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将政治与道德、更准确地说是将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截然分
离，并试图彻底剔除国家生活中的道德考虑从而将政治处事逻辑建立在以成败论英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恶人”，不是宗教改革者，而是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巨人之一的尼科诺·马基雅维利。他认为一个优良的统治者“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应当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注：尼科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3页。）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显然，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公共生活中没什么事（包括一切德行与恶行、仁政与暴政）必为或必不为，一切都应视情势而定，为与不为的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增长，是否有利于避免“大恶”。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脏手”论。
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将政治与道德、更准确地说是将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截然分
离，并试图彻底剔除国家生活中的道德考虑从而将政治处事逻辑建立在以成败论英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恶人”，不是宗教改革者，而是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巨人之一的尼科诺·马基雅维利。他认为一个优良的统治者“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应当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注：尼科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3页。）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显然，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公共生活中没什么事（包括一切德行与恶行、仁政与暴政）必为或必不为，一切都应视情势而定，为与不为的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增长，是否有利于避免“大恶”。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脏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