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寒夜》
一. 关于《寒夜》与作者
《寒夜》的写作开始于1944年的秋冬之际的一个晚上，在重庆防空警报解除后的一两个小时内开始的。小说的情节与作者生活几乎是同时展开的，都是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而小说也正是从空袭警报拉响时开始写起，巴金写完这部小说是1946年12月31日——上海的一个寒冷的夜晚，而《寒夜》的结尾也是以一个寒冷的夜晚结束的。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是一部浸润了巴金巨大血汗和情感的小说，这部作品早期写作中压抑不住的热情迸发变成了愈来愈冷静的客观解剖，作者的主题也愈来愈深刻，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也完全成熟，关于《寒夜》的主题，诚如夏志清与唐小兵所说，描述了爱与痛苦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人类状况和“精神分裂的反英雄”的个人溃败，主人公汪文宣，曾树生夫妇所演绎的正是因为万般无奈中失去的爱，给一个家庭造成的破碎，给一个鲜活的生命的致命一击。
二.《寒夜》的内容简介
文章的开头从汪文宣与妻子曾树生发生争吵，妻子离家出走，汪独自出去躲警报，孤独的漫步街头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开始，汪的心理是懊悔的，懊悔与妻子发生争吵，觉得应该向她道歉，更盼望着回到家时，妻子与母亲一同回来，然而他看到的是母亲一个人，他心里一阵失落，而母亲亦是冷语相加，更不能给他以安慰，因为对母亲来说，这个儿媳没有更好，所以一直怂恿儿子离婚。
汪母年轻时接受了妇德教育，曾是昆明的“才女”，主张严格的遵从“夫为妇纲”的家庭伦理规范，而曾树生与汪文宣一样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教育系，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然后同居生活在一起，憧憬救国，办教育，他们满脑子都是理想，并且也有为理想奋斗的勇气，但日本帝国主义但铁蹄踏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他们的理想也失去了现实的基础，不得不举家迁往重庆，生活所迫，汪文宣就职于一个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小公司，靠那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然而他并不能养活全家，还要忍受上司，同事的冷眼，最终也因肺病而被辞退，妻子曾树生也只做了一个银行职员，其实就是一个“花瓶”，可她却负担着家庭的生计和儿子小萱的学费。
汪母很爱儿子，她牢牢的守住儿子，难以容忍儿媳妇跳舞打牌的“花瓶”生活，以至于怂恿儿子离婚，虽然后来曾树生回来了，日子也很平淡，但婆媳间的那堵墙已经是那样的牢固，争吵咒骂也越来越频繁，汪文宣夹在她们之间，却没有力量去调解敌对的婆媳关系，他爱妻子，也爱母亲，他没有勇气抛弃她们中的任何一方，也使自己更加苦恼，病情也愈加严重。
当时占战局混乱，谣言广传，一直喜欢曾树生的上司陈主任提出要带她去兰州，而她舍不得已经患上肺病的丈夫，并且说愿意和丈夫一起吃苦，可最终她是在不能忍受丈夫凡事忍让的老好人态度，更不能忍受婆婆的冷眼与谩骂，决定跟陈主任来开去了兰州。虽然她并没有完全抛弃丈夫和儿子，也没有答应陈主任的求婚，可她还是写信与丈夫脱离夫妻关系，然而汪却无能为力，独自忍受痛苦，在他心里，有对这个时局的怨恨，也有对命运不公的愤慨，抗战胜利了，可他的境况却更坏了，最终手扣着喉咙发不出一覅按声音，在寂寞中死去。 胜利后，妻子回“家”探望，才知道早已物是人非，丈夫死了，婆婆带着儿子走了，她呢？又该何去何从？去寻找儿子，还是回到兰州接受另一个人的追求？她无法抉择，便把问题留给时间，孤单的背影融入寒冷的夜色里。
三.人物形象分析
1. 汪文宣——凡事忍让的“老好人”
汪文宣是小说的主人公，他最突出的就是他凡是忍让的“老好人”态度，从书中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汪文宣善良，正直，忠厚，老实，能吃苦，有才华，是一个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可是大学毕业步入社会被“磨砺”后，他变成了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老好人”，正由于他“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都喜欢叫他“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而所谓的老好人大都是品行善良而又懦弱的人，由于善良，总是为别人着想而亏苦自己，由于怯懦，吃了亏既不敢怒又不敢言，而他为省钱不去看医生时，妻子关心的说：你到这种时候还只想着别人，你太老好了。关心中夹杂了对他亏苦自己的埋怨，当他因病而被解雇时，妻子也看出这是由于他“人太老好了，在外面做事容易吃亏”。正是在这种善良与怯懦中，属于他个人应该有的关照与呵护以及人格尊严都被消解甚至受到践踏。而当他一次次做着思想斗争时，他不明白：“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受惩罚？”殊不知正是因为他的“老好”，使他失去了发泄自己不满的机会，他无法做到像他的母亲，妻子，上司那样，可以在“老好人”面前放心的宣泄各种牢骚和不满，而这种宣泄恰恰是避免他内心成为战场的有利途径，也正是因为他的老好，人们不但不能替他去干内心的战场阴影，反而各自宣泄行为中连同自己的战场也一并交给了他，从而使他的内心世界永远处于不和谐的焦虑中。 他也有爱与被爱的需要，但当妻子将离他而去时，由于他自己的不能治愈的病以及母亲对妻子的敌视，尽管不舍，但却不能阻止，不得不任凭痛苦吞噬他的内心。他也有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但在他两个最亲最爱的人因地对发生争吵时，由于自己无力解决家庭纠纷以及生计的窘迫而抬手打自己。他恨这个社会的不合理，优势甚至十分愤怒，但为了挣一碗饭吃，不得不在上司的厉言斥责中满面羞愧的校对文稿，可他的薪水依然无法满足家庭的开销，但他又没有其他任何积蓄，唯一值钱的他的母亲的一枚戒指也被当掉治病，儿子上学的费用也有妻子提供，他也知道妻子的不容易，可是他无法反对母亲，这是他更加难受，作为传统型的男性知识分子，他在妻子面前是难以为“纲”的，甚至因为病的原因而不得不依靠妻子收入度日，着使他更加羞愧，虽然他曾试图回去重新工作，但最终身体难以支撑，可以说他已沦为卡夫卡笔下不能养家糊口反而依赖家人的“大甲虫”——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是母亲还有儿子，妻子还有丈夫，儿子还有父亲，仅此而已。
“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可是他又有什么错呢？怪也只怪他太“老
好”，他的苦闷，彷徨，还有他内心的分裂，使他自身处于畸形的不和谐中，而他也由自责演变成自我戕害，明知有病还偏要喝酒，他的生命流程也最终画上了终止号，而他念念不忘的妻子也始终没有等到回来见他最后一面，手扣着喉咙，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最终寂寞的死去，成为旧社会旧制度消亡的牺牲品。
2. 曾树生——新时代女性的典型代表
曾树生与丈夫汪文宣是大学同学，受过高等教育，可以说是新时代女性，她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与汪文宣自由恋爱并结合，组成一个家庭，也曾梦想自己的教育事业，可现实中却受到了来自以婆婆为代表的封建家长的一再否定和讽刺。
在战火纷飞，时局动乱的年代，他没有办法与丈夫一起开办他们的教育事业，并且为生活所迫，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她就职于川大银行，做了一名秘书，可在婆婆眼里，她不过是“打扮的妖形怪状的花瓶”，也因此受到婆婆的敌视和嘲讽，与汪文宣十七年婚姻，也因为没有明媒正娶的结婚仪式，被婆婆骂做儿子的“姘头”，比娼妓还不如，可事实上他虽然追求激情，但对丈夫绝对忠诚，对婆婆的敌视，她虽然没有逆来顺受，但她做到了一个妻子和媳妇该尽的义务，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养活全家，是个尽职尽责的好妻子。
战局动乱，物价飞涨，而丈夫收入窘迫，无法满足一家人的生活开支，他依然承担起了家庭经济开销的重担，以出卖她的漂亮养活这个已经丧失劳力的四口之家，尽了一个身为人妻的传统女性的责任，不想反而受到婆婆的责难，可这并不是她愿意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一个学教育的，却到银行做了一个小职员，受人家欺负，也够可怜的。”是的，她也曾有自己的理想，可现实条件不允许她实现自己的理想。她不怕跟着丈夫吃苦，在陈主任要带她去兰州时，她本意是不去，然而婆婆的极端仇恨与排斥，以及那份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永远无结果的绝望，还有摆脱痛苦实现自救的强烈愿望，她实在不甘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妻子和儿媳，而又难以舍弃汪文宣的一份真情，内心苦闷而迷茫，但又终于无法忍受这一切而离开，虽然她同样寄钱回家给汪治病，供儿子上学，但却写信与汪脱离了夫妻关系，因为她想过自由、有激情的生活，她走了，这是一种无奈，是一种追求，是一种调整，但也是一种逃避。
她想要自由，追求激情的生活，可事实上她要追求的自由也是空虚的，她不可能丢弃现在的工作，也不可能离开陈主任，因为她已经与陈主任建立经济关系，与他搭伙做生意，赚了一些钱，她要另外安排生活，就得离开银行，与陈决裂，而她并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不会亲手把“花瓶”打碎，更何况，她已经三十四岁，距离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很近了，虽然不喜欢“花瓶”生活，但与个人享乐相比，她选择了后者，由此可见，她也是个自私的女人，而当她抗战胜利后回家探望时，才发觉自己“为了自己的幸福，却毁了别一个人”。
同时，作为一个母亲，她似乎并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在她眼里，儿子对她一点也不亲热，好像后母一样，而她离开时也说:小宣跟他祖母合得来，并不需要我这个母亲。因为虽然她挣钱供儿子读书，可她却没有给儿子一个母亲的关爱，在她心里，儿子的地位也确实不那么重要，虽然在得知婆婆带儿子离开后，想过要去找他，可最终还是留给时间决定，她的母亲形象是那么的苍白、贫弱。
整篇小说，她以独立的自我行走其中，保持着对封建男权文化的清醒认识，和不肯屈从就范的斗争精神，成为时代女性的典型代表:勇敢、有视、果决，倔强、读书识字，自由恋爱组合新家庭，又不愿在这个新组合的旧式家庭中安分得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虽然为生活所迫去过“花瓶”生活，和上司陈主任纠缠，但并不放荡，在她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抗争精神，但是在黑暗腐败的社会制度中，她的抗争实际上也是悲剧性的，同时她对儿子残缺的母爱以及最终离开丈夫前去兰州又体现了她自私的一面，她成为中国20世纪40年代中期歧路彷徨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的写照。
3、汪母-----顽固、封建保守、是老一代知识女性的典型
她评价事物的标准仍然是陈腐的旧的道德观念，她年轻时念过书，曾经是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得也是安逸的生活，抗战时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只几年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又受过封建传统教育，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封建保守的人，她不喜欢自己的儿媳妇，一则，因为儿媳不像她年轻时候那样，对婆婆十分的恭顺;二则，她看不惯儿媳一天天打扮的妖形怪状，上馆子，打牌，参加这种舞会的“花瓶”生活;三则，她无法容忍儿子对媳妇的态度，因为她觉得儿子爱妻子胜过爱她。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家庭纠纷，也给儿子带来莫大的痛苦。
虽然汪母把一颗心整个放在儿子身上，她为儿子的处境感到不平，可她给儿子的只是身体上的关怀，却没能给他精神上的安慰，看不惯甚至憎恶儿媳妇的花瓶生活，便不顾儿子的感受，只想发泄自己的怨气，尤其在儿子生病时还是不断的与儿媳争吵。儿媳出走，她心里反倒高兴，虽然看到儿子的痛苦的表情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但实际上却并不希望她回来，在争吵时骂儿媳“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其实这只是她在盛怒之时的一个作战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在1944年那个动乱的年代，已没
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儿子连家都养不活，母子还要依靠儿媳的收入度日，做母亲的也不会念念不忘这种奢侈的仪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婆应有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而媳妇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又不是逆来顺受、性格懦弱的人，只会让她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每个人都有满肚子的牢骚，一触即发，发的次数越多就越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之间的不和越来越深，而且谁也不肯让步，到怒火上升的时候连儿子的话也听不进去，结果儿子家庭的幸福也被破坏了，虽然她常常想而且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却只能加重儿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来。
对于生活的困境，她也有反思，但她把原因归咎于读书:“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自己。”抗战胜利后，她一度幻想不再吃苦了，可是仗打完了，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故，甚至更糟，儿子也最终离开了她，困境没有改善，反而加重，她只有带着孙子远走他乡。，反而加重，她只有带着孙子远走他乡。 总的来说，作为一个母亲，她的爱是伟大的，但又是自私的，是残缺的，不完整的，而她与儿媳的抗争同时也是新旧两个时代的抗争，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传统的弊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愚昧性。
4、小宣、钟老
小宣，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冷血、老成、冷静，是那样的衰老，不关心父亲，也不依赖母亲，从小耳濡目染长辈间的龃龉与指责，使他体内从小就流淌着冷漠的血液。
还有钟老，像他那样的好心人在旧社会也并非少见，但是在旧社会起不了作用，他至多只能给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帮一点小忙，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他会死在汪文宣的前面。
四、总结
主要从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的:
1、 夫妻关系
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夫妻关系是失调的，汪一直处于极端矛盾的状态之中，而妻子却以摩登的打扮，灯红酒绿的来寻求痛快，活着“花瓶”般的生活，但由于生活的困境，婆婆的敌视与厌恶，丈夫的懦弱的“老好人”态度，使她不甘心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儿媳妇，但又难舍丈夫的一片深情，内心苦闷而迷茫，而当她最后回家探望时才发现死的死，走的走，茫茫夜色中，她的背影是那样的孤单，不和谐的夫妻关系也有了最后的结局。
2、 婆媳关系
曾树生与汪母的婆媳关系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极度二元对立中，她们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不可避免，而汪文宣夹在她们中间，一面想维护母亲的封建礼教，一面又尊重妻子的现代自由，饱受煎熬。
3、 母子关系
汪文宣有很强的恋母情结，奉行迂腐的孝道，在他眼里，母亲永远是对的，而母亲从不以为自己错，一心只为儿子。可他在儿子病重时，还依然与儿媳争吵，而汪文宣却从未反驳过母亲，无原则的恋母情结，再加上母亲的顽固、封建，不但没能调和家庭关系，反而使矛盾更加加深，也让自己更加为难，母亲没有给他带来利益和快乐，相反却成为促使他走向陨灭的催命符，而妻子年轻、有活力，也离开他远去兰州。
综上所得，汪文宣的婚姻是痛苦的同义词，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诸多原因最终造成了汪文宣的悲剧。
作者没有赞扬某个人，而是用责备的文笔去描绘他们，可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原谅和同情。《寒夜》中国事前途渺茫，人生不知去向，周围的一切如同浓浓黑夜见不到一丝微光，而书中的每个人似乎都说了许多话，可大多是自言自语，他们的心灵是孤独的，情感是压抑的，
仿佛整个世界也被笼罩在一片无语的黑暗之中，而从小说的开头到结尾，我们都想扯开喉咙痛快的高喊一番，然而却像主人公汪文宣那样，用手扣着喉咙，发不出一点声音。
“寒夜”，“寒气”，作者都是有用意的，这是巴金先生对自己周围环境的描述，表现了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他对时代，环境的不满和憎恨，也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渴望，他用几个人物的遭遇来谴责旧社会制度，把结局写的阴暗、绝望，没有出路，其实，这是对国民党统治下黑暗社会的沉痛控诉，也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让人深刻体会到在那个叫人窒息的寒夜中寻求光明和温暖的艰难。
读书报告-----《寒夜》
一. 关于《寒夜》与作者
《寒夜》的写作开始于1944年的秋冬之际的一个晚上，在重庆防空警报解除后的一两个小时内开始的。小说的情节与作者生活几乎是同时展开的，都是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而小说也正是从空袭警报拉响时开始写起，巴金写完这部小说是1946年12月31日——上海的一个寒冷的夜晚，而《寒夜》的结尾也是以一个寒冷的夜晚结束的。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是一部浸润了巴金巨大血汗和情感的小说，这部作品早期写作中压抑不住的热情迸发变成了愈来愈冷静的客观解剖，作者的主题也愈来愈深刻，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也完全成熟，关于《寒夜》的主题，诚如夏志清与唐小兵所说，描述了爱与痛苦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人类状况和“精神分裂的反英雄”的个人溃败，主人公汪文宣，曾树生夫妇所演绎的正是因为万般无奈中失去的爱，给一个家庭造成的破碎，给一个鲜活的生命的致命一击。
二.《寒夜》的内容简介
文章的开头从汪文宣与妻子曾树生发生争吵，妻子离家出走，汪独自出去躲警报，孤独的漫步街头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开始，汪的心理是懊悔的，懊悔与妻子发生争吵，觉得应该向她道歉，更盼望着回到家时，妻子与母亲一同回来，然而他看到的是母亲一个人，他心里一阵失落，而母亲亦是冷语相加，更不能给他以安慰，因为对母亲来说，这个儿媳没有更好，所以一直怂恿儿子离婚。
汪母年轻时接受了妇德教育，曾是昆明的“才女”，主张严格的遵从“夫为妇纲”的家庭伦理规范，而曾树生与汪文宣一样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教育系，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然后同居生活在一起，憧憬救国，办教育，他们满脑子都是理想，并且也有为理想奋斗的勇气，但日本帝国主义但铁蹄踏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他们的理想也失去了现实的基础，不得不举家迁往重庆，生活所迫，汪文宣就职于一个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小公司，靠那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然而他并不能养活全家，还要忍受上司，同事的冷眼，最终也因肺病而被辞退，妻子曾树生也只做了一个银行职员，其实就是一个“花瓶”，可她却负担着家庭的生计和儿子小萱的学费。
汪母很爱儿子，她牢牢的守住儿子，难以容忍儿媳妇跳舞打牌的“花瓶”生活，以至于怂恿儿子离婚，虽然后来曾树生回来了，日子也很平淡，但婆媳间的那堵墙已经是那样的牢固，争吵咒骂也越来越频繁，汪文宣夹在她们之间，却没有力量去调解敌对的婆媳关系，他爱妻子，也爱母亲，他没有勇气抛弃她们中的任何一方，也使自己更加苦恼，病情也愈加严重。
当时占战局混乱，谣言广传，一直喜欢曾树生的上司陈主任提出要带她去兰州，而她舍不得已经患上肺病的丈夫，并且说愿意和丈夫一起吃苦，可最终她是在不能忍受丈夫凡事忍让的老好人态度，更不能忍受婆婆的冷眼与谩骂，决定跟陈主任来开去了兰州。虽然她并没有完全抛弃丈夫和儿子，也没有答应陈主任的求婚，可她还是写信与丈夫脱离夫妻关系，然而汪却无能为力，独自忍受痛苦，在他心里，有对这个时局的怨恨，也有对命运不公的愤慨，抗战胜利了，可他的境况却更坏了，最终手扣着喉咙发不出一覅按声音，在寂寞中死去。 胜利后，妻子回“家”探望，才知道早已物是人非，丈夫死了，婆婆带着儿子走了，她呢？又该何去何从？去寻找儿子，还是回到兰州接受另一个人的追求？她无法抉择，便把问题留给时间，孤单的背影融入寒冷的夜色里。
三.人物形象分析
1. 汪文宣——凡事忍让的“老好人”
汪文宣是小说的主人公，他最突出的就是他凡是忍让的“老好人”态度，从书中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汪文宣善良，正直，忠厚，老实，能吃苦，有才华，是一个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可是大学毕业步入社会被“磨砺”后，他变成了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老好人”，正由于他“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都喜欢叫他“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而所谓的老好人大都是品行善良而又懦弱的人，由于善良，总是为别人着想而亏苦自己，由于怯懦，吃了亏既不敢怒又不敢言，而他为省钱不去看医生时，妻子关心的说：你到这种时候还只想着别人，你太老好了。关心中夹杂了对他亏苦自己的埋怨，当他因病而被解雇时，妻子也看出这是由于他“人太老好了，在外面做事容易吃亏”。正是在这种善良与怯懦中，属于他个人应该有的关照与呵护以及人格尊严都被消解甚至受到践踏。而当他一次次做着思想斗争时，他不明白：“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受惩罚？”殊不知正是因为他的“老好”，使他失去了发泄自己不满的机会，他无法做到像他的母亲，妻子，上司那样，可以在“老好人”面前放心的宣泄各种牢骚和不满，而这种宣泄恰恰是避免他内心成为战场的有利途径，也正是因为他的老好，人们不但不能替他去干内心的战场阴影，反而各自宣泄行为中连同自己的战场也一并交给了他，从而使他的内心世界永远处于不和谐的焦虑中。 他也有爱与被爱的需要，但当妻子将离他而去时，由于他自己的不能治愈的病以及母亲对妻子的敌视，尽管不舍，但却不能阻止，不得不任凭痛苦吞噬他的内心。他也有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但在他两个最亲最爱的人因地对发生争吵时，由于自己无力解决家庭纠纷以及生计的窘迫而抬手打自己。他恨这个社会的不合理，优势甚至十分愤怒，但为了挣一碗饭吃，不得不在上司的厉言斥责中满面羞愧的校对文稿，可他的薪水依然无法满足家庭的开销，但他又没有其他任何积蓄，唯一值钱的他的母亲的一枚戒指也被当掉治病，儿子上学的费用也有妻子提供，他也知道妻子的不容易，可是他无法反对母亲，这是他更加难受，作为传统型的男性知识分子，他在妻子面前是难以为“纲”的，甚至因为病的原因而不得不依靠妻子收入度日，着使他更加羞愧，虽然他曾试图回去重新工作，但最终身体难以支撑，可以说他已沦为卡夫卡笔下不能养家糊口反而依赖家人的“大甲虫”——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是母亲还有儿子，妻子还有丈夫，儿子还有父亲，仅此而已。
“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可是他又有什么错呢？怪也只怪他太“老
好”，他的苦闷，彷徨，还有他内心的分裂，使他自身处于畸形的不和谐中，而他也由自责演变成自我戕害，明知有病还偏要喝酒，他的生命流程也最终画上了终止号，而他念念不忘的妻子也始终没有等到回来见他最后一面，手扣着喉咙，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最终寂寞的死去，成为旧社会旧制度消亡的牺牲品。
2. 曾树生——新时代女性的典型代表
曾树生与丈夫汪文宣是大学同学，受过高等教育，可以说是新时代女性，她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与汪文宣自由恋爱并结合，组成一个家庭，也曾梦想自己的教育事业，可现实中却受到了来自以婆婆为代表的封建家长的一再否定和讽刺。
在战火纷飞，时局动乱的年代，他没有办法与丈夫一起开办他们的教育事业，并且为生活所迫，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她就职于川大银行，做了一名秘书，可在婆婆眼里，她不过是“打扮的妖形怪状的花瓶”，也因此受到婆婆的敌视和嘲讽，与汪文宣十七年婚姻，也因为没有明媒正娶的结婚仪式，被婆婆骂做儿子的“姘头”，比娼妓还不如，可事实上他虽然追求激情，但对丈夫绝对忠诚，对婆婆的敌视，她虽然没有逆来顺受，但她做到了一个妻子和媳妇该尽的义务，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养活全家，是个尽职尽责的好妻子。
战局动乱，物价飞涨，而丈夫收入窘迫，无法满足一家人的生活开支，他依然承担起了家庭经济开销的重担，以出卖她的漂亮养活这个已经丧失劳力的四口之家，尽了一个身为人妻的传统女性的责任，不想反而受到婆婆的责难，可这并不是她愿意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一个学教育的，却到银行做了一个小职员，受人家欺负，也够可怜的。”是的，她也曾有自己的理想，可现实条件不允许她实现自己的理想。她不怕跟着丈夫吃苦，在陈主任要带她去兰州时，她本意是不去，然而婆婆的极端仇恨与排斥，以及那份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永远无结果的绝望，还有摆脱痛苦实现自救的强烈愿望，她实在不甘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妻子和儿媳，而又难以舍弃汪文宣的一份真情，内心苦闷而迷茫，但又终于无法忍受这一切而离开，虽然她同样寄钱回家给汪治病，供儿子上学，但却写信与汪脱离了夫妻关系，因为她想过自由、有激情的生活，她走了，这是一种无奈，是一种追求，是一种调整，但也是一种逃避。
她想要自由，追求激情的生活，可事实上她要追求的自由也是空虚的，她不可能丢弃现在的工作，也不可能离开陈主任，因为她已经与陈主任建立经济关系，与他搭伙做生意，赚了一些钱，她要另外安排生活，就得离开银行，与陈决裂，而她并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不会亲手把“花瓶”打碎，更何况，她已经三十四岁，距离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很近了，虽然不喜欢“花瓶”生活，但与个人享乐相比，她选择了后者，由此可见，她也是个自私的女人，而当她抗战胜利后回家探望时，才发觉自己“为了自己的幸福，却毁了别一个人”。
同时，作为一个母亲，她似乎并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在她眼里，儿子对她一点也不亲热，好像后母一样，而她离开时也说:小宣跟他祖母合得来，并不需要我这个母亲。因为虽然她挣钱供儿子读书，可她却没有给儿子一个母亲的关爱，在她心里，儿子的地位也确实不那么重要，虽然在得知婆婆带儿子离开后，想过要去找他，可最终还是留给时间决定，她的母亲形象是那么的苍白、贫弱。
整篇小说，她以独立的自我行走其中，保持着对封建男权文化的清醒认识，和不肯屈从就范的斗争精神，成为时代女性的典型代表:勇敢、有视、果决，倔强、读书识字，自由恋爱组合新家庭，又不愿在这个新组合的旧式家庭中安分得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虽然为生活所迫去过“花瓶”生活，和上司陈主任纠缠，但并不放荡，在她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抗争精神，但是在黑暗腐败的社会制度中，她的抗争实际上也是悲剧性的，同时她对儿子残缺的母爱以及最终离开丈夫前去兰州又体现了她自私的一面，她成为中国20世纪40年代中期歧路彷徨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的写照。
3、汪母-----顽固、封建保守、是老一代知识女性的典型
她评价事物的标准仍然是陈腐的旧的道德观念，她年轻时念过书，曾经是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得也是安逸的生活，抗战时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只几年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又受过封建传统教育，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封建保守的人，她不喜欢自己的儿媳妇，一则，因为儿媳不像她年轻时候那样，对婆婆十分的恭顺;二则，她看不惯儿媳一天天打扮的妖形怪状，上馆子，打牌，参加这种舞会的“花瓶”生活;三则，她无法容忍儿子对媳妇的态度，因为她觉得儿子爱妻子胜过爱她。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家庭纠纷，也给儿子带来莫大的痛苦。
虽然汪母把一颗心整个放在儿子身上，她为儿子的处境感到不平，可她给儿子的只是身体上的关怀，却没能给他精神上的安慰，看不惯甚至憎恶儿媳妇的花瓶生活，便不顾儿子的感受，只想发泄自己的怨气，尤其在儿子生病时还是不断的与儿媳争吵。儿媳出走，她心里反倒高兴，虽然看到儿子的痛苦的表情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但实际上却并不希望她回来，在争吵时骂儿媳“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其实这只是她在盛怒之时的一个作战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在1944年那个动乱的年代，已没
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儿子连家都养不活，母子还要依靠儿媳的收入度日，做母亲的也不会念念不忘这种奢侈的仪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婆应有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而媳妇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又不是逆来顺受、性格懦弱的人，只会让她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每个人都有满肚子的牢骚，一触即发，发的次数越多就越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之间的不和越来越深，而且谁也不肯让步，到怒火上升的时候连儿子的话也听不进去，结果儿子家庭的幸福也被破坏了，虽然她常常想而且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却只能加重儿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来。
对于生活的困境，她也有反思，但她把原因归咎于读书:“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自己。”抗战胜利后，她一度幻想不再吃苦了，可是仗打完了，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故，甚至更糟，儿子也最终离开了她，困境没有改善，反而加重，她只有带着孙子远走他乡。，反而加重，她只有带着孙子远走他乡。 总的来说，作为一个母亲，她的爱是伟大的，但又是自私的，是残缺的，不完整的，而她与儿媳的抗争同时也是新旧两个时代的抗争，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传统的弊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愚昧性。
4、小宣、钟老
小宣，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冷血、老成、冷静，是那样的衰老，不关心父亲，也不依赖母亲，从小耳濡目染长辈间的龃龉与指责，使他体内从小就流淌着冷漠的血液。
还有钟老，像他那样的好心人在旧社会也并非少见，但是在旧社会起不了作用，他至多只能给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帮一点小忙，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他会死在汪文宣的前面。
四、总结
主要从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的:
1、 夫妻关系
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夫妻关系是失调的，汪一直处于极端矛盾的状态之中，而妻子却以摩登的打扮，灯红酒绿的来寻求痛快，活着“花瓶”般的生活，但由于生活的困境，婆婆的敌视与厌恶，丈夫的懦弱的“老好人”态度，使她不甘心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儿媳妇，但又难舍丈夫的一片深情，内心苦闷而迷茫，而当她最后回家探望时才发现死的死，走的走，茫茫夜色中，她的背影是那样的孤单，不和谐的夫妻关系也有了最后的结局。
2、 婆媳关系
曾树生与汪母的婆媳关系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极度二元对立中，她们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不可避免，而汪文宣夹在她们中间，一面想维护母亲的封建礼教，一面又尊重妻子的现代自由，饱受煎熬。
3、 母子关系
汪文宣有很强的恋母情结，奉行迂腐的孝道，在他眼里，母亲永远是对的，而母亲从不以为自己错，一心只为儿子。可他在儿子病重时，还依然与儿媳争吵，而汪文宣却从未反驳过母亲，无原则的恋母情结，再加上母亲的顽固、封建，不但没能调和家庭关系，反而使矛盾更加加深，也让自己更加为难，母亲没有给他带来利益和快乐，相反却成为促使他走向陨灭的催命符，而妻子年轻、有活力，也离开他远去兰州。
综上所得，汪文宣的婚姻是痛苦的同义词，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诸多原因最终造成了汪文宣的悲剧。
作者没有赞扬某个人，而是用责备的文笔去描绘他们，可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原谅和同情。《寒夜》中国事前途渺茫，人生不知去向，周围的一切如同浓浓黑夜见不到一丝微光，而书中的每个人似乎都说了许多话，可大多是自言自语，他们的心灵是孤独的，情感是压抑的，
仿佛整个世界也被笼罩在一片无语的黑暗之中，而从小说的开头到结尾，我们都想扯开喉咙痛快的高喊一番，然而却像主人公汪文宣那样，用手扣着喉咙，发不出一点声音。
“寒夜”，“寒气”，作者都是有用意的，这是巴金先生对自己周围环境的描述，表现了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他对时代，环境的不满和憎恨，也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渴望，他用几个人物的遭遇来谴责旧社会制度，把结局写的阴暗、绝望，没有出路，其实，这是对国民党统治下黑暗社会的沉痛控诉，也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让人深刻体会到在那个叫人窒息的寒夜中寻求光明和温暖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