量；股利公告对市场交易量的影响方向与市场价格的波动方向一致，但它对前者的影响更为持续和显著。孔小文等（2003）不仅研究了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还研究了股利的信息内涵。他对股利信息内涵的研究结果表明，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的未来盈利情况好于不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包含了公司对未来盈利水平的预期。
（2）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在进行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使用的最大的样本区间用了5年的数据，而绝大部分研究者的样本数据区间只有1年，样本数据区间过短，就很难全面研究我国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和动因。各位学者采用了多种方法来研究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如：多元线性回归法、因子分析法、分类统计法、单因素法、普通最小二成法、Logit模型、logistic逐步回归法、Tobit模型等等。赵春光等（2001）、赖建清等（2002）使用了Logit模型。刘星等（1997）、吕长江等（1999）、陈炜等（2002）采用了主成分因子分析法。
刘星等（1997）发现影响现金股利策略的因素及其重要性排序为：公司投资价值因素、公司盈利能力因素、公司长远发展信心因素、公司资产流动性因素。杨淑娥等（2000）发现现金股利主要受货币资金余额和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两因素影响，并与它们正相关。赵春光等（2001）发现规模越大的公司越有可能分配现金股利，而分配股票股利的公司更有可能不分配现金股利。李志彤等（2001）认为现金股利主要受净利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等因素影响。陈炜等（2002）发现影响现金股利派发的因素主要有9个，按所含的信息量排序，分别为：利润增长率、市盈率、EPS增长率、系统风险、市价、行业是否为综合类、流通股比率、每股现金流量、应收账款周转率。刘淑莲等（2003）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决策当期的每股收益和资产规模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与非流通股比例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王咏梅（2003）认为盈利能力强和现金状况充足的公司更有能力以现金状况方式回报股东，国家股股东比法人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更偏好现金股利。
刘星等（1997）发现影响股票股利策略的因素及其重要性排序为：公司投资价值因素、公司长远发展信心因素、公司资产流动性因素、股市风险变化因素。杨淑娥等（2000）发现股票股利主要受总股本大小、流通股比率和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三因素影响，其中与总股本负相关，与其它两因素正相关。赵春光等（2001）认为是否分配股票股利与股权集中度、是否分配现金股利和资产负债率存在显著关系，股权集中度越高和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更有可能不分配股票股利，而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就越可能分配股票股利。李志彤等（2001）发现股票股利主要受总股本大小、流通股比率、每股盈余等因素影响，并与总股本数、流通股比率呈负相关关系，而与每股盈余呈正相关关系。陈炜等（2002）发现影响股票股利派发的因素主要有4个，按所含的信息量排序，分别为：市盈率、市价与净资产比率、EPS、每股现金流量。王咏梅（2003）认为规模小、流动比率低、投资机会多、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多、行业特性为信息技术业和房地产业的公司采取送股方式分配股利的概率更高。
29
魏刚（2000）发现国家股和法人股比例越高，股票股利的支付水平越低。这与吕长江等（1999）的结论相同。每股收益与股票股利支付水平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上市公司当年度每股收益越高，其股票股利的支付水平也越高。赵春光等（2001）发现每股股票股利主要受净资产收益率、是否分配现金股利、每股净资产和企业规模的影响；每股现金股利主要与股票价格、市盈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和是否分配股票股利有关。
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主要受到公司盈利能力、经营状况、现金状况、公司规模、流动能力、行业特性、投资机会、股东意愿等诸因素的影响。而在上述研究结论中不一致的方面主要有：杨淑娥等（2000）发现股票股利与流通股比率正相关，而李志彤等（2001）却发现股票股利与流通股比率呈负相关关系；刘淑莲等（2003）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非流通股比例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王咏梅（2003）认为国家股股东比法人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更偏好现金股利；吕长江等（1999）发现公司的规模越大，股利支付水平就越高，而赵春光等（2001）发现规模较大的公司则会分配较少的股票股利。
虽然上述文章都对中国的股利政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都存在若干缺陷：
第一，大部分研究都只局限于对股利宣告引起的市场反应，没有进一步探讨股利宣告与公司未来收益之间的关系。只有魏刚（1999）在研究股利宣告的基础上，重点研究股利所包含的信息内涵，即持久盈利。孔小文等（2003）研究了股利的信息内涵。
第二，它们所采用的样本期间过短。大多数的研究者只用了1至3年的股利分配方案作为研究样本，这种仅依据短期的主观抽样的分析结果而推出整个股票市场行为的结论显然存在较大的偏差，缺乏可信度。只有对股市初始交易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公司红利现象加以考察，才有可能全面与准确地把握上市公司的红利政策对股价的影响。
第三，这些研究没有区分股利公告效应与盈余公告效应。例如魏刚（1998）用年报作为传递股利消息的公告，这存在极大的混淆。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年报是公司公布众多相关信息的重要报表，其中能引起公司股价波动的信息有年度实现的利润数据、财务指标、分配预案及其他重大事件，如收购、兼并、法律诉讼和关联交易。年报公布后市场出现的异常收益有可能是其中一种或几种信息，甚至是全部信息的同时披露所引起的。因此，我们很难认定年报公布之后的市场异常收益必然就是市场对分配方案的反应。
5．盈余管理
蒋义宏（1998）以沪深股市744家上市公司公布的1997年度每股盈余（EPS）和净资产收益率（ROE）为样本，研究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蒋义宏通过简单的统计描述得出结论：上市公司存在着利润操纵现象，且他们的利润操纵行为与“保牌”和“配股”相联系。蒋义宏、魏刚（1998）进一步对上市公司1993至1997年各年的ROE分布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验证了他们的猜测：上市公司对ROE进行操纵是为了满足配股的条件。
陆建桥（1998）研究了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研究结果显示，亏损公司样本净利润和中位数在出现亏损前年份基本呈直线下滑趋势，其主营业务利润也呈下滑趋势，但出现亏损后，公司经营业绩回升，并在三年内（一至两年）实现扭亏为盈。
孙铮、王跃堂（1999）研究了资源配置与盈利操纵问题。他把我国上市公司分成四类：亏损样本、微利样本、刚达线样本、正常样本，通过四类样本的净资产收益率与营业利润和非营业项目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比较后得出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亏损样本、微利样本、刚达线样本与正常样本有着明显差异，具有盈余操纵的特征。其中亏损样本中，公司存在依据营业状况，操纵非营业性项目的损益，有意地做大亏损，为明年扭亏为盈做准备的倾向。微利公司中存在依据营业状况，对非营业性项目的损益进行调节，弥补营业性的亏损，人为“扭亏为盈”的倾向。在刚达线样本中，确实存在不是依赖营业状况，而是借助于调节30
非营业性项目的损益，如推迟确认费用和损失，进行挂账处理等挤入配股资格线的情况。
陈小悦、肖星等（2000）研究了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之间的关系。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上A股上市公司的最重要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10%现象。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ROE在10%-12%的公司存在明显的调高利润的操纵行为，而ROE在5%-9%和12%以上的公司没有明显的操纵利润的倾向。
肖虹（2001）研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实行控股股东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因为连续三年未能配股而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控股股东盈余管理是在控股股东控制下，主要通过非主营业务项目的管理而实现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越集中，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越多，则越有可能与控股股东进行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
从总体上看，我国会计学者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不管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尚有很大的差距。从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来看，研究的范围较为狭窄，主要涉及到我国特殊的证券市场环境所特有的问题（如配股资格、保牌停牌等中国特有的问题），也有学者采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用国外成熟证券市场中已经验证过的问题和方法对我国的证券市场进行研究，如田丰、周红（2000）的研究成果。就研究的深度来看，从最初蒋义宏的研究到后来陈小悦、陆剑桥等人的研究成果，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各个方面的限制，不论从所使用的模型还是从研究方法的使用来看，都还比较简单，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6．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长期资金筹集来源的构成及比例关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一般主要是两种做法：一为资本结构的经济效果研究；二为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1）资本结构的经济效果。关于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章的样本都不大，均选取了30-50家公司作为研究的样本。最多的样本观测值超过1000个，一般在100多个。分析的时间段从1993年到2001年都有学者选择，时间段长度最短3年，最长8年。样本选择的分析时间段如果过短的话，就不能依此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而只能得出一个分时间段的结论。关于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章都采用了资产负债率来代表资本结构，但在选择何种指标作为衡量公司绩效时，学者们选择了不同的指标。张佳林（2003）把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评价上市公司业绩的主要指标，并配以每股收益来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杨亚达（2002）也认为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指标比较准确和全面，但考虑在1996年前无净资产收益率的统计数据，因此选择资本收益率作为衡量国有企业获利能力的指标。而廖勇（2002）认为企业绩效的变化会影响股票的波动，而净资产收益率不能反映这一变化，托宾Q则包含了企业股票的价格波动因素，因此选择了托宾Q作为企业绩效的指标。
在研究方法和模型的选择上，学者们都采用了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但杨亚达（2002）还采用了一元非线性回归方法，对一元线性回归结果进行补充和比较。张佳林（2003）为了进一步探求样本公司的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还采用了另一个绩效指标——每股收益，来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
杨亚达（2002）和廖勇（2002）对国有钢铁公司和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结论都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不能起到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债务比例的增加而公司的绩效却下降。这与经典理论及国外大多数实证结果发生冲突。而且与之矛盾的是，张佳林（2003）对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结论发现：净资产收益率与资产负债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适当增加负债筹资可以提高公司绩效。并且每股收益与资产负债率有正的线性相关关系。这与杨亚达（2002）和廖勇（2002）的结论恰恰相反。并且杨亚达（2002）通过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一元非线性回归模型的比较发现：非线性模型所反映的资本收益率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更符合实际，而且更符合资本结构理论模型所反映的资本收益率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企业负债水平高低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并非呈简单的线性关系。
（2）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绝大部分关于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都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31
而洪锡熙等（2000）采用了和大部分学者不同的方法——列联表行列独立性的卡方检验。与多元回归方法相比，采用卡方检验有两个好处：一是免受多重共线性之困扰。由于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各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二是不必担心异方差现象。
陆正飞和辛宇（1998）对影响资本结构的公司特征方面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时应尽量控制行业因素；就1996年沪市机械及运输行业而言，获利能力对资本结构有着显著影响，它们是负相关的；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等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甚显著；获利能力、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等四个因素对长期负债比率的影响均不甚显著。
林钟高等（2002）的研究结果发现：行业是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时，应该尽量控制行业因素。而洪锡熙等（2000）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企业负债比例与行业类型是相互独立的。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比例不因行业的不同而呈现差异。绝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发现：公司的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负相关。即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其内部积累能力也强，从而也就不太需要通过债务融资。但只有洪锡熙等（2000）通过对沪市1997年221家工业类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负债比例与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即盈利能力愈强，就愈能承受较高的负债水平。对于成长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程度，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发现：商业类、纺织行业、钢铁行业的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与资本结构正相关；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业、工业类、电子电器行业的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而肖作平等（2002）对深市A股的117家上市公司1996-1998年的实证研究却发现：成长性与债务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不同学者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由于各自选择了不同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及选择了不同的研究时间范围，因此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有的结论甚至恰恰相反。由于企业资本结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融资制度、不同的企业规模、不同的行业以及不同的企业经营理念，其资本结构往往不同。因此，通过分析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不同时期企业资本结构的特点，找出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和融资结构的规律也就成为企业资本结构研究的重点。
7．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
为了验证我国证券市场对被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的股票究竟是如何反应的，李增泉（1999）将研究样本公司按其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形成原因分为七类，然后又严格抽取了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作为相应的控制样本，并分别计算了各样本公司股票在年报公布日及其前后各20个交易日的平均超额报酬率和平均累积超额报酬率，通过将研究样本与控制样本的比较和研究样本中七类审计意见形成原因不同的公司的比较，来验证市场对审计意见的具体反应。李增泉的研究结果表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的股票与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的股票，在年报公布日前后有不同的市场表现，审计意见会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类型的非标准审计意见会引起不同的市场反应，但投资者对其影响程度进行严格区分、进而指导其投资决策的能力还不强。单鑫（1999）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市场对1997年年报审计意见的反应，发现股票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有显著的负反应。
陈梅花（2000）以1995-1999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审计意见对股票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未能找到充分的实证证据支持我国证券市场中审计意见具有信息含量。陈晓、王鑫（2001）运用超额收益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对1998年年报保留审计意见的反应。与以前的研究发现不同，市场对1998年年报保留审计意见没有明显的负反应，即我国资本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公告的反应尚不具一致性。
我国对审计意见的研究，早期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结合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审计意见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和解释，但对于市场反应的研究很少。从李增泉开始才有了对市场反应的研究。近几年发展很快，32
主要采用超额收益法和回归分析法进行市场反应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我国股票市场对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也不具有一致性。
8．资产重组与购并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作为证券市场上的热点问题，一直受到投资者的关注。资产重组或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研究资产重组事件发生后证券市场的反应，使用超额收益法（AR），通过计算资产重组公告发布前后某段时间（事件窗口期）公司的累积超额收益（CAR），即窗口期实际收益与假定无公告影响时公司股票的预期收益之间的差，来反映资产重组的绩效。研究的角度是股东财富的变化。另外一类是通过建立一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一定的财务指标，通过考察事件发生前后指标变化来评价事件的影响。我国目前基本采用后一种方法。在使用第二种方法时，部分研究采用了单一的综合性指标，有的选取了具有代表性指标建立指标体系。
（1）资产重组与购并的市场反应。陈信元、张田余（1999）运用方差模型检验的结果证明，在重组公告日公司股票的价格确实出现了波动，说明市场对资产重组有一定反应。采用超额收益模型分别检验各种重组形式的市场反应时，得到了不同的效果：股权转让、资产剥离和资产置换类公司的股价在公告前呈上升的趋势，随后逐渐下降，有的甚至降到比重组前还要低的水平；兼并收购类公司市场反应与其他重组方式不同，在观察的窗口内没有显著的非正常报酬，即股价没有出现明显波动，市场对公司的兼并收购并没有反应。高见、陈歆玮（2000）研究发现资产重组在公告前被视为利好消息，但消息公告后迅速大幅消化，并且短期股价波动并非长期收益预期的反映。梁岚雨（2002）认为中国公司的并购影响与西方理论界对并购的实证分析结论不一致。市场对中国公司的兼并收购反应冷淡，对此类行为并无正的评价。于光、杨荣（2000）发现在购并中，目标企业的价值上升，购并企业的价值不会上升，基本维持不变，目标企业可以从企业购并中获得增值，而购并方不会从购并中得到好处。
（2）资产重组或并购与公司长期绩效。原红旗和吴星宇（1998）以1997年所有重组的公司为样本，比较了公司重组前后的四个会计指标，发现重组当年公司的每股盈余、净资产收益率和投资收益占总利润的比例比重组前一年有所上升，而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会计指标变动的幅度与公司重组的方式以及重组方的关联关系有关。王跃堂（1999）把重组公司的业绩变化与非重组公司的业绩变化进行比较，发现资产重组效果就总体而言是明显的，重组公司业绩下滑的平均幅度明显小于未重组公司，这是资产重组方兴未艾的重要原因。就重组动机而言，关联方资产重组较非关联方资产重组有更为明显的操纵财务报告业绩的倾向。就重组方式的运用而言，关联方资产重组采用资产置换的比例远高于非关联方资产重组，而收购兼并、参股投资运用的比例却又远小于非关联方资产重组。陆玉梅（2003）以2001年沪市A股为例，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均值检验方法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结果显示，重组与未重组上市公司的业绩无显著性差异，但关联方资产重组的绩效显著好于非关联方资产重组的绩效。公司的资产重组应该是一种长期的经济活动。以上作者只是研究了重组当年公司业绩的变化，没有对重组以后年度的业绩加以考察。此外，这些研究只是从会计计量的角度反映了资产重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证明公司的业绩因资产重组而得到提升。
9．会计国际协调
关于会计国际协调的文献一般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的：
（1）从会计准则内容差异和执行结果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该类研究的特点在于，以不同准则下的会计数字差异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差异程度和变化趋势，并具体分析造成该差异的会计准则或制度。在国内采用该角度进行国际会计协调研究的文献是一个主流，如李树华（1997），李东平（2000），徐经长、姚淑瑜、毛新述（2003）和王立彦、刘军霞（2003）。其中，除王立彦、刘军霞（2003）选择了H 股公司的会计盈余差异作为研究对象而有所区别外，其余的文献均采用了B股公司的会计盈余差异作为研究对象。
33
李树华（1997）以1996 年同时发行A 股和B 股的沪深两市76 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比较样本公司的境内外报告。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用差异率勾勒出深市、沪市以及总体的现状；然后通过差异因素的比重分析，查找存在的差异分布；进而追根溯源，具体分析了差异形成的原因。李东平（2000）通过研究B股市场建立以来，B股公司境内外报告的净利润差异的演变过程和趋势，进而分析各差异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B 股公司境内外报告的净利润差异从总体上讲在逐年下降，但只在新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实行以后，差异的下降才通过了Wilcoxon检验和Median检验。徐经长、姚淑瑜、毛新述（2003）选择2000-2002年A、B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双重披露差异，依次进行了新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分析、新旧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之比较分析和深沪两市国际协调之比较分析。
（2）从境内外会计报告的信息含量来研究。这类研究的特点在于采用某些会计项目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考察了按照不同会计准则提供的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股价相关性。如潘琰、陈凌云、林丽花（2003）综合运用了会计盈余差异、会计盈余和账面净资产等自变量，通过事件研究法和关联研究法来检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会计盈余数字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盈余数字相比，哪个更具有决策有用性。
三、小结
我们回顾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我国实证会计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近年来在实证会计研究上我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进步，不仅表现在其所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而且表现在对某些问题分析的逐渐深入。初始阶段的各项研究成果从各个角度介绍、引进和评价了实证会计研究，使我国的读者对实证会计研究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1994年之后，陆续出现资本市场有效性、会计盈余数字的有用性等方面的研究。1997年以后，盈余管理、会计政策选择、审计领域等问题，财务领域中的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股利分配、财务预警等方面的实证研究都在逐年增加。从资本市场有效性、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研究到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研究，再到公司治理研究，这是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发展的基本轨迹。可见，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在包括财务、会计、审计的各个领域都有实证研究的成果出现。
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还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
（1）实证研究在选题方面大都集中于可以取得经验数据的一些财务会计问题，但对一些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却很少，甚至从不涉及。目前中国的多数实证会计研究直接模仿西方的理论、假设、模型等，代入中国的数据进行验证得出结论，而忽略了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国外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对实证会计研究结果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导致研究结果与中国现实情况相背离，所以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理论和模型，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2）一些实证研究文章缺少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没有提出假设，直接就选取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这样做，缺少理论的指导，缺乏严密的推论，只是流于形式上的实证检验，有悖于实证会计研究的宗旨。
（3）有些文章对前人已有的研究结论用相同的或类似的方法再论证一遍，就某一问题进行简单重复的实证研究，不具有创新性和指导意义。
（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相比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如对于具体某项会计准则相关的问题研究总是在会计准则公布之后若干年，确切地说总是等到有足够的样本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时才能得以实施。
（5）实证会计研究过分强调模型化和定量化，由于忽略某些想当然是次要的因素，结果有时会导致研究对象过于简化和研究的系统性偏差。
（6）实证会计研究所采用的一些概念，如政治成本和契约成本等还无法进行明确的定义并加以量化，只能用粗略的替代变量来表示。但是这些替代变量是否能够很好地表示这些概念，值得进一步思考。
（7）在进行实证研究时，所做模型大部分是线性模型。假定的线性模型缺乏依据，各个变量之间是34
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实证研究
否确实存在线形关系还是个未知数。在现实中，由于存在诸多不定因素，导致许多相关变量并非呈线性关系，在非线性模型上涉足得较少。
（8）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至今不过短短的十几年，所以能够利用的数据也很有限，可供研究的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不够大，研究成果普遍存在选择的样本数据时间过短的缺点。且实证会计研究通常是在对会计资料进行随机抽样以后，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其研究结果往往与会计活动总体的真实情况有着一定的偏差，很难真正代表总体。
（9）实证会计研究结果缺乏重大的研究发现。对某些领域的实证会计研究，不同的学者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到底谁对谁错，值得进一步研究。
总之，虽然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还存在着种种问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它无疑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忽视的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果，异军突起的实证会计研究得到了许多人的大力推崇。今后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参考文献1：
1．葛家澍、陈少华：西方国家的实证会计理论，财会通讯，1988（10）
2．（美）瓦茨、齐默尔曼著，黄世忠等译：实证会计理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3．蔡春：我国实证会计研究评述，会计之友，2003（12）
4．谢福泉、王振岫：实证会计：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现代管理科学，2003（9）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Chinese Accounting Empirical Research
Wenxian Zhang Yu Mao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accounting empirical research during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fields of Chinese accounting empirical research include: the efficient market, the choice of accounting policies, financial crisis warning, stock dividend policy, earnings management, capital structure, auditing opinions, asset reorganization and merger,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harmonizat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some basic essential factors of Chinese empirical research such as hypothesis, sample and data, methods, conclusion and so on. We fin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accounting empirical research in order to make up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normative research.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has some limitations:
(1) Some Chinese accounting empirical articles directly select samples and data to test without literature reviews, theory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2) The time of selected samples is short; (3) Some articles cursorily utilize variables to represent certain concepts; (4) Most of the models are linear models; (5) Some researches focus on model and fix quantify, sometimes neglect some factors; (6) Most researches lack great findings, and some conclusions are even opposite.
Key words: accounting empirical research; research conclusion
（责任编辑：何剑锋、罗玲） 1 本文原稿的参考文献列示了1988-2003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共计472项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予一一列出。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