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在华盛顿中国驻美使馆工作的我收到了一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亲笔信，抬头上赫然写着致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夏颖奇先生，信尾是尼克松的亲笔签字。来信只有一页，向我提出要求中国政府能够批准在他的纽约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一位中国旅美学者在美改变签证身份的要求，附件是申请人的材料。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美国的签证种类说起。外国人赴美签证分十几类之多，中国学生和学者有相当一部分是持有J-1签证的。按照这类签证的法律要求，J-1学生和学者期满后最多允许在美国从事十八个月的实习，然后必须回国，而不得在美国改变成其他的工作或移民签证继续逗留。除非有四个例外： 1、美国政府部长特许，这需要有美国在任部长亲自批准。 2、申请政治避难，这需要确切证明本人返回原居住国会在种族、文化和政治上受到歧视和迫害。 3、本人回国将会造成美国公民的极端困难，这需要由美国司法部门裁定并由移民局评判。 4、派出国签发照会豁免其本人回国服务的义务。 中国在美国有七个外交使团，驻华盛顿中国大使馆之外还有中国驻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休斯顿五个总领事馆，以及中国驻联合国使团。代表中国政府豁免一个中国公民回国服务义务的外交照会，按当时规定只能由中国使馆签发，各领馆馆区的申请也必须报到大使馆来审批。我本人当时是中国驻美唯一的一个受权办理和签发此类签证的外交官，我的签字是在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和美国移民局备案的，所以尼克松和他的律师所在这方面的申请只能送到中国大使馆，由我来受理。 尼克松是在国际社会和美国历史上永远著名的人物，也是中美关系史上极其特殊的人物。他向中国方面亲自提出要长期雇用一个中国学者作为他的对华律师工作，应该说是一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只要了解那一时期中国留学政策的人都知道，涉外制度之僵化，政治形势之严峻，中美关系之紧张，使得很多留学美国执有J-1签证的中国学生学者几乎无法在美变更身份，而必须按照美国法律“履行回国服务两年的义务”才能再申请去美国的工作签证（H-1），跨国公司雇员签证（L-1）或美国绿卡（PR）。而这些人多数提出虽然因公赴美学习，但在美国学成后还可以从事其他研究或在美国公司就职，回国后不仅科研条件不具备而且再次出国也很困难。这使得一些人的个人取向与两个国家的制度规定严重冲突。 我在使馆工作时就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调查，逐步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初步方案和条件：对于一些虽然是J-1签证，但自费出国与国内单位早已结清关系；在美期间已到退休年龄，办理了退休手续，不再对原单位负有义务；已与美国人结婚，回国之后双方和家庭在就业和生活方面都很困难的少数个案，做一些合乎情理的规定。在我手里首开先例的是解决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办公室雇用中国清华自费留学生沙青的申请。 此项工作刚刚开始，国内就发生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大事件，严峻的形势使此项工作一度停顿下来。八九“六四”之后不久，尼克松曾受老布什委托访华并会见邓小平。中国在努力恢复国内局势和反对国外“制裁”等方面正在全面展开工作，争取美国社会尤其是政要们对中国逐渐和缓态度，解除“制裁”是我们外交战线的严峻任务。 因此，当尼克松的来信寄到我的案头时，我立即意识到尼克松的请求实在是小事一桩。但按程序受理至少要四五个月以上，长期的拖延会使这位美国政要产生误解，如果把“小事”办成“大事”将对中国不利。于是我当即向使馆领导提出建议，不走常规的审批程序，现斩后奏，即先由使馆批准后报国内备案，这样可以节省几个月的时间。经过公使衔参赞倪孟雄和大使韩叙的同意，我即向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和移民局签发了照会。按照尼克松的要求，豁免了他所聘用的中国学者回国服务的义务，使之能在尼克松事务所合法工作，随后致信尼克松向他通报“此事已办”。 这类工作在我就任驻美使馆期间，从1988年的首开第一例一直到1990年底我离任时，总共办理了146例，这类签证问题总算在僵势中有了松动。时过境迁，20年来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留下的人也越来越多，何止万万千千。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和人才，他们留在美国对美国有利，他们回到中国，对中国有利。人才的交流和培养又转向了对人才的吸引和争夺。这些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学业、家庭、工作和价值取向，这些人的流动和去向始终是一个敏感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方方面面的理解、努力和安排。 1990年美国国会批准了所有中国留学生的“六四绿卡”，似乎大捞了一笔横财。事后“美国之音”采访我如何看待人才外流，我说您别急着幸灾乐祸，不信你看着，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你知道有句成语叫做“四郎探母”和“认祖归宗”吗？ 如今放开了想一想，如果我们再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留学生在美国深造，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美关系是个什么状态？这些人留在美国或回到中国，该会有多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们反思这个问题，不能不佩服邓小平当年的远见卓识。我有幸在那个特殊时期做了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为保持和加强中美之间人才交流和培养，也为和缓僵局和中国外交努力，不失时机地做了一点应该做的有益工作。 （作者系中关村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博士）
1989年10月，在华盛顿中国驻美使馆工作的我收到了一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亲笔信，抬头上赫然写着致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夏颖奇先生，信尾是尼克松的亲笔签字。来信只有一页，向我提出要求中国政府能够批准在他的纽约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一位中国旅美学者在美改变签证身份的要求，附件是申请人的材料。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美国的签证种类说起。外国人赴美签证分十几类之多，中国学生和学者有相当一部分是持有J-1签证的。按照这类签证的法律要求，J-1学生和学者期满后最多允许在美国从事十八个月的实习，然后必须回国，而不得在美国改变成其他的工作或移民签证继续逗留。除非有四个例外： 1、美国政府部长特许，这需要有美国在任部长亲自批准。 2、申请政治避难，这需要确切证明本人返回原居住国会在种族、文化和政治上受到歧视和迫害。 3、本人回国将会造成美国公民的极端困难，这需要由美国司法部门裁定并由移民局评判。 4、派出国签发照会豁免其本人回国服务的义务。 中国在美国有七个外交使团，驻华盛顿中国大使馆之外还有中国驻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休斯顿五个总领事馆，以及中国驻联合国使团。代表中国政府豁免一个中国公民回国服务义务的外交照会，按当时规定只能由中国使馆签发，各领馆馆区的申请也必须报到大使馆来审批。我本人当时是中国驻美唯一的一个受权办理和签发此类签证的外交官，我的签字是在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和美国移民局备案的，所以尼克松和他的律师所在这方面的申请只能送到中国大使馆，由我来受理。 尼克松是在国际社会和美国历史上永远著名的人物，也是中美关系史上极其特殊的人物。他向中国方面亲自提出要长期雇用一个中国学者作为他的对华律师工作，应该说是一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只要了解那一时期中国留学政策的人都知道，涉外制度之僵化，政治形势之严峻，中美关系之紧张，使得很多留学美国执有J-1签证的中国学生学者几乎无法在美变更身份，而必须按照美国法律“履行回国服务两年的义务”才能再申请去美国的工作签证（H-1），跨国公司雇员签证（L-1）或美国绿卡（PR）。而这些人多数提出虽然因公赴美学习，但在美国学成后还可以从事其他研究或在美国公司就职，回国后不仅科研条件不具备而且再次出国也很困难。这使得一些人的个人取向与两个国家的制度规定严重冲突。 我在使馆工作时就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调查，逐步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初步方案和条件：对于一些虽然是J-1签证，但自费出国与国内单位早已结清关系；在美期间已到退休年龄，办理了退休手续，不再对原单位负有义务；已与美国人结婚，回国之后双方和家庭在就业和生活方面都很困难的少数个案，做一些合乎情理的规定。在我手里首开先例的是解决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办公室雇用中国清华自费留学生沙青的申请。 此项工作刚刚开始，国内就发生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大事件，严峻的形势使此项工作一度停顿下来。八九“六四”之后不久，尼克松曾受老布什委托访华并会见邓小平。中国在努力恢复国内局势和反对国外“制裁”等方面正在全面展开工作，争取美国社会尤其是政要们对中国逐渐和缓态度，解除“制裁”是我们外交战线的严峻任务。 因此，当尼克松的来信寄到我的案头时，我立即意识到尼克松的请求实在是小事一桩。但按程序受理至少要四五个月以上，长期的拖延会使这位美国政要产生误解，如果把“小事”办成“大事”将对中国不利。于是我当即向使馆领导提出建议，不走常规的审批程序，现斩后奏，即先由使馆批准后报国内备案，这样可以节省几个月的时间。经过公使衔参赞倪孟雄和大使韩叙的同意，我即向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和移民局签发了照会。按照尼克松的要求，豁免了他所聘用的中国学者回国服务的义务，使之能在尼克松事务所合法工作，随后致信尼克松向他通报“此事已办”。 这类工作在我就任驻美使馆期间，从1988年的首开第一例一直到1990年底我离任时，总共办理了146例，这类签证问题总算在僵势中有了松动。时过境迁，20年来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留下的人也越来越多，何止万万千千。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和人才，他们留在美国对美国有利，他们回到中国，对中国有利。人才的交流和培养又转向了对人才的吸引和争夺。这些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学业、家庭、工作和价值取向，这些人的流动和去向始终是一个敏感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方方面面的理解、努力和安排。 1990年美国国会批准了所有中国留学生的“六四绿卡”，似乎大捞了一笔横财。事后“美国之音”采访我如何看待人才外流，我说您别急着幸灾乐祸，不信你看着，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你知道有句成语叫做“四郎探母”和“认祖归宗”吗？ 如今放开了想一想，如果我们再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留学生在美国深造，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美关系是个什么状态？这些人留在美国或回到中国，该会有多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们反思这个问题，不能不佩服邓小平当年的远见卓识。我有幸在那个特殊时期做了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为保持和加强中美之间人才交流和培养，也为和缓僵局和中国外交努力，不失时机地做了一点应该做的有益工作。 （作者系中关村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