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案例1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教学案例
“整个国家形象”的穷棒子社
20世纪50年代初,在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集体，其中有一面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鲜红旗帜——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的“穷棒子”社。它以勤俭创业的非凡业绩,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表彰,被赞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那是1952年初的时候,遵化县西铺村村民通过和邻近村的比较，发现办合作社的地方收成明显要好于自己，都纷纷要求办社。当地党委很快批准了西铺村办社的要求,并提出了稳步前进的方针，针对西铺社情复杂的情况,党委特别指示办社一定要注意坚决依靠贫雇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很快地,支部成员按照上级指示,分头深入下去做群众工作。对那些暂时还不愿入社的农户,采取说服教育和耐心等待的态度,决不强拉硬拽；而把贫下中农当作主要动员对象,凡是真心愿意入社的才吸收进来。经过几天的串联发动,报名入社的共有23户,绝大多数都是在旧社会扛活、讨饭、当劳工的贫苦农民。1952年10月26日,西铺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了，全社230亩土地,凑起来只有三条驴腿的牲畜股,没有农具,也没有车辆。
西铺村里的一些富裕户讥笑新生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穷棒子社”,说什么“这群吃救济粮、领寒衣的骨干,凑在一块儿,早晚得穷得散架”!“浑水的泥鳅成不了龙”！面对这些冷嘲热讽,社主任王国藩在社员会上勉励大家:“有人讥笑我们是‘穷棒子’,我们就是‘穷棒子’,咱人穷志不穷,难不倒,穷不散!„„咱只要发挥集体力量,把社办好,就自然听不到这种怪话了。”
有了雄心壮志,就有了迎战困难的勇气和办法。“穷棒子社”的社员打破了传统的旧习惯,变冬闲为冬忙,他们兵分两路:少部分壮劳力带领妇女老少做好春耕准备,三条驴腿不够用,就肩不离担,手不离锹,送粪、搂石、整地。以其余的壮劳力为主,组成一个19人的队伍,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在隆冬季节远出30里外的王寺峪山上打柴,解决生产资料缺乏问题。他们在“没牛没马,从山上拉;没衣没米,从山上取”口号鼓舞下,吃的是稀粥白薯,穿的是开花棉衣,住的是透天草棚,十几个人合扯四条小被;有的人磨破了鞋,有的人扯破了衣,有的人碰伤了手脸,有的人甚至从坡上摔下来,但他们毫不畏缩,坚持苦干。20多天的战斗,凭着19双勤劳的手,打回4万多斤柴,卖得430多元。打柴换来的钱,全部用在了添置生产资料上面,根据社内的迫切需要,买了一头骡子、一头牛、19只羊、一辆铁轮车,还有一部分零星农具。从此,长峪山下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大搞生产的动人景象:社干部劳动干在前头,活计专拣重的干,社员你追我赶,紧紧跟上。送粪缺车,扁担结队挑上山;耕地缺人,人拉耠子翻开地;春播缺种,求亲靠友来凑集,合作社终于适时种上了地。
“穷棒子社”从三条驴腿起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重重困难,赢得了第一个丰收年,
用事实对那些散布合作社要“穷散架”的人,做出了强有力地回答。这一年粮食亩产达到254斤,超过互助组上年平均产量将近一倍,粮食总产量45800多斤,扣除集体留粮以后,平均每户分配的收入达190多元。老贫农王生摸着那些几乎没地方盛的粮食,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说:“这是走毛主席、共产党指引的路才得到的,这条路我是走定了”!
“穷棒子社”一年中巨大变化的事实,使西铺村更多的农民看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它像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着社外农民特别是那些比较贫困的农民的心。他们迫切地要求入社。按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和上级党委的统一部署,西铺党支部积极领导扩社工作，到1954年秋天扩充增加到148户,除一户住在偏远山沟外,凡能入社的全取得资格,实现了全村合作化。
历史从这里又揭开新的一页。
资料来源：訾辉，《被誉为“整个国家形象”的穷棒子社》，载《中国档案报》，2003-08-22。标题自拟。
案例2：
毛泽东与荣毅仁
从一个民族资本家到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在对荣毅仁的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中，有一个人对他来讲是会永远铭记在心的。几十年来，他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看待这位伟人。这就是毛泽东。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0年6月。”荣毅仁回忆道，“当时，我作为特邀代表之一，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荣幸地参加了毛主席在中南海熙年堂为列席代表举行的宴会。在我走近熙年堂时，毛主席已站在门前热情迎候。人民领袖的谦逊，温暖人心。他握住了我的手，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毛主席的手，又柔软，又有力。使我初进中南海的拘束感顿然消释。”
荣毅仁出身民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开始掌管家庭的部分企业，成了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出于爱国之心，上海解放时他留了下来。但他和其他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一样，对生活在新中国今后的命运，仍怀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理。“毛主席当时觉察到了我们这种矛盾的心理，便对我们说，只要大家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都有前途。”“毛主席还鼓励我们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人民的奖励也就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尽管有较大的资本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可荣毅仁一家的事业在旧中国仍未能幸免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劫难和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压榨，通过办实业振兴国家的愿望也不能实现。当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和党中央、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政策，荣毅仁深切体会到听毛泽东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就能发展，人个也才能有前途。
荣毅仁还回忆道：“1955年10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我曾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1956年1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海的公司里上班，突然接到通知，说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赶到厂里不久，毛主席坐着汽车来了。当时我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想不到在北京对他讲的那句话，他竟记在心上了。”
荣毅仁说：“毛主席在50年代的讲话中，几次提到了我的名字，并以我的追求进步的事例说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在国际和国内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使我百感交集，我为毛主席对我的关心和重视所深深感动。他的话激励着我，更坚定了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案例3：
公私合营前后的北京同仁堂
提起同仁堂，家喻户晓，它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中医药企业，始创于清康熙八年，距今已有330多年的历史。
北京解放前夕，同仁堂的经营状况十分危急，只能勉强度日。1949年3月，同仁堂成立国药业基金工会，乐松生任总经理，通过不断学习，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有了基本认识，坚信个人在政治上、企业经营管理上必须紧紧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要决策听取职工意见。在后来的“五反运动”中，同仁堂也经受了考验，经过审查核实，被评为基本守法户。
同仁堂作为民族工商业，有其代表性，而所经营的中药又是人民生活所需。因此.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怀。彭真市长亲自支持乐松生开展中医药研究，开发新品种的工作，并成立了中药提炼厂。在党的关怀下，同仁堂在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工人生活稳定，而且质量有了很大提高。1953年，同仁堂盈利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资方股息分红四部分分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党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北京市积极响应，很快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措施，并召集在京民族工商业者召开工商业联合大会，会上，同仁堂总经理乐松生积极发言，拥护总路线。会上，市地方工业局拟选同仁堂这个国药大户首先进行试点，为全行业合营扩展影响，奠定基础，积累经验。
这一变革，不能不引起同仁堂乐氏家族的震动。他们因将失掉生产资料占有权、企业，现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这是切肤之痛。乐松生先生做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其家族已经经营了200多年的同仁堂药店面临着抉择。经过反复思考，他深感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同时也看到，共产党和职工群众仍让自己做同仁堂的总经理，生活待遇不薄，这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因此必须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他毅然决定同仁堂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乐松生当选为工商联执行委员，推动了同仁堂实行公私合营的进程。
1954年2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关于北京市工业公私合营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同仁堂是第一批合营的单位。同年8月9日，在大栅栏同仁堂成立了公私合营筹备工作委员会。27日，同仁堂彩旗高挂，在庆乐戏院召开了庆祝公私合营大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体员工欢欣鼓舞，这家古老的私营企业在风雨飘摇258个春秋之后，迈进了社会主义大门，开辟了同仁堂历史上的新纪元。
合营后，一切涉及公私关系问题的事情，乐松生总经理都和公方代表王蘇协商。针对一部分老职工怕合营后遭退休、怕降低工资等问题，工会通过多次不同层次的座谈会，政策交心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向职工讲同仁堂合营的措施和合营后的前景，使大家认清形势，了解各项政策，清除各种疑虑，职工们纷纷表示，要为同仁堂出力，多做贡献，使合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此外，合营后的同仁堂，还进行了资产清算，确定了资方资本和应得的股息。面对合营后的新情况，同仁堂党支部领导全体职工先后进行人事劳动纪律、经营思想的整顿，并相应建立了劳保条例、成本核算、生产统计、质量检查、专人配送料、出入库等制度;制定年度、季度生产计划，和用户建立供销合同，改变生产的盲目性;增加设备，改进工艺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特别注意了建立公私方共事的制度;使资方有职有权。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开始体现了合营优势，职工的情绪也空前高涨。
经理乐松生满意地说:“别家的流水日益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么快，这下可放心了。”
同仁堂率先实现公私合营，对其它国药店、行、栈形响很大，而且影响到全市的私营工商业者。中央和市委领导对同仁堂非常关怀，1955年初，彭真同志亲自到同仁堂会见乐松生经理，听取合营后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对各方面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乐松生还以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身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
在同仁堂的影响下，全市私营国药业，于1956年1月13日被北京市政府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代表。乐松生代表工商界登上天安门，手捧巨大报喜信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
公私合营使同仁堂获得了新生，解放了生产力，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企业面貌大改观。1959年比解放前夕的1948年，职工人教由190人增加到539人，增长了近2.4倍；产值由16万元增加到1251.9万元，增长78.3倍；蜜制丸药140万丸，增加到6864.2丸，增长了49倍;水泛丸由4000斤增加到31.38万斤，增长78.5倍；虎骨酒由3万斤增加到30.5万斤，增长了10倍。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同仁堂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新的辉煌。
资料来源：孙洪群、金永年，《公私合营前后的北京同仁堂》，载《北京党史》，2000（4）。
第四章
案例1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教学案例
“整个国家形象”的穷棒子社
20世纪50年代初,在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集体，其中有一面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鲜红旗帜——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的“穷棒子”社。它以勤俭创业的非凡业绩,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表彰,被赞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那是1952年初的时候,遵化县西铺村村民通过和邻近村的比较，发现办合作社的地方收成明显要好于自己，都纷纷要求办社。当地党委很快批准了西铺村办社的要求,并提出了稳步前进的方针，针对西铺社情复杂的情况,党委特别指示办社一定要注意坚决依靠贫雇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很快地,支部成员按照上级指示,分头深入下去做群众工作。对那些暂时还不愿入社的农户,采取说服教育和耐心等待的态度,决不强拉硬拽；而把贫下中农当作主要动员对象,凡是真心愿意入社的才吸收进来。经过几天的串联发动,报名入社的共有23户,绝大多数都是在旧社会扛活、讨饭、当劳工的贫苦农民。1952年10月26日,西铺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了，全社230亩土地,凑起来只有三条驴腿的牲畜股,没有农具,也没有车辆。
西铺村里的一些富裕户讥笑新生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穷棒子社”,说什么“这群吃救济粮、领寒衣的骨干,凑在一块儿,早晚得穷得散架”!“浑水的泥鳅成不了龙”！面对这些冷嘲热讽,社主任王国藩在社员会上勉励大家:“有人讥笑我们是‘穷棒子’,我们就是‘穷棒子’,咱人穷志不穷,难不倒,穷不散!„„咱只要发挥集体力量,把社办好,就自然听不到这种怪话了。”
有了雄心壮志,就有了迎战困难的勇气和办法。“穷棒子社”的社员打破了传统的旧习惯,变冬闲为冬忙,他们兵分两路:少部分壮劳力带领妇女老少做好春耕准备,三条驴腿不够用,就肩不离担,手不离锹,送粪、搂石、整地。以其余的壮劳力为主,组成一个19人的队伍,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在隆冬季节远出30里外的王寺峪山上打柴,解决生产资料缺乏问题。他们在“没牛没马,从山上拉;没衣没米,从山上取”口号鼓舞下,吃的是稀粥白薯,穿的是开花棉衣,住的是透天草棚,十几个人合扯四条小被;有的人磨破了鞋,有的人扯破了衣,有的人碰伤了手脸,有的人甚至从坡上摔下来,但他们毫不畏缩,坚持苦干。20多天的战斗,凭着19双勤劳的手,打回4万多斤柴,卖得430多元。打柴换来的钱,全部用在了添置生产资料上面,根据社内的迫切需要,买了一头骡子、一头牛、19只羊、一辆铁轮车,还有一部分零星农具。从此,长峪山下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大搞生产的动人景象:社干部劳动干在前头,活计专拣重的干,社员你追我赶,紧紧跟上。送粪缺车,扁担结队挑上山;耕地缺人,人拉耠子翻开地;春播缺种,求亲靠友来凑集,合作社终于适时种上了地。
“穷棒子社”从三条驴腿起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重重困难,赢得了第一个丰收年,
用事实对那些散布合作社要“穷散架”的人,做出了强有力地回答。这一年粮食亩产达到254斤,超过互助组上年平均产量将近一倍,粮食总产量45800多斤,扣除集体留粮以后,平均每户分配的收入达190多元。老贫农王生摸着那些几乎没地方盛的粮食,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说:“这是走毛主席、共产党指引的路才得到的,这条路我是走定了”!
“穷棒子社”一年中巨大变化的事实,使西铺村更多的农民看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它像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着社外农民特别是那些比较贫困的农民的心。他们迫切地要求入社。按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和上级党委的统一部署,西铺党支部积极领导扩社工作，到1954年秋天扩充增加到148户,除一户住在偏远山沟外,凡能入社的全取得资格,实现了全村合作化。
历史从这里又揭开新的一页。
资料来源：訾辉，《被誉为“整个国家形象”的穷棒子社》，载《中国档案报》，2003-08-22。标题自拟。
案例2：
毛泽东与荣毅仁
从一个民族资本家到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在对荣毅仁的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中，有一个人对他来讲是会永远铭记在心的。几十年来，他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看待这位伟人。这就是毛泽东。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0年6月。”荣毅仁回忆道，“当时，我作为特邀代表之一，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荣幸地参加了毛主席在中南海熙年堂为列席代表举行的宴会。在我走近熙年堂时，毛主席已站在门前热情迎候。人民领袖的谦逊，温暖人心。他握住了我的手，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毛主席的手，又柔软，又有力。使我初进中南海的拘束感顿然消释。”
荣毅仁出身民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开始掌管家庭的部分企业，成了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出于爱国之心，上海解放时他留了下来。但他和其他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一样，对生活在新中国今后的命运，仍怀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理。“毛主席当时觉察到了我们这种矛盾的心理，便对我们说，只要大家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都有前途。”“毛主席还鼓励我们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人民的奖励也就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尽管有较大的资本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可荣毅仁一家的事业在旧中国仍未能幸免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劫难和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压榨，通过办实业振兴国家的愿望也不能实现。当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和党中央、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政策，荣毅仁深切体会到听毛泽东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就能发展，人个也才能有前途。
荣毅仁还回忆道：“1955年10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我曾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1956年1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海的公司里上班，突然接到通知，说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赶到厂里不久，毛主席坐着汽车来了。当时我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想不到在北京对他讲的那句话，他竟记在心上了。”
荣毅仁说：“毛主席在50年代的讲话中，几次提到了我的名字，并以我的追求进步的事例说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在国际和国内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使我百感交集，我为毛主席对我的关心和重视所深深感动。他的话激励着我，更坚定了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案例3：
公私合营前后的北京同仁堂
提起同仁堂，家喻户晓，它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中医药企业，始创于清康熙八年，距今已有330多年的历史。
北京解放前夕，同仁堂的经营状况十分危急，只能勉强度日。1949年3月，同仁堂成立国药业基金工会，乐松生任总经理，通过不断学习，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有了基本认识，坚信个人在政治上、企业经营管理上必须紧紧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要决策听取职工意见。在后来的“五反运动”中，同仁堂也经受了考验，经过审查核实，被评为基本守法户。
同仁堂作为民族工商业，有其代表性，而所经营的中药又是人民生活所需。因此.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怀。彭真市长亲自支持乐松生开展中医药研究，开发新品种的工作，并成立了中药提炼厂。在党的关怀下，同仁堂在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工人生活稳定，而且质量有了很大提高。1953年，同仁堂盈利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资方股息分红四部分分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党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北京市积极响应，很快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措施，并召集在京民族工商业者召开工商业联合大会，会上，同仁堂总经理乐松生积极发言，拥护总路线。会上，市地方工业局拟选同仁堂这个国药大户首先进行试点，为全行业合营扩展影响，奠定基础，积累经验。
这一变革，不能不引起同仁堂乐氏家族的震动。他们因将失掉生产资料占有权、企业，现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这是切肤之痛。乐松生先生做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其家族已经经营了200多年的同仁堂药店面临着抉择。经过反复思考，他深感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同时也看到，共产党和职工群众仍让自己做同仁堂的总经理，生活待遇不薄，这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因此必须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他毅然决定同仁堂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乐松生当选为工商联执行委员，推动了同仁堂实行公私合营的进程。
1954年2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关于北京市工业公私合营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同仁堂是第一批合营的单位。同年8月9日，在大栅栏同仁堂成立了公私合营筹备工作委员会。27日，同仁堂彩旗高挂，在庆乐戏院召开了庆祝公私合营大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体员工欢欣鼓舞，这家古老的私营企业在风雨飘摇258个春秋之后，迈进了社会主义大门，开辟了同仁堂历史上的新纪元。
合营后，一切涉及公私关系问题的事情，乐松生总经理都和公方代表王蘇协商。针对一部分老职工怕合营后遭退休、怕降低工资等问题，工会通过多次不同层次的座谈会，政策交心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向职工讲同仁堂合营的措施和合营后的前景，使大家认清形势，了解各项政策，清除各种疑虑，职工们纷纷表示，要为同仁堂出力，多做贡献，使合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此外，合营后的同仁堂，还进行了资产清算，确定了资方资本和应得的股息。面对合营后的新情况，同仁堂党支部领导全体职工先后进行人事劳动纪律、经营思想的整顿，并相应建立了劳保条例、成本核算、生产统计、质量检查、专人配送料、出入库等制度;制定年度、季度生产计划，和用户建立供销合同，改变生产的盲目性;增加设备，改进工艺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特别注意了建立公私方共事的制度;使资方有职有权。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开始体现了合营优势，职工的情绪也空前高涨。
经理乐松生满意地说:“别家的流水日益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么快，这下可放心了。”
同仁堂率先实现公私合营，对其它国药店、行、栈形响很大，而且影响到全市的私营工商业者。中央和市委领导对同仁堂非常关怀，1955年初，彭真同志亲自到同仁堂会见乐松生经理，听取合营后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对各方面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乐松生还以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身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
在同仁堂的影响下，全市私营国药业，于1956年1月13日被北京市政府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代表。乐松生代表工商界登上天安门，手捧巨大报喜信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
公私合营使同仁堂获得了新生，解放了生产力，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企业面貌大改观。1959年比解放前夕的1948年，职工人教由190人增加到539人，增长了近2.4倍；产值由16万元增加到1251.9万元，增长78.3倍；蜜制丸药140万丸，增加到6864.2丸，增长了49倍;水泛丸由4000斤增加到31.38万斤，增长78.5倍；虎骨酒由3万斤增加到30.5万斤，增长了10倍。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同仁堂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新的辉煌。
资料来源：孙洪群、金永年，《公私合营前后的北京同仁堂》，载《北京党史》，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