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赟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8年11期
萨特是二战时期成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二次大战以后至60年代初，受马克思主义在东欧历史性胜利的感染和法国战后工人运动强大力量的鼓舞，萨特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段研究和思考后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是时代的知识总汇和文化中心，他真诚地表示，他的存在主义在作为时代知识总汇的马克思主义面前，只是一种“寄生的思想体系”，它将由过去同马克思主义知识相对立转为汇入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中。此后，萨特致力将他的存在主义“融汇”于马克思主义之内，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以克服苏联式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停滞与僵化之弊，为此他写出了其粕煌大著《辩证理性批判》，系统地表述了后来被人称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和社会历史观。作为这个人学观和社会历史观“偶然出发点”和“被动的推动力”的，是被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安德森称为“独具一格的主题”的“匮乏范畴”，而恰恰在这一问题及其一系列的理论论述中，全面暴露了萨特的历史观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冲突，显示了萨特以存在主义方法考察社会历史、将存在主义理论“融汇”或“补充”马克思主义“良好愿望”的失败，从而为当代思想史留下了多方面的思考。
一
萨特的社会历史观是以“匮乏”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据安德森考证，“匮乏”这个术语是意大利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伽利阿尼创造并最早运用于经济学上的。伽利阿尼认为，价值是一种比率，是由效用和匮乏这两个名词表示的一种比率构成。此后“匮乏”一词常被其他经济学家们所采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就曾用“匮乏”这个术语论述商品的价值。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匮乏而来，一是从获得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而来。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它主要论述的是劳动价值论，而把“匮乏”放在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认为它只与雕像、油画和葡萄酒之类的奢侈品有关。（参见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09页）。 所以在经济学上，一般都把“匮乏”用以指称某种物品或商品欠缺、而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
萨特从经济学上借用了“匮乏”这一概念，但他不是用它来说明商品的交换价值问题，也不仅仅用之说明某种商品欠缺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问题，而是认为，“匮乏是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众多个体的关系是一致的……匮乏是一种个体的关系和一种社会的环境”（《辩证理性批判》1978年英文版，第127页）匮乏也是个体对环境的一种关系， “在事实上，作为紧张局势和作为力量战场的匮乏，是一种数量事实的表述……，那就是，特定的自然物质成为人工制造的产品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中，对既定的、一定数量的集团成员或者这个地区的居民的一种数量上的不能满足，对每一个人的不能满足。”（同前，第127—128页）这样，萨特实际上为他作为历史出发点的匮乏范畴规定了三层含义：其一，匮乏是一种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基本规定是物品对人的普遍不足；其二，匮乏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一致性”，即它将导致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就正效应而言，匮乏将迫使人们自动联合起来，用集团的实践和力量同匮乏作斗争，以减轻匮乏的强度或力图克服匮乏；从负效应上看，人们之间争夺的根源也是一致的，即由于匮乏个体与匮乏个体之间势必围绕争夺不足的物品而展开殊死的搏斗，重现“人对人像狼”一般的图象；其三，匮乏也是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它意味着，生存于这种不利环境中的人，为了改变自己的窘境，必定要被动地去改造环境，以求获得稍多点的物品满足。萨特赋予“匮乏”这三层含义表明，他基本上摆脱了匮乏的经济意义，而且把它论作为一个内涵着客观环境、人与人关系和人与物关系的社会历史本体论范畴。
萨特认为，匮乏不仅是历史的出发点和“被动的推动力”，而且也是社会历史中既具偶然性又具有普遍性的规定。他写道：“匮乏是我们历史的一个基本关系和我们对物质性的单一关系的一种偶然规定”（同前，125页）“这种环境的物质性对个人单一关系， 以一种特殊的和偶然的形式，出现在至少是迄今为止的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之中，我们的历史一直是反对匮乏的一种悲痛的斗争。因此，每一个层次上加工过的被动行动和社会化的物质性基础，都将证明是一种通过人传送到物和通过物返回到人的、最初统一的匮乏的原始结构。”（同前，第123页）这就是说，在萨特看来，匮乏之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既是偶然的规定，又是普遍的规定，是一种偶然的普遍性。所谓“偶然”，在萨氏辞典里指的是一种外在的、既定的、与人的活动无关的东西。在这里，“偶然”首先指的是一种环境，是说历史的起源和基础在于匮乏这样一个外在事实，但是这个“偶然事实”不是发生在某一区域、某一人群或某一历史阶段上，而是与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同时并存在的。所谓匮乏是“普遍的”，是说匮乏不仅出现于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而且它将连续不断地影响人类的命运。出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萨特认为，匮乏之于历史之所以具有这种“全面的普遍性”，其基本原因有二：一是人类有自我繁殖的基本需要，由此造成人口的增长，而这种自我繁殖和人口增长必然是无情地榨取生存资源以维续生存的需要；二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的物质需要，为了满足这些日益增长的需要，人类又加速了对资源的榨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一边是有限世界的有限居民，另一边则是对资源的无限需要和无限索取，这种反差使人类永远限于匮乏之中，普遍的匮乏也就成为人类全部活动并且不断加速其活动效率的根源。因此，萨特认为，从某种角度上看，人是匮乏的产物。
从匮乏对于人类历史的偶然性规定和普遍性规定，萨特进而论证，匮乏不仅是一种环境、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而且也是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根源，是人类历史可能性的基础。萨特认为，历史开始于克服匮乏的社会努力，正是由于超越匮乏的集体的计划，才给人类历史揭开了序幕，人类历史也将以人类最终克服匮乏而告终结。说“匮乏是一切历史可能性的基础”，这里的“一切历史”，指的是“人民的历史”，即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这种历史是“由匮乏所产生的紧张领域的永恒框架内产生和发展起来”；说匮乏只是一切历史的“可能性基础”，是强调它仅仅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也就是说历史要想产生，仅有匮乏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其它因素，而这些因素是还有待于确定的。但不容置疑的是，匮乏作为人与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现实的、经常的紧张，它说明了基本的社会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它所具有的渗透性和普遍性，使“人们在匮乏的环境中生产，甚至当这些人力图超越匮乏时，他们的实践也在把这种匮乏加以内在化。”（同前，第127 页）所以，必须把匮乏当作是一种必然性来承认的偶然性。因为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一直是在反对匮乏的斗争中演变的，而且在经历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发展之后，世界上仍然还有四分之三的人营养不良，这就表明，匮乏既是“偶然的必然性”，又是一种的“必然的偶然性”。这种是说，相对人的能动性、内在性而言，匮乏是既定的、外在的，而针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性而言，它是始终伴随、不可绕越，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存在。
在确定了匮乏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之后，萨特还描述了匮乏环境中人的种种境遇。在萨特看来，在匮乏的社会中，人们是盲目无知的，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需要和实践，认识自己存在于人之中，而把别人只看作威胁他自身存在的物质可能性，这就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匮乏也引发了人口过剩，导致民族或集团为了生存而想方设法减少其成员或加强对人的控制；生产劳动本来是用来反对匮乏的手段，然而在一些社会中，劳动本身—劳动的工具、对象和从事劳动的人却反被匮乏所限制，因而达不到有效的斗争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进一步表明为“产品消费的匮乏”，极大地限制了生产发展和劳动的实现。萨特还从匮乏出发作出了其独特的“善恶起源”论，断言由于匮乏，人就会把属于自己的都看成是善的，而把异于自己的都看成是恶的，并把恶的作为敌人置于死地而后快，由此产生了暴力，而阶级专政则是暴力发展的最高形式。如此等等，都表明匮乏已统治了人们的全部实践，并最终变成了物质环境的客观的社会结构。
二
由于萨特把匮乏看成为一种既定而又普遍的客观历史环境、看成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看成是历史的出发点、历史“被动的动力”和人类历史的可能性基础，所以萨特必然会从“匮乏的本体论”走向“匮乏的历史方法论”。在萨特看来，只有从匮乏出发才能真正解释历史，因为“无论是什么人和什么样的事变，直到现在总是出现在匮乏之中的，也就是说，出现在一个还不能从它的自然的需要摆脱出来，从而被它的技术和工具所决定的社会之中的。一种被需要所压迫和被某种生产方式所支配的集体性破裂，引起了构成这种集体性个人之间的对抗；物与物之间的抽象关系、商品关系、货币关系等等，掩盖着并且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如工具种类种类、商品流通，等等。没有这些原理，就没有历史的合理性。”（《辩证理性批判·方法问题》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8页）匮乏是比生产劳动、生产方式和商品、货币关系等更基础、更本体的东西，只有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历史阐释才可能是“单一性”的，历史才可能有清晰的“可理解性”。在阐述了这种历史阐释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之后，萨特自以为已经掌握了打开社会历史之门的万能钥匙，转而对他曾经同样肯定的语气断言过的“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进行了不客气地批评，尤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前资本主义历史事件的论述和分析表示了很大的不满，认为马、恩的历史论述既没有触摸到历史的真正本体，更没有提供历史的“可理解性”。
萨特批评道，“马克思很少以可理解性的形式论述前一历史构成，即以可理解性的形式论述古代、中世纪和前资本主义时代”（《辩证理性批判》英文版第141 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而马克思在分析俄国社会时所论及的“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的观点，也只是将读者带回到一个困难的、没有历史的人们中去，给仿佛是完全偶然的不同历史以暂时的次序。 萨特还特别详细地批评了马克思1877年11月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有关论述。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对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社会历史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的方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强调研究社会历史要具体研究历史环境，各个国家和民族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会引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只有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分别加以研究和加以比较，才能够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马克思举古罗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者不同的命运说明，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古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而只是成了无可事事的游民，社会上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奴隶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 103—131）。应当说， 这里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的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观点和从具体的研究、比较中得出对某一社会历史事件认识的求实态度。然而，萨特却批评道，马克思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些状况去同古罗马相比较，表明了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没有完结，它是与资本主义历史相伴随的。马克思这种“比较”的历史研究方法，不是“纯粹建立在过程的外在相似的基础上”，即匮乏的基础上，因而没有根源于它的社会内部的、肯定的可理解性原因，而提供的只是一种“否定的可理解性”原因。这就像说拿破仑之所以失败于滑铁卢，只是由于他没有航空力量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承认两种社会都处在匮乏之中，匮乏依法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人与其实践关系的基础、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才能提供历史肯定的“可理解性”。
萨特还批评说，恩格斯关于前资本主义的一些论述不仅不具“可理解性”，而且经常伴随着错误，他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尤其是原始公社解体的看法，没有自己独立而成熟的理解，而总是随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成果而改变，如在19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中，他在“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下加上“确切地说，这是指的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个注释是根据哈克斯特豪森、毛勒和摩尔根等人材料作出的，但他本人却并没有用这些材料来改变他对史前社会的经验看法。恩格斯认为原始社会的解体并不是发生在任何地方，他总是经常从外部把更“进化”的社会去同原始公社接触，从中引申出许多不同时期的社会形式，如他在《反杜林论》中认为，是由于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公社的瓦解，这种历史方法只是让人们面对许多连续性事件的结合，而根本没能提供对这个历史的确切的具体认识，也根本没有辩证可理解性可言。萨特还批评说，恩格斯关于私有起源的论述也是如此，恩格斯认为原始公社内部的劳动产品向商品形式的转化，导致了公社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这种论述只描述了一些诸种可能性之间的普遍关系，而其内容是非历史的。恩格斯显然是试图从后来社会的结论中提供原始公社解体的解释，以反对杜林关于私有制起源的暴力论。萨特认为这是一种靠举例说明历史的方法，它既没有解释例子本身，也没有提供历史的可理解性。萨特还批评说，恩格斯关于“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并且和恩格斯同一本书上讲的由于原始公社内的少量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其内部出现诸如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处理公共事务、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的说法，二者间存在着可疑的“循环论证”，况且对分工向来有不同理解，比如在中世纪也存在着劳动分工，但这种分工不是恩格斯意义上的分工，而是在匮乏环境中的农民向贵族要求参加战争，以取得物质资料的劳动分工。
所以，在萨特看来，无论是马克思前资本主义论，还是恩格斯用商品生产、剩余产品解释原始公社解体或用劳动分工解释阶级起源的论述，都是不得要领、不甚“明晰”和不甚“单义”的，在马、恩的论述中，人们总是发现他们论述的社会实际上是被设想只是由于“生产了比人的需要少得多的产品”。其实，如果直截了当地用“匮乏”去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情况进行说明，就完全可以避免诸如阶级如何起源等问题上的“二义性”毛病，给历史一个清晰地说明。萨特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生产了比人的需要少得多的产品”，即生产不足，这恰恰正是一种匮乏，而马、恩的历史观却要人们相信，产品对社会总是足够的，产生社会匮乏和阶级不平等的，只是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萨特认为，这种历史观不足以解释历史，也不是以说明原始社会何以解体和阶级何以产生。要说明这些，应当从历史的“否定方面”进行，“打破社会同一和产生阶级原因是什么？唯一可能的回答——不是作为任何特殊过程的历史理性，而是作为历史可理解性的基础—是，否定必须首先被置于原始统一体中，当然，这个否定是由匮乏引起的人的内在化的否定，即对社会来说需要选择它的牺牲者和营养良者，换言之，在匮乏的人中，它是一个非一人性的实践范围的存在。”（辩证理性批判1978年英文版，第147页）阶级斗争的起源也是一样， 它实际上是匮乏的环境中出现的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关系中的异化，历史上出现的战争、暴力和历史的结构等都只有从匮乏出发，才能得到明晰的、单义性的说明。
通过一系列例子的列举，萨特旨在表明他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是：他是从匮乏出发的“否定方面”来解释历史的，将匮乏看成是历史由之起源的普遍性环境、看成是人类劳动活动的根源和历史的永久动力，而马克思则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肯定方面”来理解历史，但这种历史分析模式只适合于解释“已经被确定的社会和物质境况”，而无法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更无法解释原始公社的解体和阶级的起源。只有设想不同社会成员的生产总是比每个人的需要少得多，设想其非生产集团的结构取决于人的普遍营养不良，才能明了这些社会历史转变的机理，才能掌握它们的可理解性。萨特认为，这才是匮乏能够给社会历史提供的“辩证的可理解性”。
三
萨特声称，他提出要从匮乏出发考察社会历史，并不是要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对立，而只是要指出“那些生成为矛盾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是由于其自身的惰性和被人重新内在化的物质的否定。”萨特也曾声明，对社会匮乏结构的分析研究应当是政治经济学的使命，他所强调的要给匮乏予社会历史上适当地位的观点，只是要将否定作为历史辩证法的绝对动力，并使之成为可理解性的信念。我们认为，或许萨特的确无意与马克思主义“叫板”，但是在其“匮乏本体论”的论述和他以此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评头论足中，我们却分明看到了两种社会历史观的冲突和交锋，它们不只是“分属于不同序列”的两条不相交叉的平行线，而是在历史本体论、历史研究方法论和历史发展向度等一系列问题上，是完全对立的和冲突的，这是萨特难于以“良好愿望”来掩饰的。
首先，我们看到，萨特的历史本体论是一种抽象的“匮乏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同马克思主义“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历史本体论是根本冲突的。其根本冲突之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的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3 页）而萨特的匮乏史观，是把物质资料对人的不能满足作为一个先在的前提，作为一种既定的环境和社会历史的基础来认可，然后把所谓自由能动的“个人实践”导入这个环境之中，继而出现了“以人为中介、人与物关系中的异化”，和“以物为中介、人与人关系中的异化”，为了克服异化，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先为群集，再为集团，然后形成某种社会制度，产生了诸如阶级、国家、政党等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然而，社会越向集群、集团和国家制度进化，个人的“实践——惰性”就越大，个人实践的自由就愈加丧失，而由匮乏引起的异化却始终不能克服，人们又只能推翻这个社会制度，试图寻求建立新的制度。由此，萨特实际上描绘的是一幅人类从匮乏的社会环境开始的人类异化——克服异化——再异化的永无止境的历史图画。这种“匮乏本体论”从出发点到历史过程再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向度，都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根本冲突的。
其次，萨特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也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仅本文所涉的问题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至少有二：一是强调“具体研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反对用“历史哲学”式的万能钥匙去开不同时代、不同时空的社会历史之门；二是“向后溯逆法”，即主张“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手术刀”，自觉用对比较发达社会的社会结构的认识去对前发达社会的社会现象进行透视，得出对有关社会的科学认识。而这两个基本方法，如上文已述都是萨特予以批评和坚决反对的。而他自己拿来“融汇”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却只是非常贫乏和肤浅的、从超时空、超历史的匮乏本体论出发的、并且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深刻批判过的“十八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的自然人”的方法，那就是，萨特把匮乏作为一既定的历史前提，当作一种抽象的设定，套置于一切历史时代上，然后把人的活动置于这个“普遍的环境”和“偶然的普遍的事实”中，随即推导出人与物关系的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然后勾勒出所谓“历史人学”的图画。在这里，萨特完全拒绝“具体研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而满足于把某些历史事件作为其理论推演的插图和例子；他不是从其所研究的社会的现实物质生产劳动出发，而始终是从“个人实践”与“匮乏”以及“匮乏”环境中“个人实践”与“个人实践”的关系中来描绘所谓历史进程，并以此炫耀所谓“辩证理性的单义性、明晰性”，这实在比当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还要抽象，比“鲁宾逊一类的故事”还要虚构，这种抽象和虚构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第三，在历史动力问题上，萨特的匮乏动力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动力观是根本冲突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为，深蕴于各个时代、各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他们对此曾以封建社会和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对象，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萨特虽然在口头上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马、恩的社会历史研究工作赞不绝口，而实际上对这个有关社会历史发展带根本性的问题，基本上视而不见，闻而不听，而是从匮乏本体论出发，认为匮乏既是人与人的既定关系，也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先在关系，前者是物质资料对人的普遍不能满足，它迫使人们自动联合起来，把单独的“个人实践”扭结成群集和集团的力量同匮乏作斗争，力图减轻其强度及至克服它；后者则意味着，先在的不利的匮乏环境，产生的是一种“被动的动力”，迫使人们去同环境作斗争，去征服和改造自然环境，以求得稍为多许的物品，满足自身需要。由于匮乏是既定的，历史的动力也是既定的；匮乏永远不能克服，因而这个“消极的历史动力”也是永存的。这样，萨特就把一种需要的不能满足、把一种马克思主义看来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作为历史的永恒动力。这不仅是一种抽象的动力论，而且也是一种主观动力论，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力论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也不难看出，萨特的匮乏史观也是一种典型的悲观主义历史观。其悲观主义明显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匮乏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一致性的关系”，注定了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对立和斗争的，这是人与人关系中与生俱来且永远不能消除的悲哀，在这里萨特不但重现了社会历史中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也全面复活了17世纪“人对人象狼似的”霍布斯主义；其二，把匮乏作为一种“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必然导致：人只要与物打交道，就会产生所谓“实践——惰性”的“反——结局”，成为物质的奴仆，出现所谓“以人为中介、人与物关系中的异化”，物压迫人，人失去自由能动性，这则是人与物关系中人的悲哀；其三，在匮乏本体之上建构的“历史人学”，萨特描绘的是一幅“人类异化——克服异化——再异化”的永无止境的悲观图景。这种历史悲观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所坚信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将愈加进步，人类文明将愈加发展，最后将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历史乐观主义是正相反对的。就是在西方理论界大为称道、认为“重新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的1844年《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等异化现象也只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他坚信，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必将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的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的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迷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论述，显示出一种何等宽阔的气魄，表现出一种何等乐观的历史态度。萨特很想大力弘扬人道主义，但在其匮乏史观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人道的沦丧，萨特也很想以其存在主义“补充”“融汇”进马克思主义，但从其匮乏观中，我们是处所见的是它与马克思历史观的冲突，这表明，萨特纵然有良好的、真诚的愿望，但他仍然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补充”和“更新”马克思主义。萨特只是以他的这个“努力”表明，在不理解、不坚持和不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情况下，想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引进某些什么东西来“补充”或“融汇”进马克思主义，将会遭到一种怎么样的理论失败，在实践上也只会处处碰壁，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么！
作者介绍：彭赟 广州华南师大思教系
作者：彭赟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8年11期
萨特是二战时期成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二次大战以后至60年代初，受马克思主义在东欧历史性胜利的感染和法国战后工人运动强大力量的鼓舞，萨特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段研究和思考后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是时代的知识总汇和文化中心，他真诚地表示，他的存在主义在作为时代知识总汇的马克思主义面前，只是一种“寄生的思想体系”，它将由过去同马克思主义知识相对立转为汇入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中。此后，萨特致力将他的存在主义“融汇”于马克思主义之内，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以克服苏联式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停滞与僵化之弊，为此他写出了其粕煌大著《辩证理性批判》，系统地表述了后来被人称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和社会历史观。作为这个人学观和社会历史观“偶然出发点”和“被动的推动力”的，是被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安德森称为“独具一格的主题”的“匮乏范畴”，而恰恰在这一问题及其一系列的理论论述中，全面暴露了萨特的历史观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冲突，显示了萨特以存在主义方法考察社会历史、将存在主义理论“融汇”或“补充”马克思主义“良好愿望”的失败，从而为当代思想史留下了多方面的思考。
一
萨特的社会历史观是以“匮乏”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据安德森考证，“匮乏”这个术语是意大利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伽利阿尼创造并最早运用于经济学上的。伽利阿尼认为，价值是一种比率，是由效用和匮乏这两个名词表示的一种比率构成。此后“匮乏”一词常被其他经济学家们所采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就曾用“匮乏”这个术语论述商品的价值。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匮乏而来，一是从获得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而来。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它主要论述的是劳动价值论，而把“匮乏”放在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认为它只与雕像、油画和葡萄酒之类的奢侈品有关。（参见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09页）。 所以在经济学上，一般都把“匮乏”用以指称某种物品或商品欠缺、而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
萨特从经济学上借用了“匮乏”这一概念，但他不是用它来说明商品的交换价值问题，也不仅仅用之说明某种商品欠缺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问题，而是认为，“匮乏是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众多个体的关系是一致的……匮乏是一种个体的关系和一种社会的环境”（《辩证理性批判》1978年英文版，第127页）匮乏也是个体对环境的一种关系， “在事实上，作为紧张局势和作为力量战场的匮乏，是一种数量事实的表述……，那就是，特定的自然物质成为人工制造的产品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中，对既定的、一定数量的集团成员或者这个地区的居民的一种数量上的不能满足，对每一个人的不能满足。”（同前，第127—128页）这样，萨特实际上为他作为历史出发点的匮乏范畴规定了三层含义：其一，匮乏是一种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基本规定是物品对人的普遍不足；其二，匮乏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一致性”，即它将导致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就正效应而言，匮乏将迫使人们自动联合起来，用集团的实践和力量同匮乏作斗争，以减轻匮乏的强度或力图克服匮乏；从负效应上看，人们之间争夺的根源也是一致的，即由于匮乏个体与匮乏个体之间势必围绕争夺不足的物品而展开殊死的搏斗，重现“人对人像狼”一般的图象；其三，匮乏也是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它意味着，生存于这种不利环境中的人，为了改变自己的窘境，必定要被动地去改造环境，以求获得稍多点的物品满足。萨特赋予“匮乏”这三层含义表明，他基本上摆脱了匮乏的经济意义，而且把它论作为一个内涵着客观环境、人与人关系和人与物关系的社会历史本体论范畴。
萨特认为，匮乏不仅是历史的出发点和“被动的推动力”，而且也是社会历史中既具偶然性又具有普遍性的规定。他写道：“匮乏是我们历史的一个基本关系和我们对物质性的单一关系的一种偶然规定”（同前，125页）“这种环境的物质性对个人单一关系， 以一种特殊的和偶然的形式，出现在至少是迄今为止的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之中，我们的历史一直是反对匮乏的一种悲痛的斗争。因此，每一个层次上加工过的被动行动和社会化的物质性基础，都将证明是一种通过人传送到物和通过物返回到人的、最初统一的匮乏的原始结构。”（同前，第123页）这就是说，在萨特看来，匮乏之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既是偶然的规定，又是普遍的规定，是一种偶然的普遍性。所谓“偶然”，在萨氏辞典里指的是一种外在的、既定的、与人的活动无关的东西。在这里，“偶然”首先指的是一种环境，是说历史的起源和基础在于匮乏这样一个外在事实，但是这个“偶然事实”不是发生在某一区域、某一人群或某一历史阶段上，而是与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同时并存在的。所谓匮乏是“普遍的”，是说匮乏不仅出现于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而且它将连续不断地影响人类的命运。出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萨特认为，匮乏之于历史之所以具有这种“全面的普遍性”，其基本原因有二：一是人类有自我繁殖的基本需要，由此造成人口的增长，而这种自我繁殖和人口增长必然是无情地榨取生存资源以维续生存的需要；二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的物质需要，为了满足这些日益增长的需要，人类又加速了对资源的榨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一边是有限世界的有限居民，另一边则是对资源的无限需要和无限索取，这种反差使人类永远限于匮乏之中，普遍的匮乏也就成为人类全部活动并且不断加速其活动效率的根源。因此，萨特认为，从某种角度上看，人是匮乏的产物。
从匮乏对于人类历史的偶然性规定和普遍性规定，萨特进而论证，匮乏不仅是一种环境、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而且也是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根源，是人类历史可能性的基础。萨特认为，历史开始于克服匮乏的社会努力，正是由于超越匮乏的集体的计划，才给人类历史揭开了序幕，人类历史也将以人类最终克服匮乏而告终结。说“匮乏是一切历史可能性的基础”，这里的“一切历史”，指的是“人民的历史”，即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这种历史是“由匮乏所产生的紧张领域的永恒框架内产生和发展起来”；说匮乏只是一切历史的“可能性基础”，是强调它仅仅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也就是说历史要想产生，仅有匮乏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其它因素，而这些因素是还有待于确定的。但不容置疑的是，匮乏作为人与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现实的、经常的紧张，它说明了基本的社会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它所具有的渗透性和普遍性，使“人们在匮乏的环境中生产，甚至当这些人力图超越匮乏时，他们的实践也在把这种匮乏加以内在化。”（同前，第127 页）所以，必须把匮乏当作是一种必然性来承认的偶然性。因为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一直是在反对匮乏的斗争中演变的，而且在经历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发展之后，世界上仍然还有四分之三的人营养不良，这就表明，匮乏既是“偶然的必然性”，又是一种的“必然的偶然性”。这种是说，相对人的能动性、内在性而言，匮乏是既定的、外在的，而针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性而言，它是始终伴随、不可绕越，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存在。
在确定了匮乏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之后，萨特还描述了匮乏环境中人的种种境遇。在萨特看来，在匮乏的社会中，人们是盲目无知的，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需要和实践，认识自己存在于人之中，而把别人只看作威胁他自身存在的物质可能性，这就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匮乏也引发了人口过剩，导致民族或集团为了生存而想方设法减少其成员或加强对人的控制；生产劳动本来是用来反对匮乏的手段，然而在一些社会中，劳动本身—劳动的工具、对象和从事劳动的人却反被匮乏所限制，因而达不到有效的斗争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进一步表明为“产品消费的匮乏”，极大地限制了生产发展和劳动的实现。萨特还从匮乏出发作出了其独特的“善恶起源”论，断言由于匮乏，人就会把属于自己的都看成是善的，而把异于自己的都看成是恶的，并把恶的作为敌人置于死地而后快，由此产生了暴力，而阶级专政则是暴力发展的最高形式。如此等等，都表明匮乏已统治了人们的全部实践，并最终变成了物质环境的客观的社会结构。
二
由于萨特把匮乏看成为一种既定而又普遍的客观历史环境、看成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看成是历史的出发点、历史“被动的动力”和人类历史的可能性基础，所以萨特必然会从“匮乏的本体论”走向“匮乏的历史方法论”。在萨特看来，只有从匮乏出发才能真正解释历史，因为“无论是什么人和什么样的事变，直到现在总是出现在匮乏之中的，也就是说，出现在一个还不能从它的自然的需要摆脱出来，从而被它的技术和工具所决定的社会之中的。一种被需要所压迫和被某种生产方式所支配的集体性破裂，引起了构成这种集体性个人之间的对抗；物与物之间的抽象关系、商品关系、货币关系等等，掩盖着并且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如工具种类种类、商品流通，等等。没有这些原理，就没有历史的合理性。”（《辩证理性批判·方法问题》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8页）匮乏是比生产劳动、生产方式和商品、货币关系等更基础、更本体的东西，只有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历史阐释才可能是“单一性”的，历史才可能有清晰的“可理解性”。在阐述了这种历史阐释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之后，萨特自以为已经掌握了打开社会历史之门的万能钥匙，转而对他曾经同样肯定的语气断言过的“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进行了不客气地批评，尤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前资本主义历史事件的论述和分析表示了很大的不满，认为马、恩的历史论述既没有触摸到历史的真正本体，更没有提供历史的“可理解性”。
萨特批评道，“马克思很少以可理解性的形式论述前一历史构成，即以可理解性的形式论述古代、中世纪和前资本主义时代”（《辩证理性批判》英文版第141 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而马克思在分析俄国社会时所论及的“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的观点，也只是将读者带回到一个困难的、没有历史的人们中去，给仿佛是完全偶然的不同历史以暂时的次序。 萨特还特别详细地批评了马克思1877年11月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有关论述。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对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社会历史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的方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强调研究社会历史要具体研究历史环境，各个国家和民族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会引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只有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分别加以研究和加以比较，才能够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马克思举古罗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者不同的命运说明，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古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而只是成了无可事事的游民，社会上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奴隶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 103—131）。应当说， 这里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的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观点和从具体的研究、比较中得出对某一社会历史事件认识的求实态度。然而，萨特却批评道，马克思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些状况去同古罗马相比较，表明了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没有完结，它是与资本主义历史相伴随的。马克思这种“比较”的历史研究方法，不是“纯粹建立在过程的外在相似的基础上”，即匮乏的基础上，因而没有根源于它的社会内部的、肯定的可理解性原因，而提供的只是一种“否定的可理解性”原因。这就像说拿破仑之所以失败于滑铁卢，只是由于他没有航空力量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承认两种社会都处在匮乏之中，匮乏依法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人与其实践关系的基础、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才能提供历史肯定的“可理解性”。
萨特还批评说，恩格斯关于前资本主义的一些论述不仅不具“可理解性”，而且经常伴随着错误，他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尤其是原始公社解体的看法，没有自己独立而成熟的理解，而总是随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成果而改变，如在19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中，他在“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下加上“确切地说，这是指的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个注释是根据哈克斯特豪森、毛勒和摩尔根等人材料作出的，但他本人却并没有用这些材料来改变他对史前社会的经验看法。恩格斯认为原始社会的解体并不是发生在任何地方，他总是经常从外部把更“进化”的社会去同原始公社接触，从中引申出许多不同时期的社会形式，如他在《反杜林论》中认为，是由于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公社的瓦解，这种历史方法只是让人们面对许多连续性事件的结合，而根本没能提供对这个历史的确切的具体认识，也根本没有辩证可理解性可言。萨特还批评说，恩格斯关于私有起源的论述也是如此，恩格斯认为原始公社内部的劳动产品向商品形式的转化，导致了公社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这种论述只描述了一些诸种可能性之间的普遍关系，而其内容是非历史的。恩格斯显然是试图从后来社会的结论中提供原始公社解体的解释，以反对杜林关于私有制起源的暴力论。萨特认为这是一种靠举例说明历史的方法，它既没有解释例子本身，也没有提供历史的可理解性。萨特还批评说，恩格斯关于“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并且和恩格斯同一本书上讲的由于原始公社内的少量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其内部出现诸如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处理公共事务、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的说法，二者间存在着可疑的“循环论证”，况且对分工向来有不同理解，比如在中世纪也存在着劳动分工，但这种分工不是恩格斯意义上的分工，而是在匮乏环境中的农民向贵族要求参加战争，以取得物质资料的劳动分工。
所以，在萨特看来，无论是马克思前资本主义论，还是恩格斯用商品生产、剩余产品解释原始公社解体或用劳动分工解释阶级起源的论述，都是不得要领、不甚“明晰”和不甚“单义”的，在马、恩的论述中，人们总是发现他们论述的社会实际上是被设想只是由于“生产了比人的需要少得多的产品”。其实，如果直截了当地用“匮乏”去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情况进行说明，就完全可以避免诸如阶级如何起源等问题上的“二义性”毛病，给历史一个清晰地说明。萨特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生产了比人的需要少得多的产品”，即生产不足，这恰恰正是一种匮乏，而马、恩的历史观却要人们相信，产品对社会总是足够的，产生社会匮乏和阶级不平等的，只是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萨特认为，这种历史观不足以解释历史，也不是以说明原始社会何以解体和阶级何以产生。要说明这些，应当从历史的“否定方面”进行，“打破社会同一和产生阶级原因是什么？唯一可能的回答——不是作为任何特殊过程的历史理性，而是作为历史可理解性的基础—是，否定必须首先被置于原始统一体中，当然，这个否定是由匮乏引起的人的内在化的否定，即对社会来说需要选择它的牺牲者和营养良者，换言之，在匮乏的人中，它是一个非一人性的实践范围的存在。”（辩证理性批判1978年英文版，第147页）阶级斗争的起源也是一样， 它实际上是匮乏的环境中出现的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关系中的异化，历史上出现的战争、暴力和历史的结构等都只有从匮乏出发，才能得到明晰的、单义性的说明。
通过一系列例子的列举，萨特旨在表明他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是：他是从匮乏出发的“否定方面”来解释历史的，将匮乏看成是历史由之起源的普遍性环境、看成是人类劳动活动的根源和历史的永久动力，而马克思则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肯定方面”来理解历史，但这种历史分析模式只适合于解释“已经被确定的社会和物质境况”，而无法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更无法解释原始公社的解体和阶级的起源。只有设想不同社会成员的生产总是比每个人的需要少得多，设想其非生产集团的结构取决于人的普遍营养不良，才能明了这些社会历史转变的机理，才能掌握它们的可理解性。萨特认为，这才是匮乏能够给社会历史提供的“辩证的可理解性”。
三
萨特声称，他提出要从匮乏出发考察社会历史，并不是要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对立，而只是要指出“那些生成为矛盾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是由于其自身的惰性和被人重新内在化的物质的否定。”萨特也曾声明，对社会匮乏结构的分析研究应当是政治经济学的使命，他所强调的要给匮乏予社会历史上适当地位的观点，只是要将否定作为历史辩证法的绝对动力，并使之成为可理解性的信念。我们认为，或许萨特的确无意与马克思主义“叫板”，但是在其“匮乏本体论”的论述和他以此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评头论足中，我们却分明看到了两种社会历史观的冲突和交锋，它们不只是“分属于不同序列”的两条不相交叉的平行线，而是在历史本体论、历史研究方法论和历史发展向度等一系列问题上，是完全对立的和冲突的，这是萨特难于以“良好愿望”来掩饰的。
首先，我们看到，萨特的历史本体论是一种抽象的“匮乏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同马克思主义“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历史本体论是根本冲突的。其根本冲突之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的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3 页）而萨特的匮乏史观，是把物质资料对人的不能满足作为一个先在的前提，作为一种既定的环境和社会历史的基础来认可，然后把所谓自由能动的“个人实践”导入这个环境之中，继而出现了“以人为中介、人与物关系中的异化”，和“以物为中介、人与人关系中的异化”，为了克服异化，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先为群集，再为集团，然后形成某种社会制度，产生了诸如阶级、国家、政党等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然而，社会越向集群、集团和国家制度进化，个人的“实践——惰性”就越大，个人实践的自由就愈加丧失，而由匮乏引起的异化却始终不能克服，人们又只能推翻这个社会制度，试图寻求建立新的制度。由此，萨特实际上描绘的是一幅人类从匮乏的社会环境开始的人类异化——克服异化——再异化的永无止境的历史图画。这种“匮乏本体论”从出发点到历史过程再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向度，都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根本冲突的。
其次，萨特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也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仅本文所涉的问题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至少有二：一是强调“具体研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反对用“历史哲学”式的万能钥匙去开不同时代、不同时空的社会历史之门；二是“向后溯逆法”，即主张“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手术刀”，自觉用对比较发达社会的社会结构的认识去对前发达社会的社会现象进行透视，得出对有关社会的科学认识。而这两个基本方法，如上文已述都是萨特予以批评和坚决反对的。而他自己拿来“融汇”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却只是非常贫乏和肤浅的、从超时空、超历史的匮乏本体论出发的、并且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深刻批判过的“十八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的自然人”的方法，那就是，萨特把匮乏作为一既定的历史前提，当作一种抽象的设定，套置于一切历史时代上，然后把人的活动置于这个“普遍的环境”和“偶然的普遍的事实”中，随即推导出人与物关系的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然后勾勒出所谓“历史人学”的图画。在这里，萨特完全拒绝“具体研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而满足于把某些历史事件作为其理论推演的插图和例子；他不是从其所研究的社会的现实物质生产劳动出发，而始终是从“个人实践”与“匮乏”以及“匮乏”环境中“个人实践”与“个人实践”的关系中来描绘所谓历史进程，并以此炫耀所谓“辩证理性的单义性、明晰性”，这实在比当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还要抽象，比“鲁宾逊一类的故事”还要虚构，这种抽象和虚构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第三，在历史动力问题上，萨特的匮乏动力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动力观是根本冲突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为，深蕴于各个时代、各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他们对此曾以封建社会和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对象，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萨特虽然在口头上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马、恩的社会历史研究工作赞不绝口，而实际上对这个有关社会历史发展带根本性的问题，基本上视而不见，闻而不听，而是从匮乏本体论出发，认为匮乏既是人与人的既定关系，也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先在关系，前者是物质资料对人的普遍不能满足，它迫使人们自动联合起来，把单独的“个人实践”扭结成群集和集团的力量同匮乏作斗争，力图减轻其强度及至克服它；后者则意味着，先在的不利的匮乏环境，产生的是一种“被动的动力”，迫使人们去同环境作斗争，去征服和改造自然环境，以求得稍为多许的物品，满足自身需要。由于匮乏是既定的，历史的动力也是既定的；匮乏永远不能克服，因而这个“消极的历史动力”也是永存的。这样，萨特就把一种需要的不能满足、把一种马克思主义看来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作为历史的永恒动力。这不仅是一种抽象的动力论，而且也是一种主观动力论，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力论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也不难看出，萨特的匮乏史观也是一种典型的悲观主义历史观。其悲观主义明显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匮乏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一致性的关系”，注定了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对立和斗争的，这是人与人关系中与生俱来且永远不能消除的悲哀，在这里萨特不但重现了社会历史中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也全面复活了17世纪“人对人象狼似的”霍布斯主义；其二，把匮乏作为一种“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必然导致：人只要与物打交道，就会产生所谓“实践——惰性”的“反——结局”，成为物质的奴仆，出现所谓“以人为中介、人与物关系中的异化”，物压迫人，人失去自由能动性，这则是人与物关系中人的悲哀；其三，在匮乏本体之上建构的“历史人学”，萨特描绘的是一幅“人类异化——克服异化——再异化”的永无止境的悲观图景。这种历史悲观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所坚信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将愈加进步，人类文明将愈加发展，最后将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历史乐观主义是正相反对的。就是在西方理论界大为称道、认为“重新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的1844年《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等异化现象也只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他坚信，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必将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的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的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迷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论述，显示出一种何等宽阔的气魄，表现出一种何等乐观的历史态度。萨特很想大力弘扬人道主义，但在其匮乏史观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人道的沦丧，萨特也很想以其存在主义“补充”“融汇”进马克思主义，但从其匮乏观中，我们是处所见的是它与马克思历史观的冲突，这表明，萨特纵然有良好的、真诚的愿望，但他仍然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补充”和“更新”马克思主义。萨特只是以他的这个“努力”表明，在不理解、不坚持和不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情况下，想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引进某些什么东西来“补充”或“融汇”进马克思主义，将会遭到一种怎么样的理论失败，在实践上也只会处处碰壁，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么！
作者介绍：彭赟 广州华南师大思教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