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的编修传统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后，除翻译外来经典外，历代高僧大德潜心研法，发为著述，留下大批经典作品，蔚为大观。为了传承这些经典，便于民众了解、研习佛法正统，弘法济世，在雕版技术成熟后，北宋以降的历代政府均有不惜成本汇集、编修历代佛教经典以编修大藏经的事迹；而民间也屡有力量介入，通过捐助、化缘募集善款，刊刻佛家经典以利众生。从佛经规模和刊刻水准来看，还是政府牵头，以帝王将相名义通过官版形式出现的大藏经更为权威、知名。 中国古代大规模刊刻佛经，始于房山石经。但正式刊刻、印制佛教经典，则是从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间刊刻《开宝藏》开始的。《开宝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才完成，历时长达13年之久，雕版共计13万块，共480帙5048卷，用宋代官用文书所采用的黄麻纸精工刷印而成。《开宝藏》不仅雕刻精良，字体端庄秀丽，而且辑录了唐《开元释教录》所涉及的绝大多数佛教典籍，集当时佛教经典之大成，因此在颁之于世后，为研习佛法的芸芸众生提供了最经典、最完备的佛教大典，对社会各界尤其是教界信众影响很大，成为佛教史上的重要篇章。 尽管佛家经典卷帙繁多，刊刻不易，但此后各朝各代大小政权都循例刊刻汉文大藏经，且每次刊刻均有修订增益，加上民间编修、政府支持的《赵城藏》等，共造就了20余部大藏经。如以刊刻时间为序，则辽兴宗时刊刻的《契丹藏》(又名《辽藏》)，为我国第二部大藏经。这部藏经先后历时30余年刻成，共579帙。此后有北宋《崇宁藏》(580函，1440部，6108卷)、《毗卢藏》(595函，1451部，6132卷)、《圆觉藏》(548函，共1435部，5480卷)、《资福藏》(599函，1459部，5940卷)、《赵城藏》(682帙，6900余卷)、《碛砂藏》(591函，1532部，6362卷)、《普宁藏》(559函，1430部，6004卷)、《弘法藏》(共收经籍1644部，7182卷)、《元代官刻本大藏经》(651函，6500余卷)。明代形成大藏经刊刻高峰，有《洪武南藏》(678函，1600部，7000多卷)、《永乐南藏》(636函，1610部，6331卷)、《永乐北藏》(636函，1621部，6361卷)、《武林藏》、《万历藏》(678函，1659部，6234卷)、《嘉兴藏》(正藏210函，续藏90函，又续藏43函，2090部，12600余卷)计6种。其中，《永乐南藏》是印本最多的大藏经，影响最大。 到了清代，刊刻大藏经虽没有那么频繁，但就水准而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官修汉文大藏经，仅雍正、乾隆两朝历时6年完成的《龙藏》(即《乾隆大藏经》)一部，计经版79036块，724函1669部7168卷，集历代刊刻之大成，成为封建时代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大藏经。此后，虽有民国初年私版铅印本《频伽藏》、《普慧藏》，但规模和质量都无法与《乾隆大藏经》相提并论。以雕版论，《乾隆大藏经》是最晚完成、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大藏经。 《乾隆大藏经》的刊刻 清代建国后，经平定叛乱、巩固版图，逐渐进入休养生息的正常轨道。至康熙朝中后期，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形成盛世局面。康熙帝为显示文治武功，着意编修藏经，最终形成藏文泥金写本《龙藏经》，共108函，每函经叶三百至五百叶不等，每叶正反两面以上好泥金用藏文楷书抄写，制作极为精美，耗资众多。这部藏经因质量高，极受重视，保存也相对完好，目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由于《龙藏经》为藏文所写，继承帝位的雍正帝认为还不足以统一人心，于是开始筹划刊刻汉文大藏经。从雍正十一年(1733年)开始进行编修、刊刻筹备，到校勘经文、选板定材、雕版刷印，终于在乾隆三年(1738年)完成了经板雕刻和上板刷印工作，前后历时6年。因此次编修的大藏经叶间均有龙纹，所以编成后即号为《龙藏》。同时，又因雕版刻成于乾隆年间，习称《乾隆大藏经》、《乾隆版大藏经》。 雍正帝对刊造大藏经极为重视，短短三年间曾八次撰写序文，为新刊大藏经作导引。其中，撰成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初一的《御制重刊藏经序》最为重要，对佛典源流、刊刻大藏经缘起、宗旨及校雠原则等都做了很详细的说明： 粤自西汉，伊存口授佛陀经典于大月氏王使者，而震旦教始萌芽。其后摄摩腾、竺法兰随汉明帝求经使臣蔡惜等至洛阳，而四十二章等经乃缄于兰台石室。魏晋而降，大德迭兴，翻译通明，中西不隔。达摩西来，演畅宗风，不立文字之的旨既昭，而文字于以掀天揭地。至隋大业间，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经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日杂经。其余似后人假托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又有菩萨及诸深解奥义、赞明胜谛者，曰论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而佛经己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矣。唐奘法师出，能博涉经论，谓译者多所讹谬，乃躬往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周流三竺，十有七年。唐太宗诏将所得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与房乔等，集诸硕学沙门翻译，定为经律论三藏。自唐宋以迄本朝，虽代有增益，而其宏观大略，则无改于唐之旧也。 明永乐间，刊板京师，是为梵本北藏。又有民间私刊书本，板在浙江嘉兴府，谓之南藏。朕敕几之暇，游泳梵林，浓熏般若。因阅华严，知卷帙字句之间，已失其旧。爰命义学，详悉推究，讹舛益出。乃知北藏板本刻于明代者，未经精较，不足据依。夫以帝王之力泐成官本，犹乃如是，则民间南藏益可知矣。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京师贤良寺，官给伊蒲，晓夜校阅，鸠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又历代名僧所著义疏及机缘语录，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入藏，未经明眼辨别淄渑，今亦不无删汰，俾归严净。夫无边契经海，皆以一音演出，竖穷三际，横亘十方，方且立一，是名不可得，而何况于非然。既涉音声文字，则如来固善能分别诸相也，虽一定一句皆有正讹，不可以混。犹夫中乘、小乘，皆以大乘为之纲骨，四十九年所说，无非大乘。智果简出小乘，别安名字，未为得也。而在小乘中，则一语一默，一进一止，皆有佛敕，叉奚可以悖欤?然则斯刻也，别异归同，简讹从正，未必无小补云尔。是为序。
大藏经的编修传统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后，除翻译外来经典外，历代高僧大德潜心研法，发为著述，留下大批经典作品，蔚为大观。为了传承这些经典，便于民众了解、研习佛法正统，弘法济世，在雕版技术成熟后，北宋以降的历代政府均有不惜成本汇集、编修历代佛教经典以编修大藏经的事迹；而民间也屡有力量介入，通过捐助、化缘募集善款，刊刻佛家经典以利众生。从佛经规模和刊刻水准来看，还是政府牵头，以帝王将相名义通过官版形式出现的大藏经更为权威、知名。 中国古代大规模刊刻佛经，始于房山石经。但正式刊刻、印制佛教经典，则是从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间刊刻《开宝藏》开始的。《开宝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才完成，历时长达13年之久，雕版共计13万块，共480帙5048卷，用宋代官用文书所采用的黄麻纸精工刷印而成。《开宝藏》不仅雕刻精良，字体端庄秀丽，而且辑录了唐《开元释教录》所涉及的绝大多数佛教典籍，集当时佛教经典之大成，因此在颁之于世后，为研习佛法的芸芸众生提供了最经典、最完备的佛教大典，对社会各界尤其是教界信众影响很大，成为佛教史上的重要篇章。 尽管佛家经典卷帙繁多，刊刻不易，但此后各朝各代大小政权都循例刊刻汉文大藏经，且每次刊刻均有修订增益，加上民间编修、政府支持的《赵城藏》等，共造就了20余部大藏经。如以刊刻时间为序，则辽兴宗时刊刻的《契丹藏》(又名《辽藏》)，为我国第二部大藏经。这部藏经先后历时30余年刻成，共579帙。此后有北宋《崇宁藏》(580函，1440部，6108卷)、《毗卢藏》(595函，1451部，6132卷)、《圆觉藏》(548函，共1435部，5480卷)、《资福藏》(599函，1459部，5940卷)、《赵城藏》(682帙，6900余卷)、《碛砂藏》(591函，1532部，6362卷)、《普宁藏》(559函，1430部，6004卷)、《弘法藏》(共收经籍1644部，7182卷)、《元代官刻本大藏经》(651函，6500余卷)。明代形成大藏经刊刻高峰，有《洪武南藏》(678函，1600部，7000多卷)、《永乐南藏》(636函，1610部，6331卷)、《永乐北藏》(636函，1621部，6361卷)、《武林藏》、《万历藏》(678函，1659部，6234卷)、《嘉兴藏》(正藏210函，续藏90函，又续藏43函，2090部，12600余卷)计6种。其中，《永乐南藏》是印本最多的大藏经，影响最大。 到了清代，刊刻大藏经虽没有那么频繁，但就水准而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官修汉文大藏经，仅雍正、乾隆两朝历时6年完成的《龙藏》(即《乾隆大藏经》)一部，计经版79036块，724函1669部7168卷，集历代刊刻之大成，成为封建时代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大藏经。此后，虽有民国初年私版铅印本《频伽藏》、《普慧藏》，但规模和质量都无法与《乾隆大藏经》相提并论。以雕版论，《乾隆大藏经》是最晚完成、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大藏经。 《乾隆大藏经》的刊刻 清代建国后，经平定叛乱、巩固版图，逐渐进入休养生息的正常轨道。至康熙朝中后期，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形成盛世局面。康熙帝为显示文治武功，着意编修藏经，最终形成藏文泥金写本《龙藏经》，共108函，每函经叶三百至五百叶不等，每叶正反两面以上好泥金用藏文楷书抄写，制作极为精美，耗资众多。这部藏经因质量高，极受重视，保存也相对完好，目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由于《龙藏经》为藏文所写，继承帝位的雍正帝认为还不足以统一人心，于是开始筹划刊刻汉文大藏经。从雍正十一年(1733年)开始进行编修、刊刻筹备，到校勘经文、选板定材、雕版刷印，终于在乾隆三年(1738年)完成了经板雕刻和上板刷印工作，前后历时6年。因此次编修的大藏经叶间均有龙纹，所以编成后即号为《龙藏》。同时，又因雕版刻成于乾隆年间，习称《乾隆大藏经》、《乾隆版大藏经》。 雍正帝对刊造大藏经极为重视，短短三年间曾八次撰写序文，为新刊大藏经作导引。其中，撰成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初一的《御制重刊藏经序》最为重要，对佛典源流、刊刻大藏经缘起、宗旨及校雠原则等都做了很详细的说明： 粤自西汉，伊存口授佛陀经典于大月氏王使者，而震旦教始萌芽。其后摄摩腾、竺法兰随汉明帝求经使臣蔡惜等至洛阳，而四十二章等经乃缄于兰台石室。魏晋而降，大德迭兴，翻译通明，中西不隔。达摩西来，演畅宗风，不立文字之的旨既昭，而文字于以掀天揭地。至隋大业间，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经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日杂经。其余似后人假托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又有菩萨及诸深解奥义、赞明胜谛者，曰论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而佛经己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矣。唐奘法师出，能博涉经论，谓译者多所讹谬，乃躬往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周流三竺，十有七年。唐太宗诏将所得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与房乔等，集诸硕学沙门翻译，定为经律论三藏。自唐宋以迄本朝，虽代有增益，而其宏观大略，则无改于唐之旧也。 明永乐间，刊板京师，是为梵本北藏。又有民间私刊书本，板在浙江嘉兴府，谓之南藏。朕敕几之暇，游泳梵林，浓熏般若。因阅华严，知卷帙字句之间，已失其旧。爰命义学，详悉推究，讹舛益出。乃知北藏板本刻于明代者，未经精较，不足据依。夫以帝王之力泐成官本，犹乃如是，则民间南藏益可知矣。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京师贤良寺，官给伊蒲，晓夜校阅，鸠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又历代名僧所著义疏及机缘语录，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入藏，未经明眼辨别淄渑，今亦不无删汰，俾归严净。夫无边契经海，皆以一音演出，竖穷三际，横亘十方，方且立一，是名不可得，而何况于非然。既涉音声文字，则如来固善能分别诸相也，虽一定一句皆有正讹，不可以混。犹夫中乘、小乘，皆以大乘为之纲骨，四十九年所说，无非大乘。智果简出小乘，别安名字，未为得也。而在小乘中，则一语一默，一进一止，皆有佛敕，叉奚可以悖欤?然则斯刻也，别异归同，简讹从正，未必无小补云尔。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