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的生命长河中，除极少数寿星外，充其量有三个30年可以流动。当本人走过第二个30年的时候，按说应该退休颐养天年了，但命运的奇异安排使我在退休之年又有了一个工作机会，于是就把本人原来计划在退休后出版一本纪念银行从业27年的文集一事再延后了3年。到2012年初，本人银行从业整整30年的日子终于来临，我想应该是了结这桩心愿的时候了。趁着正式步入退休行列的空闲时光，就把前30年来撰写的各类文章进行了大致整理。从1983年起的每个年份中各选出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编辑成目前的这本文集。原本想取名为《难以忘却的纪念》，后来一想，还是扣住30周年这个日子更贴切一些，于是就把它定为《笔耕三十年，书香润心田》。
说起来在本人的工作生涯中，我的工龄是从1968年11月上山下乡时起算的，连头带尾计算迄今已有45个年头。在这45年里，“工农兵学商干”这六个行业我都经历过，但从业时间最长的还是从商——即在商业银行工作，包括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整整30年。这是人生中最宝贵的第二个30年。如果说第一个30年是学文化、打基础、塑人格、学本领的话，第二个30年就是求生活、尽本分、建家园、做贡献的30年。
从1982年1月正式走出大学校门到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工作，以及2008年12月正式到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工作至2012年1月离任，我在中国最大目前也是全球盈利最多的两家银行度过了30个春夏秋冬，前后30周年，接近11000天，不长也不短。从加入建行第一天算起，可以说就赶上了中国银行业30多年改革发展的整个进程，其中有起伏，有喜悦，有苦辣，也有酸和咸。其实刚刚走进建设银行的我，那时已经不年轻，而是一个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中年人了。从刚出校门、不谙业务的一般科员做起，直到担任当今世界上拥有多项第一的中国工商银行董事，虽然说不上有功成名就的显赫业绩，但也有今生无愧无怨无悔的些许安慰。其中，最令本人欣慰和骄傲的是，在这30年里，我没有愧对父母的希望，没有辜负本人姓名中“锡文”（习文）的名声，在兢兢业业完成好本职工作之余，写下了四百多篇各种论文、文章，其中公开发表的就有300余篇。迄今，本人已经公开出版了6部论文集和1部工作日记汇集，此外还组织和参与编撰了多部银行业《业务手册》、金融业《投资年鉴》和专业培训教材。这是自我感觉最有充实感和成就感的地方。因为其他的名誉财产地位都不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减值，而只有这些作品或许还可以流传后世接受社会读者的检验和批评，至少可以给自己的家人、亲友、同学等留下值得睹物思人的墨宝书刊。许多同事朋友包括家人都曾惊叹我是个论文“高产作家”，还有人问过我为何这么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现在说出谜底也不怕有人笑话。其实我在从业当初写出第一篇文章投稿，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因为手头拮据。记得1983年《投资研究资料》发表我第一篇文章后给予我的稿费是34元，虽然现在看来无足挂齿，但当时却相当于我一个月工资的60%。那可以说是一笔不少的酬劳了。当时与家人是分居两地，工作之余闲着也是闲着，又不像现在这样有电视看或可上网，就利用休息时间写写文章，既是出于兴趣，更是工作需要，附带还可以增加点收入，聊补家用，何乐而不为。本人不嗜烟酒，也无黄赌毒等恶习，闲暇或工作之余除了下下围棋、打打扑克外，就是看书写作，每次收到一笔稿费告知家人或给她们买点小礼物后，她们都很高兴，也从不让我操劳家务，可以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为国家和单位效力。
从1982年2月到2008年9月，我在建设银行服务了27个年头，经历了五六个部门的十多个岗位，其间还两度被交流到分行任职，可以说我是同期入行人员中转岗最多者之一，也是早期成长进步最快的人员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建设银行，承担着代理国家财政基本建设预算管理的财政职能，记得我的第一次出差，是1982年5月陪着总行一名副行长到沈阳去调查预算外资金管理的事。因为是初来乍到，第一次出差报告是由调研室主任和其他两名老同志执笔完成的，我只承担誊写和记录等工作。但从1983年起我就开始陪行、部领导或自己带着其他新同志出差了。记得1983年秋参加建设银行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投资概算执行情况的调查时，自己尽管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但在此前老同志们言传身教的熏陶下，还是发现了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同本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从成就中看不足》，就是当时本人对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一期、二期概算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后改写的。此项调查受到总行领导和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1983年年底，建设银行还把当年进行调查的几十个重点项目概算执行情况进行综合汇总，写出一期《情况反映》向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如当时的国家计委）等汇报。本人参与了该项调查报告的草拟工作。在1984年年初的国家计划会议上，建设银行的这份报告经过改写后还作为会议《参阅材料》印发与会人员学习参考。因为参与了报告改写工作，这是自己首次感受到工作有成就的滋味。
在参加建设银行工作后的第一个十年，由于建行机构升格、职能调整，我从1984年5月起开始从事财政预算内投资管理工作，这是建设银行代行财政职能的一项核心管理工作，虽是代理，实为建设银行的主业，因为建设银行就是靠这一看家本领生存发展壮大的，尽管历经“三起两落”，如果当时建行没有这方面别人难以替代的本事，建设银行也就没有如今的兴旺辉煌了。在那十年里，我曾就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的“拨款改贷款”、支出预算管理、自筹资金管理、财务决算管理、基本建设基金制改革、财政贴息管理、建设银行贷款发放、国家专业投资公司管理、长期信用银行体制建设等问题写了数十篇工作研究报告和理论分析文章，给国家有关部门、总行领导同志提供了许多有实用价值和前瞻分析的建议和参考意见，也因此而得到很多领导对我的器重、信任、关心和赏识。回想起来，我的第一个十年可以说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从1982年任总行一般科员起，经历副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直到1992年11月成为分管财政投资管理职责的总行计划部副主任，仅仅只用了十年时间。在同期入行的几十名同事中，可以说是进步最快者之一。不是乐于事必躬亲，而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自1995年8月到建设银行新成立的信用卡部任主任（后改称“总经理”）起，包括其后于1999年任职的信贷风险管理部、2005年任职的合规部等部门，我都是为该部门奠基创业的第一人。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也没有别人成功的经验可以模仿借鉴。因此，从就职总经理的第一天起，我都在为新任职组建部门打基础、建制度、立规矩、寻门道、配处室、塑人才等事劳心费神，有时真的是到了食不甘味、夜不能眠的程度。令人欣慰的是，自己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在不同部门、岗位上带出了几十名担任着银行部门副总经理和分行副行级以上职务的中高级管理人才。走过30年的银行生涯，写过数百篇的理论实务文章，也获得过几十个不同名目的奖项，纵使有个人的努力，但更多的应归功于我们身处的这个伟大时代。我把这三十年于我分为三个阶段，大约十年为一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与我所服务过的大型商业银行的成长历程还是比较吻合的。颇有“十年一巨变，十年一重天”的感觉。
第一个阶段属于国家专业银行时期，以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体系中分立出来算起到1994年4月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止。可谓“第一重天”——即国家专业银行的“天”。在此阶段，工商银行主管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农业银行主管粮食和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中国银行主管外贸进出口企业的外汇资金、建设银行主管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基建资金等。本人从服务与管理国家重点建设资金中获得了不少体验，增长了不少见识，也写出了上百篇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与投资计划、预算执行、自筹管理、财政管理、建贷经营等相关的。但也有一些文章与当时的大政时局密切相关。如1992年撰写的关于“中国有没有长期投资银行”、“完善中国长期信用银行体制的思考”等文章，对于建设银行1994年在将政策性贷款业务移交到新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后仍能单独存在和继续发展，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理论正名或实证研讨作用的。
第二阶段是从1994年4月四大银行转制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起到2003年底国家第二次给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注入外汇资本金各225亿美元止，是中行、建行从专业银行转制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阶段，可谓“第二重天”——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天”。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吃财政“大锅饭”，则第二阶段就是吃财政独资的“救济饭”，因为第二阶段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四大银行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经历了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经历了国家财政发行特别国债的第一次注资（补充资本金2700亿元）；经历了1999年～2000年的第一次不良资产剥离（剥离不良资产总额13939亿元）；经历了21世纪初所谓 “新千年”电子计算机技术魔咒、美国遭遇“9·11”事件、美国发生安然、世界通信公司等丑闻、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悲喜事件的冲击等，四大银行一度已被西方一些国际组织定性为濒临“技术上破产”。正是在这个最困难的阶段，本人从分行被召回总行，担任了建设银行信贷风险管理部总经理，亲自参与和组织完成了建设银行第一次不良资产剥离的工作（剥离不良贷款2760亿元）。本人与刚刚组建的信贷风险管理部的20多位同事以及从分行借调的10多位同事一道，完成了这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艰巨工作。自此之后，本人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感受可以说比其他同事更为深刻和敏感，对提高信贷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增加商业银行效益（简称“提质降比增效”），争取办成一个好银行充满了责任感、使命感，也倾尽了自己的心血、汗水、脑力、智慧和情感。本文集第二部分收录的10篇文章中，有6篇文章与信贷风险管理切切相关，但这些也仅仅是一个缩影和点缀。细算起来，关于风险管理的文章（包括后期的合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建设），本人可能撰写、发表了近百篇，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2003年我的第一部文集就定名为《走近风险管理》。值得欣慰的是，在2009年4月，中国风险管理者联谊会授予本人《中国风险管理特别贡献奖》，虽然这只是一个民间奖项，毕竟“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第三阶段是从2004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起到现在（2012年），由于还不到10年时间，可以说这个阶段尚未完结，属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阶段，是谓“第三重天”——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天”。第三阶段的国有控股与第二阶段的国有独资在概念上和管理上是不尽相同的。第二阶段的国有独资，名义上商业银行资本金全部由国家财政拨给，但有些资本金是不实的（或者说是已经消耗完了、不复存在了），有的只是个记账符号，财政部并不直接履行国家股东和出资人代表的职责，属于国有产权管理人“空置”阶段。商业银行是抱着有“金色花边”的空饭碗“要饭吃”。而第三阶段的“国有控股”，不仅国家出资是实打实的，而且股东角色地位鲜明，出资人或出资人授权代表的管理身份非常确定，使第二阶段“空置”的国有资本产权管理人的位置有了实实在在的受托人、看管人和执行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不再是“要饭吃”而是要自己“找饭吃”、“造饭吃”，还要给股东和投资者“分饭吃”（利润分红）。有幸的是，在第三阶段本人除了在建行甘肃分行亲历改制改革的阵痛外，还在建行上市前夕担任了新组建的合规部总经理，在合规风险管理上与国际标准率先接轨，在四大银行中也是独树一帜。此外，虽因年龄到限而退休，却又赶上市场招聘的良机，来到国家对四大商业银行出资的出资人代表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作为中投（汇金）公司委派的人员到中国工商银行担任了非执行董事。这个角色的变换是突如其来的，但也可能是天助人愿的。在这个阶段本人并没有因为只是一名非执行董事而过清闲日子，还是一如既往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和理智。在任职工行董事的3年时间里，本人殚精竭虑、勤勉尽责，写出数十篇文章和调研报告，并将之汇集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分别是《大型银行公司治理；实践与探索》、《走过董事生涯》。此外，在三年来的一千多个日夜里，自己还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工作日记，现已付梓成书。稍有遗憾的是，第三阶段的时间略微短了点，不然，关于公司治理、董事会建设、风险内控、国际化战略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或实践成果会更丰硕一些。正是出于不甘寂寞的本性，在退出工作岗位后，我还携余力，在2012年上半年写出10来篇文章，也收录在文集中，作为对就职公司和银行的感谢。
按照10年一重天的概念，如今国有控股银行还处于第三阶段中，但本人已进入该解甲归田的阶段。时至今日，本人还有一个心愿尚未完成，那就是在大学期间立下的誓言，“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如今离这个目标还有四五年的时间，所以本人还要继续努力奋斗，矢志不渝，直到目标达成或生命终结。
我相信，在《笔耕三十年，书香润心田》这部文集出版后，它还会激励我继续发挥余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许在我完成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奋斗目标时，第三重天已经走过，我国商业银行又会向第四重天——国际一流金融企业集团进发。衷心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即将跨入的2013年是我挚爱慈祥的母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年。谨以本书献给她老人家！愿她和父亲的在天之灵永远保佑全家健康平安！
2012年8月
（本书由中国金融出版社
于2012年9月出版）
在一个人的生命长河中，除极少数寿星外，充其量有三个30年可以流动。当本人走过第二个30年的时候，按说应该退休颐养天年了，但命运的奇异安排使我在退休之年又有了一个工作机会，于是就把本人原来计划在退休后出版一本纪念银行从业27年的文集一事再延后了3年。到2012年初，本人银行从业整整30年的日子终于来临，我想应该是了结这桩心愿的时候了。趁着正式步入退休行列的空闲时光，就把前30年来撰写的各类文章进行了大致整理。从1983年起的每个年份中各选出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编辑成目前的这本文集。原本想取名为《难以忘却的纪念》，后来一想，还是扣住30周年这个日子更贴切一些，于是就把它定为《笔耕三十年，书香润心田》。
说起来在本人的工作生涯中，我的工龄是从1968年11月上山下乡时起算的，连头带尾计算迄今已有45个年头。在这45年里，“工农兵学商干”这六个行业我都经历过，但从业时间最长的还是从商——即在商业银行工作，包括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整整30年。这是人生中最宝贵的第二个30年。如果说第一个30年是学文化、打基础、塑人格、学本领的话，第二个30年就是求生活、尽本分、建家园、做贡献的30年。
从1982年1月正式走出大学校门到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工作，以及2008年12月正式到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工作至2012年1月离任，我在中国最大目前也是全球盈利最多的两家银行度过了30个春夏秋冬，前后30周年，接近11000天，不长也不短。从加入建行第一天算起，可以说就赶上了中国银行业30多年改革发展的整个进程，其中有起伏，有喜悦，有苦辣，也有酸和咸。其实刚刚走进建设银行的我，那时已经不年轻，而是一个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中年人了。从刚出校门、不谙业务的一般科员做起，直到担任当今世界上拥有多项第一的中国工商银行董事，虽然说不上有功成名就的显赫业绩，但也有今生无愧无怨无悔的些许安慰。其中，最令本人欣慰和骄傲的是，在这30年里，我没有愧对父母的希望，没有辜负本人姓名中“锡文”（习文）的名声，在兢兢业业完成好本职工作之余，写下了四百多篇各种论文、文章，其中公开发表的就有300余篇。迄今，本人已经公开出版了6部论文集和1部工作日记汇集，此外还组织和参与编撰了多部银行业《业务手册》、金融业《投资年鉴》和专业培训教材。这是自我感觉最有充实感和成就感的地方。因为其他的名誉财产地位都不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减值，而只有这些作品或许还可以流传后世接受社会读者的检验和批评，至少可以给自己的家人、亲友、同学等留下值得睹物思人的墨宝书刊。许多同事朋友包括家人都曾惊叹我是个论文“高产作家”，还有人问过我为何这么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现在说出谜底也不怕有人笑话。其实我在从业当初写出第一篇文章投稿，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因为手头拮据。记得1983年《投资研究资料》发表我第一篇文章后给予我的稿费是34元，虽然现在看来无足挂齿，但当时却相当于我一个月工资的60%。那可以说是一笔不少的酬劳了。当时与家人是分居两地，工作之余闲着也是闲着，又不像现在这样有电视看或可上网，就利用休息时间写写文章，既是出于兴趣，更是工作需要，附带还可以增加点收入，聊补家用，何乐而不为。本人不嗜烟酒，也无黄赌毒等恶习，闲暇或工作之余除了下下围棋、打打扑克外，就是看书写作，每次收到一笔稿费告知家人或给她们买点小礼物后，她们都很高兴，也从不让我操劳家务，可以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为国家和单位效力。
从1982年2月到2008年9月，我在建设银行服务了27个年头，经历了五六个部门的十多个岗位，其间还两度被交流到分行任职，可以说我是同期入行人员中转岗最多者之一，也是早期成长进步最快的人员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建设银行，承担着代理国家财政基本建设预算管理的财政职能，记得我的第一次出差，是1982年5月陪着总行一名副行长到沈阳去调查预算外资金管理的事。因为是初来乍到，第一次出差报告是由调研室主任和其他两名老同志执笔完成的，我只承担誊写和记录等工作。但从1983年起我就开始陪行、部领导或自己带着其他新同志出差了。记得1983年秋参加建设银行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投资概算执行情况的调查时，自己尽管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但在此前老同志们言传身教的熏陶下，还是发现了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同本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从成就中看不足》，就是当时本人对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一期、二期概算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后改写的。此项调查受到总行领导和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1983年年底，建设银行还把当年进行调查的几十个重点项目概算执行情况进行综合汇总，写出一期《情况反映》向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如当时的国家计委）等汇报。本人参与了该项调查报告的草拟工作。在1984年年初的国家计划会议上，建设银行的这份报告经过改写后还作为会议《参阅材料》印发与会人员学习参考。因为参与了报告改写工作，这是自己首次感受到工作有成就的滋味。
在参加建设银行工作后的第一个十年，由于建行机构升格、职能调整，我从1984年5月起开始从事财政预算内投资管理工作，这是建设银行代行财政职能的一项核心管理工作，虽是代理，实为建设银行的主业，因为建设银行就是靠这一看家本领生存发展壮大的，尽管历经“三起两落”，如果当时建行没有这方面别人难以替代的本事，建设银行也就没有如今的兴旺辉煌了。在那十年里，我曾就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的“拨款改贷款”、支出预算管理、自筹资金管理、财务决算管理、基本建设基金制改革、财政贴息管理、建设银行贷款发放、国家专业投资公司管理、长期信用银行体制建设等问题写了数十篇工作研究报告和理论分析文章，给国家有关部门、总行领导同志提供了许多有实用价值和前瞻分析的建议和参考意见，也因此而得到很多领导对我的器重、信任、关心和赏识。回想起来，我的第一个十年可以说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从1982年任总行一般科员起，经历副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直到1992年11月成为分管财政投资管理职责的总行计划部副主任，仅仅只用了十年时间。在同期入行的几十名同事中，可以说是进步最快者之一。不是乐于事必躬亲，而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自1995年8月到建设银行新成立的信用卡部任主任（后改称“总经理”）起，包括其后于1999年任职的信贷风险管理部、2005年任职的合规部等部门，我都是为该部门奠基创业的第一人。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也没有别人成功的经验可以模仿借鉴。因此，从就职总经理的第一天起，我都在为新任职组建部门打基础、建制度、立规矩、寻门道、配处室、塑人才等事劳心费神，有时真的是到了食不甘味、夜不能眠的程度。令人欣慰的是，自己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在不同部门、岗位上带出了几十名担任着银行部门副总经理和分行副行级以上职务的中高级管理人才。走过30年的银行生涯，写过数百篇的理论实务文章，也获得过几十个不同名目的奖项，纵使有个人的努力，但更多的应归功于我们身处的这个伟大时代。我把这三十年于我分为三个阶段，大约十年为一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与我所服务过的大型商业银行的成长历程还是比较吻合的。颇有“十年一巨变，十年一重天”的感觉。
第一个阶段属于国家专业银行时期，以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体系中分立出来算起到1994年4月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止。可谓“第一重天”——即国家专业银行的“天”。在此阶段，工商银行主管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农业银行主管粮食和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中国银行主管外贸进出口企业的外汇资金、建设银行主管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基建资金等。本人从服务与管理国家重点建设资金中获得了不少体验，增长了不少见识，也写出了上百篇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与投资计划、预算执行、自筹管理、财政管理、建贷经营等相关的。但也有一些文章与当时的大政时局密切相关。如1992年撰写的关于“中国有没有长期投资银行”、“完善中国长期信用银行体制的思考”等文章，对于建设银行1994年在将政策性贷款业务移交到新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后仍能单独存在和继续发展，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理论正名或实证研讨作用的。
第二阶段是从1994年4月四大银行转制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起到2003年底国家第二次给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注入外汇资本金各225亿美元止，是中行、建行从专业银行转制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阶段，可谓“第二重天”——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天”。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吃财政“大锅饭”，则第二阶段就是吃财政独资的“救济饭”，因为第二阶段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四大银行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经历了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经历了国家财政发行特别国债的第一次注资（补充资本金2700亿元）；经历了1999年～2000年的第一次不良资产剥离（剥离不良资产总额13939亿元）；经历了21世纪初所谓 “新千年”电子计算机技术魔咒、美国遭遇“9·11”事件、美国发生安然、世界通信公司等丑闻、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悲喜事件的冲击等，四大银行一度已被西方一些国际组织定性为濒临“技术上破产”。正是在这个最困难的阶段，本人从分行被召回总行，担任了建设银行信贷风险管理部总经理，亲自参与和组织完成了建设银行第一次不良资产剥离的工作（剥离不良贷款2760亿元）。本人与刚刚组建的信贷风险管理部的20多位同事以及从分行借调的10多位同事一道，完成了这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艰巨工作。自此之后，本人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感受可以说比其他同事更为深刻和敏感，对提高信贷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增加商业银行效益（简称“提质降比增效”），争取办成一个好银行充满了责任感、使命感，也倾尽了自己的心血、汗水、脑力、智慧和情感。本文集第二部分收录的10篇文章中，有6篇文章与信贷风险管理切切相关，但这些也仅仅是一个缩影和点缀。细算起来，关于风险管理的文章（包括后期的合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建设），本人可能撰写、发表了近百篇，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2003年我的第一部文集就定名为《走近风险管理》。值得欣慰的是，在2009年4月，中国风险管理者联谊会授予本人《中国风险管理特别贡献奖》，虽然这只是一个民间奖项，毕竟“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第三阶段是从2004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起到现在（2012年），由于还不到10年时间，可以说这个阶段尚未完结，属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阶段，是谓“第三重天”——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天”。第三阶段的国有控股与第二阶段的国有独资在概念上和管理上是不尽相同的。第二阶段的国有独资，名义上商业银行资本金全部由国家财政拨给，但有些资本金是不实的（或者说是已经消耗完了、不复存在了），有的只是个记账符号，财政部并不直接履行国家股东和出资人代表的职责，属于国有产权管理人“空置”阶段。商业银行是抱着有“金色花边”的空饭碗“要饭吃”。而第三阶段的“国有控股”，不仅国家出资是实打实的，而且股东角色地位鲜明，出资人或出资人授权代表的管理身份非常确定，使第二阶段“空置”的国有资本产权管理人的位置有了实实在在的受托人、看管人和执行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不再是“要饭吃”而是要自己“找饭吃”、“造饭吃”，还要给股东和投资者“分饭吃”（利润分红）。有幸的是，在第三阶段本人除了在建行甘肃分行亲历改制改革的阵痛外，还在建行上市前夕担任了新组建的合规部总经理，在合规风险管理上与国际标准率先接轨，在四大银行中也是独树一帜。此外，虽因年龄到限而退休，却又赶上市场招聘的良机，来到国家对四大商业银行出资的出资人代表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作为中投（汇金）公司委派的人员到中国工商银行担任了非执行董事。这个角色的变换是突如其来的，但也可能是天助人愿的。在这个阶段本人并没有因为只是一名非执行董事而过清闲日子，还是一如既往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和理智。在任职工行董事的3年时间里，本人殚精竭虑、勤勉尽责，写出数十篇文章和调研报告，并将之汇集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分别是《大型银行公司治理；实践与探索》、《走过董事生涯》。此外，在三年来的一千多个日夜里，自己还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工作日记，现已付梓成书。稍有遗憾的是，第三阶段的时间略微短了点，不然，关于公司治理、董事会建设、风险内控、国际化战略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或实践成果会更丰硕一些。正是出于不甘寂寞的本性，在退出工作岗位后，我还携余力，在2012年上半年写出10来篇文章，也收录在文集中，作为对就职公司和银行的感谢。
按照10年一重天的概念，如今国有控股银行还处于第三阶段中，但本人已进入该解甲归田的阶段。时至今日，本人还有一个心愿尚未完成，那就是在大学期间立下的誓言，“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如今离这个目标还有四五年的时间，所以本人还要继续努力奋斗，矢志不渝，直到目标达成或生命终结。
我相信，在《笔耕三十年，书香润心田》这部文集出版后，它还会激励我继续发挥余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许在我完成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奋斗目标时，第三重天已经走过，我国商业银行又会向第四重天——国际一流金融企业集团进发。衷心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即将跨入的2013年是我挚爱慈祥的母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年。谨以本书献给她老人家！愿她和父亲的在天之灵永远保佑全家健康平安！
2012年8月
（本书由中国金融出版社
于2012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