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婧
2009年03月16日15:51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摘要]：新闻舆论监督是一项特殊的工作，由于它通常以揭露、批评的报道形式出现，所以这项工作在实际开展中会受到来自诸方面因素的制约。尤其对于那些已享有高度社会美誉度的政府和企业，一旦媒体的新闻报道涉及的内容有损其自身形象或利益时，他们便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强烈“反应”，来阻碍报道的深入进行。今天在局部利益的影响下，新闻舆论监督面临着艰难的困境，媒体记者的职业道德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何在社会转型期，减少局部利益对舆论监督的钳制，正确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影响力，是本文所要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转型需要新闻舆论监督护航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也相应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济利益成为取得效益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因而为钱权交易提供了一个可滋生的土壤。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舆论监督成为净化社会空气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各种矛盾集中凸现，国家公职人员和社会管理者在错综复杂的事物面前，没有指导性的模式可以借用，这便很容易导致一些思想不清、意识薄弱的公职人员借助手中的权力损公肥私、贪污腐败。所以，为了给社会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保证社会秩序良性循环，这种借助大众媒体进行的舆论监督显得尤为重要。
二、局部利益是进行新闻舆论监督的瓶颈
从舆论监督的功能中我们不难看出，舆论监督是一种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制约机制。因而，记者在实施舆论监督时必须从宏观角度入手，发挥大局意识，对一切损害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行为要敢于进行批评揭露。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相冲突，甚至有些局部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的阻挠新闻舆论监督深入展开，舆论监督工作仍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局部利益既包括涉及监督对象的私人企业团体的经济利益也包括当地政府部门的形象利益。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广泛推进，经济利益对舆论监督的吸引力愈加明显。作为舆论监督载体的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传播信息的文化机构，同时也是一个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商业机构。媒体的这种双重性质为局部利益机构瓦解舆论监督力量造就了可乘之机。收买、威慑是牵引媒介利益的两种主要手段。
当冲突在商业利益与社会功能产生分歧时，往往一些意志薄弱的媒体或记者会被被监督对象收买摆平。2008年9月12日，在三鹿奶粉事件曝光以后，就有网友上传了一份“三鹿集团危机公关建议”文件，透露三鹿公关曾建议跟百度接触，希望百度协助其删除近期有关负面信息。当这一信息传出后，百度立即开始全力为这场网络社会的信任危机辩护，而事实上，无论百度用何种论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外界看来不过是百度公司用来遮羞的工具。现在，我们无意于对百度的行为本身做过多的批判，而应将更多地注意力转向隐藏在“百度屏蔽门”事件背后的那些深层问题。例如，新闻舆论监督体系不完善，给被监督对象贿赂新闻媒体以可乘之机，妨碍舆论监督的正常进行；网络媒体人工搜索引擎的客观公正亟待提高；另外，事件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媒体在处理危机公关事件中的薄弱环节。
除了被经济利益所左右外，制度上的困境依然是舆论监督难以有效进行的主要症结。就我国新闻舆论监督而言，一些较小的、涉及利益范围不大的事件，传媒拥有较大的自主批评的权利，但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它的批评和报道，都需要党政机构对传媒的授权，传媒不能自主作为。而且批评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特征，级别相对高的批评对象，需要请示汇报得越多，所以外界对传媒留下“对下不对上”的印象。[1]由此便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钳制，地方媒体只有在上级机关授权的有限范围内进行舆论监督。可想而知，在这种制约体制下产生的舆论监督其力度和影响力与理论上的预期效果相距甚远。
在对三鹿奶粉事件的追踪报道中，河北当地媒体相对低调的表现再次让广大受众感到失望。从事件曝光到问题剖析，来自网络和异地媒体的声音一直占据着监督的主要阵地。2008年9月9日，《东方早报》的记者简光洲首先在报纸上指名河北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儿奶粉很可能就是导致大批婴幼儿患病的主要诱因。由此开始，网络媒体以及各地区媒体纷纷将焦点对准河北三鹿奶业集团，各种报道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如《上海商报》发表文章《三鹿事件涉案官员不能以免职顶罪》、《楚天都市报》的文章《别再让“害群之鹿”成为漏网之鱼》、《河南商报》的文章《责任缺失比三聚氰胺更可怕》、以及中国网的文章《三鹿集团请向全社会郑重道歉》，这些文章无不观点明确，语言犀利，直击问题要害。而与外省媒体激烈炮轰三鹿的举动相比，河北本地的媒体依旧走着“平稳、温顺”的报道路线。在9月9日问题曝光后，河北媒体并没有做出任何反映，只是在第二天的 《燕赵都市报》第11版上看到该报摘录几天前《兰州日报》刊发的一篇有关婴儿患肾结石的短消息。而在随后的几天，当中央以及各省外媒体正在如火如荼的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时，河北媒体仍然用笔相当谨慎。直至9月13日，事件披露的第四天，《燕赵都市报》才开始刊登新华社发布的有关三鹿奶粉受污染的新闻通稿。一连三四天的转载，使读者始终不能从报纸上看到当地媒体深入调查的文字。作为省级媒体的《河北日报》也是惜墨如金，直到9月14日才开始刊登新华社发布的新闻通稿。之后几天的报道，也多是工作文件式的宣传文章，其作为党报抚慰民众，为政府服务之心表现的淋漓尽致，而来源于媒体自己的声音则是寥若晨星。
媒体舆论不单纯代表着一种语言，它更应是一种能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中去的声音。所以这就要求传媒工作者不仅要提供对事实的概括和描述，更要提供对事件本身的深入分析与政策解读，为人们的决策与行为提供依据。换言之，即要用思想性来构筑文章的感染力。
娄婧
2009年03月16日15:51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摘要]：新闻舆论监督是一项特殊的工作，由于它通常以揭露、批评的报道形式出现，所以这项工作在实际开展中会受到来自诸方面因素的制约。尤其对于那些已享有高度社会美誉度的政府和企业，一旦媒体的新闻报道涉及的内容有损其自身形象或利益时，他们便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强烈“反应”，来阻碍报道的深入进行。今天在局部利益的影响下，新闻舆论监督面临着艰难的困境，媒体记者的职业道德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何在社会转型期，减少局部利益对舆论监督的钳制，正确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影响力，是本文所要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转型需要新闻舆论监督护航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也相应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济利益成为取得效益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因而为钱权交易提供了一个可滋生的土壤。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舆论监督成为净化社会空气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各种矛盾集中凸现，国家公职人员和社会管理者在错综复杂的事物面前，没有指导性的模式可以借用，这便很容易导致一些思想不清、意识薄弱的公职人员借助手中的权力损公肥私、贪污腐败。所以，为了给社会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保证社会秩序良性循环，这种借助大众媒体进行的舆论监督显得尤为重要。
二、局部利益是进行新闻舆论监督的瓶颈
从舆论监督的功能中我们不难看出，舆论监督是一种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制约机制。因而，记者在实施舆论监督时必须从宏观角度入手，发挥大局意识，对一切损害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行为要敢于进行批评揭露。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相冲突，甚至有些局部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的阻挠新闻舆论监督深入展开，舆论监督工作仍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局部利益既包括涉及监督对象的私人企业团体的经济利益也包括当地政府部门的形象利益。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广泛推进，经济利益对舆论监督的吸引力愈加明显。作为舆论监督载体的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传播信息的文化机构，同时也是一个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商业机构。媒体的这种双重性质为局部利益机构瓦解舆论监督力量造就了可乘之机。收买、威慑是牵引媒介利益的两种主要手段。
当冲突在商业利益与社会功能产生分歧时，往往一些意志薄弱的媒体或记者会被被监督对象收买摆平。2008年9月12日，在三鹿奶粉事件曝光以后，就有网友上传了一份“三鹿集团危机公关建议”文件，透露三鹿公关曾建议跟百度接触，希望百度协助其删除近期有关负面信息。当这一信息传出后，百度立即开始全力为这场网络社会的信任危机辩护，而事实上，无论百度用何种论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外界看来不过是百度公司用来遮羞的工具。现在，我们无意于对百度的行为本身做过多的批判，而应将更多地注意力转向隐藏在“百度屏蔽门”事件背后的那些深层问题。例如，新闻舆论监督体系不完善，给被监督对象贿赂新闻媒体以可乘之机，妨碍舆论监督的正常进行；网络媒体人工搜索引擎的客观公正亟待提高；另外，事件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媒体在处理危机公关事件中的薄弱环节。
除了被经济利益所左右外，制度上的困境依然是舆论监督难以有效进行的主要症结。就我国新闻舆论监督而言，一些较小的、涉及利益范围不大的事件，传媒拥有较大的自主批评的权利，但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它的批评和报道，都需要党政机构对传媒的授权，传媒不能自主作为。而且批评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特征，级别相对高的批评对象，需要请示汇报得越多，所以外界对传媒留下“对下不对上”的印象。[1]由此便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钳制，地方媒体只有在上级机关授权的有限范围内进行舆论监督。可想而知，在这种制约体制下产生的舆论监督其力度和影响力与理论上的预期效果相距甚远。
在对三鹿奶粉事件的追踪报道中，河北当地媒体相对低调的表现再次让广大受众感到失望。从事件曝光到问题剖析，来自网络和异地媒体的声音一直占据着监督的主要阵地。2008年9月9日，《东方早报》的记者简光洲首先在报纸上指名河北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儿奶粉很可能就是导致大批婴幼儿患病的主要诱因。由此开始，网络媒体以及各地区媒体纷纷将焦点对准河北三鹿奶业集团，各种报道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如《上海商报》发表文章《三鹿事件涉案官员不能以免职顶罪》、《楚天都市报》的文章《别再让“害群之鹿”成为漏网之鱼》、《河南商报》的文章《责任缺失比三聚氰胺更可怕》、以及中国网的文章《三鹿集团请向全社会郑重道歉》，这些文章无不观点明确，语言犀利，直击问题要害。而与外省媒体激烈炮轰三鹿的举动相比，河北本地的媒体依旧走着“平稳、温顺”的报道路线。在9月9日问题曝光后，河北媒体并没有做出任何反映，只是在第二天的 《燕赵都市报》第11版上看到该报摘录几天前《兰州日报》刊发的一篇有关婴儿患肾结石的短消息。而在随后的几天，当中央以及各省外媒体正在如火如荼的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时，河北媒体仍然用笔相当谨慎。直至9月13日，事件披露的第四天，《燕赵都市报》才开始刊登新华社发布的有关三鹿奶粉受污染的新闻通稿。一连三四天的转载，使读者始终不能从报纸上看到当地媒体深入调查的文字。作为省级媒体的《河北日报》也是惜墨如金，直到9月14日才开始刊登新华社发布的新闻通稿。之后几天的报道，也多是工作文件式的宣传文章，其作为党报抚慰民众，为政府服务之心表现的淋漓尽致，而来源于媒体自己的声音则是寥若晨星。
媒体舆论不单纯代表着一种语言，它更应是一种能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中去的声音。所以这就要求传媒工作者不仅要提供对事实的概括和描述，更要提供对事件本身的深入分析与政策解读，为人们的决策与行为提供依据。换言之，即要用思想性来构筑文章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