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传媒领域的科技进步也不可避免地通过其舆论导向功能影响着政治过程的诸多方面。在科技进步视角下,传媒如何影响政治过程?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新媒体在科技推动下的发展,将对政治过程产生哪些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应如何作为?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科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公共权力;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1-0014-0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不仅主导着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方方面面,也近乎必然地推动着一国甚至是国际政治都向着更加开明的方向发展。素有“第四权力”之称的大众媒体,在科技浪潮的推动下,也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对政治发展产生着影响。 从前不久的“杭州七十码”、重庆孙伟铭案引发全国酒驾的严打到最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因抽“天价烟”被媒体揭露而被判有期徒刑11年;从2004年春节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自费在义乌市电视台以广告形式向群众征集人大议案,到北京15名代表委员通过《新京报》和新浪网向社会征集议案提案内容,电视、网络、报纸、杂志、广播、手机短信不再仅仅是为人们提供信息、娱乐服务的媒介载体,而是逐渐成为公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表达利益诉求、监督公共权力行使的平台。 本文试图从传媒科技的发展进步对政治过程的影响的视角,来探索传媒科技对政治民主的作用。 一、传媒科技发展的历程及其与政治的关系 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性古已有之。早在古罗马时代,尤利乌斯・凯撒当选为罗马执政官后不久,为了消解罗马元老院中的反对派压力,他发布命令说:“今后元老院的工作,务须每日公布。”从此,在罗马执政厅外立了一块涂有石膏的木板(后人称之为《每日纪事》),每天在上面书写文字,报告元老院的工作,此外,内容有每天的出生和死亡情况、税收情况等。 中国最早的报纸称为“邸报”。创办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约公元前2世纪左右)。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在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驻京办事处,这个住处叫作“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给各郡长官。这就是“邸报”产生的背景。自汉、唐、宋、元、明直到清代,“邸报”的名称虽屡有改变,但发行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其性质和内容也没有多大变动。 以上是中外关于媒体的最初起源,从传媒的最初形态可以看到,媒体从产生之日起,就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这时的传媒是仅仅依附于政治系统的。 真正的大众传媒从诞生之初便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和出版物对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如中国在1840年之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党人通过报刊来影响政治的奋斗历程。到了现代社会,传播科技由过去的结绳纪事、布帛、纸张到现在的媒介多元化: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移动车载设备、卫星信号传输、数字影像技术……大众传媒依赖科技的发展,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广泛和深入地进入到政治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之一,对政治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改革、政治社会化、政治监督、政治发展以及公共政策等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新技术推动下传媒对政治过程的影响 当前,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电子技术普遍地应用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大众传媒领域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大众传媒工具的改进以及在此推动下大众传媒理念的更新。 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和无线通讯工具的应用,极大地缩短了新闻传播的速度,拓展了传播的范围,增加了新闻报道的深度。而电子摄录系统和采编工具的更新、卫星电视的普及,也使得电视台的频道数量和节目质量以及传播范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受众的数量越来越大,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随时随地接收新闻媒体的“海量信息”的“轰炸”,享受信息时代信息传递的快捷和丰富多样性。 正是在这样的科技背景之下,原本对中国人来说是很神秘的政治领域变得不再像以前一样令人望而却步。传媒在新技术背景下对政治进程产生着越来越多的影响。 1.推进政治社会化,提升民众的政治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 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过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通过政治社会化,形成公民独立的政治意识和权利观念、民主平等观念、法制观念,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向着更加民主、法制方向发展,尤有必要。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大众传媒是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各种传播媒介持续不断地向公众输送着各种经过选择的资料和观点,以及对这些资料和观点的分析与评价。在民众通过大众传媒接触、了解他们所需要和感兴趣的信息时,这些信息早已经过了媒体和编辑、记者的“把关”。也就是说,在海量信息通过大众传媒流向公众之前,媒体和编辑、记者作为“把关人”,已经将各种信息根据一定的标准和立场、尺度进行了筛选,从而通过这种筛选,来重新塑造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 我国实行的是“党管媒体”的新闻管理制度。“党管媒体”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对传媒工具性价值的重视,正如列宁所说:党报不是与党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而是全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及其‘齿轮和螺丝钉’”。作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包括书库、书店和阅览室等,都应该立即改组,以便使他们根据这些或那些原则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的组织,“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但是,应该看到,一个文明开化社会的发展,必然以多元化为其向度。我国在经济领域日益实现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在文化领域,也应该以一种更加包容、开明、多元的视角来面对传媒的发展。因为网络媒体的发展,已经对原有的以“堵”为经常手段的新闻管制提出了挑战,而一个统得过死的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受众对瞬息万变的信息的需求,从而影响到民主与社会的进步。 2.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有效防治腐败 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提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任何国家,要减少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腐败,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是使之在阳光下行使――将公共权力的行使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 近年来,随着传媒科技的进步和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媒体与公众通过互动性的舆论监督,有效地监督了一个又一个权力腐败的政治事件。 前文所述的周久耕、杭州“七十码”案例首先都是网友通过互联网提供了新闻线索,进而中央和各地的新闻媒体纷纷跟进,形成舆论监督的浪潮,促使有关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对问题进行介入并很快有了结果。此外,诸如“哈尔滨6名警察打死大学生”案件的审查和网民通过“人肉搜索”爆料,使得有关部门在调查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其行为因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而近乎必然地走向公开、透明。 3.表达民众的利益诉求,促进政治决策的民主化 政治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府组织可以认为是一种输入和输出的决策模式。一个政治系统在其运转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和经济不断发展变化,民众必然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的有效表达和得到尊重,是维持政治系统稳定的重要前提,也是一个政权解决民生问题,寻求政治发展的题中之义。
如何发现和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并使这种利益诉求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出现大量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社团的重要原因。但是,仅有各种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各种集团、组织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及其结果,都会对民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及满足、政治系统和社会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而在利益集团和政治决策之间,大众传播媒介担当起了桥梁和纽带的角色。 以往,两会上提出的议案提案大部分来自各级党政机关、科研单位、社会团体、工厂企业等单位的负责人,来自基层的相对较少。区、县、市乃至全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了解民意的四种主要方式为:群众来信、所在单位或领域的意见、执法监督和视察中获知情况、媒体报道,这些方式具有一定的间接和被动性。借助日渐成熟的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技术征集提案议案,使得人大代表和委员们与民众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使代表和委员能够切实地履行代表委员的职责。 对于政治进程和大众传播的关系,也许可以这样界定:虽然任何政治制度都离不开某种形式的政治传播,但民主制度与大众传播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大众传播促成了当代民主制度的建立,而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也刺激了大众传播需求并推动了它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塑造了它参与政治的方式。现代民主国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三、新媒体发展对政治过程的影响走向 新科技支撑下的媒体发展呈现出多元化、集团化、世俗化的趋势。其发展过程中与政治之间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不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互动性和不可控性。时下,互联网的论坛、虚拟社区、聊天工具、电子信箱、博客以及手机短信、飞信、手机电视等新媒体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传统媒体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并在日益密切和频繁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 新媒体以其灵活多样和方便快捷的特性赢得了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喜爱。虽然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娱乐休闲的大众功能,但是,其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政治影响。诸如政治动员功能、议程设置功能等等。 “七・五”事件之前,就有少数疆独分子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进行蛊惑、煽动,最终酿成惨事。由此可见,通过新媒体进行的政治动员当然非传统意义上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政治动员,但是其影响力不可小视。如果被政府正确引导和利用,可以为政治发展作出贡献,然而如果利用不好,则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 贵州瓮安县“6・28”事件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在事件甫一发生时,各大网站纷纷发布新闻,内容大致是:贵州瓮安发生群体性暴力事件。但没有媒体对事件的原因进行报道,但是,紧跟其后的,在一些小型的网络论坛里,有网友转载德国之声中文网站消息,对这一事件作出了解读:声称事发原因是当地公安部门草菅人命,引发民众暴乱。这与事后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调查的事实结果大相径庭。事实说明,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传媒一旦被外媒和一些不明是非或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政府方面采取措施不够果断或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则很有可能被人利用,威胁到现政权的稳定。 上述两个新闻事件并非偶然,实际上,诸如法轮功的境外网站“明慧网”以及许多反华势力,经常性利用互联网攻击中国政府。对这些势力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也表明:在缺乏像传统媒体舆论导向的世俗权威和民众的广泛认同的情况下,网络等新媒体如果引导正确,则可以进一步加强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反之,则容易形成网络暴民,养成暴民政治。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大力加强网民的道德自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发展政府对新媒体的监管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也应当变“堵”为“疏”,尝试更具包容性和多元化的新科技和新媒体的研发,进一步拓宽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并使其利益诉求得到进一步的尊重,从而将其反应与表现纳入政府可控的体系之内,这样,无论对于政治稳定还是进一步的政治发展,都是最为有利的。 责任编辑宋桂祝
[摘要]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传媒领域的科技进步也不可避免地通过其舆论导向功能影响着政治过程的诸多方面。在科技进步视角下,传媒如何影响政治过程?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新媒体在科技推动下的发展,将对政治过程产生哪些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应如何作为?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科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公共权力;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1-0014-0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不仅主导着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方方面面,也近乎必然地推动着一国甚至是国际政治都向着更加开明的方向发展。素有“第四权力”之称的大众媒体,在科技浪潮的推动下,也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对政治发展产生着影响。 从前不久的“杭州七十码”、重庆孙伟铭案引发全国酒驾的严打到最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因抽“天价烟”被媒体揭露而被判有期徒刑11年;从2004年春节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自费在义乌市电视台以广告形式向群众征集人大议案,到北京15名代表委员通过《新京报》和新浪网向社会征集议案提案内容,电视、网络、报纸、杂志、广播、手机短信不再仅仅是为人们提供信息、娱乐服务的媒介载体,而是逐渐成为公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表达利益诉求、监督公共权力行使的平台。 本文试图从传媒科技的发展进步对政治过程的影响的视角,来探索传媒科技对政治民主的作用。 一、传媒科技发展的历程及其与政治的关系 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性古已有之。早在古罗马时代,尤利乌斯・凯撒当选为罗马执政官后不久,为了消解罗马元老院中的反对派压力,他发布命令说:“今后元老院的工作,务须每日公布。”从此,在罗马执政厅外立了一块涂有石膏的木板(后人称之为《每日纪事》),每天在上面书写文字,报告元老院的工作,此外,内容有每天的出生和死亡情况、税收情况等。 中国最早的报纸称为“邸报”。创办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约公元前2世纪左右)。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在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驻京办事处,这个住处叫作“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给各郡长官。这就是“邸报”产生的背景。自汉、唐、宋、元、明直到清代,“邸报”的名称虽屡有改变,但发行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其性质和内容也没有多大变动。 以上是中外关于媒体的最初起源,从传媒的最初形态可以看到,媒体从产生之日起,就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这时的传媒是仅仅依附于政治系统的。 真正的大众传媒从诞生之初便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和出版物对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如中国在1840年之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党人通过报刊来影响政治的奋斗历程。到了现代社会,传播科技由过去的结绳纪事、布帛、纸张到现在的媒介多元化: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移动车载设备、卫星信号传输、数字影像技术……大众传媒依赖科技的发展,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广泛和深入地进入到政治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之一,对政治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改革、政治社会化、政治监督、政治发展以及公共政策等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新技术推动下传媒对政治过程的影响 当前,在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电子技术普遍地应用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大众传媒领域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大众传媒工具的改进以及在此推动下大众传媒理念的更新。 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和无线通讯工具的应用,极大地缩短了新闻传播的速度,拓展了传播的范围,增加了新闻报道的深度。而电子摄录系统和采编工具的更新、卫星电视的普及,也使得电视台的频道数量和节目质量以及传播范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受众的数量越来越大,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随时随地接收新闻媒体的“海量信息”的“轰炸”,享受信息时代信息传递的快捷和丰富多样性。 正是在这样的科技背景之下,原本对中国人来说是很神秘的政治领域变得不再像以前一样令人望而却步。传媒在新技术背景下对政治进程产生着越来越多的影响。 1.推进政治社会化,提升民众的政治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 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过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通过政治社会化,形成公民独立的政治意识和权利观念、民主平等观念、法制观念,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向着更加民主、法制方向发展,尤有必要。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大众传媒是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各种传播媒介持续不断地向公众输送着各种经过选择的资料和观点,以及对这些资料和观点的分析与评价。在民众通过大众传媒接触、了解他们所需要和感兴趣的信息时,这些信息早已经过了媒体和编辑、记者的“把关”。也就是说,在海量信息通过大众传媒流向公众之前,媒体和编辑、记者作为“把关人”,已经将各种信息根据一定的标准和立场、尺度进行了筛选,从而通过这种筛选,来重新塑造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 我国实行的是“党管媒体”的新闻管理制度。“党管媒体”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对传媒工具性价值的重视,正如列宁所说:党报不是与党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而是全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及其‘齿轮和螺丝钉’”。作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包括书库、书店和阅览室等,都应该立即改组,以便使他们根据这些或那些原则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的组织,“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但是,应该看到,一个文明开化社会的发展,必然以多元化为其向度。我国在经济领域日益实现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在文化领域,也应该以一种更加包容、开明、多元的视角来面对传媒的发展。因为网络媒体的发展,已经对原有的以“堵”为经常手段的新闻管制提出了挑战,而一个统得过死的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受众对瞬息万变的信息的需求,从而影响到民主与社会的进步。 2.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有效防治腐败 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提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任何国家,要减少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腐败,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是使之在阳光下行使――将公共权力的行使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 近年来,随着传媒科技的进步和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媒体与公众通过互动性的舆论监督,有效地监督了一个又一个权力腐败的政治事件。 前文所述的周久耕、杭州“七十码”案例首先都是网友通过互联网提供了新闻线索,进而中央和各地的新闻媒体纷纷跟进,形成舆论监督的浪潮,促使有关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对问题进行介入并很快有了结果。此外,诸如“哈尔滨6名警察打死大学生”案件的审查和网民通过“人肉搜索”爆料,使得有关部门在调查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其行为因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而近乎必然地走向公开、透明。 3.表达民众的利益诉求,促进政治决策的民主化 政治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府组织可以认为是一种输入和输出的决策模式。一个政治系统在其运转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和经济不断发展变化,民众必然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的有效表达和得到尊重,是维持政治系统稳定的重要前提,也是一个政权解决民生问题,寻求政治发展的题中之义。
如何发现和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并使这种利益诉求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出现大量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社团的重要原因。但是,仅有各种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各种集团、组织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及其结果,都会对民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及满足、政治系统和社会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而在利益集团和政治决策之间,大众传播媒介担当起了桥梁和纽带的角色。 以往,两会上提出的议案提案大部分来自各级党政机关、科研单位、社会团体、工厂企业等单位的负责人,来自基层的相对较少。区、县、市乃至全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了解民意的四种主要方式为:群众来信、所在单位或领域的意见、执法监督和视察中获知情况、媒体报道,这些方式具有一定的间接和被动性。借助日渐成熟的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技术征集提案议案,使得人大代表和委员们与民众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使代表和委员能够切实地履行代表委员的职责。 对于政治进程和大众传播的关系,也许可以这样界定:虽然任何政治制度都离不开某种形式的政治传播,但民主制度与大众传播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大众传播促成了当代民主制度的建立,而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也刺激了大众传播需求并推动了它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塑造了它参与政治的方式。现代民主国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三、新媒体发展对政治过程的影响走向 新科技支撑下的媒体发展呈现出多元化、集团化、世俗化的趋势。其发展过程中与政治之间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不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互动性和不可控性。时下,互联网的论坛、虚拟社区、聊天工具、电子信箱、博客以及手机短信、飞信、手机电视等新媒体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传统媒体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并在日益密切和频繁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 新媒体以其灵活多样和方便快捷的特性赢得了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喜爱。虽然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娱乐休闲的大众功能,但是,其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政治影响。诸如政治动员功能、议程设置功能等等。 “七・五”事件之前,就有少数疆独分子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进行蛊惑、煽动,最终酿成惨事。由此可见,通过新媒体进行的政治动员当然非传统意义上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政治动员,但是其影响力不可小视。如果被政府正确引导和利用,可以为政治发展作出贡献,然而如果利用不好,则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 贵州瓮安县“6・28”事件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在事件甫一发生时,各大网站纷纷发布新闻,内容大致是:贵州瓮安发生群体性暴力事件。但没有媒体对事件的原因进行报道,但是,紧跟其后的,在一些小型的网络论坛里,有网友转载德国之声中文网站消息,对这一事件作出了解读:声称事发原因是当地公安部门草菅人命,引发民众暴乱。这与事后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调查的事实结果大相径庭。事实说明,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传媒一旦被外媒和一些不明是非或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政府方面采取措施不够果断或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则很有可能被人利用,威胁到现政权的稳定。 上述两个新闻事件并非偶然,实际上,诸如法轮功的境外网站“明慧网”以及许多反华势力,经常性利用互联网攻击中国政府。对这些势力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也表明:在缺乏像传统媒体舆论导向的世俗权威和民众的广泛认同的情况下,网络等新媒体如果引导正确,则可以进一步加强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反之,则容易形成网络暴民,养成暴民政治。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大力加强网民的道德自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发展政府对新媒体的监管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也应当变“堵”为“疏”,尝试更具包容性和多元化的新科技和新媒体的研发,进一步拓宽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并使其利益诉求得到进一步的尊重,从而将其反应与表现纳入政府可控的体系之内,这样,无论对于政治稳定还是进一步的政治发展,都是最为有利的。 责任编辑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