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秦卫
《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25日 04 版）
“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没有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大团结，中国革命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令人回想那段苦难与辉煌的岁月，追念长征途中可歌可泣的往事。
1936年底，在谈起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陈云感慨：“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红军团结的根源在哪里？在于官兵尤其是红军将领信念坚定、认识一致。当时大家尽管不知最后落脚点在何方，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都坚信只要“跟着走”，跟党走，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就一定能胜利。正所谓“德同而相聚，志同而道合”，“道”一致了，团结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福善之门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内离。”长征期间，各路红军尽管作战任务不同，面临困难各异，但不论什么情势，指挥员的团结都是“铁板一块”，从而凝聚起巨大的向心力。当年，“朱毛”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敌人闻之丧胆。邓小平、刘伯承搭档13年，留下“刘邓间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佳话。然而，“英雄所见”也未必全都“略同”，团结不等于没矛盾，“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纵观长征中“草地党支部”会议不难发现，在出现不同意见时，大家都能善于依靠学习统一思想，依靠集体形成决议，依靠实践做出检验，“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讲团结，就是服从大局，不讲条件。长征途中的无数次战斗中，各级指挥员服从命令从不讲条件，让打掩护就用尽全力，哪怕拼光了部队；执行任务绝不打折扣，让打主攻就亮剑疆场，哪怕突围方向是“铁桶阵”。当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部队供给极度困窘。先期抵达的红二十五军知道后，立即将自己部队的绝大部分积蓄送给中央红军。正是因为红军全体指战员的心里都装着红军这个大集体，才使红军在“四面受制”的情况下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才使红军团结如一人，把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了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条件和环境已远非当年革命战争年代可比。但为了“大我”，舍弃“小我”，永远是伟大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丹青难写是精神”。对于遵义会议的意义，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既来自正确路线，更在于建立在正确路线之上的全党团结。而后者，不正给了我们走向复兴最深刻的历史启示？
李秦卫
《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25日 04 版）
“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没有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大团结，中国革命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令人回想那段苦难与辉煌的岁月，追念长征途中可歌可泣的往事。
1936年底，在谈起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陈云感慨：“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红军团结的根源在哪里？在于官兵尤其是红军将领信念坚定、认识一致。当时大家尽管不知最后落脚点在何方，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都坚信只要“跟着走”，跟党走，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就一定能胜利。正所谓“德同而相聚，志同而道合”，“道”一致了，团结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福善之门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内离。”长征期间，各路红军尽管作战任务不同，面临困难各异，但不论什么情势，指挥员的团结都是“铁板一块”，从而凝聚起巨大的向心力。当年，“朱毛”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敌人闻之丧胆。邓小平、刘伯承搭档13年，留下“刘邓间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佳话。然而，“英雄所见”也未必全都“略同”，团结不等于没矛盾，“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纵观长征中“草地党支部”会议不难发现，在出现不同意见时，大家都能善于依靠学习统一思想，依靠集体形成决议，依靠实践做出检验，“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讲团结，就是服从大局，不讲条件。长征途中的无数次战斗中，各级指挥员服从命令从不讲条件，让打掩护就用尽全力，哪怕拼光了部队；执行任务绝不打折扣，让打主攻就亮剑疆场，哪怕突围方向是“铁桶阵”。当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部队供给极度困窘。先期抵达的红二十五军知道后，立即将自己部队的绝大部分积蓄送给中央红军。正是因为红军全体指战员的心里都装着红军这个大集体，才使红军在“四面受制”的情况下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才使红军团结如一人，把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了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条件和环境已远非当年革命战争年代可比。但为了“大我”，舍弃“小我”，永远是伟大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丹青难写是精神”。对于遵义会议的意义，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既来自正确路线，更在于建立在正确路线之上的全党团结。而后者，不正给了我们走向复兴最深刻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