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60余年了，但关于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天皇并不是战争的直接发动者，战争的推动者是政府和陆军部，“天皇不亲政”乃是天皇制的原则，进而把天皇描绘成“从心底祈求和平、力图避免那场全面战争的君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天皇居于日本统治者的核心地位，集行政权、军事权、神权于一身，1931年开始的侵华战争及1941年全面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如 以特殊身份制定侵华计划 根据裕仁天皇的敕谕、御前会议记录以及日本的外交文书可以确断，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所有重大军事活动都是得到裕仁天皇批准与支持的：裕仁早在摄政后的1925年，就曾派遣驻朝鲜的日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张作霖以对付倒戈的郭松龄。这次出兵是其摄政以来日本对中国的首次侵略。1931年，裕天天皇制定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计划，即控制满洲使其势力日后能沿中国海南下，直到控制新加坡一线的战略据点。历史证明，日本侵略战争确实是按照这个计划发展的，九一八事变后，裕仁天皇又于1932年1月8日发布“敕语”，对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表示嘉许：关东军将士“或于嫩江、齐齐哈尔地区，或于辽西锦州地区，冲风冒雪，英勇奋战，以铲除其(匪贼)祸根，扬皇军威武于国外”，“朕深嘉许其忠烈，尔等将士应更加坚忍自重。以确立亚洲和平之基础，务其不负朕之信赖”。据说，“皇军”一词在这个“敕语”里首次使用，此后“皇军”二字很快在社会上传播开来。 天皇以其特殊的身份发挥作用，并时刻影响着侵华战争的进程。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天皇召见了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经过慎重讨论之后，批准了参谋本部和政府关于向华北派遣大军的方案。对于日军在华北，内蒙地区的侵略活动，裕仁天皇于11月发布“敕语”予以嘉许鼓励：“华北及内蒙作战部队之将士，攻克敌阵，所向披靡，宣扬皇威于国内外，朕甚赞其忠烈”，云云。 为全面推进侵华战争，裕仁天皇还于1937年11月在皇宫内设立大本营，作为对外侵略的最高军事统帅部。1938年月1日11日，裕仁天皇出席政府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了《中国事变处理根本方针》。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按天皇的指令组成第二次内阁。近卫内阁在《关于加强日德意轴心的问题》中进一步明确了瓜分世界的企图：“作为生存空间所应考虑之范围，乃以日满华为根本，并包括旧德属委任统治诸岛、法属印度和太平洋岛屿、英属马来、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澳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等。”当日本在法属印支北部地区的侵略行动加剧了与英、美、荷等国的矛盾，并引起美国对日本的物资禁运，日美战争在即时，裕仁天皇发布诏书，强调“宣扬大义于八绽，使坤与为一宇，实皇祖皇宗之大训，乃朕夙夜眷眷所不敢怠慢者”；号召“尔臣民愈益明征国体之观念，深谋远虑，戮力同心，克服非常之时局，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由此不难看出，天皇的意志是与内阁和军部的政策形影相随，与日本白的侵略战争相始终的。 直接筹划太平洋战争 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裕仁天皇多次召开御前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为战争作精心准备。1941年7月2日天皇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通过了《伴随形势发展的帝国国策纲要》，确立了“不惜对英美开战”的目标；这寸欧洲战争爆发已近两年，英、法，荷等国正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为了蒙骗美国，以谈判为掩护加紧战争准备。9月5日，裕仁召见杉山元陆军参谋总长和永野修身海军军令部长。裕仁问杉山参谋总长：“日美一旦发生战争，陆军确认多长时间能够解决?”杉山说：“若仅在南洋方面,我估计三个月即可解决。”裕仁说：“中国事变爆发时你是陆相，我记得你说过‘事变一个月就可以解决’，但经过了四年之久，至今不是还没有解决吗?”裕仁与杉山所讨论、所关心的只是战争需要的时间问题，在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时天皇是反对冒险战争的。这一点十分清楚。 9月6日，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在职10月下旬之前做好对英美开战的准备”(《纲要》第一项)，“与此同时通过外交手段努力贯彻日本的要求：以战争准备为主，外交途径为辅”(第二项)。《纲要》得到裕仁天皇的同意。12月1日，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对英美开战”的最后决议。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珍珠港事件的偷袭方案是由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拟定、天皇决定的。裕仁天皇在同一天的《对英美两国宣战诏书》中说：“朕对美英宣战。朕之陆海官兵全力奋战，文武百官奉行职守，庶民各尽本分；亿兆一心，举国家之总力，以期达成征战之目的，”据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讲，天皇为了下最后的开战决心，研究了外交、军事方面的所有情况，反复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弄清了海军方面的真实想法，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做㈩了对英、美、荷开战的决定。在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对陆海军两总长予以勉励：“这样做是不得已的?望陆、海两方合作，努力干。”井上清指出：“没有这个日本国惟一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或同意，大日本帝国对外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 战争机器的实际操纵者 根据上面的实例可以得出结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时间里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与策划或是得到天皇的批准，或是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的。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直接的责任。《国体之本义夕里说：“皇位乃万世一系之天皇之御位，系惟一继承天照大神系统之皇位-皇位属于皇祖之神裔，乃继承皇祖皇宗肇始之国，担负使之成为安定开化国家之大业之‘天皇’之御位，系与皇祖一体，于当今显影其雄心，繁荣国家，慈爱百姓之天皇之御位。臣民于尊仰作为现实之神的天皇之同时，叩拜皇祖皇宗，于其恩惠之下而成我国之臣民，如此之皇位乃无上尊严之高位，乃永不动摇之国家的根本原则。” 天皇作为现实的“神”进行统治，唯我独尊与“天皇至上”的意识占据着日本国民的头脑，故日本国被称为“皇国”，为“皇国”而进行的战争被称为“圣战”，是“遵奉圣意”，军人为“圣战”而死被视为无上光荣，是为了让“陛下放心”，“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这种说教不知戕害了多少日本国民。在某种程度上说，天皇是战争机器的实际操纵者。对于这一点，裕仁本人也承认。曾任对日占领军最高统帅的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裕仁与他第一次会谈时说过：“我是作为对我国人在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所做出的一切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负完全责任的人来到这里的，是向你所代表的那些国家投案并接受审判的，”河原敏明在《日本天皇――裕仁》一书也有同样的记载：“我(天皇)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我对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军人、政治家以日本的名义做的事情，负有直接责任……总之我要负全部责任。”两者相较，可谓相得益彰，裕仁的战争责任昭然若揭。
二战结束60余年了，但关于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天皇并不是战争的直接发动者，战争的推动者是政府和陆军部，“天皇不亲政”乃是天皇制的原则，进而把天皇描绘成“从心底祈求和平、力图避免那场全面战争的君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天皇居于日本统治者的核心地位，集行政权、军事权、神权于一身，1931年开始的侵华战争及1941年全面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如 以特殊身份制定侵华计划 根据裕仁天皇的敕谕、御前会议记录以及日本的外交文书可以确断，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所有重大军事活动都是得到裕仁天皇批准与支持的：裕仁早在摄政后的1925年，就曾派遣驻朝鲜的日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张作霖以对付倒戈的郭松龄。这次出兵是其摄政以来日本对中国的首次侵略。1931年，裕天天皇制定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计划，即控制满洲使其势力日后能沿中国海南下，直到控制新加坡一线的战略据点。历史证明，日本侵略战争确实是按照这个计划发展的，九一八事变后，裕仁天皇又于1932年1月8日发布“敕语”，对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表示嘉许：关东军将士“或于嫩江、齐齐哈尔地区，或于辽西锦州地区，冲风冒雪，英勇奋战，以铲除其(匪贼)祸根，扬皇军威武于国外”，“朕深嘉许其忠烈，尔等将士应更加坚忍自重。以确立亚洲和平之基础，务其不负朕之信赖”。据说，“皇军”一词在这个“敕语”里首次使用，此后“皇军”二字很快在社会上传播开来。 天皇以其特殊的身份发挥作用，并时刻影响着侵华战争的进程。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天皇召见了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经过慎重讨论之后，批准了参谋本部和政府关于向华北派遣大军的方案。对于日军在华北，内蒙地区的侵略活动，裕仁天皇于11月发布“敕语”予以嘉许鼓励：“华北及内蒙作战部队之将士，攻克敌阵，所向披靡，宣扬皇威于国内外，朕甚赞其忠烈”，云云。 为全面推进侵华战争，裕仁天皇还于1937年11月在皇宫内设立大本营，作为对外侵略的最高军事统帅部。1938年月1日11日，裕仁天皇出席政府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了《中国事变处理根本方针》。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按天皇的指令组成第二次内阁。近卫内阁在《关于加强日德意轴心的问题》中进一步明确了瓜分世界的企图：“作为生存空间所应考虑之范围，乃以日满华为根本，并包括旧德属委任统治诸岛、法属印度和太平洋岛屿、英属马来、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澳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等。”当日本在法属印支北部地区的侵略行动加剧了与英、美、荷等国的矛盾，并引起美国对日本的物资禁运，日美战争在即时，裕仁天皇发布诏书，强调“宣扬大义于八绽，使坤与为一宇，实皇祖皇宗之大训，乃朕夙夜眷眷所不敢怠慢者”；号召“尔臣民愈益明征国体之观念，深谋远虑，戮力同心，克服非常之时局，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由此不难看出，天皇的意志是与内阁和军部的政策形影相随，与日本白的侵略战争相始终的。 直接筹划太平洋战争 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裕仁天皇多次召开御前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为战争作精心准备。1941年7月2日天皇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通过了《伴随形势发展的帝国国策纲要》，确立了“不惜对英美开战”的目标；这寸欧洲战争爆发已近两年，英、法，荷等国正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为了蒙骗美国，以谈判为掩护加紧战争准备。9月5日，裕仁召见杉山元陆军参谋总长和永野修身海军军令部长。裕仁问杉山参谋总长：“日美一旦发生战争，陆军确认多长时间能够解决?”杉山说：“若仅在南洋方面,我估计三个月即可解决。”裕仁说：“中国事变爆发时你是陆相，我记得你说过‘事变一个月就可以解决’，但经过了四年之久，至今不是还没有解决吗?”裕仁与杉山所讨论、所关心的只是战争需要的时间问题，在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时天皇是反对冒险战争的。这一点十分清楚。 9月6日，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在职10月下旬之前做好对英美开战的准备”(《纲要》第一项)，“与此同时通过外交手段努力贯彻日本的要求：以战争准备为主，外交途径为辅”(第二项)。《纲要》得到裕仁天皇的同意。12月1日，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对英美开战”的最后决议。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珍珠港事件的偷袭方案是由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拟定、天皇决定的。裕仁天皇在同一天的《对英美两国宣战诏书》中说：“朕对美英宣战。朕之陆海官兵全力奋战，文武百官奉行职守，庶民各尽本分；亿兆一心，举国家之总力，以期达成征战之目的，”据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讲，天皇为了下最后的开战决心，研究了外交、军事方面的所有情况，反复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弄清了海军方面的真实想法，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做㈩了对英、美、荷开战的决定。在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对陆海军两总长予以勉励：“这样做是不得已的?望陆、海两方合作，努力干。”井上清指出：“没有这个日本国惟一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或同意，大日本帝国对外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 战争机器的实际操纵者 根据上面的实例可以得出结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时间里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与策划或是得到天皇的批准，或是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的。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直接的责任。《国体之本义夕里说：“皇位乃万世一系之天皇之御位，系惟一继承天照大神系统之皇位-皇位属于皇祖之神裔，乃继承皇祖皇宗肇始之国，担负使之成为安定开化国家之大业之‘天皇’之御位，系与皇祖一体，于当今显影其雄心，繁荣国家，慈爱百姓之天皇之御位。臣民于尊仰作为现实之神的天皇之同时，叩拜皇祖皇宗，于其恩惠之下而成我国之臣民，如此之皇位乃无上尊严之高位，乃永不动摇之国家的根本原则。” 天皇作为现实的“神”进行统治，唯我独尊与“天皇至上”的意识占据着日本国民的头脑，故日本国被称为“皇国”，为“皇国”而进行的战争被称为“圣战”，是“遵奉圣意”，军人为“圣战”而死被视为无上光荣，是为了让“陛下放心”，“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这种说教不知戕害了多少日本国民。在某种程度上说，天皇是战争机器的实际操纵者。对于这一点，裕仁本人也承认。曾任对日占领军最高统帅的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裕仁与他第一次会谈时说过：“我是作为对我国人在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所做出的一切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负完全责任的人来到这里的，是向你所代表的那些国家投案并接受审判的，”河原敏明在《日本天皇――裕仁》一书也有同样的记载：“我(天皇)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我对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军人、政治家以日本的名义做的事情，负有直接责任……总之我要负全部责任。”两者相较，可谓相得益彰，裕仁的战争责任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