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中复归的羔羊
——浅析《红与黑》中于连性格的双重性
【摘要】：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一书，震烁古今，饮誉中外。从于连曲折坎坷的一生，真实地再现了1830年法国的社会状况。于连在典型的环境中塑造了自己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性格在双重抉择中最终实现了它的光辉性。
【关键词】： 于连 性格 双重性 冲突
司汤达的《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内倾性和外倾性两种倾向。正如胡塞尔所说，“世界既是心里领域又是物理领域，人类社会生活是外部世界（物理领域）与内部世界（心里领域）的双重组合。”①震烁古今、饮誉中外的《红与黑》同样具备内倾性和外倾性两种倾向。纵观全书，从于连生活的维里业、贝藏松神学院、德·拉摩尔府、监狱几个时期，可见故事的主人公于连曲折坎坷的一生，再现了“一八三零年”法国的社会状况。狄德罗有一句名言，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这种说法触及了人的心灵对立因素的心理冲突，但不可否定，心灵内部的冲突同时也是人与环境冲突的内化。可以说，于连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正是时代色彩在他身上的凝聚和反射，是复杂的典型环境造就了他复杂的典型性格。
一﹑性格双重性的原理阐释
恩格斯说：“人物的性格 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他怎样做。”②这就是说，性格表现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行为的现实，二是行为的动机和方式。前者更多地表现为人的实践，后者更多地表现为人的心理。那么，所谓性格就是人的个性心理特征的重要方面。因此，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性格是一种追求体系。但是，性格除了受心理因素之外，还受环境的作用，所以心理特征并不完全就是性格特征。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他们的性格世界也不是纯粹的单一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1827年10月，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提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③的对照原则。他认为文学艺术的主要表现对象——人，本身就带着二重性。马克思①
②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344页。
主义指出：任何个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①因此，“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人既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的性格世界就不可能仅仅是某种单一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投影。正如社会是充满矛盾的，人的性格也是充满矛盾的。这种矛盾构成个人性格世界的张力场，都存在着正与反、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善与恶、美与丑等两种性格力量的互相对立、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因素。两种力的相互冲突、联结、转化，便形成人的真实性格。人的性格没有绝对的纯一性，它总是分化成一种相互对立的力量，而性格运动又恰恰是克服这种对立、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这种胜利也就是统一，这就是性格的二重组合，即自我分化、自我克服、自我统一的运动过程。这里所指的性格二重性，即常态的二重性，是经过自我分化和自我克服而有机组合成的一个完整人格，即整一性的全人格，因此它是一元的。这种一元二重的性格并不是优点与缺点的简单组合，它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出性格内部深层结构中，即人的内心世界中的矛盾搏斗，以及这种拼搏引起的不安、动荡、痛苦等复杂情感。它不是静态的善恶相加，而是一个动态的辩证运动过程。就一个人来说，每个人的性格又都是在性格核心规定下的两种性格可能性的统一。在典型塑造上，“必然性就是人物性格的共性，偶然性则是人物性格的个性。必然性就是抽象的存在，偶然性才是具体的存在；必然性总是寓于偶然性之中，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 ③“事物的必然性表现为无限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朝着同一逻辑方向运动，而是双向逆反运动。只有这种双向的可能性才是真正的偶然性。”④双向的可能性，既可能这样，又可能那样，既可能是善的，又可能是恶的，既可能是美的，又可能是丑的，既可能是圣洁的，又可能是鄙俗的。偶然性表现在人的性格的情感领域，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捉摸性，它随时都可能这样，随时都可能那样。“用哲学的语言说，事物的必然性就是该事物自身质的规定性，而偶然性则是事物在异质环境中的非平衡态，这种非平衡态总是拉回到平衡态，
⑤这便构成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而人物的性格运动正是必然性与偶然
性的对立统一运动。性格的深邃也就在于揭示灵魂深处这种不断的突破自己（不像自己）又不断的回复自身（像自己）的双向逆反运动过程。
典型人物塑造于典型环境之中，而人物性格与环境又存在着依赖与超越的关系。可以说，环境的随机性是性格运动的内部动力，这一层含义也是属于偶然性范畴内的。环境的变异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推动着性格矛盾运动，构成性格双向可能性的动态过程，即不断地背叛自己，又回归自己的过程。人之所以处于时而忠①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84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18页。
③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④
同上书，第343页。
于自己时而背叛自己的矛盾中，是因为人随时都在展开一种自觉的追求，这种追求转化为调动自身的各种内驱力去进行自我实现。
二、性格双重性的表现
（一）、反抗与妥协
于连是一个不甘心于现状的痛苦进取者的典型，具有执着向前追求的理想，但总是不能实现的悲剧者的性格。这种对理想的追求是他人生的本体，性格核心(强烈自尊) 在他身上的外化，即摆脱屈辱和贫困带来的附属地位的执着的、倔强的进取精神。这股强大的进取精神围绕着强烈的自尊展开了双向的可能性。当他自尊受到伤害时就反抗，自尊得到满足时就妥协。因此，在他的一生中，反抗性与妥协性总是矛盾纠合在一起。
出身的贫穷，给于连造成不幸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性格。在市长家担任家庭教师时，自己是以一个异己力量存在的，难免要受到别人的蔑视。强烈的自尊让他难以承受别人投来的异样目光，在与市长的周旋中表现了极其强烈的反抗性。于连在去市长家之前，最关心的是自己在那个家庭的地位。“那我和什么人一道吃饭？”①他不愿意做他们的奴仆，以至于为了不同仆人吃饭，可以放弃这份工作，甚至不惜用逃跑来反抗。在市长眼里，于连只不过是一个炫耀品，一个为讲究排场而雇来的奴仆，稍有闪失，便会表现出极度的不满。于连因整个上午不管孩子便遭到了市长先生粗暴的呵斥。强烈的自尊心被外在强大的刺激所激起，不但没有在沉默中死亡，而且粗暴的推开了德·雷纳夫人，怒不可遏，“没有您我也能活，先生。”②后来，于连因怒气难消，便突然跑到市长面前，质问他有何理由敢责备自己耽误孩子们的功课，并且巧妙利用德·雷纳市长的虚荣心，在他与华勒诺之间因聘请拉丁文家庭教师问题上展开明争暗斗中周旋的得心应手，不但拒绝签约，并迫使市长为他加薪，于连乘胜追击，又获得了假期。
于连因枪杀德·雷纳夫人而入狱。在狱中，因为野心的幻灭，同时也看清了上层社会的本质，不惜以生命作为反抗上层社会的代价，控诉、揭露出上流社会的黑暗。于连用年轻的生命在社会恶浪旋流中以弄潮儿的姿态对复辟社会进行了巨大的反抗。
于连清楚自己势单力薄、孤军奋战，况且反抗的又是整个上流社会。随着他生活阅历的加深，他发现了一个有才华的平民青年，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同整个社会作战，在战略上暂时的退缩忍让和妥协是必要的。
当于连与德·雷纳夫人之间的关系败露时，选择寻求妥协。在谢朗神父的介绍下，于连去了贝藏松神学院。在神学院学习期间得到了彼拉尔院长的赏识。当他的目光射入现实世界，鄙视现实世界中的不正之风，在那个阴森恐怖的神学院，在那些利欲熏心伪善无耻的神父们之间，他竭力和不正之风保持感情上的距离。①
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但在教士们相互猜忌、告密、谄媚、倾轧的环境中受到腐蚀，为了自我保存，自己又凭借不正之风开拓前去的道路，使不正之风成为自身世界的一部分内容。
在德·拉摩尔侯爵府，于连不时地暗示自己的阶级出身，他明白妥协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在于反抗上流社会对自己的压迫。在侯爵府，于连继续寻求以妥协来达到往上爬的机会，他试图依附德·拉摩尔侯爵为代表的旧贵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野心的驱使下，利用职权之便挤走了正直的格罗先生，只为了替极端无耻的“老笨蛋”谋取美差，此时的他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忠实奴仆，甚至不惜给自己一向痛恨仇视的贵族阶级充当密使。当侯爵赏他一枚十字勋章时，于连感激涕零，发誓：“我必须感恩图报, 为政府办事。”①他不再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手段不在服从于目的。因为他看到侯爵能让他改变平民的命运，甚至准备接受自己是一个被可怕的拿破仑放逐到山里来的某个大贵族的私生子的身份来改变自己的地位。究其原因，在于侯爵无限可能的满足了他的自尊心，于是便甘心为其效劳，不再反抗。
于连时时都在自我扩张，又时时都在自我克服。为了自我扩张，他走向软弱的一面，于是寻求妥协；为了自我克服，他走向顽强的一面，于是寻求反抗。种种行为，貌似偶然，但实质上有它必然的趋向。在复辟王朝的统治下，复辟时期封建的等级制度得到恢复，恢复了封建贵族阶级的特权，门第和金钱主宰了社会。而平民出身的于连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身，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妥协这种貌似偶然的行为，其实有其实现的可能性，现实的土壤孕育了这个蓓蕾，存在着一定的历史积淀性。反抗意识一直埋藏于这个平民青年的思想深处，一旦自己在进取的道路上各种外界因素触犯了地心深处的岩浆（自尊），这种反抗意识就会被唤醒。
（二）﹑虚伪与正直
席勒曾说过，“任何人，即使是最坏的人，他们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
②上帝的影子来。”一个人可能在善的行为中包含有恶的动因，在恶的行为中包含
着曾产生过制止恶的善的力量。一个人究竟是善的性格因素还是恶的性格因素，其性质常常决定于它们处于怎样的价值系统中。于连身在污浊的社会里很难保持清白的自身。以虚伪为武器对付虚伪，以不道德的方式对待不道德的社会，以恶抗恶，是以“恶”的形式表现出美。在这种社会里，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人不得不扭曲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与自己在社会中的外部表现相矛盾，人的内在世界便产生了分裂，在理智上越走越远，在心灵上越受外部力量的控制。
当时的法国早就经历了大革命，拿破仑时期的年轻人是可以通过参军打仗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的。而王朝复辟时期的倒行逆施却断送了年轻人的这个梦想。于连生不逢时，十四岁那年王朝复辟了，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想身佩长剑摆脱卑①
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微地位成为将军的梦想。养育在英雄时代，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世界的时代里生活。时代的变更，无法摆脱于连出人头地的决心。当于连想向拿破仑一样靠自己的剑取得成功，想获得社会地位、财产和美妇人的倾慕时，这种内心欲求和外在环境的尖锐冲突下势必把自己虚伪的伪装起来来实现个人奋斗。但在奋斗中，又不得已常常背叛自己性格中美好的东西，导致自己陷于矛盾和痛苦的境地。 贝藏松神学院教会了于连虚伪，在虚伪中学会了妥协。在这里他的虚伪再也引不起人的不舒服，因为他自己也处在和伪君子们斗争的一种环境里。另外，于连的可怜在于他用极其笨拙的、虚伪的技巧，在这些不用努力就天生虚伪的伙伴们面前，自己形同小孩子。在野心的刺激下，同时为了自我保存，不得不以以答尔丢夫为师，被迫用虚伪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真面目。身心所受到的残酷折磨，似一座沉重的岩石压在于连身上，精神上的强烈刺激和反感，加速了他性格的扭曲和人格的异化。面对三百多双仇恨的目光，面对无数的阴谋和密探活动，于连不敢也不能表示他崇拜拿破仑，不敢声称不信天主。全身浸透了伪善气息的于连，在妥协中虽赢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终究无法弥补内心的责备。
在“阴谋和虚伪的大本营”的巴黎，于连严格遵守彼拉尔神父的告诫，“假
①如您想发迹，就必须故意上当”。在于连到侯爵府之前与彼拉尔神父的这次谈话，
决定了他在侯爵府的行事准则，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绝口不谈。事实上他严格按照这一原则去行事成为他继续以伪君子的假面具来待人处事的前提。
物与物之间的作用力是相互的，在一个虚伪邪恶的社会中奋斗，没有虚伪的手段寸步难行，以毒攻毒才会更有效的同整个社会作战。任何一种恶的行为，事实上都包含着另一种潜在的善的可能性。在于连奋斗的历程中，他内在的个性欲望被外在的束缚强迫着，他在社会角色中，为了追求社会成功和他人的承认，为了发迹、出人头地和飞黄腾达，他竭力伪装自己，让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尽管他的行为中有不高尚的一面，但作为一个平民出生的人，其灵魂深处始终没有泯灭那正直善良的天性。于连第一次到市长家门时，脸带泪珠，略显怯懦腼腆的憨态，为读者留下了一个善良淳朴的青年农民的印象。这个满脑子是拿破仑事业和满怀激情的青年，对贫穷人们富有同情心，面对贫苦人们的悲惨场景，竟情不自禁地流下怜悯的眼泪。当他获得金钱、土地、贵族封号和中尉头衔以后，也不曾忘记维里业城受苦的平民，于是寄出五百法郎让谢朗神父分给和他从前一样穷苦不幸的人们，并要求以匿名的形式不公布姓名。在监狱中，于连对上诉的拒绝，拒绝向资产阶级贵族法庭求饶，标志着他性格中正直的一面上升到了极致。他忏悔了自己对德·雷纳夫人的罪名，但他认为他不是受到同阶级的人审判，他受到他们审判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作为一个出身卑微而敢于起来抗争的乡下人，却企图凭着良好的教育混进上流社会。这段在法庭上对大贵族、
大资产阶级的控诉和自白，完成了自身灵魂深处的善恶转化，摘下那副沉重虚伪的假面具，以正直的天性获取自由，把自己的人生轨迹从负方向运动的趋势逆转成正方向运动，从迷失自我到回归自我的非平衡与平衡的转化过程中也成就了自身性格世界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三）、自卑与自信
当个人面对他无法适当应付并且绝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便会出现自卑情结。平民阶层的出身使于连面临与生俱来的心理压力，自小又生活在一种弱势的家庭环境中，造成了他内心深处极为隐秘的自卑情结，但这是基于阶级出身和由此而生的社会地位造成的。自卑情结是人类共有的， 人类的所有行为均建立在自卑情结之上。但是过于强大的自卑往往会造成行为的偏差。自卑又总是和于连性格的另一面自尊、自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于连的一生，自卑与自信（自尊）交替出现，时刻不忘维护自身尊严，希望用自尊来掩盖自卑。
于连长期生活在敌视和冷漠的环境中，性格变得异常敏感。这种自卑情结在敏感程度强弱的作用下时而压抑时而复出，在自尊获得满足与否的同时，自卑感也随着起起伏伏，内心始终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深藏在于连内心的自卑感影响了他的爱情观。第一次见到德·雷纳夫人时，被她那温和的外表以及美丽的面庞所打动，以致于冒昧的吻了夫人的手。他意识到此举引起了夫人的愤怒，这深深的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也增强了他征服那只手的欲望，想要紧紧握住它。起初他是害怕的，但他用自杀来逼迫自己去抓住它，最终他胜利了，德·雷纳夫人的手留在他的手上，那只手完全地交给了他。正当夫人自自然然地爱上他时，他的阶级意识又使他十分警觉。自卑感使他同夫人保持距离，但是，平民阶级的自尊心，尤其是他要打入上流社会的野心，又驱使他去接近这位夫人。他把通过德·雷纳夫人为跳板进入上流社会，看作自己的一种“责任”，把赢得夫人的爱情看作是对统治阶级的“战斗”。于连虽然很欣赏夫人的女性美，为她的温柔娴雅和天然风韵神魂飘荡忍不住去亲近他，但又时时怀疑夫人处于阶级地位的高傲瞧不起自己。夫人的美貌和对他的亲昵有时反而更加激起他的自尊心，摆出一副不近情理的高傲姿态。甚至他觉得夫人是他生命上第一道暗礁，这暗礁潜伏着使他倾覆沉没的可能性。热烈的真情使他两眼充满了眼泪，刹那间忘记了自己头脑里的种种计划。双方的爱情经过身心的交融，思想感情处于甜蜜的境界时，于连的阶级意识，向上爬的野心，做人应有的尊严，即他所谓的“责任”，很快的又攫住他、提醒他，使他对夫人时而冷淡时而热烈。夫人每一次痛苦的唤醒了自己真实的贞洁观念对于连有所冷淡时，他便会倍感屈辱，便会本能的记起她属于上流社会。 于连在和玛蒂尔德小姐的交往中，他自尊、自卑同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双方之间的爱都不是源于内心的真情。可是当德·拉摩尔小姐称呼他“我的主人”时，他的幸福却达到了顶点，因为他的征服欲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出于自尊、征服欲望的满足，他不在意对德·拉摩尔小姐有无感情，只是想获得她的爱。敢
于轻视傲慢的玛蒂尔德小姐，“至于我，表现倒不坏，保住了性格的尊严。我根本没说过我爱她。”①当他收到小姐的来信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终于战胜了情敌克罗兹诺瓦侯爵，可以与他平起平坐了。立刻自豪的得出定论：“侯爵和我两个人
②的优点已经作过了比较，结果是汝拉山区的穷木匠最终取胜”。当于连困于这场
爱情游戏苦于无法自拔时 ，他因对玛蒂尔德的坦白而失趣于她后，变得近乎冷酷。出于维护自尊，他把滚于心间那沸腾的爱生生的凝固下去。玛蒂尔德第三次回到他身边，当他们一起走过原先给他带来幸福的花园时，使他触目惊心地想起了他的极端不幸。过去的失望和眼前的幸福的鲜明对比，使他在强烈的刺激中忍不住倾吐心声，在迷蒙的回忆中坚强的意志使他猛然间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一旦暴露出来就可能使自己陷于从前极度失望之中。于是惊叹道：“伟大的上帝，我在干什么呀？这回完了。”③他的惊慌减弱了自信，在自卑作用下的双眸顿时消失光芒，想爱而不敢爱的矛盾心理在自卑与自信的双重作用下愈演愈烈。于连在这段恋情中如此压抑自己的情感，只因无法使自己丢掉自尊，也正是于连强烈的自尊感赢得了爱情，赢得了贵族阶级的荣誉和地位。
（四）、虚荣与诚挚
在波旁王朝复辟时代，出身于平民阶级的青年于连早已深受启蒙思潮和拿破仑的英雄业绩鼓舞，铸成了一股顽强的拼搏的意志力，决心与上流社会搏斗一番。为了实现他个人野心，踏上飞黄腾达之路，在当时的环境下赢得贵族夫人和小姐的爱情变成了他唯一可能走的捷径。但由于他所面对的是上流社会的女人，因此病态的内心世界滋生了病态的虚荣心，这常常成为阻止他产生诚挚爱情的绊脚石，因而饱受爱情带来的各种不幸和折磨。
在于连对德·雷纳夫人的征服中，既有真实的爱，这种爱在他潜意识层中激荡着，也有虚伪的爱，这就是他只不过通过对夫人的占有来达到虚荣的满足和对社会的报复。最初对夫人的占有是为了报复市长这个粗鄙无礼的贵族的一种方式，赢得夫人的爱情成了他必须履行的“职责”，甚至更卑劣的念头萌生于他的思想中，“万一我发了迹而别人指责我当过家庭教师这种卑贱的工作时，我便可以说，完全是出于爱情，我才屈尊俯就”。④这样卑劣的虚荣心把于连与夫人最初的恋爱定格于灰色。 “情感充满着偶然性，它是最不稳定、最不确定的因素，最活泼的因素。情感总是不愿意受强加给它的理性的制约„„”⑤自卑与自尊左右了他与夫人之间在感情上的距离，在远离与靠近的周旋中，意识到夫人能够做到时刻准备好为他牺牲，这种绝对牺牲的爱情正吻合自己情感的满足，在自任放①
②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同上书，第303页。
③同上书，第396页。
④同上书，第78页。
⑤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
怀的时刻完全忘掉扮演角色的意图，甚至倾心相谈。但于连的整个内心无法平静，两种力势均力衡地搏斗总是在撕扯着他的灵魂。他敬爱夫人，“尽管她是贵族而我不过是工人的儿子，但她爱我。在她身旁，我并非权充情人的仆人。”①一旦这恐惧离开他的心里之后，他便坠入疯狂的恋爱里。在于连的人性深处，一方面没有真正的爱，因为在他对夫人的情欲中带有功利目的，带有一个贫穷工人的儿子对尊贵等级的报复，在报复中获取最大快乐的满足，在满足中膨胀自己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他又有爱，甚至是敬爱，他觉得自己真实地热烈地爱着，是个真实的情人，不是兼任情人的仆人，此时，功利目地又远离了他，在他们的热恋中只剩下纯粹的疯狂的爱了。
在小说的第三十二章有这样一段描述，“一个英国旅客谈到他和一只老虎亲密相处的故事，这只老虎是他养大的。他常常抚摩这只虎，但同时桌上总是放着
②一把装好子弹的手枪。”用虚荣心所经营出来的爱情潜伏着危险性，为此于连和
玛蒂尔德所培育的爱情时刻需要鞭子。巴黎美人玛蒂尔德聪明美丽，高傲大胆，勇于冒险，有理想追求，有政治远见，在她傲慢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反叛的心。她对现状极度不满，这个拥有骑士性格的少女在这个“烦闷无聊的时代”里是很难寻觅到具有骑士时代风采的男子。她对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异性觉得过于平庸，不但轻视他们，还尽情嘲弄他们。于连出现后，观察到他的与众不同。于连不仅头脑聪明，学识出色，敢于蔑视权贵，敢于表现自己的思想，富有激情和胆量。激情和个性是玛蒂尔德时代的贵族青年所缺乏的，而于连身上所富有的激情和个性正吻合、成全她拥有玛格丽特式的传奇爱情，借助这种方式实现一段不平庸的人生，并以此来争取更大的骄傲与荣誉，最终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既然这些
③草包觉得她如此出众，倒值得研究研究。”这是于连初次在玛蒂尔德身上所动的
脑筋，双方都在彼此身上寻求最大限度的刺激和满足。当于连以自己的胆识赢得了这位贵族小姐的爱情时，他的激动只在于一个可怜的农民战胜了一位既有高贵出身又有大宗财产的贵族女子。德·拉摩尔小姐每一次虚荣心遭到打击而妥协时，于连便感到一种野心得到满足的最强烈的自豪、幸福。尽管他们在相爱的过程中流露出浓厚的阶级色彩，但在虚荣的花朵上依然散发着诚挚的暗香。于连在无法窥视清楚小姐内心世界而倍感痛苦不已时，才能在他身上感觉到残存无几的真爱。
回顾这两段爱情所走的历程，于连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各种矛盾，充满了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在爱里，展开了灵与肉、善于恶、理性与疯狂、理想与现实、失望与希望、利己与利他、欢乐与痛苦、仁慈与残忍、虚伪与真诚的搏斗。在漫长的冲突与苦难之后，于连在自己并非寂寞的一生里，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①
②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同上书，第398页。
候，心灵反而归于平静。在虚荣幻化的世界中，回归到了生命的原始状态诚挚。
三、性格双重性的成因
在一组性格矛盾的两个极端对立上，于连总是在一个对立面下体现出另一个对立面的内容。他既卑怯又又勇敢，既虚伪又正直，既狡猾又诚实，既老练又天真，既复杂又单纯，所有这些水火不容的对立特征，在他的性格逻辑中却有惊人的统一。这种性格的两极分化充满着双向的可能性，是暂时的、不稳定的、非平衡态的，性格运动的趋势必然会从这种自我分裂走向自我克服、自我联结的平衡态，这种统一性所表现出的一元化，即规定性格走向的主导因素，核心性格。而平民自尊则构成了于连性格的核心成分，本能反抗意识则构成了于连性格的媒介。因此，于连这个个人奋斗的平民青年的形象并不是一出场就比较明朗化，而是在于他的各种性格元素借助某种媒介都围绕着一种明确的核心而模糊集合的过程。
一个优秀的典型性格，它的性格核心，总是社会历史文化的积淀物，它总是带有某种社会历史性。于连所处的时代是法国复辟王朝临近覆灭，国内阶级对抗和政治较量异常激烈的时代。具体而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兰西，大革命风潮已经过去，拿破仑也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在欧洲封建联盟刺刀保护下复辟的波旁王朝，妄图恢复其绝对统治和昔日全部特权。资产阶级日益壮大，也力图争得失去的统治权。拿破仑的独裁专制与波旁王朝的复辟统治都控制不住资产阶级势力的泛滥。在两大阶级殊死搏斗中，社会上充满了各种伪善、阴谋和陷阱，社会的反动气焰尤其嚣张。阴森可怕的特务组织圣会渗透在社会的每个角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发展，资产阶级意识也瘟疫一样蔓延，为了更多的“创造收入”，人与人之间唯利是图的关系网，笼罩了整个社会，到处充满了猜疑、告密、戒备、虚伪和欺骗。种种荒谬而沉闷的社会风气，毒害着青年和妇女们。
复辟时期等级森严的现实彻底粉碎了于连这个平民子弟的英雄主义梦想。因此他极端仇视压抑他个性发展的统治阶级，仇视委琐、卑劣的社会风气，并采取“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进行反抗，向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壁垒发起冲击。这种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进取精神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必然受到压制。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风气中，在这种污浊的生存空间里，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亲人之间的关系。于连出身平民，他的父亲老索海尔是一个爱财、贪财、守财的人，处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中，他却过着一种贫穷的生活，吃不好，穿不好，瘦削的他只因身体不够健壮，不能为父亲带来收益便遭到父亲的冷遇。父亲待他粗暴，并且从小受父兄的辱骂造成了他的自卑心理。这种自卑被自尊抑制到了心里深处，而他天性的敏感却每每使自尊心泛起，进入意识层，于是他就加倍的维护自尊来消除自卑。
强烈的自尊是他性格的核心成分，自尊在环境的作用下生发出平等观念、反
抗意识和个人野心。随着时空的迁移，于连的性格呈现出复杂性和丰富性。在维里业、贝藏松神学院、巴黎、监狱几处时空的转换过程中于连的性格也完成了它的曲线运动，即反抗—妥协—妥协—反抗。由于深度敏感引起的强烈自尊心理，错使他把德·雷纳夫人的好意送钱看作是对自己的施舍、轻蔑；而夫人的那个出于本能的缩回手去的动作，也被他视为对自己的一种侮辱。于是，于连每一次都在心理空间拉开自尊的阵势同自卑相抗衡，造成了一种极为紧张的心理状态，在全力维护自尊的心理作用下，又以不可凌辱的神态愤然道出自己人穷，但志不短，他暗下决心要握住那只缩回去的手。于连时刻对自己的自卑保持警觉，他的极端敏感有时会把他引入思想的误区。随时准备调动自尊的心理力量与之斗争，这种被他视为“责任”、“战斗”的行为，暴露出他的阶级报复和反抗意识的动机。恋情败露后，于连来到一个弥漫着不信任气氛和隐藏着密探的贝藏松神学院。在神学院虚伪狡诈的环境里，实则是社会缩影的恶劣氛围中，于连变成了伪君子。教派之争迫使于连离开神学院，来到巴黎的德·拉摩尔府这个“阴谋和虚伪的大本营”。他是一个平民子弟，为了反抗整个社会，他清醒的意识到自己必须依靠某个集团来赢得社会所认可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连来说，征服贵族小姐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在这场角斗的爱情游戏里，双方在没有多少爱的成分的爱情里各取所需，最后推动了于连虚荣性格的形成。与此同时，性格中的妥协性也达到了巅峰状态。等到于连野心破灭，身陷牢狱的时候，他认清了残酷的现实，彻底的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因自己为了虚荣放弃真理而悔恨，为此他甘愿放弃一切获得赦免的机会，回归到真正的自我。
“实际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人”。①一个现实形态的人，一个现实形态的英雄，他往往可能出现一种偶然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偶然性，似乎是背离他性格的常轨，但正是这种背离，证明了这个人是活人，是他真实的自己。因此他的背离，即使偶然的，又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在人的性格世界中的辩证统一，反映在一个人身上，对这种反映形态概括而言，就是：时而像他自己，时而又不像自己；时而忠于他自己，时而又背叛自己。于连在自己性格核心的规定下，即强烈自尊的推动下，萌生出个人野心。正如泰纳所说的，“并非他想炫耀奢华
②和享受，而是他想摆脱屈辱和贫困带来的附属地位。”像他自己时，于连的思想、
情感、行为一般都在意料之中，不像他自己时，则是他的思想、情感、行为离开他自己，似乎都在别人的意料之外。他反对等级压制，谋求个人出路，有时不免要向社会群体低头，减弱个体与群体的对抗性，减小自己在异质环境中谋求个人发展的阻力。因而，在核心性格规定下的主导性格，反抗意识暂时以弱势状态隐藏起来。像他自己，又不像他自己，忠于自己，又背离自己，像他自己时是必然，背离他自己时是偶然。性格在处于不同的追求体系中，出现了人物生命的平衡态①
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与非平衡态之间的循环反复现象。于连正是在一元（自尊）二重性格，即妥协与反抗、虚伪与正直，自卑与自信、虚荣与诚挚中实现了自己性格的双向逆反运动，必然与偶然的对立统一运动。
四、小结
弗洛姆认为，“人的心灵永远没有平静的时候，这是因为人知道的太多，他无法接受命运的安排。在人与宇宙之间永远没有和谐。只有持续的斗争以及追求新的解决办法，所有这一切没完没了，这是人类的悲剧”。于连的悲剧在于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代里孕育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反对等级压制，谋求个人出路是他一生的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深埋于这个追求体系中的性格核心即平民自尊借助反抗意识这个中介在环境的作用下辐射成妥协与反抗、虚伪与正直、自卑与自信、虚荣与诚挚的二极性。在环境的异化下生命充满了张力，在无限可能性的生命非平衡态中潜在着生命的正负双向走向的偶然性。在力与力的较量下，两种逆反的张力又沿着一条隐秘的中轴线相互转化、相互交融成一种合力，又推动生命朝着平衡态运动，完成必然统一。如果说在于连的这一生里包含了太多的野心、征服、斗争、压抑、演化、迁移，厚重灵魂下的挣扎使他举步维艰，但迷途中走失的羔羊，最终却能够在自我迷失中复归，尽管曾经在凄美中有过病态的丑陋，在悲痛中有畸形的快乐，但这一切根源皆在于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禁锢，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对人性自由的呼唤。
参考资料：
【1】司汤达：《红与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勃兰克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部分〈法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5】赵隆勷：《司汤达和〈红与黑〉》，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6】智量：《外国文学名家论名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7】《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版。
迷途中复归的羔羊
——浅析《红与黑》中于连性格的双重性
【摘要】：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一书，震烁古今，饮誉中外。从于连曲折坎坷的一生，真实地再现了1830年法国的社会状况。于连在典型的环境中塑造了自己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性格在双重抉择中最终实现了它的光辉性。
【关键词】： 于连 性格 双重性 冲突
司汤达的《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内倾性和外倾性两种倾向。正如胡塞尔所说，“世界既是心里领域又是物理领域，人类社会生活是外部世界（物理领域）与内部世界（心里领域）的双重组合。”①震烁古今、饮誉中外的《红与黑》同样具备内倾性和外倾性两种倾向。纵观全书，从于连生活的维里业、贝藏松神学院、德·拉摩尔府、监狱几个时期，可见故事的主人公于连曲折坎坷的一生，再现了“一八三零年”法国的社会状况。狄德罗有一句名言，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这种说法触及了人的心灵对立因素的心理冲突，但不可否定，心灵内部的冲突同时也是人与环境冲突的内化。可以说，于连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正是时代色彩在他身上的凝聚和反射，是复杂的典型环境造就了他复杂的典型性格。
一﹑性格双重性的原理阐释
恩格斯说：“人物的性格 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他怎样做。”②这就是说，性格表现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行为的现实，二是行为的动机和方式。前者更多地表现为人的实践，后者更多地表现为人的心理。那么，所谓性格就是人的个性心理特征的重要方面。因此，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性格是一种追求体系。但是，性格除了受心理因素之外，还受环境的作用，所以心理特征并不完全就是性格特征。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他们的性格世界也不是纯粹的单一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1827年10月，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提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③的对照原则。他认为文学艺术的主要表现对象——人，本身就带着二重性。马克思①
②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344页。
主义指出：任何个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①因此，“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人既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的性格世界就不可能仅仅是某种单一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投影。正如社会是充满矛盾的，人的性格也是充满矛盾的。这种矛盾构成个人性格世界的张力场，都存在着正与反、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善与恶、美与丑等两种性格力量的互相对立、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因素。两种力的相互冲突、联结、转化，便形成人的真实性格。人的性格没有绝对的纯一性，它总是分化成一种相互对立的力量，而性格运动又恰恰是克服这种对立、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这种胜利也就是统一，这就是性格的二重组合，即自我分化、自我克服、自我统一的运动过程。这里所指的性格二重性，即常态的二重性，是经过自我分化和自我克服而有机组合成的一个完整人格，即整一性的全人格，因此它是一元的。这种一元二重的性格并不是优点与缺点的简单组合，它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出性格内部深层结构中，即人的内心世界中的矛盾搏斗，以及这种拼搏引起的不安、动荡、痛苦等复杂情感。它不是静态的善恶相加，而是一个动态的辩证运动过程。就一个人来说，每个人的性格又都是在性格核心规定下的两种性格可能性的统一。在典型塑造上，“必然性就是人物性格的共性，偶然性则是人物性格的个性。必然性就是抽象的存在，偶然性才是具体的存在；必然性总是寓于偶然性之中，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 ③“事物的必然性表现为无限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朝着同一逻辑方向运动，而是双向逆反运动。只有这种双向的可能性才是真正的偶然性。”④双向的可能性，既可能这样，又可能那样，既可能是善的，又可能是恶的，既可能是美的，又可能是丑的，既可能是圣洁的，又可能是鄙俗的。偶然性表现在人的性格的情感领域，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捉摸性，它随时都可能这样，随时都可能那样。“用哲学的语言说，事物的必然性就是该事物自身质的规定性，而偶然性则是事物在异质环境中的非平衡态，这种非平衡态总是拉回到平衡态，
⑤这便构成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而人物的性格运动正是必然性与偶然
性的对立统一运动。性格的深邃也就在于揭示灵魂深处这种不断的突破自己（不像自己）又不断的回复自身（像自己）的双向逆反运动过程。
典型人物塑造于典型环境之中，而人物性格与环境又存在着依赖与超越的关系。可以说，环境的随机性是性格运动的内部动力，这一层含义也是属于偶然性范畴内的。环境的变异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推动着性格矛盾运动，构成性格双向可能性的动态过程，即不断地背叛自己，又回归自己的过程。人之所以处于时而忠①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84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18页。
③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④
同上书，第343页。
于自己时而背叛自己的矛盾中，是因为人随时都在展开一种自觉的追求，这种追求转化为调动自身的各种内驱力去进行自我实现。
二、性格双重性的表现
（一）、反抗与妥协
于连是一个不甘心于现状的痛苦进取者的典型，具有执着向前追求的理想，但总是不能实现的悲剧者的性格。这种对理想的追求是他人生的本体，性格核心(强烈自尊) 在他身上的外化，即摆脱屈辱和贫困带来的附属地位的执着的、倔强的进取精神。这股强大的进取精神围绕着强烈的自尊展开了双向的可能性。当他自尊受到伤害时就反抗，自尊得到满足时就妥协。因此，在他的一生中，反抗性与妥协性总是矛盾纠合在一起。
出身的贫穷，给于连造成不幸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性格。在市长家担任家庭教师时，自己是以一个异己力量存在的，难免要受到别人的蔑视。强烈的自尊让他难以承受别人投来的异样目光，在与市长的周旋中表现了极其强烈的反抗性。于连在去市长家之前，最关心的是自己在那个家庭的地位。“那我和什么人一道吃饭？”①他不愿意做他们的奴仆，以至于为了不同仆人吃饭，可以放弃这份工作，甚至不惜用逃跑来反抗。在市长眼里，于连只不过是一个炫耀品，一个为讲究排场而雇来的奴仆，稍有闪失，便会表现出极度的不满。于连因整个上午不管孩子便遭到了市长先生粗暴的呵斥。强烈的自尊心被外在强大的刺激所激起，不但没有在沉默中死亡，而且粗暴的推开了德·雷纳夫人，怒不可遏，“没有您我也能活，先生。”②后来，于连因怒气难消，便突然跑到市长面前，质问他有何理由敢责备自己耽误孩子们的功课，并且巧妙利用德·雷纳市长的虚荣心，在他与华勒诺之间因聘请拉丁文家庭教师问题上展开明争暗斗中周旋的得心应手，不但拒绝签约，并迫使市长为他加薪，于连乘胜追击，又获得了假期。
于连因枪杀德·雷纳夫人而入狱。在狱中，因为野心的幻灭，同时也看清了上层社会的本质，不惜以生命作为反抗上层社会的代价，控诉、揭露出上流社会的黑暗。于连用年轻的生命在社会恶浪旋流中以弄潮儿的姿态对复辟社会进行了巨大的反抗。
于连清楚自己势单力薄、孤军奋战，况且反抗的又是整个上流社会。随着他生活阅历的加深，他发现了一个有才华的平民青年，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同整个社会作战，在战略上暂时的退缩忍让和妥协是必要的。
当于连与德·雷纳夫人之间的关系败露时，选择寻求妥协。在谢朗神父的介绍下，于连去了贝藏松神学院。在神学院学习期间得到了彼拉尔院长的赏识。当他的目光射入现实世界，鄙视现实世界中的不正之风，在那个阴森恐怖的神学院，在那些利欲熏心伪善无耻的神父们之间，他竭力和不正之风保持感情上的距离。①
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但在教士们相互猜忌、告密、谄媚、倾轧的环境中受到腐蚀，为了自我保存，自己又凭借不正之风开拓前去的道路，使不正之风成为自身世界的一部分内容。
在德·拉摩尔侯爵府，于连不时地暗示自己的阶级出身，他明白妥协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在于反抗上流社会对自己的压迫。在侯爵府，于连继续寻求以妥协来达到往上爬的机会，他试图依附德·拉摩尔侯爵为代表的旧贵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野心的驱使下，利用职权之便挤走了正直的格罗先生，只为了替极端无耻的“老笨蛋”谋取美差，此时的他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忠实奴仆，甚至不惜给自己一向痛恨仇视的贵族阶级充当密使。当侯爵赏他一枚十字勋章时，于连感激涕零，发誓：“我必须感恩图报, 为政府办事。”①他不再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手段不在服从于目的。因为他看到侯爵能让他改变平民的命运，甚至准备接受自己是一个被可怕的拿破仑放逐到山里来的某个大贵族的私生子的身份来改变自己的地位。究其原因，在于侯爵无限可能的满足了他的自尊心，于是便甘心为其效劳，不再反抗。
于连时时都在自我扩张，又时时都在自我克服。为了自我扩张，他走向软弱的一面，于是寻求妥协；为了自我克服，他走向顽强的一面，于是寻求反抗。种种行为，貌似偶然，但实质上有它必然的趋向。在复辟王朝的统治下，复辟时期封建的等级制度得到恢复，恢复了封建贵族阶级的特权，门第和金钱主宰了社会。而平民出身的于连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身，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妥协这种貌似偶然的行为，其实有其实现的可能性，现实的土壤孕育了这个蓓蕾，存在着一定的历史积淀性。反抗意识一直埋藏于这个平民青年的思想深处，一旦自己在进取的道路上各种外界因素触犯了地心深处的岩浆（自尊），这种反抗意识就会被唤醒。
（二）﹑虚伪与正直
席勒曾说过，“任何人，即使是最坏的人，他们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
②上帝的影子来。”一个人可能在善的行为中包含有恶的动因，在恶的行为中包含
着曾产生过制止恶的善的力量。一个人究竟是善的性格因素还是恶的性格因素，其性质常常决定于它们处于怎样的价值系统中。于连身在污浊的社会里很难保持清白的自身。以虚伪为武器对付虚伪，以不道德的方式对待不道德的社会，以恶抗恶，是以“恶”的形式表现出美。在这种社会里，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人不得不扭曲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与自己在社会中的外部表现相矛盾，人的内在世界便产生了分裂，在理智上越走越远，在心灵上越受外部力量的控制。
当时的法国早就经历了大革命，拿破仑时期的年轻人是可以通过参军打仗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的。而王朝复辟时期的倒行逆施却断送了年轻人的这个梦想。于连生不逢时，十四岁那年王朝复辟了，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想身佩长剑摆脱卑①
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微地位成为将军的梦想。养育在英雄时代，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世界的时代里生活。时代的变更，无法摆脱于连出人头地的决心。当于连想向拿破仑一样靠自己的剑取得成功，想获得社会地位、财产和美妇人的倾慕时，这种内心欲求和外在环境的尖锐冲突下势必把自己虚伪的伪装起来来实现个人奋斗。但在奋斗中，又不得已常常背叛自己性格中美好的东西，导致自己陷于矛盾和痛苦的境地。 贝藏松神学院教会了于连虚伪，在虚伪中学会了妥协。在这里他的虚伪再也引不起人的不舒服，因为他自己也处在和伪君子们斗争的一种环境里。另外，于连的可怜在于他用极其笨拙的、虚伪的技巧，在这些不用努力就天生虚伪的伙伴们面前，自己形同小孩子。在野心的刺激下，同时为了自我保存，不得不以以答尔丢夫为师，被迫用虚伪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真面目。身心所受到的残酷折磨，似一座沉重的岩石压在于连身上，精神上的强烈刺激和反感，加速了他性格的扭曲和人格的异化。面对三百多双仇恨的目光，面对无数的阴谋和密探活动，于连不敢也不能表示他崇拜拿破仑，不敢声称不信天主。全身浸透了伪善气息的于连，在妥协中虽赢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终究无法弥补内心的责备。
在“阴谋和虚伪的大本营”的巴黎，于连严格遵守彼拉尔神父的告诫，“假
①如您想发迹，就必须故意上当”。在于连到侯爵府之前与彼拉尔神父的这次谈话，
决定了他在侯爵府的行事准则，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绝口不谈。事实上他严格按照这一原则去行事成为他继续以伪君子的假面具来待人处事的前提。
物与物之间的作用力是相互的，在一个虚伪邪恶的社会中奋斗，没有虚伪的手段寸步难行，以毒攻毒才会更有效的同整个社会作战。任何一种恶的行为，事实上都包含着另一种潜在的善的可能性。在于连奋斗的历程中，他内在的个性欲望被外在的束缚强迫着，他在社会角色中，为了追求社会成功和他人的承认，为了发迹、出人头地和飞黄腾达，他竭力伪装自己，让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尽管他的行为中有不高尚的一面，但作为一个平民出生的人，其灵魂深处始终没有泯灭那正直善良的天性。于连第一次到市长家门时，脸带泪珠，略显怯懦腼腆的憨态，为读者留下了一个善良淳朴的青年农民的印象。这个满脑子是拿破仑事业和满怀激情的青年，对贫穷人们富有同情心，面对贫苦人们的悲惨场景，竟情不自禁地流下怜悯的眼泪。当他获得金钱、土地、贵族封号和中尉头衔以后，也不曾忘记维里业城受苦的平民，于是寄出五百法郎让谢朗神父分给和他从前一样穷苦不幸的人们，并要求以匿名的形式不公布姓名。在监狱中，于连对上诉的拒绝，拒绝向资产阶级贵族法庭求饶，标志着他性格中正直的一面上升到了极致。他忏悔了自己对德·雷纳夫人的罪名，但他认为他不是受到同阶级的人审判，他受到他们审判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作为一个出身卑微而敢于起来抗争的乡下人，却企图凭着良好的教育混进上流社会。这段在法庭上对大贵族、
大资产阶级的控诉和自白，完成了自身灵魂深处的善恶转化，摘下那副沉重虚伪的假面具，以正直的天性获取自由，把自己的人生轨迹从负方向运动的趋势逆转成正方向运动，从迷失自我到回归自我的非平衡与平衡的转化过程中也成就了自身性格世界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三）、自卑与自信
当个人面对他无法适当应付并且绝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便会出现自卑情结。平民阶层的出身使于连面临与生俱来的心理压力，自小又生活在一种弱势的家庭环境中，造成了他内心深处极为隐秘的自卑情结，但这是基于阶级出身和由此而生的社会地位造成的。自卑情结是人类共有的， 人类的所有行为均建立在自卑情结之上。但是过于强大的自卑往往会造成行为的偏差。自卑又总是和于连性格的另一面自尊、自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于连的一生，自卑与自信（自尊）交替出现，时刻不忘维护自身尊严，希望用自尊来掩盖自卑。
于连长期生活在敌视和冷漠的环境中，性格变得异常敏感。这种自卑情结在敏感程度强弱的作用下时而压抑时而复出，在自尊获得满足与否的同时，自卑感也随着起起伏伏，内心始终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深藏在于连内心的自卑感影响了他的爱情观。第一次见到德·雷纳夫人时，被她那温和的外表以及美丽的面庞所打动，以致于冒昧的吻了夫人的手。他意识到此举引起了夫人的愤怒，这深深的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也增强了他征服那只手的欲望，想要紧紧握住它。起初他是害怕的，但他用自杀来逼迫自己去抓住它，最终他胜利了，德·雷纳夫人的手留在他的手上，那只手完全地交给了他。正当夫人自自然然地爱上他时，他的阶级意识又使他十分警觉。自卑感使他同夫人保持距离，但是，平民阶级的自尊心，尤其是他要打入上流社会的野心，又驱使他去接近这位夫人。他把通过德·雷纳夫人为跳板进入上流社会，看作自己的一种“责任”，把赢得夫人的爱情看作是对统治阶级的“战斗”。于连虽然很欣赏夫人的女性美，为她的温柔娴雅和天然风韵神魂飘荡忍不住去亲近他，但又时时怀疑夫人处于阶级地位的高傲瞧不起自己。夫人的美貌和对他的亲昵有时反而更加激起他的自尊心，摆出一副不近情理的高傲姿态。甚至他觉得夫人是他生命上第一道暗礁，这暗礁潜伏着使他倾覆沉没的可能性。热烈的真情使他两眼充满了眼泪，刹那间忘记了自己头脑里的种种计划。双方的爱情经过身心的交融，思想感情处于甜蜜的境界时，于连的阶级意识，向上爬的野心，做人应有的尊严，即他所谓的“责任”，很快的又攫住他、提醒他，使他对夫人时而冷淡时而热烈。夫人每一次痛苦的唤醒了自己真实的贞洁观念对于连有所冷淡时，他便会倍感屈辱，便会本能的记起她属于上流社会。 于连在和玛蒂尔德小姐的交往中，他自尊、自卑同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双方之间的爱都不是源于内心的真情。可是当德·拉摩尔小姐称呼他“我的主人”时，他的幸福却达到了顶点，因为他的征服欲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出于自尊、征服欲望的满足，他不在意对德·拉摩尔小姐有无感情，只是想获得她的爱。敢
于轻视傲慢的玛蒂尔德小姐，“至于我，表现倒不坏，保住了性格的尊严。我根本没说过我爱她。”①当他收到小姐的来信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终于战胜了情敌克罗兹诺瓦侯爵，可以与他平起平坐了。立刻自豪的得出定论：“侯爵和我两个人
②的优点已经作过了比较，结果是汝拉山区的穷木匠最终取胜”。当于连困于这场
爱情游戏苦于无法自拔时 ，他因对玛蒂尔德的坦白而失趣于她后，变得近乎冷酷。出于维护自尊，他把滚于心间那沸腾的爱生生的凝固下去。玛蒂尔德第三次回到他身边，当他们一起走过原先给他带来幸福的花园时，使他触目惊心地想起了他的极端不幸。过去的失望和眼前的幸福的鲜明对比，使他在强烈的刺激中忍不住倾吐心声，在迷蒙的回忆中坚强的意志使他猛然间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一旦暴露出来就可能使自己陷于从前极度失望之中。于是惊叹道：“伟大的上帝，我在干什么呀？这回完了。”③他的惊慌减弱了自信，在自卑作用下的双眸顿时消失光芒，想爱而不敢爱的矛盾心理在自卑与自信的双重作用下愈演愈烈。于连在这段恋情中如此压抑自己的情感，只因无法使自己丢掉自尊，也正是于连强烈的自尊感赢得了爱情，赢得了贵族阶级的荣誉和地位。
（四）、虚荣与诚挚
在波旁王朝复辟时代，出身于平民阶级的青年于连早已深受启蒙思潮和拿破仑的英雄业绩鼓舞，铸成了一股顽强的拼搏的意志力，决心与上流社会搏斗一番。为了实现他个人野心，踏上飞黄腾达之路，在当时的环境下赢得贵族夫人和小姐的爱情变成了他唯一可能走的捷径。但由于他所面对的是上流社会的女人，因此病态的内心世界滋生了病态的虚荣心，这常常成为阻止他产生诚挚爱情的绊脚石，因而饱受爱情带来的各种不幸和折磨。
在于连对德·雷纳夫人的征服中，既有真实的爱，这种爱在他潜意识层中激荡着，也有虚伪的爱，这就是他只不过通过对夫人的占有来达到虚荣的满足和对社会的报复。最初对夫人的占有是为了报复市长这个粗鄙无礼的贵族的一种方式，赢得夫人的爱情成了他必须履行的“职责”，甚至更卑劣的念头萌生于他的思想中，“万一我发了迹而别人指责我当过家庭教师这种卑贱的工作时，我便可以说，完全是出于爱情，我才屈尊俯就”。④这样卑劣的虚荣心把于连与夫人最初的恋爱定格于灰色。 “情感充满着偶然性，它是最不稳定、最不确定的因素，最活泼的因素。情感总是不愿意受强加给它的理性的制约„„”⑤自卑与自尊左右了他与夫人之间在感情上的距离，在远离与靠近的周旋中，意识到夫人能够做到时刻准备好为他牺牲，这种绝对牺牲的爱情正吻合自己情感的满足，在自任放①
②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同上书，第303页。
③同上书，第396页。
④同上书，第78页。
⑤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
怀的时刻完全忘掉扮演角色的意图，甚至倾心相谈。但于连的整个内心无法平静，两种力势均力衡地搏斗总是在撕扯着他的灵魂。他敬爱夫人，“尽管她是贵族而我不过是工人的儿子，但她爱我。在她身旁，我并非权充情人的仆人。”①一旦这恐惧离开他的心里之后，他便坠入疯狂的恋爱里。在于连的人性深处，一方面没有真正的爱，因为在他对夫人的情欲中带有功利目的，带有一个贫穷工人的儿子对尊贵等级的报复，在报复中获取最大快乐的满足，在满足中膨胀自己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他又有爱，甚至是敬爱，他觉得自己真实地热烈地爱着，是个真实的情人，不是兼任情人的仆人，此时，功利目地又远离了他，在他们的热恋中只剩下纯粹的疯狂的爱了。
在小说的第三十二章有这样一段描述，“一个英国旅客谈到他和一只老虎亲密相处的故事，这只老虎是他养大的。他常常抚摩这只虎，但同时桌上总是放着
②一把装好子弹的手枪。”用虚荣心所经营出来的爱情潜伏着危险性，为此于连和
玛蒂尔德所培育的爱情时刻需要鞭子。巴黎美人玛蒂尔德聪明美丽，高傲大胆，勇于冒险，有理想追求，有政治远见，在她傲慢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反叛的心。她对现状极度不满，这个拥有骑士性格的少女在这个“烦闷无聊的时代”里是很难寻觅到具有骑士时代风采的男子。她对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异性觉得过于平庸，不但轻视他们，还尽情嘲弄他们。于连出现后，观察到他的与众不同。于连不仅头脑聪明，学识出色，敢于蔑视权贵，敢于表现自己的思想，富有激情和胆量。激情和个性是玛蒂尔德时代的贵族青年所缺乏的，而于连身上所富有的激情和个性正吻合、成全她拥有玛格丽特式的传奇爱情，借助这种方式实现一段不平庸的人生，并以此来争取更大的骄傲与荣誉，最终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既然这些
③草包觉得她如此出众，倒值得研究研究。”这是于连初次在玛蒂尔德身上所动的
脑筋，双方都在彼此身上寻求最大限度的刺激和满足。当于连以自己的胆识赢得了这位贵族小姐的爱情时，他的激动只在于一个可怜的农民战胜了一位既有高贵出身又有大宗财产的贵族女子。德·拉摩尔小姐每一次虚荣心遭到打击而妥协时，于连便感到一种野心得到满足的最强烈的自豪、幸福。尽管他们在相爱的过程中流露出浓厚的阶级色彩，但在虚荣的花朵上依然散发着诚挚的暗香。于连在无法窥视清楚小姐内心世界而倍感痛苦不已时，才能在他身上感觉到残存无几的真爱。
回顾这两段爱情所走的历程，于连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各种矛盾，充满了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在爱里，展开了灵与肉、善于恶、理性与疯狂、理想与现实、失望与希望、利己与利他、欢乐与痛苦、仁慈与残忍、虚伪与真诚的搏斗。在漫长的冲突与苦难之后，于连在自己并非寂寞的一生里，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①
②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同上书，第398页。
候，心灵反而归于平静。在虚荣幻化的世界中，回归到了生命的原始状态诚挚。
三、性格双重性的成因
在一组性格矛盾的两个极端对立上，于连总是在一个对立面下体现出另一个对立面的内容。他既卑怯又又勇敢，既虚伪又正直，既狡猾又诚实，既老练又天真，既复杂又单纯，所有这些水火不容的对立特征，在他的性格逻辑中却有惊人的统一。这种性格的两极分化充满着双向的可能性，是暂时的、不稳定的、非平衡态的，性格运动的趋势必然会从这种自我分裂走向自我克服、自我联结的平衡态，这种统一性所表现出的一元化，即规定性格走向的主导因素，核心性格。而平民自尊则构成了于连性格的核心成分，本能反抗意识则构成了于连性格的媒介。因此，于连这个个人奋斗的平民青年的形象并不是一出场就比较明朗化，而是在于他的各种性格元素借助某种媒介都围绕着一种明确的核心而模糊集合的过程。
一个优秀的典型性格，它的性格核心，总是社会历史文化的积淀物，它总是带有某种社会历史性。于连所处的时代是法国复辟王朝临近覆灭，国内阶级对抗和政治较量异常激烈的时代。具体而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兰西，大革命风潮已经过去，拿破仑也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在欧洲封建联盟刺刀保护下复辟的波旁王朝，妄图恢复其绝对统治和昔日全部特权。资产阶级日益壮大，也力图争得失去的统治权。拿破仑的独裁专制与波旁王朝的复辟统治都控制不住资产阶级势力的泛滥。在两大阶级殊死搏斗中，社会上充满了各种伪善、阴谋和陷阱，社会的反动气焰尤其嚣张。阴森可怕的特务组织圣会渗透在社会的每个角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发展，资产阶级意识也瘟疫一样蔓延，为了更多的“创造收入”，人与人之间唯利是图的关系网，笼罩了整个社会，到处充满了猜疑、告密、戒备、虚伪和欺骗。种种荒谬而沉闷的社会风气，毒害着青年和妇女们。
复辟时期等级森严的现实彻底粉碎了于连这个平民子弟的英雄主义梦想。因此他极端仇视压抑他个性发展的统治阶级，仇视委琐、卑劣的社会风气，并采取“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进行反抗，向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壁垒发起冲击。这种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进取精神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必然受到压制。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风气中，在这种污浊的生存空间里，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亲人之间的关系。于连出身平民，他的父亲老索海尔是一个爱财、贪财、守财的人，处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中，他却过着一种贫穷的生活，吃不好，穿不好，瘦削的他只因身体不够健壮，不能为父亲带来收益便遭到父亲的冷遇。父亲待他粗暴，并且从小受父兄的辱骂造成了他的自卑心理。这种自卑被自尊抑制到了心里深处，而他天性的敏感却每每使自尊心泛起，进入意识层，于是他就加倍的维护自尊来消除自卑。
强烈的自尊是他性格的核心成分，自尊在环境的作用下生发出平等观念、反
抗意识和个人野心。随着时空的迁移，于连的性格呈现出复杂性和丰富性。在维里业、贝藏松神学院、巴黎、监狱几处时空的转换过程中于连的性格也完成了它的曲线运动，即反抗—妥协—妥协—反抗。由于深度敏感引起的强烈自尊心理，错使他把德·雷纳夫人的好意送钱看作是对自己的施舍、轻蔑；而夫人的那个出于本能的缩回手去的动作，也被他视为对自己的一种侮辱。于是，于连每一次都在心理空间拉开自尊的阵势同自卑相抗衡，造成了一种极为紧张的心理状态，在全力维护自尊的心理作用下，又以不可凌辱的神态愤然道出自己人穷，但志不短，他暗下决心要握住那只缩回去的手。于连时刻对自己的自卑保持警觉，他的极端敏感有时会把他引入思想的误区。随时准备调动自尊的心理力量与之斗争，这种被他视为“责任”、“战斗”的行为，暴露出他的阶级报复和反抗意识的动机。恋情败露后，于连来到一个弥漫着不信任气氛和隐藏着密探的贝藏松神学院。在神学院虚伪狡诈的环境里，实则是社会缩影的恶劣氛围中，于连变成了伪君子。教派之争迫使于连离开神学院，来到巴黎的德·拉摩尔府这个“阴谋和虚伪的大本营”。他是一个平民子弟，为了反抗整个社会，他清醒的意识到自己必须依靠某个集团来赢得社会所认可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连来说，征服贵族小姐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在这场角斗的爱情游戏里，双方在没有多少爱的成分的爱情里各取所需，最后推动了于连虚荣性格的形成。与此同时，性格中的妥协性也达到了巅峰状态。等到于连野心破灭，身陷牢狱的时候，他认清了残酷的现实，彻底的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因自己为了虚荣放弃真理而悔恨，为此他甘愿放弃一切获得赦免的机会，回归到真正的自我。
“实际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人”。①一个现实形态的人，一个现实形态的英雄，他往往可能出现一种偶然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偶然性，似乎是背离他性格的常轨，但正是这种背离，证明了这个人是活人，是他真实的自己。因此他的背离，即使偶然的，又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在人的性格世界中的辩证统一，反映在一个人身上，对这种反映形态概括而言，就是：时而像他自己，时而又不像自己；时而忠于他自己，时而又背叛自己。于连在自己性格核心的规定下，即强烈自尊的推动下，萌生出个人野心。正如泰纳所说的，“并非他想炫耀奢华
②和享受，而是他想摆脱屈辱和贫困带来的附属地位。”像他自己时，于连的思想、
情感、行为一般都在意料之中，不像他自己时，则是他的思想、情感、行为离开他自己，似乎都在别人的意料之外。他反对等级压制，谋求个人出路，有时不免要向社会群体低头，减弱个体与群体的对抗性，减小自己在异质环境中谋求个人发展的阻力。因而，在核心性格规定下的主导性格，反抗意识暂时以弱势状态隐藏起来。像他自己，又不像他自己，忠于自己，又背离自己，像他自己时是必然，背离他自己时是偶然。性格在处于不同的追求体系中，出现了人物生命的平衡态①
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与非平衡态之间的循环反复现象。于连正是在一元（自尊）二重性格，即妥协与反抗、虚伪与正直，自卑与自信、虚荣与诚挚中实现了自己性格的双向逆反运动，必然与偶然的对立统一运动。
四、小结
弗洛姆认为，“人的心灵永远没有平静的时候，这是因为人知道的太多，他无法接受命运的安排。在人与宇宙之间永远没有和谐。只有持续的斗争以及追求新的解决办法，所有这一切没完没了，这是人类的悲剧”。于连的悲剧在于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代里孕育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反对等级压制，谋求个人出路是他一生的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深埋于这个追求体系中的性格核心即平民自尊借助反抗意识这个中介在环境的作用下辐射成妥协与反抗、虚伪与正直、自卑与自信、虚荣与诚挚的二极性。在环境的异化下生命充满了张力，在无限可能性的生命非平衡态中潜在着生命的正负双向走向的偶然性。在力与力的较量下，两种逆反的张力又沿着一条隐秘的中轴线相互转化、相互交融成一种合力，又推动生命朝着平衡态运动，完成必然统一。如果说在于连的这一生里包含了太多的野心、征服、斗争、压抑、演化、迁移，厚重灵魂下的挣扎使他举步维艰，但迷途中走失的羔羊，最终却能够在自我迷失中复归，尽管曾经在凄美中有过病态的丑陋，在悲痛中有畸形的快乐，但这一切根源皆在于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禁锢，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对人性自由的呼唤。
参考资料：
【1】司汤达：《红与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勃兰克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部分〈法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5】赵隆勷：《司汤达和〈红与黑〉》，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6】智量：《外国文学名家论名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7】《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