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节
语文建设 2013年01期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课为什么会吸引学生？您的公开课与日常课有区别吗？
李镇西（以下简称“李”）：曾经有学生毕业后给我来信，这样评价我的课：“自然，真诚，有悬念，有感染力。”我接受这个评价，因为这的确是我课堂的特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上公开课也要刻意准备的，总想着要“出彩”“出新”，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里，我尽量让公开课常态化。
举重若轻，行云流水，是我追求的课堂教学境界——无论是公开课还是平常的课。
所谓“举重若轻”，是指教师的内在功底以及对教材的处理艺术。这里的“重”，指的是教师本人的文化储备和课文固有的文化内涵；“轻”则指的是深入浅出的教学。备课时，教师应该尽可能深入地钻研教材，挖掘文本的精神内核，感悟其深刻厚重的文化内涵；但是在课堂上，则要尽可能尊重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基础，将课文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学生的生活打通，让他们轻松地感悟课文内容。任何脱离学生实际而让学生不知所云的“精彩讲解”“深刻分析”，都不过是教师“举重若重”的自言自语。
所谓“行云流水”，是指驾驭课堂教学环节、流程、节奏等的艺术。语文课有多种上法，不能定于一尊，但我追求一种自然、潇洒与“随意”。如果把语文课比作画国画，那么有人喜欢画工笔画——追求课堂的精巧，甚至对每一个细小的环节在课前都精心设计因而胸有成竹，对这样的老师我充满敬意；但我不愿意画工笔画，而更愿意“大写意”，愿意课堂上有一些“突发情况”——这最能激发我即兴发挥的教学灵感；不要把课堂填得太满，留一些空间给学生，留一些空白给自己。教学的流程随课堂现场的情况而自然推进，教师“教”的思路和学生“学”的思路融为一体，教师和学生不知不觉地走进对方的心灵，同时也走进课文的深处。
记：有不少公开课的设计非常讲究，每个环节、甚至每一分钟都做精心安排，往往让人觉得是教师一个人在表演。您怎么看待这种课及其影响？
李：我特别反感这种“完美”而虚假的公开课。多年来的各种公开课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那就是一堂优质的公开课必须是“完美”的。
为了这个“完美”，公开课就成了“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了这个“完美”，公开课就越来越变成了“无懈可击”的表演；为了这个“完美”，公开课就越来越讲究“精雕细刻”的形式；为了这个“完美”，公开课便越来越成了各种“模式”或生搬硬套或惟妙惟肖的翻版……这样的公开课的确很“完美”，但也很虚假。这一方面有违教师道德，另一方面等于是公开地给学生进行作假示范！这样虚假得“完美无瑕”的公开课至今还在不停地演示着，这究竟给我们的语文教育带来了什么后果，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特别是“借班上课”的公开课，教师的设计更精细更精密，因为要掌握“主动权”啊！成功教学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如果是在本班上课，一般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是“借班上课”，授课教师很难在一堂课上与素不相识的学生“水乳交融”。不管教师多么“机智”，最后都是想方设法把学生置于自己的思想框架之内；学生不管在课堂上多么热闹，显得多么有“主体性”，其实他们或多或少或明显或隐约地都成了教师表演的道具。当然这也怪不得教师。试想：连“知己知彼”（在教学上就是师生互相了解）这个起码的要求都达不到——我们从参加教育工作第一次备课起就被告知必须“备”学生（这个学生可不是抽象的整体，而是具体的个体）——教师怎么能上课？但这课又必须上，那当然就只有由教师制订一个比较完美而又巧妙（即看不出痕迹）的教学框架，包括设计一系列“问题”等等。在这样的课堂上，教师不得不已经提前做好了“预制板”，于是教师完全掌握了学生思维的主动权，“以不变应万变”，当然“游刃有余”。但后果是，学生的思维被限制了，个性被扼杀了。
在一些地方，老师上这样的公开课，叫“做课”。好一个“做”字，用得十分准确。别人要“做课”我管不了，但我可以管住我自己。所以最近几年我谢绝了很多“做课”邀请。我说：“要听课，可以到我班上来，我的教室大门随时向任何想听我课的老师打开。”
记：我看过您的书，您经常反思自己的课存在的不足，您为什么要反思？
李：傅雷先生曾在其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卷首语中这样写道：“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而是永不会被卑贱的情操所征服；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而是不会被黑暗所湮没。”区别优秀的教育者和平庸的教育者，不在于教育者是否犯错误，而在于他如何对待已经犯了的错误。这里所说的“如何对待”，不仅仅是指想方设法弥补错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主要是指对错误的反思——对成长中的年轻教师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善于把教育失误变成教育财富，这是任何一个教育者从普通教师走向教育专家乃至教育家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把教育失误变成教育财富，前提是我们能够诚实地对待自己的事业，严肃地对待自己每一天的工作和每一堂课，唯有这种真诚和严肃，能够让我们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失误。为了我们心爱的事业和学生，我们勇于解剖自己和否定自己，因为这能够使我们更加成熟，使我们的教育走向成功。
记：在语文教学改革中，有一种批评的声音认为，语文课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了。您觉得，跟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现在的语文课到底怎么样？丢失了哪些东西，又有哪些进步是值得肯定的？
李：的确，现在的语文课“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了”。比如，我们训练学生阅读能力，一套一套的，可我们老师平时并不会按我们教给学生的方法去阅读。我们平时读一本书，不就是读读想想，或拿着笔勾勾画画吗？严格地说，现在语文教学的阅读训练，应该叫“阅读应试训练”，比如，那种肢解文本、孤立而冷漠地“分析”“推敲”语言现象的各种“阅读检测”，都属于“阅读应试训练”，而不是常态阅读方式的传授。另外，现在的语文课，文学性少了，思想性少了，感染力少了，缺乏语文课应该有的情趣和魅力。所以，许多学生不喜欢语文课。
我经常问自己两个非常朴素的问题：“我给学生训练了这么多的方法，但是，当年我是不是这样学语文的？”“学生做的考试题，我是不是都会做？”而答案往往是否定的。
回想当年我自己的语文学习，无非就是多读多写，哪有那么多的“方法”“技巧”？对比现在学生的语文学习，我又不禁思索：学生应该读什么？（仅仅是课文吗？）学生应该写什么？（仅仅是教师命题吗？）阅读量应该有多少？（仅仅限于教材篇目吗？）写作量又应该有多少？（仅仅限于课堂作文吗？）学生该怎样读？（是不是非要“受教育”不可？）学生又该怎样写？（是不是非要写“托物咏志”或“借景抒情”的杨朔式散文不可？）……对这些疑问，我现在还谈不上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教师应该随时设身处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结合自己当年学习语文的切身感受来把握语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
养成多读（尽可能多地接触语言材料）、多写（尽可能多地实践语言技能）习惯，在不断的熏陶、感染、领悟中形成对语言的敏感和敏锐（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语感”），这就是我自己当年语文学习的经历，我想可能也是大多数语文教师有过的体会。我们何不把这些质朴的道理告诉学生，并设法让他们也具备这样的语文学习习惯——实际上也是生活的习惯呢？
我主张语文教学返璞归真——多读，多写，多背。语文学习其实就这么简单。
记：语文学习很简单，但为什么要提高语文科的考试成绩却相对很难？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李：我只能简单地说两点：第一，因为很少有老师让学生多写多读多背，而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无效劳动上；第二，我们的语文考试有问题。我是主张高考只考一篇作文，而且最好是考一篇书评或文艺鉴赏性的作文（由试题提供阅读文本）。这样，读写结合，既考查了学生的阅读理解，特别是富有个性、富有创见的理解，又检测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至于中学语文中的各类基础知识，都可通过这样一篇作文体现出来。
记：有人说，语文学得好不好，不在语文课，您同意吗？
李：不能这么简单地说。当然，语文是最适宜自学的一门课，许多作家没上过一天学，却能够写出好作品。不过在今天的教育制度下，语文课应该说是学生获得语文素养的重要甚至主要途径。作为语文教师，不能敷衍课堂，而让学生在课外提高语文能力。这是我们的良知所不允许的。但是，也应该承认，仅仅靠语文课，学生也难以获得丰厚的语文素养，更难以获得较强的语文能力。因此，很多年前，不少语文界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大语文”的概念，将学生所经历所面对的社会生活都纳入“大语文”的范畴。我是同意并践行这个“大语文教育”理念的，二十年前提出并探索“语文生活化，生活语文化”。
记：我们经常会用是不是有“语文味”来评价语文课。您会从哪些方面来评价？
李：“语文味”是一种客观存在，有语文自然就有“语文味”，这并不是哪个人“发明”或“首创”的。我理解的“语文味”，就是语文特有的情趣、诗意，行云流水，妙趣横生，心灵的感染力，思想的冲撞力……这些模糊的表述，都是语文课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吧！我当然也以此来衡量或者要求自己的语文课。不过，要评价一堂语文课，还不能仅仅看这堂课是否体现了语文的特点，还要看学生的情感是否真正被激发，他们的思想是否真正被点燃，师生关系是否真正和谐互动等等。虽然这些并非是对语文课的特殊要求，但也应该是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具备的要素。
记：您是怎样让学生对语文有兴趣的？
李：应该说，学生喜欢上我的语文课。原因我估计有这么几点：第一，我的课上得比较轻松，比较潇洒，比较随意，比较有情趣，也有感染力。第二，我补充了大量教材上没有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所谓“既有意义”，就是无论思想性还是文学性对学生的心灵滋养都是极有价值的；所谓“又有意思”，就是这些文章文字活泼，引人入胜，符合儿童情趣。第三，我比较善于把语文与生活衔接，将课本与社会打通，让学生觉得语文学习就是生活本身。第四，我让学生参与语文教学，也就是说，语文课上不只是我一个人讲，而是让学生们参与进来，成为课堂的主人。
记：如果请您举出对语文教学（教材、考试、教师素质或待遇等等）的最大的一项不满意，会是什么？
李：不满意的地方当然很多，但如果要说“最大的一项不满意”，我还是想说教师素质。关于这点，人们议论的已经很多了。这里，我不想长篇大论空谈，我想说说一些感想。
我曾去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站在朱自清故居前，我感慨万千：先生正是从这所农村中学直接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的。朱自清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语文教师（中学国文教师和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骄傲，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他深厚的文化功底（阅读）和文学成就（写作），是最重要的原因。前不久，我还读了三卷《南渡北归》，被上世纪前半叶一大批大师级的知识分子——其中很多都是中学教师——的学识和人格所折服。我不得不感叹：“和老一辈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谈不上！”这真不是谦虚。别看现在“博士”“硕士”满天飞，但有几个真正是“博学之士”的？好，还是说回到语文教师。我想，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比如阅读和写作，恐怕不只是现在，而且将来都是提高语文教师素质的基本途径。语文教师应该把阅读和写作视为自己生命的体现形式。阅读，要养成手不释卷的习惯，包括经典教育理论、古典文史书籍、教育报刊、中外文学作品以及反映中学生生活的书……都应该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写作，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但现在语文教师不会写文章的现象绝非个别，这不正常。只有语文素养提升了，文化储备丰厚了，在语文课上我们才能信手拈来，举重若轻。
记：包括您在内的很多著名特级教师都具有非常好的亲和力。您觉得成为一位受学生欢迎的语文老师，最关键的是什么？学识？爱心？耐心？平等待人？还是其他？
李：学识、人品等等都很重要，但我想强调“童心”。
我今年54岁了，可我自认为我还保持着24岁时第一天参加工作时的兴奋、憧憬、向往、纯真……因为我有童心。童心就是单纯之心。回想我刚参加工作时，真的很单纯，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只有单纯而专一的热爱，就想着如何让孩子快乐，让自己快乐。当然，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界，也没有那么多的名利诱惑。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职称”之说，也就谈不上要去争什么“中级教师”“高级教师”的想法；那时候也没有“奖金”一说，只要不杀人放火，干得好干得不好每个月工资都是五十二元五毛；那时候中学教师的荣誉，除了学校表扬发个奖状，就没有什么了——好像也有“特级教师”的说法，但太遥远，根本想都不敢想，也就不去想了！所以，我只能单纯地工作，就想着如何从工作中寻找乐趣。不像现在，各种职称，还有各种荣誉，什么“教坛新秀”、什么“市优秀青年教师”、什么“省级骨干教师”，还有“学科带头人”，更有各种名目繁多的“十佳”之类，如果我现在刚参加工作，说实话，很难不心动，很难把持自己一颗单纯的心。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以各种方式表彰激励教师，我是说，面对眼花缭乱的“荣誉”“头衔”，守住童心的单纯最重要。
单纯的教育情怀，就是没有任何功利心的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孩子的依恋。这里，我想引用两句让我特别感动的话。一句是：“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谁就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而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已经爱得入迷，谁就能获得自己的职业幸福。”这是前苏联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的话。一位教育家，还有如此细腻的情怀，这份对教育的热爱，就是童心。还有一句是：“对孩子的依恋之情，这是教育修养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品质。”这话是大家所熟知的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话。说到什么是教育最重要的，我们往往会想到“思想”“理念”“模式”等等，但苏霍姆林斯基说，那些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起决定作用的品质”是“对孩子的依恋之情”！如此依恋孩子，如此朴素而深情的表述教育，源于童心。
这颗童心，本身就是爱心。对教育来说，没有这颗童心，有再多的学问都没用。
记：我注意到，您的文章经常引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您从这位教育家那里得到的最大启发是什么？
李：我曾通读过我所能找到的苏霍姆林斯基的二十多本著作，有的书还反复读。毛泽东曾说他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读到四个字：“阶级斗争”。那么，我在苏霍姆林斯基所有的文字中，也读到四个字：“教育人性”。这体现在他在《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一书中的一句话：“教育，这首先是人学。”
和一般的教育家不同，苏霍姆林斯基不是以“学者”或“研究家”的身份去冷峻、“客观”、孤立地研究教育，而是充满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把自己的一腔激情洒向他的每一位学生。他的深情的目光首先对准的是一个个人的心灵而不只是具体的教学环节或手段，他一生所关注的始终是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的发展。这就使他的教育境界远远超过了一般侧重于研究教育技术的教育家，而使教育真正进入了人的心灵的宇宙。
他的感情真挚而充沛，他的思想朴素而深刻，他的语言平易而精彩，“要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他身边走出去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追求。仅仅凭这一点，他教育胸襟的博大和教育理想的崇高就远远超出了同时代许多的教育家（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思想理论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一些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局限）。而在中国，我认为只有一位教育家可以与苏霍姆林斯基相媲美，那就是陶行知。
记：您的经历可以给年轻语文老师很多启示，请您给语文老师一些成长的忠告吧。
李：不是谦虚，我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不过，我倒经常给我身边的年轻同行说，我并不聪明，由于时代的原因，也没有什么学问，但有两点我具备，这两点也“成就”了我，那就是：第一，目标始终如一；第二，行动持之以恒。前者说的是理想，后者说的是实践。我这里说的“两点”其实就是一点，或者说就是一个朴素的词：执着。
作者介绍：李节，《语文建设》记者。
作者：李节
语文建设 2013年01期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课为什么会吸引学生？您的公开课与日常课有区别吗？
李镇西（以下简称“李”）：曾经有学生毕业后给我来信，这样评价我的课：“自然，真诚，有悬念，有感染力。”我接受这个评价，因为这的确是我课堂的特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上公开课也要刻意准备的，总想着要“出彩”“出新”，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里，我尽量让公开课常态化。
举重若轻，行云流水，是我追求的课堂教学境界——无论是公开课还是平常的课。
所谓“举重若轻”，是指教师的内在功底以及对教材的处理艺术。这里的“重”，指的是教师本人的文化储备和课文固有的文化内涵；“轻”则指的是深入浅出的教学。备课时，教师应该尽可能深入地钻研教材，挖掘文本的精神内核，感悟其深刻厚重的文化内涵；但是在课堂上，则要尽可能尊重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基础，将课文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学生的生活打通，让他们轻松地感悟课文内容。任何脱离学生实际而让学生不知所云的“精彩讲解”“深刻分析”，都不过是教师“举重若重”的自言自语。
所谓“行云流水”，是指驾驭课堂教学环节、流程、节奏等的艺术。语文课有多种上法，不能定于一尊，但我追求一种自然、潇洒与“随意”。如果把语文课比作画国画，那么有人喜欢画工笔画——追求课堂的精巧，甚至对每一个细小的环节在课前都精心设计因而胸有成竹，对这样的老师我充满敬意；但我不愿意画工笔画，而更愿意“大写意”，愿意课堂上有一些“突发情况”——这最能激发我即兴发挥的教学灵感；不要把课堂填得太满，留一些空间给学生，留一些空白给自己。教学的流程随课堂现场的情况而自然推进，教师“教”的思路和学生“学”的思路融为一体，教师和学生不知不觉地走进对方的心灵，同时也走进课文的深处。
记：有不少公开课的设计非常讲究，每个环节、甚至每一分钟都做精心安排，往往让人觉得是教师一个人在表演。您怎么看待这种课及其影响？
李：我特别反感这种“完美”而虚假的公开课。多年来的各种公开课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那就是一堂优质的公开课必须是“完美”的。
为了这个“完美”，公开课就成了“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了这个“完美”，公开课就越来越变成了“无懈可击”的表演；为了这个“完美”，公开课就越来越讲究“精雕细刻”的形式；为了这个“完美”，公开课便越来越成了各种“模式”或生搬硬套或惟妙惟肖的翻版……这样的公开课的确很“完美”，但也很虚假。这一方面有违教师道德，另一方面等于是公开地给学生进行作假示范！这样虚假得“完美无瑕”的公开课至今还在不停地演示着，这究竟给我们的语文教育带来了什么后果，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特别是“借班上课”的公开课，教师的设计更精细更精密，因为要掌握“主动权”啊！成功教学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如果是在本班上课，一般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是“借班上课”，授课教师很难在一堂课上与素不相识的学生“水乳交融”。不管教师多么“机智”，最后都是想方设法把学生置于自己的思想框架之内；学生不管在课堂上多么热闹，显得多么有“主体性”，其实他们或多或少或明显或隐约地都成了教师表演的道具。当然这也怪不得教师。试想：连“知己知彼”（在教学上就是师生互相了解）这个起码的要求都达不到——我们从参加教育工作第一次备课起就被告知必须“备”学生（这个学生可不是抽象的整体，而是具体的个体）——教师怎么能上课？但这课又必须上，那当然就只有由教师制订一个比较完美而又巧妙（即看不出痕迹）的教学框架，包括设计一系列“问题”等等。在这样的课堂上，教师不得不已经提前做好了“预制板”，于是教师完全掌握了学生思维的主动权，“以不变应万变”，当然“游刃有余”。但后果是，学生的思维被限制了，个性被扼杀了。
在一些地方，老师上这样的公开课，叫“做课”。好一个“做”字，用得十分准确。别人要“做课”我管不了，但我可以管住我自己。所以最近几年我谢绝了很多“做课”邀请。我说：“要听课，可以到我班上来，我的教室大门随时向任何想听我课的老师打开。”
记：我看过您的书，您经常反思自己的课存在的不足，您为什么要反思？
李：傅雷先生曾在其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卷首语中这样写道：“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而是永不会被卑贱的情操所征服；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而是不会被黑暗所湮没。”区别优秀的教育者和平庸的教育者，不在于教育者是否犯错误，而在于他如何对待已经犯了的错误。这里所说的“如何对待”，不仅仅是指想方设法弥补错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主要是指对错误的反思——对成长中的年轻教师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善于把教育失误变成教育财富，这是任何一个教育者从普通教师走向教育专家乃至教育家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把教育失误变成教育财富，前提是我们能够诚实地对待自己的事业，严肃地对待自己每一天的工作和每一堂课，唯有这种真诚和严肃，能够让我们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失误。为了我们心爱的事业和学生，我们勇于解剖自己和否定自己，因为这能够使我们更加成熟，使我们的教育走向成功。
记：在语文教学改革中，有一种批评的声音认为，语文课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了。您觉得，跟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现在的语文课到底怎么样？丢失了哪些东西，又有哪些进步是值得肯定的？
李：的确，现在的语文课“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了”。比如，我们训练学生阅读能力，一套一套的，可我们老师平时并不会按我们教给学生的方法去阅读。我们平时读一本书，不就是读读想想，或拿着笔勾勾画画吗？严格地说，现在语文教学的阅读训练，应该叫“阅读应试训练”，比如，那种肢解文本、孤立而冷漠地“分析”“推敲”语言现象的各种“阅读检测”，都属于“阅读应试训练”，而不是常态阅读方式的传授。另外，现在的语文课，文学性少了，思想性少了，感染力少了，缺乏语文课应该有的情趣和魅力。所以，许多学生不喜欢语文课。
我经常问自己两个非常朴素的问题：“我给学生训练了这么多的方法，但是，当年我是不是这样学语文的？”“学生做的考试题，我是不是都会做？”而答案往往是否定的。
回想当年我自己的语文学习，无非就是多读多写，哪有那么多的“方法”“技巧”？对比现在学生的语文学习，我又不禁思索：学生应该读什么？（仅仅是课文吗？）学生应该写什么？（仅仅是教师命题吗？）阅读量应该有多少？（仅仅限于教材篇目吗？）写作量又应该有多少？（仅仅限于课堂作文吗？）学生该怎样读？（是不是非要“受教育”不可？）学生又该怎样写？（是不是非要写“托物咏志”或“借景抒情”的杨朔式散文不可？）……对这些疑问，我现在还谈不上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教师应该随时设身处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结合自己当年学习语文的切身感受来把握语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
养成多读（尽可能多地接触语言材料）、多写（尽可能多地实践语言技能）习惯，在不断的熏陶、感染、领悟中形成对语言的敏感和敏锐（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语感”），这就是我自己当年语文学习的经历，我想可能也是大多数语文教师有过的体会。我们何不把这些质朴的道理告诉学生，并设法让他们也具备这样的语文学习习惯——实际上也是生活的习惯呢？
我主张语文教学返璞归真——多读，多写，多背。语文学习其实就这么简单。
记：语文学习很简单，但为什么要提高语文科的考试成绩却相对很难？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李：我只能简单地说两点：第一，因为很少有老师让学生多写多读多背，而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无效劳动上；第二，我们的语文考试有问题。我是主张高考只考一篇作文，而且最好是考一篇书评或文艺鉴赏性的作文（由试题提供阅读文本）。这样，读写结合，既考查了学生的阅读理解，特别是富有个性、富有创见的理解，又检测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至于中学语文中的各类基础知识，都可通过这样一篇作文体现出来。
记：有人说，语文学得好不好，不在语文课，您同意吗？
李：不能这么简单地说。当然，语文是最适宜自学的一门课，许多作家没上过一天学，却能够写出好作品。不过在今天的教育制度下，语文课应该说是学生获得语文素养的重要甚至主要途径。作为语文教师，不能敷衍课堂，而让学生在课外提高语文能力。这是我们的良知所不允许的。但是，也应该承认，仅仅靠语文课，学生也难以获得丰厚的语文素养，更难以获得较强的语文能力。因此，很多年前，不少语文界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大语文”的概念，将学生所经历所面对的社会生活都纳入“大语文”的范畴。我是同意并践行这个“大语文教育”理念的，二十年前提出并探索“语文生活化，生活语文化”。
记：我们经常会用是不是有“语文味”来评价语文课。您会从哪些方面来评价？
李：“语文味”是一种客观存在，有语文自然就有“语文味”，这并不是哪个人“发明”或“首创”的。我理解的“语文味”，就是语文特有的情趣、诗意，行云流水，妙趣横生，心灵的感染力，思想的冲撞力……这些模糊的表述，都是语文课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吧！我当然也以此来衡量或者要求自己的语文课。不过，要评价一堂语文课，还不能仅仅看这堂课是否体现了语文的特点，还要看学生的情感是否真正被激发，他们的思想是否真正被点燃，师生关系是否真正和谐互动等等。虽然这些并非是对语文课的特殊要求，但也应该是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具备的要素。
记：您是怎样让学生对语文有兴趣的？
李：应该说，学生喜欢上我的语文课。原因我估计有这么几点：第一，我的课上得比较轻松，比较潇洒，比较随意，比较有情趣，也有感染力。第二，我补充了大量教材上没有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所谓“既有意义”，就是无论思想性还是文学性对学生的心灵滋养都是极有价值的；所谓“又有意思”，就是这些文章文字活泼，引人入胜，符合儿童情趣。第三，我比较善于把语文与生活衔接，将课本与社会打通，让学生觉得语文学习就是生活本身。第四，我让学生参与语文教学，也就是说，语文课上不只是我一个人讲，而是让学生们参与进来，成为课堂的主人。
记：如果请您举出对语文教学（教材、考试、教师素质或待遇等等）的最大的一项不满意，会是什么？
李：不满意的地方当然很多，但如果要说“最大的一项不满意”，我还是想说教师素质。关于这点，人们议论的已经很多了。这里，我不想长篇大论空谈，我想说说一些感想。
我曾去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站在朱自清故居前，我感慨万千：先生正是从这所农村中学直接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的。朱自清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语文教师（中学国文教师和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骄傲，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他深厚的文化功底（阅读）和文学成就（写作），是最重要的原因。前不久，我还读了三卷《南渡北归》，被上世纪前半叶一大批大师级的知识分子——其中很多都是中学教师——的学识和人格所折服。我不得不感叹：“和老一辈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谈不上！”这真不是谦虚。别看现在“博士”“硕士”满天飞，但有几个真正是“博学之士”的？好，还是说回到语文教师。我想，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比如阅读和写作，恐怕不只是现在，而且将来都是提高语文教师素质的基本途径。语文教师应该把阅读和写作视为自己生命的体现形式。阅读，要养成手不释卷的习惯，包括经典教育理论、古典文史书籍、教育报刊、中外文学作品以及反映中学生生活的书……都应该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写作，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但现在语文教师不会写文章的现象绝非个别，这不正常。只有语文素养提升了，文化储备丰厚了，在语文课上我们才能信手拈来，举重若轻。
记：包括您在内的很多著名特级教师都具有非常好的亲和力。您觉得成为一位受学生欢迎的语文老师，最关键的是什么？学识？爱心？耐心？平等待人？还是其他？
李：学识、人品等等都很重要，但我想强调“童心”。
我今年54岁了，可我自认为我还保持着24岁时第一天参加工作时的兴奋、憧憬、向往、纯真……因为我有童心。童心就是单纯之心。回想我刚参加工作时，真的很单纯，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只有单纯而专一的热爱，就想着如何让孩子快乐，让自己快乐。当然，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界，也没有那么多的名利诱惑。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职称”之说，也就谈不上要去争什么“中级教师”“高级教师”的想法；那时候也没有“奖金”一说，只要不杀人放火，干得好干得不好每个月工资都是五十二元五毛；那时候中学教师的荣誉，除了学校表扬发个奖状，就没有什么了——好像也有“特级教师”的说法，但太遥远，根本想都不敢想，也就不去想了！所以，我只能单纯地工作，就想着如何从工作中寻找乐趣。不像现在，各种职称，还有各种荣誉，什么“教坛新秀”、什么“市优秀青年教师”、什么“省级骨干教师”，还有“学科带头人”，更有各种名目繁多的“十佳”之类，如果我现在刚参加工作，说实话，很难不心动，很难把持自己一颗单纯的心。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以各种方式表彰激励教师，我是说，面对眼花缭乱的“荣誉”“头衔”，守住童心的单纯最重要。
单纯的教育情怀，就是没有任何功利心的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孩子的依恋。这里，我想引用两句让我特别感动的话。一句是：“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谁就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而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已经爱得入迷，谁就能获得自己的职业幸福。”这是前苏联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的话。一位教育家，还有如此细腻的情怀，这份对教育的热爱，就是童心。还有一句是：“对孩子的依恋之情，这是教育修养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品质。”这话是大家所熟知的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话。说到什么是教育最重要的，我们往往会想到“思想”“理念”“模式”等等，但苏霍姆林斯基说，那些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起决定作用的品质”是“对孩子的依恋之情”！如此依恋孩子，如此朴素而深情的表述教育，源于童心。
这颗童心，本身就是爱心。对教育来说，没有这颗童心，有再多的学问都没用。
记：我注意到，您的文章经常引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您从这位教育家那里得到的最大启发是什么？
李：我曾通读过我所能找到的苏霍姆林斯基的二十多本著作，有的书还反复读。毛泽东曾说他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读到四个字：“阶级斗争”。那么，我在苏霍姆林斯基所有的文字中，也读到四个字：“教育人性”。这体现在他在《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一书中的一句话：“教育，这首先是人学。”
和一般的教育家不同，苏霍姆林斯基不是以“学者”或“研究家”的身份去冷峻、“客观”、孤立地研究教育，而是充满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把自己的一腔激情洒向他的每一位学生。他的深情的目光首先对准的是一个个人的心灵而不只是具体的教学环节或手段，他一生所关注的始终是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的发展。这就使他的教育境界远远超过了一般侧重于研究教育技术的教育家，而使教育真正进入了人的心灵的宇宙。
他的感情真挚而充沛，他的思想朴素而深刻，他的语言平易而精彩，“要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他身边走出去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追求。仅仅凭这一点，他教育胸襟的博大和教育理想的崇高就远远超出了同时代许多的教育家（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思想理论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一些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局限）。而在中国，我认为只有一位教育家可以与苏霍姆林斯基相媲美，那就是陶行知。
记：您的经历可以给年轻语文老师很多启示，请您给语文老师一些成长的忠告吧。
李：不是谦虚，我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不过，我倒经常给我身边的年轻同行说，我并不聪明，由于时代的原因，也没有什么学问，但有两点我具备，这两点也“成就”了我，那就是：第一，目标始终如一；第二，行动持之以恒。前者说的是理想，后者说的是实践。我这里说的“两点”其实就是一点，或者说就是一个朴素的词：执着。
作者介绍：李节，《语文建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