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散文创作独具一格，在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散文有写景散文、政治散文、文化散文等，笔者在阅读这些散文作品时，发觉其文化散文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阅读这些浸透着历史、人文情怀的篇章，读者的思绪随作者遨游，情绪为之激动不已。这些散文除了具有启心益智的理趣美之外，更有对读者的精神引领和价值追寻的启迪作用。“文化散文”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一批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写作，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对生命的终极追问。文化散文在历史文化与散文之间找到了一块交界地带，用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文化散文的作者大都为学者，如余秋雨、张中行、陈平原、马步升等，而梁衡除了学者身份之外，还有两重身份―记者、文化官员。记者的足迹，游历更为广泛，写作视角更为多样；文化官员的平台，视野更为开阔，接触生活的横断面更为纵深。学者、记者、文化官员的身份，决定了梁衡文化散文的与众不同，可产生多重启示。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梁衡的足迹踏遍中国大地及世界各地，他的文化散文写作，大都与其亲自行走、丈量的每一寸土地相关联。梁衡以记者敏锐的嗅觉，以散文家宽广的胸怀，找寻历史的踪迹和历史人物的过往。在其文化散文创作中，“行千里路”显得尤为突出，他的人物散文大多是在“行走中”产生创作灵感，然后下笔成文的。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这话适合于每一位作家，对于记者出身的梁衡来说更为贴切。通过阅读梁衡的文化散文，读者可以体悟到，他的每一篇文化散文创作都是在阅读史料的基础上踏遍千山万水、寻访人文古迹之后完成的。作者甚至反复多次到同一人文胜地，寻找创作的灵感与契机。通过实地考察，加深对人物、历史、文化、地理的考究，这是梁衡写作的显著特点，也是其散文高人一筹的原因之一。文化散文强调行走，强调在场与现场感，用自己的脚印去追寻前人的脚印，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某种精神应答。余秋雨将自己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命名为《文化苦旅》，就是最好的诠释。梁衡先生也是如此。例如，在写作《心中的桃花源―解读》一文前，作者两次去陶渊明的故乡―九江，寻找感觉，不仅找到了创作的感觉，而且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美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写清末名臣左宗棠在西征、收复新疆时，在西北栽种柳树的故事。作者循着左宗棠的足迹，由西安进入甘肃境内，再次来到甘肃平凉，在柳湖畔思索，抒发了左宗棠在生态建设方面的丰功伟绩及其人格魅力。梁衡在行走中，以敏锐的嗅觉嗅出文化气息，丝毫不放过任何创作的契机。作者在川藏交界的康定，了解到著名歌曲《康定情歌》的发现整理者是吴文季，吴文季乃福建惠安人。此后作者心里总是惦记着这件事，几年来到处搜求与吴文季有关的资料。当作者的足迹踏上惠安这片土地的时候，便开始踏访、寻找吴文季生活过的蛛丝马迹，写出了《你怎么就是得不到爱》一文。文章苍凉悲慨，将吴文季悲剧的一生写得感人至深，写出了个体生命在强大的体制面前的无奈与脆弱，写出了对被历史所遗忘和抛弃的人物的怜悯与关爱之情，写出了像吴文季一样的艺术家苍凉而悲怆的人生遭际。
在谈及梁衡“行走”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其扎实的阅读功底。在《我的阅读与写作》一书中，作者专门探讨了自己阅读与写作的历程，从多个角度阐释了阅读对于写作的重要性。
情动辞发 不落窠臼
散文写作最能反映作者的精神、性情和情感，正如林语堂所言：“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1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情动”。唯有“情动”，才能“辞发”，才能写出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美文。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认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就是说，作家的创作，总是由内而外，即先有客观现实的感发而后产生内在的情态。情不动，找不到感觉，是无法进入写作状态的。梁衡的文化散文创作，完全是建立在情动的基础之上的。他在《为文第一要激动》一文中，专门阐释了散文写作是以“激动”为前提条件的：“写作就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喷发。你可以在学识、技巧各方面已有足够的准备，但是没有一个契机，它还是不能成文。就像一座火山要等百年千年才喷一次……”这种激动，是创作灵感的爆发，是文章写作的契机，也是立意新颖的出发点。范仲淹、柳永、辛弃疾、李清照、林则徐、韩愈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文化名人，他们的文学成就、人生经历，经过多年的演绎，早已为民众耳熟能详。在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散文创作时，怎样才能不落窠臼，写出新意，并能真正反映出他们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这是摆在写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梁衡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度的思索，并写出了富有新意的散文名篇《把栏杆拍遍》《乱世中的美神―李清照解读》《追寻那遥远的美丽》等。
《把栏杆拍遍》以辛弃疾一生郁郁不得志为主线，以武功不能施展，反而造就一代词坛巨擘为主旨，写出了人物在历史中的悲剧与无奈，映照出辛弃疾傲岸而又不屈的灵魂，是一篇别有新意的佳作。辛弃疾的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梁衡认为“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让我们闭上眼睛细细沉思：当年意气奋发的辛弃疾，率领一万多士卒投奔南宋朝廷，一腔“收拾旧山河”的雄心壮志被搁浅，空有一腔热血、一身武功，国破家亡，报国无门，只能“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一幅多么悲怆、伤感而又无奈的画面啊！这一画面已经牢牢地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梁衡紧紧抓住这一画面，写出了《把栏杆拍遍》，成为脍炙人口的美文，这是作者的匠心所在，也是其散文的闪光点所在。对于辛弃疾所经历的人世沧桑与多重的不如意，作者以“把栏杆拍遍”为契机，将辛弃疾心中的孤独、愤懑、无奈、抑郁进行最大限度的挥发与阐释，让读者体会到个人遭际、命运在时代中的不如意，唯一能遣怀、排解心中之忧的就只有诗词了。这些熠熠生辉的诗词，映照了词人不屈的灵魂和高昂的头颅，这是个体生命在精神方面的成果，也是个体生命在时代中的碾压下发出的呐喊！这发自内心深处的沉重的叹息，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食粮和最为宝贵的财富，也成为支撑起民族脊梁的重要组成部分。梁衡在对历史人物命运、心灵的阐释中，使读者不仅得到心灵的净化，同时也受到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之美的陶冶。 《乱世中的美神―李清照解读》写的是李清照一生的欢乐和磨难。作者将李清照的后半生归纳为“三大磨难”：第一大磨难就是再婚又离婚，遭遇感情生活的痛苦；第二大磨难是颠沛流离，四处逃亡；第三大磨难是超越时空的孤独。在对第一大磨难的写作中，作者对李清照给予无限的同情，并站在当代文明的高点上，对史上给予李清照不平等、不公正的评价，诸如“不终晚节”“无节操”“晚节流荡无归”等进行纠正，写出了李清照敢爱、敢恨、追求个性独立和解放的精神气质。在对李清照悲剧的剖析中，作者认为：“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生在封建时代的一个有文化的女人。作为女人，她处在封建社会的底层；作为知识分子，她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追求着许多别人不追求的境界，这难免有孤独的悲哀。”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李清照卓尔不群的才华，她那高于时代的见识，是其孤独与悲哀的根源所在。因此，她将胸中旷世的愁苦转化为词的境界之美，“于哀怨缠绵之中有执着坚韧的阳刚之气”。梁衡对李清照婉约与阳刚并兼的词风，通过其人生经历和心灵高度进行阐释，这是作者创作这篇散文的独到之处，达到了“情动辞发，不落窠臼”的艺术效果。
知性为文 理趣之美
英国作家毛姆说：“要把散文写好，有赖于好的教养。散文和诗不同，原是一种文雅的艺术。有人说过，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吐。”2所谓“斯文人的谈吐”，就是不偏激、不僵硬，即富有“知性美”的写作。 知性美是一种淡定的美、成熟的美。知性美介于感性和理性的中间。知性的意义在于使人由不知到知，由无知到有知，由浅知到深知，由知其表到知其里，由知其一到知其二、知其三乃至知其万物。知性美需要有超越利害的纯粹求知态度，需要有尊重公理、尊重逻辑的精神，需要有一种容忍不同见解的雅量。梁衡在散文创作中深谙此道，他的文化散文尽管天马行空、纵横捭阖，但却绝不是一味地随心所欲，而是有所节制，是一种“知性”的表达。在创作过程中，梁衡的感性偏向热情、理性偏向冷静，他的写作风格是智慧型的，可以启发人们不断地思考。这种知性美文，以比较丰厚的知识底蕴为基础，体现出作者在思想、观念、性格、爱好等方面的性情，形成了某种具有文化气息的气质和风格，并在行文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使读者能感受到其深厚的文化背景，这是梁衡文化散文知性美的主要特征。
《岳阳楼记》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美文，梁衡在《永恒的岳阳楼―解读》中，以知性思考为前提，重点突出该文的思想含量，即“人格思想”“政治思想”和“艺术思想”，与此对应的分别是“教我们怎样做人―独立、理性、牺牲的人格之美”“教我们怎样做官―忧民、忧君、忧政的为官之道”“教我们怎样做文章―文章达到的’三境’之美”。没有读过梁衡这篇散文的读者，看到笔者上面的归纳后，一定会武断地认为这是一篇说教文章。但细读这篇文章之后就可感觉到，在知性之中包含着理趣之美，激荡在文字中间的是一股浩然正气和一腔爱国济世的情怀。文章以史实为前提、为依据、为参照，在富有文学意味的叙事中兼顾相关的问题辨析与本事考证。《永恒的岳阳楼―解读》不是以生硬的说理为主，而是将人物传记、历史典故、人文情怀等糅合在字里行间，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与启迪。我们从范仲淹这位人物身上看到其闪光的一面，范仲淹也成为当代人尤其是为官者良知拷问的一面镜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梁衡散文具有启心益智的理趣之美，这是其散文与一般学者散文相比的最大不同点。
结 语
文化散文以历史文化为承载对象，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表达之中，在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也是使普通读者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渠道。梁衡文化散文多次重刊，内容涉及面广，既有对中外历史人物的抒写，也有对当下文化现象的剖析，更有对经典文章《桃花源记》《岳阳楼记》《记承天寺夜游》等的诠释。他的这些文化散文不是掉书袋式的卖弄，而是通过对历史文化现象的解读、阐释，来启发当代人的思考，为当下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提供一份正面参考，起到了精神导向和文化引领的作用。梁衡文化散文具有大格局、大视野、大境界，是“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典型范例。梁衡文化散文是“文人文章”和“道德文章”的有机结合，既有激情澎湃的情感抒发，也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沉思索，更有对当下民众精神的引领启迪作用，这是梁衡散文的价值所在。
1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页。
2转引自余光中：《情人的血特别红》，《余光中自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92页。
[作者单位：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
梁衡散文创作独具一格，在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散文有写景散文、政治散文、文化散文等，笔者在阅读这些散文作品时，发觉其文化散文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阅读这些浸透着历史、人文情怀的篇章，读者的思绪随作者遨游，情绪为之激动不已。这些散文除了具有启心益智的理趣美之外，更有对读者的精神引领和价值追寻的启迪作用。“文化散文”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一批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写作，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对生命的终极追问。文化散文在历史文化与散文之间找到了一块交界地带，用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文化散文的作者大都为学者，如余秋雨、张中行、陈平原、马步升等，而梁衡除了学者身份之外，还有两重身份―记者、文化官员。记者的足迹，游历更为广泛，写作视角更为多样；文化官员的平台，视野更为开阔，接触生活的横断面更为纵深。学者、记者、文化官员的身份，决定了梁衡文化散文的与众不同，可产生多重启示。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梁衡的足迹踏遍中国大地及世界各地，他的文化散文写作，大都与其亲自行走、丈量的每一寸土地相关联。梁衡以记者敏锐的嗅觉，以散文家宽广的胸怀，找寻历史的踪迹和历史人物的过往。在其文化散文创作中，“行千里路”显得尤为突出，他的人物散文大多是在“行走中”产生创作灵感，然后下笔成文的。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这话适合于每一位作家，对于记者出身的梁衡来说更为贴切。通过阅读梁衡的文化散文，读者可以体悟到，他的每一篇文化散文创作都是在阅读史料的基础上踏遍千山万水、寻访人文古迹之后完成的。作者甚至反复多次到同一人文胜地，寻找创作的灵感与契机。通过实地考察，加深对人物、历史、文化、地理的考究，这是梁衡写作的显著特点，也是其散文高人一筹的原因之一。文化散文强调行走，强调在场与现场感，用自己的脚印去追寻前人的脚印，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某种精神应答。余秋雨将自己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命名为《文化苦旅》，就是最好的诠释。梁衡先生也是如此。例如，在写作《心中的桃花源―解读》一文前，作者两次去陶渊明的故乡―九江，寻找感觉，不仅找到了创作的感觉，而且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美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写清末名臣左宗棠在西征、收复新疆时，在西北栽种柳树的故事。作者循着左宗棠的足迹，由西安进入甘肃境内，再次来到甘肃平凉，在柳湖畔思索，抒发了左宗棠在生态建设方面的丰功伟绩及其人格魅力。梁衡在行走中，以敏锐的嗅觉嗅出文化气息，丝毫不放过任何创作的契机。作者在川藏交界的康定，了解到著名歌曲《康定情歌》的发现整理者是吴文季，吴文季乃福建惠安人。此后作者心里总是惦记着这件事，几年来到处搜求与吴文季有关的资料。当作者的足迹踏上惠安这片土地的时候，便开始踏访、寻找吴文季生活过的蛛丝马迹，写出了《你怎么就是得不到爱》一文。文章苍凉悲慨，将吴文季悲剧的一生写得感人至深，写出了个体生命在强大的体制面前的无奈与脆弱，写出了对被历史所遗忘和抛弃的人物的怜悯与关爱之情，写出了像吴文季一样的艺术家苍凉而悲怆的人生遭际。
在谈及梁衡“行走”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其扎实的阅读功底。在《我的阅读与写作》一书中，作者专门探讨了自己阅读与写作的历程，从多个角度阐释了阅读对于写作的重要性。
情动辞发 不落窠臼
散文写作最能反映作者的精神、性情和情感，正如林语堂所言：“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1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情动”。唯有“情动”，才能“辞发”，才能写出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美文。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认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就是说，作家的创作，总是由内而外，即先有客观现实的感发而后产生内在的情态。情不动，找不到感觉，是无法进入写作状态的。梁衡的文化散文创作，完全是建立在情动的基础之上的。他在《为文第一要激动》一文中，专门阐释了散文写作是以“激动”为前提条件的：“写作就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喷发。你可以在学识、技巧各方面已有足够的准备，但是没有一个契机，它还是不能成文。就像一座火山要等百年千年才喷一次……”这种激动，是创作灵感的爆发，是文章写作的契机，也是立意新颖的出发点。范仲淹、柳永、辛弃疾、李清照、林则徐、韩愈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文化名人，他们的文学成就、人生经历，经过多年的演绎，早已为民众耳熟能详。在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散文创作时，怎样才能不落窠臼，写出新意，并能真正反映出他们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这是摆在写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梁衡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度的思索，并写出了富有新意的散文名篇《把栏杆拍遍》《乱世中的美神―李清照解读》《追寻那遥远的美丽》等。
《把栏杆拍遍》以辛弃疾一生郁郁不得志为主线，以武功不能施展，反而造就一代词坛巨擘为主旨，写出了人物在历史中的悲剧与无奈，映照出辛弃疾傲岸而又不屈的灵魂，是一篇别有新意的佳作。辛弃疾的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梁衡认为“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让我们闭上眼睛细细沉思：当年意气奋发的辛弃疾，率领一万多士卒投奔南宋朝廷，一腔“收拾旧山河”的雄心壮志被搁浅，空有一腔热血、一身武功，国破家亡，报国无门，只能“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一幅多么悲怆、伤感而又无奈的画面啊！这一画面已经牢牢地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梁衡紧紧抓住这一画面，写出了《把栏杆拍遍》，成为脍炙人口的美文，这是作者的匠心所在，也是其散文的闪光点所在。对于辛弃疾所经历的人世沧桑与多重的不如意，作者以“把栏杆拍遍”为契机，将辛弃疾心中的孤独、愤懑、无奈、抑郁进行最大限度的挥发与阐释，让读者体会到个人遭际、命运在时代中的不如意，唯一能遣怀、排解心中之忧的就只有诗词了。这些熠熠生辉的诗词，映照了词人不屈的灵魂和高昂的头颅，这是个体生命在精神方面的成果，也是个体生命在时代中的碾压下发出的呐喊！这发自内心深处的沉重的叹息，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食粮和最为宝贵的财富，也成为支撑起民族脊梁的重要组成部分。梁衡在对历史人物命运、心灵的阐释中，使读者不仅得到心灵的净化，同时也受到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之美的陶冶。 《乱世中的美神―李清照解读》写的是李清照一生的欢乐和磨难。作者将李清照的后半生归纳为“三大磨难”：第一大磨难就是再婚又离婚，遭遇感情生活的痛苦；第二大磨难是颠沛流离，四处逃亡；第三大磨难是超越时空的孤独。在对第一大磨难的写作中，作者对李清照给予无限的同情，并站在当代文明的高点上，对史上给予李清照不平等、不公正的评价，诸如“不终晚节”“无节操”“晚节流荡无归”等进行纠正，写出了李清照敢爱、敢恨、追求个性独立和解放的精神气质。在对李清照悲剧的剖析中，作者认为：“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生在封建时代的一个有文化的女人。作为女人，她处在封建社会的底层；作为知识分子，她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追求着许多别人不追求的境界，这难免有孤独的悲哀。”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李清照卓尔不群的才华，她那高于时代的见识，是其孤独与悲哀的根源所在。因此，她将胸中旷世的愁苦转化为词的境界之美，“于哀怨缠绵之中有执着坚韧的阳刚之气”。梁衡对李清照婉约与阳刚并兼的词风，通过其人生经历和心灵高度进行阐释，这是作者创作这篇散文的独到之处，达到了“情动辞发，不落窠臼”的艺术效果。
知性为文 理趣之美
英国作家毛姆说：“要把散文写好，有赖于好的教养。散文和诗不同，原是一种文雅的艺术。有人说过，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吐。”2所谓“斯文人的谈吐”，就是不偏激、不僵硬，即富有“知性美”的写作。 知性美是一种淡定的美、成熟的美。知性美介于感性和理性的中间。知性的意义在于使人由不知到知，由无知到有知，由浅知到深知，由知其表到知其里，由知其一到知其二、知其三乃至知其万物。知性美需要有超越利害的纯粹求知态度，需要有尊重公理、尊重逻辑的精神，需要有一种容忍不同见解的雅量。梁衡在散文创作中深谙此道，他的文化散文尽管天马行空、纵横捭阖，但却绝不是一味地随心所欲，而是有所节制，是一种“知性”的表达。在创作过程中，梁衡的感性偏向热情、理性偏向冷静，他的写作风格是智慧型的，可以启发人们不断地思考。这种知性美文，以比较丰厚的知识底蕴为基础，体现出作者在思想、观念、性格、爱好等方面的性情，形成了某种具有文化气息的气质和风格，并在行文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使读者能感受到其深厚的文化背景，这是梁衡文化散文知性美的主要特征。
《岳阳楼记》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美文，梁衡在《永恒的岳阳楼―解读》中，以知性思考为前提，重点突出该文的思想含量，即“人格思想”“政治思想”和“艺术思想”，与此对应的分别是“教我们怎样做人―独立、理性、牺牲的人格之美”“教我们怎样做官―忧民、忧君、忧政的为官之道”“教我们怎样做文章―文章达到的’三境’之美”。没有读过梁衡这篇散文的读者，看到笔者上面的归纳后，一定会武断地认为这是一篇说教文章。但细读这篇文章之后就可感觉到，在知性之中包含着理趣之美，激荡在文字中间的是一股浩然正气和一腔爱国济世的情怀。文章以史实为前提、为依据、为参照，在富有文学意味的叙事中兼顾相关的问题辨析与本事考证。《永恒的岳阳楼―解读》不是以生硬的说理为主，而是将人物传记、历史典故、人文情怀等糅合在字里行间，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与启迪。我们从范仲淹这位人物身上看到其闪光的一面，范仲淹也成为当代人尤其是为官者良知拷问的一面镜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梁衡散文具有启心益智的理趣之美，这是其散文与一般学者散文相比的最大不同点。
结 语
文化散文以历史文化为承载对象，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表达之中，在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也是使普通读者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渠道。梁衡文化散文多次重刊，内容涉及面广，既有对中外历史人物的抒写，也有对当下文化现象的剖析，更有对经典文章《桃花源记》《岳阳楼记》《记承天寺夜游》等的诠释。他的这些文化散文不是掉书袋式的卖弄，而是通过对历史文化现象的解读、阐释，来启发当代人的思考，为当下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提供一份正面参考，起到了精神导向和文化引领的作用。梁衡文化散文具有大格局、大视野、大境界，是“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典型范例。梁衡文化散文是“文人文章”和“道德文章”的有机结合，既有激情澎湃的情感抒发，也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沉思索，更有对当下民众精神的引领启迪作用，这是梁衡散文的价值所在。
1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页。
2转引自余光中：《情人的血特别红》，《余光中自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92页。
[作者单位：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