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的本质就是国家主权问题 众所周知，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追溯到现在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不容改变的历史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那些藏独分子企图通过他们什么所谓的人权、民族、宗教问题，想把西藏独立出去的险恶阴谋是不会得逞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大国是不允许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的。
西藏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达赖集团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如人权问题、宗教问题等，通过这些问题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领导，以期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其实质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以西藏问题来遏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制造西藏的不安定来消耗中国的国力。
我想一个国家之所以称之为国家，就应该可以在其领土上驻军，对其管辖下的地方政府有直接管理的权利。这应该就是最基本的主权了。而藏独分子想把西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分割出去，使西藏单独成为一个新的国家，这明显就是严重侵犯我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说说西藏问题的实质就是主权问题。
一、 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看，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西藏位于亚洲腹地的青藏高原。在中文中，西藏既可以指传统意义上的西藏，即包括整个藏区，又称大西藏地区；也可
以特指其西南部地区，即清朝以来分割边界后的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之范围。由于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故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自古以来，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阻绝了外来势力的侵扰，也保留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着联系。
公元七世纪初，唐朝（６１８－９０７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６４１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公元８２１年，吐蕃王赤热巴巾派遣吐蕃会盟官员与唐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
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８２２年）和二年（８２３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 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１２４７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１２７１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１２７９年统 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１２６０年，元朝皇帝忽必烈，设“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现今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面辖有管理民政的万户府、１２６８年、１２８７年和１３３４年，元朝中央曾三次派官员在西藏清查户口，推行并确立了西藏地方的“乌拉”（意为徭役、差役）制度。自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 府的管辖之下。
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 “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 １６４４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１６５３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１７１３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自此，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
１７２７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１７５０年，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 １９１１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１９１２年中央政府设蒙藏事务局（１９１４年改称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南京国民政府于１９２７年成立，１９２９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在
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决心维护祖国主权的统一. １９６５年９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从此，西藏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关于西藏属于中国的领土，在历史上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1845年英国约翰塔里斯公司(John Tallis&Co.)绘制出版的《插图本世界现代史及地理地图集》地图对页的文字解说，清楚说明西藏、蒙古、满洲是“中国的管辖地或藩属”；192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地图集》
(HistoryAtlas)第六版中西藏很明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地图，展示了清后期及民国时期藏等边疆地区隶属中国版图的事实。
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受到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也得到全国各民族兄弟的无私援助。一九六五年至二OO 四年，中央对西藏地方的财政补助收入累计达九百六十八点七二亿元人民币。近十年来，对口援藏省市先后投入五十三亿元，支持
西藏建设。中央和其他地方的“输血”，使藏区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义务教育、农牧区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全区。
实际上，在计划生育、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政策方面，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少数民族，享受着更加优惠的政策和待遇，这使西藏社会和经济飞速发展，连续7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发展的过程中，藏族干部一直是西藏干部队伍的主体，截至2007年底，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才占全区管理人才队伍的70%.
所以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毋庸置疑的，任何妄图制造事端，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
二、 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主权问题，而不是所谓的人权问题”、
“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
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达赖集团不断呼吁“西藏问题不容漠视”。“西藏问题”成为他们博取西方支持、向中国施压的工具。而据达赖集团说，“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所谓“民族问题”。
在达赖集团的“呼吁书”和“声明”中，不止一次提到“民族不平等”。在他们的描述中，西藏人民深受“大汉民
族主义思想和行为的侵害”，因此大肆鼓噪要保卫“西藏民族的合法权益和自由”，关注汉藏“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汉藏两个民族自古就是一家人。汉藏友好的故事绵延千年，早已将两个民族兄弟般的情谊，融入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之中。藏族谚语说“相亲相爱，犹如茶和盐巴；汉藏团结，犹如茶和盐巴”。汉藏同胞在这次“3·14”暴力事件中，拼死相救、彼此扶助的行为，再次证明数千年历史铸就的汉藏民族团结牢不可破。
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受到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也得到全国各民族兄弟的无私援助。1965年至2004年，中央对西藏地方的财政补助收入累计达968.72亿元。近10年来，对口援藏省市先后投入53亿元，支持西藏建设。中央和其他地方的“输血”，使藏区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义务教育、农牧区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全区。 面对这些事实，不知达赖集团所谓“大汉族主义侵害”依据何在？
为证明所谓西藏“民族问题”，达赖集团今年3月在印度声称，“移民使非藏族人口暴增，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正
在成为无关重要的少数民族”。事实上，到2007年末，在西藏总人口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5％以上。
达赖集团避而不谈中国为西藏摆脱农奴制与走出贫困所付出的努力和成就，视而不见中国改革开放后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凭空抛出“民族问题”，大肆渲染“民族不平等”。而他们却一心追求“大藏区”，要求把所有别的民族的人迁移出去。只要不抱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到底谁在制造“民族不平等”？
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利用民族冲突继而分裂一个国家是西方一贯使用的手法。达赖集团和一些人所谓的“西藏问题”，根本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分裂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历来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坚决反对；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历来也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坚决捍卫。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游走欧美的达赖集团不断宣传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人权”俨然成为他们手中一张王牌，成为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所谓“西藏问题”的武器。
关于人权，《世界人权宣言》说的很明白：“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
但在达赖集团统治下的旧西藏，把人分为三级九等，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的人身自由，对农奴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控制，农奴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奴“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和平解放后，百万农奴才享有了真正民主、自由和人权。
让奴隶当家做主，却被说成是“侵犯人权”，世界上岂有如此荒唐之事？
而一直宣传“保护人权”的达赖集团，多年来非但没有为西藏的发展做任何贡献，反而不断损害境内西藏各族人民权益。早年，他们武装骚扰边民生产生活，近年来则渗透破坏，乃至连续策动暴力事件，破坏西藏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
三、 西藏问题背后险恶的阴谋及所要达到的目的。
达赖集团之所以大肆渲染所谓“西藏人权问题”，是因为这样的“时髦话题”，总能让一些西方政客“义正词严”地配合，并以此蒙蔽不明真相的公众。他们打着“人权卫士”的旗号，对旧西藏践踏人民群众基本人权的状况只字不提，对新西藏的发展进步却百般诋毁。对此，俄罗斯学者奥
夫钦尼科夫说：“把残害农奴的达赖说成‘人权保护者’，类似言论只有三种成分：无知、无耻或出于私利背叛公正。”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更是一针见血：一些人之所以对“西藏人权问题”如此感兴趣，并非出于“道义”或“同情”，而是“用来服从于他们世界战略布局的需要。”
所以说，西藏问题背后的阴谋简单地说，就是达赖想通过西藏独立来获得其在西藏失去的统治权，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想通过西藏问题去牵制中国，以使得的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和国际的地位的稳固。
这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清楚地认识到西藏问题的本质, 认清在这个问题背后的险恶用心。
总而言之，在历史和现实的大视野里看“西藏问题”，答案更加明确：主权关乎一个国家的尊严，关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西藏问题”听起来多么复杂，也不管有多少势力试图介入其中，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人民不会答应。
西藏问题的本质就是国家主权问题 众所周知，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追溯到现在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不容改变的历史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那些藏独分子企图通过他们什么所谓的人权、民族、宗教问题，想把西藏独立出去的险恶阴谋是不会得逞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大国是不允许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的。
西藏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达赖集团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如人权问题、宗教问题等，通过这些问题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领导，以期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其实质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以西藏问题来遏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制造西藏的不安定来消耗中国的国力。
我想一个国家之所以称之为国家，就应该可以在其领土上驻军，对其管辖下的地方政府有直接管理的权利。这应该就是最基本的主权了。而藏独分子想把西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分割出去，使西藏单独成为一个新的国家，这明显就是严重侵犯我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说说西藏问题的实质就是主权问题。
一、 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看，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西藏位于亚洲腹地的青藏高原。在中文中，西藏既可以指传统意义上的西藏，即包括整个藏区，又称大西藏地区；也可
以特指其西南部地区，即清朝以来分割边界后的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之范围。由于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故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自古以来，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阻绝了外来势力的侵扰，也保留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着联系。
公元七世纪初，唐朝（６１８－９０７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６４１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公元８２１年，吐蕃王赤热巴巾派遣吐蕃会盟官员与唐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
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８２２年）和二年（８２３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 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１２４７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１２７１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１２７９年统 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１２６０年，元朝皇帝忽必烈，设“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现今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面辖有管理民政的万户府、１２６８年、１２８７年和１３３４年，元朝中央曾三次派官员在西藏清查户口，推行并确立了西藏地方的“乌拉”（意为徭役、差役）制度。自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 府的管辖之下。
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 “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 １６４４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１６５３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１７１３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自此，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
１７２７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１７５０年，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 １９１１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１９１２年中央政府设蒙藏事务局（１９１４年改称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南京国民政府于１９２７年成立，１９２９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在
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决心维护祖国主权的统一. １９６５年９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从此，西藏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关于西藏属于中国的领土，在历史上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1845年英国约翰塔里斯公司(John Tallis&Co.)绘制出版的《插图本世界现代史及地理地图集》地图对页的文字解说，清楚说明西藏、蒙古、满洲是“中国的管辖地或藩属”；192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地图集》
(HistoryAtlas)第六版中西藏很明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地图，展示了清后期及民国时期藏等边疆地区隶属中国版图的事实。
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受到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也得到全国各民族兄弟的无私援助。一九六五年至二OO 四年，中央对西藏地方的财政补助收入累计达九百六十八点七二亿元人民币。近十年来，对口援藏省市先后投入五十三亿元，支持
西藏建设。中央和其他地方的“输血”，使藏区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义务教育、农牧区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全区。
实际上，在计划生育、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政策方面，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少数民族，享受着更加优惠的政策和待遇，这使西藏社会和经济飞速发展，连续7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发展的过程中，藏族干部一直是西藏干部队伍的主体，截至2007年底，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才占全区管理人才队伍的70%.
所以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毋庸置疑的，任何妄图制造事端，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
二、 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主权问题，而不是所谓的人权问题”、
“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
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达赖集团不断呼吁“西藏问题不容漠视”。“西藏问题”成为他们博取西方支持、向中国施压的工具。而据达赖集团说，“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所谓“民族问题”。
在达赖集团的“呼吁书”和“声明”中，不止一次提到“民族不平等”。在他们的描述中，西藏人民深受“大汉民
族主义思想和行为的侵害”，因此大肆鼓噪要保卫“西藏民族的合法权益和自由”，关注汉藏“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汉藏两个民族自古就是一家人。汉藏友好的故事绵延千年，早已将两个民族兄弟般的情谊，融入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之中。藏族谚语说“相亲相爱，犹如茶和盐巴；汉藏团结，犹如茶和盐巴”。汉藏同胞在这次“3·14”暴力事件中，拼死相救、彼此扶助的行为，再次证明数千年历史铸就的汉藏民族团结牢不可破。
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受到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也得到全国各民族兄弟的无私援助。1965年至2004年，中央对西藏地方的财政补助收入累计达968.72亿元。近10年来，对口援藏省市先后投入53亿元，支持西藏建设。中央和其他地方的“输血”，使藏区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义务教育、农牧区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全区。 面对这些事实，不知达赖集团所谓“大汉族主义侵害”依据何在？
为证明所谓西藏“民族问题”，达赖集团今年3月在印度声称，“移民使非藏族人口暴增，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正
在成为无关重要的少数民族”。事实上，到2007年末，在西藏总人口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5％以上。
达赖集团避而不谈中国为西藏摆脱农奴制与走出贫困所付出的努力和成就，视而不见中国改革开放后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凭空抛出“民族问题”，大肆渲染“民族不平等”。而他们却一心追求“大藏区”，要求把所有别的民族的人迁移出去。只要不抱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到底谁在制造“民族不平等”？
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利用民族冲突继而分裂一个国家是西方一贯使用的手法。达赖集团和一些人所谓的“西藏问题”，根本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分裂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历来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坚决反对；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历来也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坚决捍卫。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游走欧美的达赖集团不断宣传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人权”俨然成为他们手中一张王牌，成为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所谓“西藏问题”的武器。
关于人权，《世界人权宣言》说的很明白：“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
但在达赖集团统治下的旧西藏，把人分为三级九等，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的人身自由，对农奴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控制，农奴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奴“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和平解放后，百万农奴才享有了真正民主、自由和人权。
让奴隶当家做主，却被说成是“侵犯人权”，世界上岂有如此荒唐之事？
而一直宣传“保护人权”的达赖集团，多年来非但没有为西藏的发展做任何贡献，反而不断损害境内西藏各族人民权益。早年，他们武装骚扰边民生产生活，近年来则渗透破坏，乃至连续策动暴力事件，破坏西藏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
三、 西藏问题背后险恶的阴谋及所要达到的目的。
达赖集团之所以大肆渲染所谓“西藏人权问题”，是因为这样的“时髦话题”，总能让一些西方政客“义正词严”地配合，并以此蒙蔽不明真相的公众。他们打着“人权卫士”的旗号，对旧西藏践踏人民群众基本人权的状况只字不提，对新西藏的发展进步却百般诋毁。对此，俄罗斯学者奥
夫钦尼科夫说：“把残害农奴的达赖说成‘人权保护者’，类似言论只有三种成分：无知、无耻或出于私利背叛公正。”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更是一针见血：一些人之所以对“西藏人权问题”如此感兴趣，并非出于“道义”或“同情”，而是“用来服从于他们世界战略布局的需要。”
所以说，西藏问题背后的阴谋简单地说，就是达赖想通过西藏独立来获得其在西藏失去的统治权，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想通过西藏问题去牵制中国，以使得的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和国际的地位的稳固。
这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清楚地认识到西藏问题的本质, 认清在这个问题背后的险恶用心。
总而言之，在历史和现实的大视野里看“西藏问题”，答案更加明确：主权关乎一个国家的尊严，关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西藏问题”听起来多么复杂，也不管有多少势力试图介入其中，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人民不会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