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哲人史铁生
作者：马未都
来源：《课外阅读》2011年第10期
知道作家史铁生先生去世的消息迟了，这仍让我在桌前愣了许久，当时耳边响起一支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是一篇小说，也是史铁生的成名作，我记得发在1982年我供职的《青年文学》上，回首一算已近30年矣。
当年读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读者都应该50岁以上了，这篇小说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很大，作者把艰苦的农村插队生活写得如诗如画，充满了情感。一个身体残疾的作家能有这样的文笔与心态，让我们编辑非常震惊。
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叫牛志强，自打我离开编辑部再也没遇见过他。牛志强先生是当时我们《青年文学》“文革”前大学生中最年轻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小牛。记得有一天，他兴冲冲地对我说，抓到了一篇好稿子，上头条，让我抽空先看看。按当时文学期刊的地位，在《青年文学》上头条跟今天大片票房过3亿元似的，让人兴奋加得意。我们那时在编辑部都称老陈老赵小牛小马的，没人称官称，也没人称老师，这类称谓的毛病都是这些年慢慢染上的。
记得有一天中午在食堂，牛志强大呼小叫地喊我，我看见他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一脸笑容的史铁生，我赶忙过去寒喧。面对史铁生这样的残疾人，我总不知如何说是好，话轻了，显得麻木；话重了，怕有闪失；不轻不重又拿捏不好，只好以笑对笑，偏过头去跟牛志强打岔。 我那时年轻，刚到编辑部也不久，以我的人生经验，残疾人弱者都是一脸苦难，而强者又总是一副深沉的样子。可史铁生不是这样，其笑容灿烂至今仍清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丝毫没有怨天尤人的迹象，言谈举止平和。那天编辑部留他在食堂吃饭，我们编辑部能围过来的都围过来了，挤得桌子上都伸不开筷子。
后来史铁生因这篇小说不仅被文坛关注，还让许多读者关注。他“下乡”时的不幸致使下肢瘫痪，使他的作品比常人多了一层思考。这层思考，与我们那个时代常常教育的身残志坚不同，更多的是有关生命的含义。
我和史铁生先生并不熟，那时编辑部对作家都是责任编辑制。牛志强是史铁生的责任编辑，他一提起史铁生就兴奋得像个孩子，笑声成串，永远说不尽各类相关的话题。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史铁生地坛附近的家，房间拥挤不堪，轮椅出入还需要人抬，十分不便，史铁生坐在轮椅上总是仰着头看我们，这让我揪心并尽快坐下来。临近饭口，史铁生非要留我们在家吃饭，那时还不兴去餐馆，我们再三推辞才走出他那间低矮的小屋。我当时感受多多，只是今天反倒说不出什么了。再后来我离开了《青年文学》，再想看史铁生只好看他的作品了。上世纪80年代，作家和作协到处都充盈着神圣感，山门一说是作家会让人肃然起敬。那时候明星都不如作家受欢迎，靠脸蛋儿的不如靠脑子的是社会的共识。可惜这共识到90年代就分道扬镳
了，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让作家们一个个下海，不下海也羡慕下海的。作家的神圣光环逐渐褪去了，趾高气扬的作家们开始低头耷脑了，社会地位渐渐走低，于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也踏上了红尘滚滚的道路。
史铁生由于摇着轮椅，落在了后面。古人常说福祸相倚，瘫痪这祸到了这会儿竟然成了史铁生的福分。生命含义的这层思考，让他比正常人更能清晰地知晓写作的含义，让他更加放不下手中的这支笔。
史铁生在最苦闷的日子里会去地坛“默坐呆想”，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作家不会如此苦行。一个瘫痪、每周透析三次的人命若琴弦，离死亡有多远恐怕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知晓，史铁生以平静的口吻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作家哲人史铁生
作者：马未都
来源：《课外阅读》2011年第10期
知道作家史铁生先生去世的消息迟了，这仍让我在桌前愣了许久，当时耳边响起一支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是一篇小说，也是史铁生的成名作，我记得发在1982年我供职的《青年文学》上，回首一算已近30年矣。
当年读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读者都应该50岁以上了，这篇小说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很大，作者把艰苦的农村插队生活写得如诗如画，充满了情感。一个身体残疾的作家能有这样的文笔与心态，让我们编辑非常震惊。
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叫牛志强，自打我离开编辑部再也没遇见过他。牛志强先生是当时我们《青年文学》“文革”前大学生中最年轻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小牛。记得有一天，他兴冲冲地对我说，抓到了一篇好稿子，上头条，让我抽空先看看。按当时文学期刊的地位，在《青年文学》上头条跟今天大片票房过3亿元似的，让人兴奋加得意。我们那时在编辑部都称老陈老赵小牛小马的，没人称官称，也没人称老师，这类称谓的毛病都是这些年慢慢染上的。
记得有一天中午在食堂，牛志强大呼小叫地喊我，我看见他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一脸笑容的史铁生，我赶忙过去寒喧。面对史铁生这样的残疾人，我总不知如何说是好，话轻了，显得麻木；话重了，怕有闪失；不轻不重又拿捏不好，只好以笑对笑，偏过头去跟牛志强打岔。 我那时年轻，刚到编辑部也不久，以我的人生经验，残疾人弱者都是一脸苦难，而强者又总是一副深沉的样子。可史铁生不是这样，其笑容灿烂至今仍清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丝毫没有怨天尤人的迹象，言谈举止平和。那天编辑部留他在食堂吃饭，我们编辑部能围过来的都围过来了，挤得桌子上都伸不开筷子。
后来史铁生因这篇小说不仅被文坛关注，还让许多读者关注。他“下乡”时的不幸致使下肢瘫痪，使他的作品比常人多了一层思考。这层思考，与我们那个时代常常教育的身残志坚不同，更多的是有关生命的含义。
我和史铁生先生并不熟，那时编辑部对作家都是责任编辑制。牛志强是史铁生的责任编辑，他一提起史铁生就兴奋得像个孩子，笑声成串，永远说不尽各类相关的话题。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史铁生地坛附近的家，房间拥挤不堪，轮椅出入还需要人抬，十分不便，史铁生坐在轮椅上总是仰着头看我们，这让我揪心并尽快坐下来。临近饭口，史铁生非要留我们在家吃饭，那时还不兴去餐馆，我们再三推辞才走出他那间低矮的小屋。我当时感受多多，只是今天反倒说不出什么了。再后来我离开了《青年文学》，再想看史铁生只好看他的作品了。上世纪80年代，作家和作协到处都充盈着神圣感，山门一说是作家会让人肃然起敬。那时候明星都不如作家受欢迎，靠脸蛋儿的不如靠脑子的是社会的共识。可惜这共识到90年代就分道扬镳
了，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让作家们一个个下海，不下海也羡慕下海的。作家的神圣光环逐渐褪去了，趾高气扬的作家们开始低头耷脑了，社会地位渐渐走低，于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也踏上了红尘滚滚的道路。
史铁生由于摇着轮椅，落在了后面。古人常说福祸相倚，瘫痪这祸到了这会儿竟然成了史铁生的福分。生命含义的这层思考，让他比正常人更能清晰地知晓写作的含义，让他更加放不下手中的这支笔。
史铁生在最苦闷的日子里会去地坛“默坐呆想”，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作家不会如此苦行。一个瘫痪、每周透析三次的人命若琴弦，离死亡有多远恐怕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知晓，史铁生以平静的口吻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