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余华小说的独特性在于他对小说象征世界的艺术营造。他所描写的真实是作者内心的体验、精神的顿悟和心灵的真实，是与客观世界相对应的主观世界象征。他以整体象征的方式，反叛常规叙事，消解传统手法，对人类的普泛性境遇以及现代人性特征进行深度解读，从而达到“写出更广阔的意义来”的创作目的。
关键词：余华；象征；意义；深度
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余华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其独特性既不在于像《在细雨中呼喊》等小说以平实的手法对现实的关怀与叙事，也不在于像《兄弟》那样历史与当下相融合、真实与荒诞相并列的复式叙说方式，而在于他对小说象征世界的艺术营造。他的小说象征描写，并不刻意于以丰富现实主义手法为目的的局部象征或是单个象征的描写，而是侧重于小说文本整体象征的构思，使小说凝聚着对人类的总体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度探索。李陀先生认为余华“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①，这是对余华小说艺术探索的肯定。正是他对象征的诗意追求，使他毫无疑问地承担起了新时期小说创作先锋与前卫的角色，真正实现了对传统小说叙事的颠覆性革命，更为重要的是，余华小说创作的象征化追求构架了与西方文学对话的桥梁，使中国小说赢得了世界文学的赞扬与尊重。
一 “非常自由地去把握那么一种真实”
新时期小说创作以来，历经伤痕小说、反思小说以及改革小说等一系列发展变化，无论小说的主题倾向如何变化，其艺术追求却始终坚守着对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实”的追求。小说所要着意表现的是真实的环境、真实的人物乃至真实的事件，尽管作家们使出浑身解数，力图使他们的创作臻于成熟、完美，然而那种牢不可破的传统思维定规与创作惯性，使他们的作品往往逃不出对历史、对现实甚至对政治的小心图解和献媚，赢得读者一捧泪水，或者是让读者领略现实与历史的种种“真实”图景，似乎就是作家的创作满足。这种经年累月的创作戒律，让作家很难迈出“真实”的局囿，作品永远只能是一些没有新意的翻版而已。
然而余华的出现似乎是中国小说传统的宿命，他的艺术探求彻底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真实”的虚伪与局限。他认为传统的经典层面上的“真实”描写，往往只是对生活的照像式描摹而已，不管你是否有意识地精心选择，他们的追求只是力图精确和真实，而这种真实只是生活与现实的外部真实，是所谓的客观真实，作家们往往忙于对花草树木桌子板凳精雕细刻地描写与复制，是一种没有宽度与深度的创作游戏。余华所要寻找的是一种无边的真实，是“不受生活的限制，非常自由地去把握那么一种真实”。他所要驾驭的是作家内心的体验，精神的感悟，换句话说他所要描写的是心灵的真实、主观的真实。余华说：“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更加接近真实。我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掺半的、鱼目混珠的事物。我觉得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我的创作中，也许更接近个人精神的一种真实。我觉得对个人精神来说，存在的都是真实的，只存在真实。在我的精神里面，现实里其他人会觉得不真实的东西，我认为是真实的。”②在余华看来，那些貌似以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真实事件为创作追求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其实是一种局限，是一种没能走入开放性真实范围的一种单一思维的创作。“当我们就事论事地描述某一事件时，我们往往只能获得事件的外貌，而对其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这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窒息了作家应有的才华，使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房屋、街道之类实在的事物，我们无法明白有关世界的语言和结构。我们的想象力会在一只茶杯面前忍气吞声。”③
文学描写并不能放弃真实，相反余华始终倡导文学描写的真实。他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④然而他的所谓真实是需要有想象色泽的真实，是需要突破日常生活围困的真实。他的真实并不是日常事件的逻辑顺序，也不是平常世界中的事物的各种形态，“生活是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⑤。然而作家的笔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呢？“生活只有脱离我们的意志独立存在时，它的真实才确实可信……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⑥因为“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时间的顺序在一片宁静里随意变化。生与死的界线也开始模糊不清，对于在现实中死去的人，只要记住他们，他们便依然活着；另一些人尽管继续活在现实中，可是对他们的遗忘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死亡。而欲望和美感、爱与恨、真与美在精神里都像床和椅子一样实在，它们都具有限定的轮廓、坚实的形体和常识所理解的现实性。我们的目光可以望到它们，我们的手可以触摸它们。”⑦余华所追求的“真实”是个人精神世界的真实，是个人对社会的独特参悟，是个体对人生的心灵体验，他对外部世界的描写可以说是非逻辑的，或者说不合日常经验的定规，但他对世界、社会与人生的精神领悟却是真实的感受，在我们领略了他的小说文本莫名其妙的变形与夸张后，你会感叹他那形式背后所深藏着的深刻意蕴，会忍不住探究小说文本所带来的巨大震憾力与煽动性的根本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余华通过不真实的情节描写而表现出了他对世界准确的感受和深度描摹。“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⑧于是我们看到余华精心构思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以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等小说，作者对固有的创作传统视而不见，对小说情节是否符合日常真实也毫不在意，但他所揭示的关于世界与人生的深刻哲理却让人掩卷三思、留连再三。比如《十八岁出门远行》对人生的隐喻，《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对现代人身份的焦虑与象征等等。所以当作者发表了这样一些小说后感到非常满意是可以理解的：“在1986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年。在有人以要求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来要求作家眼中的真实时，人们的广泛拥护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我们也因此无法期待文学会出现奇迹。”⑨余华对内在真实的追求，从体现到体验的感知表达方式以及对传统创作经验的突破，无疑让我们自豪地感受到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奇迹”的出现。
二 “写出更广阔的意义来”
伴随着对内在真实的追求以及对体验世界的感悟，余华小说的主题意蕴，似乎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对人类宽度以及人性深度的高度自觉追逐。小说描写的意蕴指向，不在于对某一特定地区和人类的观照，而是涵括着他对整个人类世界的普遍意义的追寻，也就是普泛性的共同特性是他着意的重点，他描写了中国百姓的生活，但他要揭示的却是全人类所共同具有的经历。他的《活着》所要呈现的是以福贵为代表的中国普通百姓的曲折人生，然而他要洞察的却是以此为标本的全世界人的共同品质。《活着》的创作深受美国一首黑人歌曲的影响，因而他说：“老黑奴和福贵，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着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好，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所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人的共同之处。人的体验和欲望还有想象和理解，会取消所有不同的界限，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里感受到自己的命运，这就像是在不同的镜子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⑩《活着》描写了福贵命运的大起大落，描写了亲人的一个个死亡，面对那样巨大的生活灾难，余华并不是要赚取读者廉价的同情泪水，他分明是要借此解剖出人类共同的对命运的关怀，重点“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B11。福贵身上所体现的“去忍受生命力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B12，正是美国老黑奴身上所共有的品性，因此有论者评论说：“余华《活着》表达了他认识的真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活着》就是一部人生寓言。福贵所持守的面对苦难人生而活着的在世态度绝不只是一个农民的个人生存体验，它所表达的是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面对悲剧的生存态度。”B13因此当有人埋怨余华没有写他们时，余华坚定地说：“他们所关心的是我没有写从事他们那类职业的人物，而并不是作为人我是否已经写到他们了。所以我还得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职业只是人物身上的外衣，并不重要。”B14在余华看来，其实人的职业并不重要，人的肤色国界也不重要，因为余华对社会行业特点没有兴趣，对区域人类的特性也不关注，余华关注的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内核性特征，他是在广泛的意义上对人类的普遍性进行探索，丈量出人类宽度特征。
于是伴随着对人类特性宽度的反映，必然走向对人类社会的深度探究，探析出人生与事物背后的意义，这是余华迈向深刻的重要努力。传统意义上的创作，尤其是新时期最初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承续了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学作品主要反映的是社会事件、伦理价值、爱情观念甚至是阶级矛盾。《班主任》揭示的是“文化大革命”对学生心灵成长的影响；《陈焕生上城》描写的是在一个农民视角中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高山下的花环》则是对当代战争的英雄场面再现。这些作品固然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社会与人生的真实，但仔细推敲起来，却仿佛又有不足，似有言犹未尽之感觉。在余华看来，以上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是外在的感觉，而对作品背后意蕴的反映却是微乎其微，于是余华强调说：“一位真实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B15余华对世界的“看待”，就是以一种平静而又深沉的目光打量每一个人，他不为哪一种道德价值负责，他只为他的深思负责，只对他所穿透的整个人类生存感悟负责，只对他所发现的人生哲理的深度负责。
人类的生存尴尬似乎是余华反复思考的一个命题。从被他认为是第一篇成功的探索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起，作家就在以象征的方法不断地询问人类行走的困境。十八岁的青年出门远行，所遭遇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悖论：明明是向前走，可遇到了搭乘的卡车却往回了走；明明是帮着司机试图赶走抢苹果的村民，却被司机恩将仇报拿走了他的挎包；明明是看见或者询问到前面不远处就有旅馆，可当他爬上一个山坡又一个山坡时，发现的永远都是延伸远处的起伏的山路――这是青年的困境，也是人类的困境，青年找不到停靠的旅馆也许暗喻着人类希望的乌托邦。同样《河边的错误》与《死亡叙事》都表达了余华相同的艺术构思，以及对人类的相同感悟，即人类永远是充满悖论的世界。《河边的错误》中疯子杀了人法律却制裁不了他，警察为民除害枪杀了疯子，却又不被法律所容，被逼成了疯子。《死亡叙事》中的司机撞死了人隐瞒了事情真相却能安闲度日，当他撞死了人承认事实时，却又被乱棒打死。王彬彬认为：“余华一定认为人类生活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是荒诞不经的，在貌似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外表下，世界其实是混乱不堪和莫名其妙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类作品当然带有寓言的性质，它们是以一种极而言之的方式揭示了世界的不可捉摸的荒谬绝伦。”B16
对人性的深度探寻是余华小说创作的又一象征追寻。如果说余华从宏观上揭示了现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悖论，从而表现出作者对世界发展图景的某些担忧的话，那么余华对人性的关注，则是从微观上作出对个体生命的审慎解读，对人性的特点作出理性的归绎。在余华看来，对人性的认识要排除假想式虚构，突破矫情的所谓“真善美”的外部事实描写，渗透到事物的背后，抽绎出人性的本质。《现实一种》中兄弟间的报复与复仇，无论是叔叔把年幼的侄儿野蛮摔死，还是哥哥对弟弟惩罚的阴险诡计，不露声色，抑或是弟媳对老大被枪决后的用谎言引诱人们对其尸体的任意肢解，无不暴露出人性的恶劣与阴暗。也许我们习惯更多的是那些温暖与善良，然而排列在人性背后的深度方程式，却被余华作了破译：人性并不美好，甚至还很阴暗。我们的意志总是不经意地被逼迫和“强奸”，《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满脸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分明充当了专制与蛮横者的角色，使“我”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个不认识的死者的“朋友”和死者母亲的“儿子”。《我为什么要结婚》中的“我”却被他的朋友有意误解硬是要把他的妻子“萍萍”嫁给“我”，尽管“我”是那样的迷惑和不情愿。而《难逃劫数》中的东山被他妻子莫名地泼了硫酸毁了容，最终东山报复性地杀了妻子露珠。无论是兄弟，还是夫妻，无论是相识者，还是陌路人，牵扯着多种角色的人性都是那样令人震颤，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真实，尽管我们像作者一样是那样的不喜欢。作者曾说他的这类作品“是潮湿和阴沉的，也是宿命和难以捉摸的”B17。余华这样写是为了“努力去寻找他们之间的某些内部的联系方式，而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外在的逻辑”B18。
余华说：“我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写小说以后，就抛弃了传统那种就事论事的写法。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件事情的话，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你只能写出事情本身具有的意义，而没法写出更广阔的意义来。”B19在我看来，正是余华借助象征的手法对小说意旨普泛性追求以及对人类与人性的深度烛照，从而显现出“更为广阔的意义”来。
三 “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就小说象征结构而言，有三种艺术表现形式，其一是点式象征，即在小说文本中以写实为主色，只是为了表现某些思想的需要而采用一些个别的散落在小说中的象征，如景物象征、道具象征等。其二是线型象征，采用某一意象或某一事件等贯穿小说始终，使得象征与写实相互映衬，相互暗示，如鲁迅的小说《药》，其本义显而易见，而“药”的隐喻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情节结构上的呼应而已。第三种为圆形象征，即小说文本构成一个象征整体，小说的描写共同指向一个意蕴核心，表达出作者对世界、生命以及人性的深度概括。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通过桑地亚哥打渔经历对人类顽强不屈的精神毅力的暗示，其象征不在于一枝一叶，而是整篇小说的每一个情节都散发着象征的气息。这是小说象征艺术的最高层次。B20余华的小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营造着象征的艺术天地，从整体上探视人类的本质，从而表达出作者对世界的深度思考。
于是为了表现作者对人类的独特认识和理解，也是为了更好地搭建小说的象征世界，作者对常规的叙事义无反顾地作了反叛。《十八岁出门远行》所表现的是人类与世界的尴尬，作者在阐释这一认识时，用王德威的观点说是不按牌理出牌，不仅叙事次序前后颠倒，故事的内容也似漫无头绪。《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其中的情节也看似荒诞不经，在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但这种变形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余华说“有时候，歪曲生活的叙述比临摹生活的叙述更加接近生活本身”B21，所以表层的生活的实在性描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对世界的深刻烛照与参透。作者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一批作品体现了他“有关世界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简单的说法是，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导致这种破坏的原因首先是对常理的怀疑。很多事实已经表明，常理并非像自我标榜的那样，总是真理在握。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世界并非总在真理推断之中。我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告诉别人：事实的价值并不只是局限于事实本身，任何一个事实一旦进入作品都可能是一个象征的世界。”B22作者对“叙述常理”的破坏，事实上也就是作者小说文本在情节故事上的变形或者是夸张处理，比如《现实一种》中的兄弟复仇，《河边的错误》中刑警与疯子角色的对峙等，在现实生活中都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但作者认为故事情节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对“可能是一个象征世界”的营构才是作者的根本追求，通过象征的方式来达到对世界的根本认识才是作者的目的。所以余华说：“当我写作《世事如烟》时，其结构已经放弃了对事实框架的模仿。表面上看为了表现更多的事实，使其世界能够尽可能呈现纷繁的状态，我采用了并置、错位的结构方式。但实质上，我有关世界结构的思考已经确立，并开始脱离现状世界提供的现实依据。我发现了世界是一个无法眼见的整体的存在，在这个整体里，世界自身的规律也开始清晰起来。”B23
为了达到对象征艺术世界的构建，余华对小说经典写法有关人物形象的塑造理论也进行了无情拆解。他说：“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词语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忧郁等等。显而易见，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并非内心，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B24换句话说，刻画人物并不是余华的目的，揭出人性的普遍欲望或者有关世界的本质特征，这才是他的追求，因而他认为“人物都是符号，人物都是我手里的棋子”，B25所以在《往事如烟》中他并不给人物命名，而是用阿拉伯数字替代小说人物的名字，因为余华“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他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人物与河流、阳光、街道、房屋等各种道具在作品中组合一体又相互作用，从而表现出完整的欲望。这种欲望便是象征的存在”。B26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现实一种》中的兄弟，还是《难逃劫数》中的东山露珠夫妻，抑或是《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的“我”等等，我们看不到人物性格的发展史，也不太看得出人物性格内涵特征，相反，作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作品意蕴却很强烈，《现实一种》对人性恶的隐喻，《十八岁出门远行》所要暗示的人类漂泊没有归宿感等等，这就是作者对小说象征追求所作出的选择。余华说：“小说传达给我们的，不只是栩栩如生或者激动人心之类的价值。它应该是象征的存在。而象征并不是从某个人物或者某条河流那里暗示。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B27是的，余华的小说象征不在于枝枝节节的局部象征，而是营造整体的象征世界，小说文本整体上散发着象征气息，通过对传统叙事秩序的反叛以及人物性格刻划的弱化处理，试图建立起内涵丰富的象征寓意场，从而实现他对世界现象背后结构关系的深刻揭示，以及他对真正的“现实”的刻意呈现。
余华非常欣赏海明威关于小说创作的“冰山理论”，他说：“人们所能看到和所能计算的体积，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隐藏在海水深处的才真正是冰山的全部，而这部分只能通过感受、猜测和想象才得以看到。”B28“冰山理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跟象征诗学的内涵相一致，象征通过表层有形的、具体的描写（可谓是露出海面的一角冰山），来达到对深层的无形的、抽象的丰富义理（海水中的冰山全部）的指涉，而要破译小说文本的象征寓义，则需要读者“感受、猜测和想象”，这是小说象征不同于小说写实在审美上的区别，象征需要感悟，而写实则需要感受即可。因此，我们说，余华的小说探索所昭示我们的，不仅仅是他的小说关于世界、人类与人性的深刻独到认识，以及他的带有普泛性的烛照视阈，同样，他那突破常规叙事与日常生活规则的所谓“虚伪”形式所建构起来的充满诗意的象征世界，带给读者无限惊奇和想象性审美满足，也是我们有理由喜爱余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许这些正是我们不断地言说余华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余华：《“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与作家杨绍斌的谈话》，吴义勤主编《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②④B19余华：《我的真实》，吴义勤主编《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4页，第3页。
③⑤⑥⑦⑧⑨B14B22B24B26B27余华：《虚伪的作品》，《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余华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页，第429页，第429页，第430页，第426页，第426页，第436页，第433-434页，第436页，第436页，第436页。
⑩B12余华：《活着•自序》（英文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页，第10-11页。
B11B15余华：《活着•前言》，《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余华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6页，第445-446页。
B13昌切、叶李：《苦难与救赎》，《华东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B16王彬彬：《余华的疯言疯语》，《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
B17B18余华：《我胆小如鼠•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第2页。
B20参见施军：《论现代小说象征的结构形态》，《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
B21余华：《歪曲生活的小说》，《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B23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B25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B28余华：《内心之死》，《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余华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页。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新时期小说叙事与象征诗学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9BZW057；江苏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编号：09SJB750006）
责任编辑 黄莲
摘 要：余华小说的独特性在于他对小说象征世界的艺术营造。他所描写的真实是作者内心的体验、精神的顿悟和心灵的真实，是与客观世界相对应的主观世界象征。他以整体象征的方式，反叛常规叙事，消解传统手法，对人类的普泛性境遇以及现代人性特征进行深度解读，从而达到“写出更广阔的意义来”的创作目的。
关键词：余华；象征；意义；深度
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余华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其独特性既不在于像《在细雨中呼喊》等小说以平实的手法对现实的关怀与叙事，也不在于像《兄弟》那样历史与当下相融合、真实与荒诞相并列的复式叙说方式，而在于他对小说象征世界的艺术营造。他的小说象征描写，并不刻意于以丰富现实主义手法为目的的局部象征或是单个象征的描写，而是侧重于小说文本整体象征的构思，使小说凝聚着对人类的总体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度探索。李陀先生认为余华“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①，这是对余华小说艺术探索的肯定。正是他对象征的诗意追求，使他毫无疑问地承担起了新时期小说创作先锋与前卫的角色，真正实现了对传统小说叙事的颠覆性革命，更为重要的是，余华小说创作的象征化追求构架了与西方文学对话的桥梁，使中国小说赢得了世界文学的赞扬与尊重。
一 “非常自由地去把握那么一种真实”
新时期小说创作以来，历经伤痕小说、反思小说以及改革小说等一系列发展变化，无论小说的主题倾向如何变化，其艺术追求却始终坚守着对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实”的追求。小说所要着意表现的是真实的环境、真实的人物乃至真实的事件，尽管作家们使出浑身解数，力图使他们的创作臻于成熟、完美，然而那种牢不可破的传统思维定规与创作惯性，使他们的作品往往逃不出对历史、对现实甚至对政治的小心图解和献媚，赢得读者一捧泪水，或者是让读者领略现实与历史的种种“真实”图景，似乎就是作家的创作满足。这种经年累月的创作戒律，让作家很难迈出“真实”的局囿，作品永远只能是一些没有新意的翻版而已。
然而余华的出现似乎是中国小说传统的宿命，他的艺术探求彻底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真实”的虚伪与局限。他认为传统的经典层面上的“真实”描写，往往只是对生活的照像式描摹而已，不管你是否有意识地精心选择，他们的追求只是力图精确和真实，而这种真实只是生活与现实的外部真实，是所谓的客观真实，作家们往往忙于对花草树木桌子板凳精雕细刻地描写与复制，是一种没有宽度与深度的创作游戏。余华所要寻找的是一种无边的真实，是“不受生活的限制，非常自由地去把握那么一种真实”。他所要驾驭的是作家内心的体验，精神的感悟，换句话说他所要描写的是心灵的真实、主观的真实。余华说：“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更加接近真实。我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掺半的、鱼目混珠的事物。我觉得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我的创作中，也许更接近个人精神的一种真实。我觉得对个人精神来说，存在的都是真实的，只存在真实。在我的精神里面，现实里其他人会觉得不真实的东西，我认为是真实的。”②在余华看来，那些貌似以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真实事件为创作追求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其实是一种局限，是一种没能走入开放性真实范围的一种单一思维的创作。“当我们就事论事地描述某一事件时，我们往往只能获得事件的外貌，而对其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这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窒息了作家应有的才华，使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房屋、街道之类实在的事物，我们无法明白有关世界的语言和结构。我们的想象力会在一只茶杯面前忍气吞声。”③
文学描写并不能放弃真实，相反余华始终倡导文学描写的真实。他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④然而他的所谓真实是需要有想象色泽的真实，是需要突破日常生活围困的真实。他的真实并不是日常事件的逻辑顺序，也不是平常世界中的事物的各种形态，“生活是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⑤。然而作家的笔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呢？“生活只有脱离我们的意志独立存在时，它的真实才确实可信……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⑥因为“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时间的顺序在一片宁静里随意变化。生与死的界线也开始模糊不清，对于在现实中死去的人，只要记住他们，他们便依然活着；另一些人尽管继续活在现实中，可是对他们的遗忘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死亡。而欲望和美感、爱与恨、真与美在精神里都像床和椅子一样实在，它们都具有限定的轮廓、坚实的形体和常识所理解的现实性。我们的目光可以望到它们，我们的手可以触摸它们。”⑦余华所追求的“真实”是个人精神世界的真实，是个人对社会的独特参悟，是个体对人生的心灵体验，他对外部世界的描写可以说是非逻辑的，或者说不合日常经验的定规，但他对世界、社会与人生的精神领悟却是真实的感受，在我们领略了他的小说文本莫名其妙的变形与夸张后，你会感叹他那形式背后所深藏着的深刻意蕴，会忍不住探究小说文本所带来的巨大震憾力与煽动性的根本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余华通过不真实的情节描写而表现出了他对世界准确的感受和深度描摹。“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⑧于是我们看到余华精心构思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以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等小说，作者对固有的创作传统视而不见，对小说情节是否符合日常真实也毫不在意，但他所揭示的关于世界与人生的深刻哲理却让人掩卷三思、留连再三。比如《十八岁出门远行》对人生的隐喻，《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对现代人身份的焦虑与象征等等。所以当作者发表了这样一些小说后感到非常满意是可以理解的：“在1986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年。在有人以要求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来要求作家眼中的真实时，人们的广泛拥护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我们也因此无法期待文学会出现奇迹。”⑨余华对内在真实的追求，从体现到体验的感知表达方式以及对传统创作经验的突破，无疑让我们自豪地感受到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奇迹”的出现。
二 “写出更广阔的意义来”
伴随着对内在真实的追求以及对体验世界的感悟，余华小说的主题意蕴，似乎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对人类宽度以及人性深度的高度自觉追逐。小说描写的意蕴指向，不在于对某一特定地区和人类的观照，而是涵括着他对整个人类世界的普遍意义的追寻，也就是普泛性的共同特性是他着意的重点，他描写了中国百姓的生活，但他要揭示的却是全人类所共同具有的经历。他的《活着》所要呈现的是以福贵为代表的中国普通百姓的曲折人生，然而他要洞察的却是以此为标本的全世界人的共同品质。《活着》的创作深受美国一首黑人歌曲的影响，因而他说：“老黑奴和福贵，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着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好，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所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人的共同之处。人的体验和欲望还有想象和理解，会取消所有不同的界限，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里感受到自己的命运，这就像是在不同的镜子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⑩《活着》描写了福贵命运的大起大落，描写了亲人的一个个死亡，面对那样巨大的生活灾难，余华并不是要赚取读者廉价的同情泪水，他分明是要借此解剖出人类共同的对命运的关怀，重点“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B11。福贵身上所体现的“去忍受生命力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B12，正是美国老黑奴身上所共有的品性，因此有论者评论说：“余华《活着》表达了他认识的真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活着》就是一部人生寓言。福贵所持守的面对苦难人生而活着的在世态度绝不只是一个农民的个人生存体验，它所表达的是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面对悲剧的生存态度。”B13因此当有人埋怨余华没有写他们时，余华坚定地说：“他们所关心的是我没有写从事他们那类职业的人物，而并不是作为人我是否已经写到他们了。所以我还得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职业只是人物身上的外衣，并不重要。”B14在余华看来，其实人的职业并不重要，人的肤色国界也不重要，因为余华对社会行业特点没有兴趣，对区域人类的特性也不关注，余华关注的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内核性特征，他是在广泛的意义上对人类的普遍性进行探索，丈量出人类宽度特征。
于是伴随着对人类特性宽度的反映，必然走向对人类社会的深度探究，探析出人生与事物背后的意义，这是余华迈向深刻的重要努力。传统意义上的创作，尤其是新时期最初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承续了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学作品主要反映的是社会事件、伦理价值、爱情观念甚至是阶级矛盾。《班主任》揭示的是“文化大革命”对学生心灵成长的影响；《陈焕生上城》描写的是在一个农民视角中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高山下的花环》则是对当代战争的英雄场面再现。这些作品固然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社会与人生的真实，但仔细推敲起来，却仿佛又有不足，似有言犹未尽之感觉。在余华看来，以上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是外在的感觉，而对作品背后意蕴的反映却是微乎其微，于是余华强调说：“一位真实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B15余华对世界的“看待”，就是以一种平静而又深沉的目光打量每一个人，他不为哪一种道德价值负责，他只为他的深思负责，只对他所穿透的整个人类生存感悟负责，只对他所发现的人生哲理的深度负责。
人类的生存尴尬似乎是余华反复思考的一个命题。从被他认为是第一篇成功的探索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起，作家就在以象征的方法不断地询问人类行走的困境。十八岁的青年出门远行，所遭遇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悖论：明明是向前走，可遇到了搭乘的卡车却往回了走；明明是帮着司机试图赶走抢苹果的村民，却被司机恩将仇报拿走了他的挎包；明明是看见或者询问到前面不远处就有旅馆，可当他爬上一个山坡又一个山坡时，发现的永远都是延伸远处的起伏的山路――这是青年的困境，也是人类的困境，青年找不到停靠的旅馆也许暗喻着人类希望的乌托邦。同样《河边的错误》与《死亡叙事》都表达了余华相同的艺术构思，以及对人类的相同感悟，即人类永远是充满悖论的世界。《河边的错误》中疯子杀了人法律却制裁不了他，警察为民除害枪杀了疯子，却又不被法律所容，被逼成了疯子。《死亡叙事》中的司机撞死了人隐瞒了事情真相却能安闲度日，当他撞死了人承认事实时，却又被乱棒打死。王彬彬认为：“余华一定认为人类生活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是荒诞不经的，在貌似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外表下，世界其实是混乱不堪和莫名其妙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类作品当然带有寓言的性质，它们是以一种极而言之的方式揭示了世界的不可捉摸的荒谬绝伦。”B16
对人性的深度探寻是余华小说创作的又一象征追寻。如果说余华从宏观上揭示了现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悖论，从而表现出作者对世界发展图景的某些担忧的话，那么余华对人性的关注，则是从微观上作出对个体生命的审慎解读，对人性的特点作出理性的归绎。在余华看来，对人性的认识要排除假想式虚构，突破矫情的所谓“真善美”的外部事实描写，渗透到事物的背后，抽绎出人性的本质。《现实一种》中兄弟间的报复与复仇，无论是叔叔把年幼的侄儿野蛮摔死，还是哥哥对弟弟惩罚的阴险诡计，不露声色，抑或是弟媳对老大被枪决后的用谎言引诱人们对其尸体的任意肢解，无不暴露出人性的恶劣与阴暗。也许我们习惯更多的是那些温暖与善良，然而排列在人性背后的深度方程式，却被余华作了破译：人性并不美好，甚至还很阴暗。我们的意志总是不经意地被逼迫和“强奸”，《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满脸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分明充当了专制与蛮横者的角色，使“我”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个不认识的死者的“朋友”和死者母亲的“儿子”。《我为什么要结婚》中的“我”却被他的朋友有意误解硬是要把他的妻子“萍萍”嫁给“我”，尽管“我”是那样的迷惑和不情愿。而《难逃劫数》中的东山被他妻子莫名地泼了硫酸毁了容，最终东山报复性地杀了妻子露珠。无论是兄弟，还是夫妻，无论是相识者，还是陌路人，牵扯着多种角色的人性都是那样令人震颤，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真实，尽管我们像作者一样是那样的不喜欢。作者曾说他的这类作品“是潮湿和阴沉的，也是宿命和难以捉摸的”B17。余华这样写是为了“努力去寻找他们之间的某些内部的联系方式，而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外在的逻辑”B18。
余华说：“我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写小说以后，就抛弃了传统那种就事论事的写法。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件事情的话，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你只能写出事情本身具有的意义，而没法写出更广阔的意义来。”B19在我看来，正是余华借助象征的手法对小说意旨普泛性追求以及对人类与人性的深度烛照，从而显现出“更为广阔的意义”来。
三 “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就小说象征结构而言，有三种艺术表现形式，其一是点式象征，即在小说文本中以写实为主色，只是为了表现某些思想的需要而采用一些个别的散落在小说中的象征，如景物象征、道具象征等。其二是线型象征，采用某一意象或某一事件等贯穿小说始终，使得象征与写实相互映衬，相互暗示，如鲁迅的小说《药》，其本义显而易见，而“药”的隐喻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情节结构上的呼应而已。第三种为圆形象征，即小说文本构成一个象征整体，小说的描写共同指向一个意蕴核心，表达出作者对世界、生命以及人性的深度概括。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通过桑地亚哥打渔经历对人类顽强不屈的精神毅力的暗示，其象征不在于一枝一叶，而是整篇小说的每一个情节都散发着象征的气息。这是小说象征艺术的最高层次。B20余华的小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营造着象征的艺术天地，从整体上探视人类的本质，从而表达出作者对世界的深度思考。
于是为了表现作者对人类的独特认识和理解，也是为了更好地搭建小说的象征世界，作者对常规的叙事义无反顾地作了反叛。《十八岁出门远行》所表现的是人类与世界的尴尬，作者在阐释这一认识时，用王德威的观点说是不按牌理出牌，不仅叙事次序前后颠倒，故事的内容也似漫无头绪。《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其中的情节也看似荒诞不经，在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但这种变形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余华说“有时候，歪曲生活的叙述比临摹生活的叙述更加接近生活本身”B21，所以表层的生活的实在性描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对世界的深刻烛照与参透。作者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一批作品体现了他“有关世界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简单的说法是，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导致这种破坏的原因首先是对常理的怀疑。很多事实已经表明，常理并非像自我标榜的那样，总是真理在握。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世界并非总在真理推断之中。我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告诉别人：事实的价值并不只是局限于事实本身，任何一个事实一旦进入作品都可能是一个象征的世界。”B22作者对“叙述常理”的破坏，事实上也就是作者小说文本在情节故事上的变形或者是夸张处理，比如《现实一种》中的兄弟复仇，《河边的错误》中刑警与疯子角色的对峙等，在现实生活中都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但作者认为故事情节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对“可能是一个象征世界”的营构才是作者的根本追求，通过象征的方式来达到对世界的根本认识才是作者的目的。所以余华说：“当我写作《世事如烟》时，其结构已经放弃了对事实框架的模仿。表面上看为了表现更多的事实，使其世界能够尽可能呈现纷繁的状态，我采用了并置、错位的结构方式。但实质上，我有关世界结构的思考已经确立，并开始脱离现状世界提供的现实依据。我发现了世界是一个无法眼见的整体的存在，在这个整体里，世界自身的规律也开始清晰起来。”B23
为了达到对象征艺术世界的构建，余华对小说经典写法有关人物形象的塑造理论也进行了无情拆解。他说：“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词语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忧郁等等。显而易见，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并非内心，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B24换句话说，刻画人物并不是余华的目的，揭出人性的普遍欲望或者有关世界的本质特征，这才是他的追求，因而他认为“人物都是符号，人物都是我手里的棋子”，B25所以在《往事如烟》中他并不给人物命名，而是用阿拉伯数字替代小说人物的名字，因为余华“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他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人物与河流、阳光、街道、房屋等各种道具在作品中组合一体又相互作用，从而表现出完整的欲望。这种欲望便是象征的存在”。B26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现实一种》中的兄弟，还是《难逃劫数》中的东山露珠夫妻，抑或是《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的“我”等等，我们看不到人物性格的发展史，也不太看得出人物性格内涵特征，相反，作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作品意蕴却很强烈，《现实一种》对人性恶的隐喻，《十八岁出门远行》所要暗示的人类漂泊没有归宿感等等，这就是作者对小说象征追求所作出的选择。余华说：“小说传达给我们的，不只是栩栩如生或者激动人心之类的价值。它应该是象征的存在。而象征并不是从某个人物或者某条河流那里暗示。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B27是的，余华的小说象征不在于枝枝节节的局部象征，而是营造整体的象征世界，小说文本整体上散发着象征气息，通过对传统叙事秩序的反叛以及人物性格刻划的弱化处理，试图建立起内涵丰富的象征寓意场，从而实现他对世界现象背后结构关系的深刻揭示，以及他对真正的“现实”的刻意呈现。
余华非常欣赏海明威关于小说创作的“冰山理论”，他说：“人们所能看到和所能计算的体积，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隐藏在海水深处的才真正是冰山的全部，而这部分只能通过感受、猜测和想象才得以看到。”B28“冰山理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跟象征诗学的内涵相一致，象征通过表层有形的、具体的描写（可谓是露出海面的一角冰山），来达到对深层的无形的、抽象的丰富义理（海水中的冰山全部）的指涉，而要破译小说文本的象征寓义，则需要读者“感受、猜测和想象”，这是小说象征不同于小说写实在审美上的区别，象征需要感悟，而写实则需要感受即可。因此，我们说，余华的小说探索所昭示我们的，不仅仅是他的小说关于世界、人类与人性的深刻独到认识，以及他的带有普泛性的烛照视阈，同样，他那突破常规叙事与日常生活规则的所谓“虚伪”形式所建构起来的充满诗意的象征世界，带给读者无限惊奇和想象性审美满足，也是我们有理由喜爱余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许这些正是我们不断地言说余华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余华：《“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与作家杨绍斌的谈话》，吴义勤主编《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②④B19余华：《我的真实》，吴义勤主编《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4页，第3页。
③⑤⑥⑦⑧⑨B14B22B24B26B27余华：《虚伪的作品》，《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余华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页，第429页，第429页，第430页，第426页，第426页，第436页，第433-434页，第436页，第436页，第436页。
⑩B12余华：《活着•自序》（英文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页，第10-11页。
B11B15余华：《活着•前言》，《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余华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6页，第445-446页。
B13昌切、叶李：《苦难与救赎》，《华东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B16王彬彬：《余华的疯言疯语》，《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
B17B18余华：《我胆小如鼠•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第2页。
B20参见施军：《论现代小说象征的结构形态》，《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
B21余华：《歪曲生活的小说》，《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B23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B25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B28余华：《内心之死》，《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余华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页。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新时期小说叙事与象征诗学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9BZW057；江苏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编号：09SJB750006）
责任编辑 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