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问题对社会和谐稳定的不良影响及对策

贫富差距问题对社会和谐稳定的不良影响及对策

刘景臣

(中共河北沧州市委党校,河北沧州061000)

【摘要】文章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发挥税收和社会保障调节平衡作用,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行政性行业垄断,减少行政成本支出,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逐步消除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不良影响;深化改革;和谐稳定【关键词】贫富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76805-0101-02(2009)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360美元,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但是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1978年的基尼系数是0.21,2007年达到0.458,已经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统计数据,在131个有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基尼系数)排在世界比较靠前的

[1]

位置(第32位)。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的国家。贫富差距过大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贫富差距问题导致社会结构失衡

贫富差距过大的严重危害在于生成了一个失衡的社会结—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在这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中,构——

极少数上层富人占据社会财富总量的比例过高,生活比较富裕的中间阶层人数较少,占有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量较低,而生活贫穷的下层阶层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占有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量只占极少一部分。在我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已经接近50%,收

[2]

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所占比重只是约为1%。这样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失衡的社会结构,如果任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更会加剧这种不均衡的状态,导致社会结构日趋畸形化,富人阶层与贫穷阶层形成严重对立,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与动荡。

(三)贫富差距问题引发社会矛盾激化

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重要源头之一。社

“先富群体”的致富手段主要还是正面的,勤奋会公众一般认为

努力、有技术、有能力和受教育程度高是致富的主要原因。但也

巧取豪有很多人把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直接归结于贪污腐败、

夺、行业垄断、为富不仁等,滋生出“仇富”心理,一些人甚至因此走上侵犯他人财产的犯罪道路。同时,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总是有一种相对剥夺感,认为自己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认为社会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的,把对贫富差距的不满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不满,使社会关系始终处于一种敏感、紧张的状态,很可能由于一个很小的突发事件激化成为多数人参加的群体性事件,产生一定的破坏力,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社会秩序。

(四)贫富差距问题破坏党群干群关系《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调查显示,各社会阶层在对

69.84%的人认为国家干部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

是近年来收益最多的群体。而在过去的同类调查中,排在首位的多数情况下是私营企业主。在“群体冲突”方面,有28.26%的人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是最容易出现冲突的社会关系。这一方面说明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国家干部确实有着稳定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已经造成了严

一、贫富差距问题对社会稳定和谐带来的不良影响

2007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我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的调查显示,在贫富关系、劳资关系、干群关系、城乡关系、脑体关系等一系列基本社会关系中,在“群体差异”方面有50.68%的人认为贫富关系差距最大。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社会态度和行为的深层次因素,成为公众高度不满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社会心理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而收入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的一个根源性问题。很多调查表明,目前多数人心理上认为和认同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过大,并且认为如今过大的贫富差距主要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的是由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非法

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加之中国传统文致富行为等不合理、

化中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观念,可以接受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不易接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不断扩大的贫

因此,在心理上所感受到的“贫富富差距接受和承受能力有限。

差距”比事实上的“贫富差距”要大得多,为此而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发社会心理失衡。

【收稿日期】2008-10-20

【作者简介】刘景臣(1969-),男,河北大城人,中共河北沧州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骳髄體

重的社会影响。很多人“仇富”的矛头也主要指向官员群体的“贪污腐败”、“侵吞国有集体资产”、“以不正当手段赚钱”等。同时,因一些政府部门在征地拆迁、移民安置、资源开发、集体资产处置等方面没有能够妥善处理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又常常成为这些仇视和不满的导火索,大大增加了干群关系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1993年至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

2005年8.7万起,2006年、万。[3]2004年群体性事件7.2万起,

2007年基本保持在6~7万起左右。2008年又开始呈现数量明显增多、影响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些群体性事件虽然表现方式各不相同,但起因多是由于平时不满情绪的不断积累致使事件升级,而且往往多数演变成针对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的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影响,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消除贫富差距问题不良影响的对策

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

造成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仅靠单纯的、人为的强行缩小贫素。

富差距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靠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背后更多显现的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只有不断地深化改革,才能遏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实现共富和谐。

(一)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使更多的人享受改革成果1.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太低。目前,我国工资总额只占GDP 的1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占40%,发达国家占到54%~65%。工资水平同经济总量和物价的增长速度相比明显滞后,水平较低并且增长缓慢。工资的低水平与慢增长,一方面使普通劳动者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快速增长、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带来的实惠,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民众消费水平的全面提高,削弱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影

解决收入差距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大幅响经济增长速度。因此,

度地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工资水平。一是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最低工

工资支付和工资正常增长制度,着力解决普通劳动者资保障、

包括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民工收入偏低的问题。二是规范初次分配秩序,着重规范工资外收入,减少和消除灰色收入,建立起规范有序、科学合理,既体现绩效又利于和谐的工资制度,确保初次分配的公平公正。

2. 充分发挥税收和社会保障在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再分配主要由政府调控机制起作用,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管理和收入调节,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机制。

(1)完善合理的税收制度。税收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杠杆, 是治理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的税收在收入调节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的40%,日本个人所得税率达50%,德国遗产税率达50%。经过税收调节,瑞典的基尼系数由初次分配的0.4降为0.2。英国由0.53降为0.37。我国1980年开征个人所得税,1994年《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但是到目前工薪阶层的纳税占到了45%以上,而占有80%金融资产的20%富人,纳税仅占10%。加之每年严重的税收流失,使得税收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甚至

因此,必须加以改革和完善。一是完善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

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适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确定科学合理的起征点。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起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模式,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各项收入和支出,综合计算纳税金额。二是适时开征遗产税等税种, 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补充。通过遗产税的征收,适当限制拥有较多财富的社会成员

规模,抑制“富人”的代际转移,有利于减小社会成员间贫富差

距,也有利于优化社会的分层结构。

(2)健全温馨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

稳定社会生活、调节社会矛盾的重要机制。近年来,我再生产、

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快速发展,到2007年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人口2.01亿,城镇医疗保险人口2.23亿,有7.2亿农

3131万农民工参加了医保。但同时也要看民参加了新农合,

到,我国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 当中所占的比例偏小,仍然处于世界后列,仍然有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因此,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

保证城和完善。一是要完善城镇和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乡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二是完善城镇养老保险保障制度,建立起社会统筹、个人账户和企业年金相结合的养老金制

三是加大农度,并通过不断完善,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力度,使占人口数量多数的广大农村居民获得最基本的保障。

3.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为群众广开财路,除了劳动工薪收入外,还拥有通过经营自己所拥有的财产来获取收入的多种渠道。鼓励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有利于让更多的人成为中等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收入者,是我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重要途径。

当前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主要还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较小,在2%左右。2006年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44.01元,财产性收入比重为2.1%;最高收入10%家庭人均拥有的财产性收入为1279.28元,而最低收入10%家庭人均只有35.29元。2007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中70%来自股票、基金和炒房,途径相对还很单一。因此,要让更多群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一是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大力发展各种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推进“财产性收入”大

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保护体众化。二是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

系,保证收入可以转化为财产,保护合法的财产不受侵犯。三是要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让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投资理财工具和产品。使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拥有“财产性收入”,共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消除导致收入差距的各种因素

1. 打破行政性行业垄断。通过行政垄断获得垄断利润,然后再将利润转化为个人的收入,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部分垄断性行业工资及福利待遇水平过高,远远超过了职工的实际贡献和社会公众所能接受的程度。许多垄断企业员工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倍~10倍。特别是电信、金融保险、电力、石油开采与冶炼等垄断性行业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2005年,远远高出其他竞争性行业。据统计,电力、电信、石油、

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4]行政垄断的存在,加剧了收入

因此,针对行政垄断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一是分配的不平等。

不断消除对非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行政垄断,引入竞争,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打破垄断利润,实现起点公平。二是落实《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监督和约束企业行为,确保良好的竞争环境。三是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审计企业利润,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控制,采取限薪、严格个税征收等措施规范企业员工收入。(下转第141页)

髕髄骳

推动转化成可怕的障碍。

1. 以家族为中心的家族权威治理方式使企业决策权高度集中,容易造成决策失误,对高效率的工业制度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建立在家族关系和传统行为基础上的企业结构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原则。

2. 家族式经营使企业的现代经营意识得不到有效发挥。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导致经营决策权高度集中,当企业规模很小,管理成本较低的时候,这种决策模式确实表现出了它的合理性和极大的优越性,但是,当家族企业急速发展后,其治理结构的缺陷开始显现,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叠合使管理不能专业化;利用社会资本的渠道不畅等。

3. 缺乏向现代化企业过渡的文化底蕴。没有文化的企业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企业,文化的缺失是生存权的丢失,文化的缺憾必然带来企业的畸形。文化是沉淀于企业体内的内功和能

不如说是企业量。许多家族企业的失败与其说是管理的失败,

文化的失败。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着资本积累机制有余而资本集中机制不足的问题。“宁为鸡头不为牛尾”的文化思维定势使得许多小资本不能联合成为大资本来发展大企业。

企业文化,使企业文化能够再一次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著名散文学家余秋雨先生在山西平遥考察时深有感触:平遥的经济发展有过辉煌的历史,在山西乃至全国都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由于文化的发展未能同步于经济的发展,最终使平遥的经济发展徘徊不前,远远落后于江浙及其他地区。著名民营企业家———“方太”老总茅理翔说:“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一定要依靠家族制,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一定要淡化家族制。”茅先生凭借多年经营和管理企业的经验告诉我们,民营家族企业的“宗本文化”在民营家族企业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对企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企业需要进一步拓展时,企业的家族文化特征必须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现代企业的“人本文化”特征,用“人本文化”的价值理念去经营企业,才能使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民营家族企业想要走持续发展之路,必须要实现家族企业文化的自我否定和超越,使文化发展同步于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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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恒. 我国民营企业产权制度问题与创新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6,

(责任编辑:X 校对:R ). )(4

四、结论与启示:民营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文化的

自我否定和超越

由于其特有的历史形成过程,家族企业有着不同于现代企业的文化特征,这种特有的文化特征在家族企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过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使家族企业以非凡的速度向前迈进。伴随着家族企业发展壮大,为了企业利益分配,家族成员之间会出现各种不协调,最终导致企业发展停止。这充分说明,当企业文化适合企业发展的时候,会促进企业发展,而当企业发展超越旧的企业文化发展的时候,企业文化就会大大阻碍企业的发展,这时候就需要用新的企业文化去替代落后的

(上接第102页)

2. 降低行政成本支出。我国的行政成本支出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如何降低行政成本已成

1995年至2006为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

12年间增长了6.6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亿元,

1995年为14.60%,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6年上升到

18.7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

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位居世界第一位。法国的6.5%,

2004年,公车消费3986亿,出国考察2400亿,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合计12086亿元。当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是26396.47亿元,这一规模占当年各项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的47%,并远远高于同期的国防开支。[5]庞大的行政成本,挤压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民生空间,直接影响到了收入的合理再分配。要降低行政成本,一是转变政府职

二是要强化能,理顺关系,切实使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预算约束,要将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统一到预算控制之内,形成完整统一的政府预算,统一财政。同时规范财政支出,加快财政支出制度法制化、规范化进程,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三是要借鉴企业精神,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快激励和约束机制建设,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抑制,有效规范和控制行政行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3. 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腐败的存在,一方面带来严重了的经济损失。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

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

~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 总量的13%~17%。[6]而经济损失的结果就是直接导致政府公共服务性支出的减少,社会福利的流失。另一方面也导致基于行政权力的非市场化分配成为分配制度的一种主导,正常的收入分配既不能体现人们的付出,也不能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差异,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

因此,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刻不容缓。当前要在不断加不平等。

大打击惩治力度的同时,一是通过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弥补腐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形成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要搞好制度创新,结合中国实际,结合腐败现象的新特点、新情况,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反腐、防腐机制和措施。逐步消除扩大和“放大”贫富差距的根源性因素,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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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鞍钢. 中国:2001. 挑战腐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X 校对: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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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问题对社会和谐稳定的不良影响及对策

刘景臣

(中共河北沧州市委党校,河北沧州061000)

【摘要】文章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发挥税收和社会保障调节平衡作用,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行政性行业垄断,减少行政成本支出,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逐步消除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不良影响;深化改革;和谐稳定【关键词】贫富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76805-0101-02(2009)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360美元,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但是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1978年的基尼系数是0.21,2007年达到0.458,已经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统计数据,在131个有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基尼系数)排在世界比较靠前的

[1]

位置(第32位)。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的国家。贫富差距过大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贫富差距问题导致社会结构失衡

贫富差距过大的严重危害在于生成了一个失衡的社会结—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在这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中,构——

极少数上层富人占据社会财富总量的比例过高,生活比较富裕的中间阶层人数较少,占有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量较低,而生活贫穷的下层阶层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占有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量只占极少一部分。在我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已经接近50%,收

[2]

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所占比重只是约为1%。这样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失衡的社会结构,如果任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更会加剧这种不均衡的状态,导致社会结构日趋畸形化,富人阶层与贫穷阶层形成严重对立,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与动荡。

(三)贫富差距问题引发社会矛盾激化

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重要源头之一。社

“先富群体”的致富手段主要还是正面的,勤奋会公众一般认为

努力、有技术、有能力和受教育程度高是致富的主要原因。但也

巧取豪有很多人把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直接归结于贪污腐败、

夺、行业垄断、为富不仁等,滋生出“仇富”心理,一些人甚至因此走上侵犯他人财产的犯罪道路。同时,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总是有一种相对剥夺感,认为自己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认为社会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的,把对贫富差距的不满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不满,使社会关系始终处于一种敏感、紧张的状态,很可能由于一个很小的突发事件激化成为多数人参加的群体性事件,产生一定的破坏力,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社会秩序。

(四)贫富差距问题破坏党群干群关系《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调查显示,各社会阶层在对

69.84%的人认为国家干部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

是近年来收益最多的群体。而在过去的同类调查中,排在首位的多数情况下是私营企业主。在“群体冲突”方面,有28.26%的人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是最容易出现冲突的社会关系。这一方面说明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国家干部确实有着稳定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已经造成了严

一、贫富差距问题对社会稳定和谐带来的不良影响

2007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我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的调查显示,在贫富关系、劳资关系、干群关系、城乡关系、脑体关系等一系列基本社会关系中,在“群体差异”方面有50.68%的人认为贫富关系差距最大。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社会态度和行为的深层次因素,成为公众高度不满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社会心理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而收入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的一个根源性问题。很多调查表明,目前多数人心理上认为和认同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过大,并且认为如今过大的贫富差距主要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的是由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非法

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加之中国传统文致富行为等不合理、

化中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观念,可以接受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不易接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不断扩大的贫

因此,在心理上所感受到的“贫富富差距接受和承受能力有限。

差距”比事实上的“贫富差距”要大得多,为此而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发社会心理失衡。

【收稿日期】2008-10-20

【作者简介】刘景臣(1969-),男,河北大城人,中共河北沧州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骳髄體

重的社会影响。很多人“仇富”的矛头也主要指向官员群体的“贪污腐败”、“侵吞国有集体资产”、“以不正当手段赚钱”等。同时,因一些政府部门在征地拆迁、移民安置、资源开发、集体资产处置等方面没有能够妥善处理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又常常成为这些仇视和不满的导火索,大大增加了干群关系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1993年至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

2005年8.7万起,2006年、万。[3]2004年群体性事件7.2万起,

2007年基本保持在6~7万起左右。2008年又开始呈现数量明显增多、影响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些群体性事件虽然表现方式各不相同,但起因多是由于平时不满情绪的不断积累致使事件升级,而且往往多数演变成针对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的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影响,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消除贫富差距问题不良影响的对策

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

造成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仅靠单纯的、人为的强行缩小贫素。

富差距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靠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背后更多显现的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只有不断地深化改革,才能遏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实现共富和谐。

(一)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使更多的人享受改革成果1.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太低。目前,我国工资总额只占GDP 的1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占40%,发达国家占到54%~65%。工资水平同经济总量和物价的增长速度相比明显滞后,水平较低并且增长缓慢。工资的低水平与慢增长,一方面使普通劳动者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快速增长、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带来的实惠,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民众消费水平的全面提高,削弱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影

解决收入差距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大幅响经济增长速度。因此,

度地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工资水平。一是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最低工

工资支付和工资正常增长制度,着力解决普通劳动者资保障、

包括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民工收入偏低的问题。二是规范初次分配秩序,着重规范工资外收入,减少和消除灰色收入,建立起规范有序、科学合理,既体现绩效又利于和谐的工资制度,确保初次分配的公平公正。

2. 充分发挥税收和社会保障在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再分配主要由政府调控机制起作用,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管理和收入调节,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机制。

(1)完善合理的税收制度。税收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杠杆, 是治理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的税收在收入调节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的40%,日本个人所得税率达50%,德国遗产税率达50%。经过税收调节,瑞典的基尼系数由初次分配的0.4降为0.2。英国由0.53降为0.37。我国1980年开征个人所得税,1994年《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但是到目前工薪阶层的纳税占到了45%以上,而占有80%金融资产的20%富人,纳税仅占10%。加之每年严重的税收流失,使得税收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甚至

因此,必须加以改革和完善。一是完善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

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适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确定科学合理的起征点。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起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模式,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各项收入和支出,综合计算纳税金额。二是适时开征遗产税等税种, 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补充。通过遗产税的征收,适当限制拥有较多财富的社会成员

规模,抑制“富人”的代际转移,有利于减小社会成员间贫富差

距,也有利于优化社会的分层结构。

(2)健全温馨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

稳定社会生活、调节社会矛盾的重要机制。近年来,我再生产、

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快速发展,到2007年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人口2.01亿,城镇医疗保险人口2.23亿,有7.2亿农

3131万农民工参加了医保。但同时也要看民参加了新农合,

到,我国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 当中所占的比例偏小,仍然处于世界后列,仍然有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因此,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

保证城和完善。一是要完善城镇和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乡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二是完善城镇养老保险保障制度,建立起社会统筹、个人账户和企业年金相结合的养老金制

三是加大农度,并通过不断完善,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力度,使占人口数量多数的广大农村居民获得最基本的保障。

3.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为群众广开财路,除了劳动工薪收入外,还拥有通过经营自己所拥有的财产来获取收入的多种渠道。鼓励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有利于让更多的人成为中等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收入者,是我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重要途径。

当前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主要还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较小,在2%左右。2006年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44.01元,财产性收入比重为2.1%;最高收入10%家庭人均拥有的财产性收入为1279.28元,而最低收入10%家庭人均只有35.29元。2007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中70%来自股票、基金和炒房,途径相对还很单一。因此,要让更多群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一是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大力发展各种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推进“财产性收入”大

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保护体众化。二是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

系,保证收入可以转化为财产,保护合法的财产不受侵犯。三是要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让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投资理财工具和产品。使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拥有“财产性收入”,共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消除导致收入差距的各种因素

1. 打破行政性行业垄断。通过行政垄断获得垄断利润,然后再将利润转化为个人的收入,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部分垄断性行业工资及福利待遇水平过高,远远超过了职工的实际贡献和社会公众所能接受的程度。许多垄断企业员工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倍~10倍。特别是电信、金融保险、电力、石油开采与冶炼等垄断性行业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2005年,远远高出其他竞争性行业。据统计,电力、电信、石油、

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4]行政垄断的存在,加剧了收入

因此,针对行政垄断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一是分配的不平等。

不断消除对非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行政垄断,引入竞争,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打破垄断利润,实现起点公平。二是落实《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监督和约束企业行为,确保良好的竞争环境。三是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审计企业利润,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控制,采取限薪、严格个税征收等措施规范企业员工收入。(下转第141页)

髕髄骳

推动转化成可怕的障碍。

1. 以家族为中心的家族权威治理方式使企业决策权高度集中,容易造成决策失误,对高效率的工业制度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建立在家族关系和传统行为基础上的企业结构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原则。

2. 家族式经营使企业的现代经营意识得不到有效发挥。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导致经营决策权高度集中,当企业规模很小,管理成本较低的时候,这种决策模式确实表现出了它的合理性和极大的优越性,但是,当家族企业急速发展后,其治理结构的缺陷开始显现,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叠合使管理不能专业化;利用社会资本的渠道不畅等。

3. 缺乏向现代化企业过渡的文化底蕴。没有文化的企业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企业,文化的缺失是生存权的丢失,文化的缺憾必然带来企业的畸形。文化是沉淀于企业体内的内功和能

不如说是企业量。许多家族企业的失败与其说是管理的失败,

文化的失败。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着资本积累机制有余而资本集中机制不足的问题。“宁为鸡头不为牛尾”的文化思维定势使得许多小资本不能联合成为大资本来发展大企业。

企业文化,使企业文化能够再一次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著名散文学家余秋雨先生在山西平遥考察时深有感触:平遥的经济发展有过辉煌的历史,在山西乃至全国都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由于文化的发展未能同步于经济的发展,最终使平遥的经济发展徘徊不前,远远落后于江浙及其他地区。著名民营企业家———“方太”老总茅理翔说:“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一定要依靠家族制,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一定要淡化家族制。”茅先生凭借多年经营和管理企业的经验告诉我们,民营家族企业的“宗本文化”在民营家族企业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对企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企业需要进一步拓展时,企业的家族文化特征必须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现代企业的“人本文化”特征,用“人本文化”的价值理念去经营企业,才能使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民营家族企业想要走持续发展之路,必须要实现家族企业文化的自我否定和超越,使文化发展同步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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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恒. 我国民营企业产权制度问题与创新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6,

(责任编辑:X 校对:R ). )(4

四、结论与启示:民营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文化的

自我否定和超越

由于其特有的历史形成过程,家族企业有着不同于现代企业的文化特征,这种特有的文化特征在家族企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过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使家族企业以非凡的速度向前迈进。伴随着家族企业发展壮大,为了企业利益分配,家族成员之间会出现各种不协调,最终导致企业发展停止。这充分说明,当企业文化适合企业发展的时候,会促进企业发展,而当企业发展超越旧的企业文化发展的时候,企业文化就会大大阻碍企业的发展,这时候就需要用新的企业文化去替代落后的

(上接第102页)

2. 降低行政成本支出。我国的行政成本支出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如何降低行政成本已成

1995年至2006为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

12年间增长了6.6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亿元,

1995年为14.60%,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6年上升到

18.7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

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位居世界第一位。法国的6.5%,

2004年,公车消费3986亿,出国考察2400亿,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合计12086亿元。当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是26396.47亿元,这一规模占当年各项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的47%,并远远高于同期的国防开支。[5]庞大的行政成本,挤压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民生空间,直接影响到了收入的合理再分配。要降低行政成本,一是转变政府职

二是要强化能,理顺关系,切实使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预算约束,要将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统一到预算控制之内,形成完整统一的政府预算,统一财政。同时规范财政支出,加快财政支出制度法制化、规范化进程,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三是要借鉴企业精神,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快激励和约束机制建设,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抑制,有效规范和控制行政行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3. 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腐败的存在,一方面带来严重了的经济损失。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

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

~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 总量的13%~17%。[6]而经济损失的结果就是直接导致政府公共服务性支出的减少,社会福利的流失。另一方面也导致基于行政权力的非市场化分配成为分配制度的一种主导,正常的收入分配既不能体现人们的付出,也不能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差异,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

因此,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刻不容缓。当前要在不断加不平等。

大打击惩治力度的同时,一是通过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弥补腐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形成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要搞好制度创新,结合中国实际,结合腐败现象的新特点、新情况,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反腐、防腐机制和措施。逐步消除扩大和“放大”贫富差距的根源性因素,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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