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兴盛之路
1、地理及自然条件
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自然是高消费的城市。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丘外，北部地瘠民贫，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活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据统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至1949年山西省人均耕地由10.82亩降至4.88亩，其中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 人均耕地达到最低点，且十年九旱，即使是丰年，居民的粮食也常感不足，从而迫使很多人不得不外出经商。这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2、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
入明以后，新统治者为了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对农民、工商业者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政策，诸如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移民屯田、推广桑棉种植、减轻商税、严惩贪污等，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全国水陆交通进一步发展，简品交换打破了地域限制，商业资本也逐步活跃起来。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明后期1518年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因而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对商人来说这是一个解放。清朝“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如亩”的政策，取消几千年来沿袭的人丁税，实行单一的土地税制，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
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晋商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
3、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
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得力于晋商的赞助。1720年西北准噶尔叛乱，清政府调集重兵征剿，当时因路途遥远，运输粮秣成为最突出的问题。晋商得知后积极地随军进剿，代运军粮。据《清史稿》记载，“介休范氏随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1721年) 再出师。以家财转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一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担。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用二品服„„”。有个叫王绳中的晋商一次赠给乾隆白银—百万两作为报效，被称为“百万绳中”，清王朝则用“赐产”、“入籍”、“赐职”以及特许经营和贷给资本等方法，结晋商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如特许晋商经营盐业以及对日本的铜贸易等。而晋商能够发行票号和经营盐业的原因：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4、勇于开拓、诚信义利的“晋商文化”
山西商人富有冒险精神，随军进剿，尾随贸易，全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利用原始的运输工具——骆驼、马、牛，每年将数以万担计的各类商品输送到中俄边境甚至俄国腹地。他们从江南采购茶叶等商品后北上西向，水陆兼运，翻越千山万水，其不畏艰险的创业精神，实属罕见。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晋商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很多晋商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信誉，以至各地百姓购买晋商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他们的经营准则：“平则人易信，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以此准则约束自身，以做“善贾”、“良贾”为荣，并将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梁启超曾赞誉道：“晋商笃守信用”。几乎听不到晋商有舞弊之事，做到了“利以义制”，达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一是制度创新，晋商较早地实行了“两权分离”、“顶身股”等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这在音商的兴起及发展中起到推动的作用；二是靠与封建政权的结合，以政权作靠山，支撑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的兴盛之路
1、地理及自然条件
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自然是高消费的城市。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丘外，北部地瘠民贫，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活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据统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至1949年山西省人均耕地由10.82亩降至4.88亩，其中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 人均耕地达到最低点，且十年九旱，即使是丰年，居民的粮食也常感不足，从而迫使很多人不得不外出经商。这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2、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
入明以后，新统治者为了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对农民、工商业者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政策，诸如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移民屯田、推广桑棉种植、减轻商税、严惩贪污等，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全国水陆交通进一步发展，简品交换打破了地域限制，商业资本也逐步活跃起来。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明后期1518年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因而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对商人来说这是一个解放。清朝“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如亩”的政策，取消几千年来沿袭的人丁税，实行单一的土地税制，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
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晋商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
3、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
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得力于晋商的赞助。1720年西北准噶尔叛乱，清政府调集重兵征剿，当时因路途遥远，运输粮秣成为最突出的问题。晋商得知后积极地随军进剿，代运军粮。据《清史稿》记载，“介休范氏随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1721年) 再出师。以家财转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一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担。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用二品服„„”。有个叫王绳中的晋商一次赠给乾隆白银—百万两作为报效，被称为“百万绳中”，清王朝则用“赐产”、“入籍”、“赐职”以及特许经营和贷给资本等方法，结晋商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如特许晋商经营盐业以及对日本的铜贸易等。而晋商能够发行票号和经营盐业的原因：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4、勇于开拓、诚信义利的“晋商文化”
山西商人富有冒险精神，随军进剿，尾随贸易，全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利用原始的运输工具——骆驼、马、牛，每年将数以万担计的各类商品输送到中俄边境甚至俄国腹地。他们从江南采购茶叶等商品后北上西向，水陆兼运，翻越千山万水，其不畏艰险的创业精神，实属罕见。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晋商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很多晋商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信誉，以至各地百姓购买晋商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他们的经营准则：“平则人易信，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以此准则约束自身，以做“善贾”、“良贾”为荣，并将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梁启超曾赞誉道：“晋商笃守信用”。几乎听不到晋商有舞弊之事，做到了“利以义制”，达就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一是制度创新，晋商较早地实行了“两权分离”、“顶身股”等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这在音商的兴起及发展中起到推动的作用；二是靠与封建政权的结合，以政权作靠山，支撑了晋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