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中国第一波改革中，部分先行城市进入了发达城市行列，众多后行城市仍然处在欠发达城市阶段，中国第二波改革元年的到来，为欠发达城市再造体制性后发优势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窗口，我们认为，“效率改革”是后行欠发达城市市委市政府值得探索的一条路径，也是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条有效经验。要记住：效率是改革出来的，不是提高出来的；简单的强调提高效率，事实一再证明仅仅是无效率的空喊口号而已。
在一个国家或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年只是一个瞬间，但在历史转折点上启动思想解放与关键改革的一年，其影响却是深远的，有可能改良今后许多年的发展基因。中国35年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巨大成就，实际上是沿着“效率改革”这一轴心在三个关键年份（1978、1992、2001）逐级展开的。
1978年，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事实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使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中走出了封闭僵化旧体制低效率的窒息性束缚，实际上打开了中国第一波第一轮效率改革的天窗；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扫清了最后的意识形态桎梏性障碍，走上了中国第一波第二轮效率改革的道路，建立了高效率的全国统一大市场；2001年，在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的强力推动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走上了中国第一波第三轮效率改革的主动融入全球化道路，推动了世界工厂在中国的地理集聚，分享了融入全球市场的改革红利。三次解放思想与改革发展，将中国推上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世界地位。
在这第一波三轮效率改革的过程中，有的城市敏于先知先觉、精于不等不靠、善于先行先试、敢于大胆想大胆闯，率先抢得了近现代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创造的思想、制度、体制、机制、科学技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现代组织等诸多效率变量所释放的现代增长活力，结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有的城市却由于习惯于“等、靠、要”思想的被动，愚钝于先知先觉，迟迟不敢于先行先试、更不敢大胆想大胆闯，结果落在了全国的后面。不过，历史的进步总是有先有后，上次机遇抓不住，可以抓下一次，后发优势总是存在的。
2014年，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即中国第二波改革元年）而不同寻常的机遇，为敏于先知先觉、善于先行先试的先行城市提供了又一个30年而遇的机会窗口！而先行发达城市和后行欠发达城市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改革的主线也因此而不同，先行发达城市改革的主线也许是实现公平正义，而后行欠发达城市改革的重点一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一定是从“效率改革”入手，站在全球城市竞争的高度实施“效率改革”再出发，可能会走出一条后发优势的新路。
我们知道，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也是所有欠发达地区穿越时空隧道跃升到发达地区的必须研究的命题。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市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最有效的办法是抓住某个历史转折点，改革现行相对低效率体制，开放性建构一个相对更高效率的经济工作新体制，这是发达城市之所以发达的一个总开关，也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
先知先觉，敏锐认识2014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转折点（即第二波改革元年）的最大中国实际
2014年，不同于往年，是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启动中国第二波改革开放的元年，有国内专家称将是邓小平第一波改革开放到习近平的第二波改革开放的转折年，第二波改革将为今后中国10年至30年奠基。哪个城市走在第二波改革道路的前列，哪个城市就抢先占领第二波发展的战略主动。不同寻常，欠发达城市2014年的工作安排最好符合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实际，一定要有新意，创造性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改革的精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随即成立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协调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2014年是全党落实《决定》的开局之年，是中国第二波改革的元年，第一波改革时期比较贫穷的东南沿海走在了前列，抢先了高速发展的战略主动，而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原先较发达的老工业重镇却因改革滞后而落在了后面。第二波改革元年的启动，为在第一波改革开放中后进的欠发达地区提供了第二次追赶的机会，一场新的经济竞赛将要在全国661个市（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83个，县级市374个）中展开，并因改革变量不在一个数量级而再次拉开距离，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一年即2014年伊始最大的中国实际。
先行先试，深刻警惕第一波改革时期的教训，千万不能错过改革再出发（即第二波中国改革）这个新的时代赋予的可能的机会窗口期
对于欠发达城市，第一波改革时期大体上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相对发展明显落后于先知先觉、先行先试地区。这第二波改革，欠发达城市能否作为先知先觉、先行先试地区？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时代性的新机遇！
我们认为，在中国第二波改革启动之初，根据中国城市实际情况，欠发达城市应加强和改善市委领导经济工作的空间还很大，市委要做贯彻落实《决定》的全国283个地级市意义的先知先觉先行城市，积极谋划深化改革，建设一个具有全国先进意义的市委领导经济工作的“更高效率新体制”，这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进一步撬动欠发达城市经济高效率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有了这个新体制条件，欠发达城市就有可能走在全国落实《决定》的前列，进而加快缩小与全国发达地区的差距。
什么是发达地区？评价发达地区的指标有多种多样，其中一个核心维度，就是是否培育出了或聚集了若干世界级的大企业集团及其企业家群落，符合该条件的地区是当今中国和世界发达地区的最有效的衡量标准，是拉开地区繁荣和衰退差别的主要根源之一。发达地区的历史实践证明，自然性、放任性、原始性生长与体制性、制度性、智慧性培育，效率反差极大，高效率的体制更是发达的源泉。
目前，发达地区率先培育出了百亿级、千亿级的具有吸纳全球资源能力的大企业集团，而落后地区则相反，迟迟没有或者很少培育出这类大企业集团及企业家。欠发达城市与发达地区相比，一个普遍情况是大企业和小企业比例严重失衡，缺乏增长和溢出的发动机。欠发达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35年来受特殊的经济社会思想土壤的约束，没有培育出百千亿级的植根性民营科技企业集团，没有产生带动、聚集、示范效应，没有形成大企业集团带动的对外扩张、对内聚集的资源双循环大动力，没有很好地抓住第一波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因此只能不停地招商。这说明欠发达城市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思路不够开阔，应当借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深刻反思相对衰落的根源，采取转型期的重大措施，做一些奠定长远的基础工作。改革再出发，机会再次来临，历史一再表明，先知先觉、先行先试者，才是历史的赢家！ 为了实现零的突破，欠发达城市必须解放思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指导下，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精神，确立贯穿动力准则、效率准则的“企业家立市、大企业集团强市、中小企业富市、智库慧市、高效率体制兴市”5个板块组成的“企业强市”战略，形成与之对应的“核心人力资本基础强、吸纳世界资源主体强、富民主体广、外脑内脑互慧、效率框架内聚性与外扩性强”的5个特性的经济格局，实施“经济工作双轨制”，一条轨道是坚决完成上一级党委政府的任务部署，用绩效考核的办法督促工作完成，全面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另一条轨道是坚决打破常规，另辟新路，击中要害，把培育百亿级、千亿级民营科技企业集团列为欠发达城市市委市政府的战略性单项试点工作，用勇于试验的勇气引领经济工作的新突破，实现越干路越宽的正循环。
最大的悖论，欠发达城市同发达城市一样，任何细分人群的所有部位都应该有对应的服务业，但是，欠发达城市区别于发达城市的就是，现代经济增长最核心的人群（企业家群落）的头脑没有对应的服务业，几乎处在工业文明自然进化的荒芜状态。由于没有被发达地区的高阶工业文明完全普照到，欠发达地区的这个核心动力群落基本也没有产生对头脑的服务需求，社会也很少关注，党委政府也基本没有关注。这种地区可谓是处于工业文明的初级阶段，堪称高阶工业文明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政府失灵、党委失灵等多重失灵状态。为迅速改变这一多重失灵的落后状态，欠发达城市的市委市政府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现有企业和招商企业的实际情况，创造性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瞻远瞩未来10年至30年，战略性引入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服务于企业家头脑的咨询服务业。依托这一工业文明曙光，这一悖论才有可能尽快扭转。
本文根据后行欠发达城市的实际，从一个角度出发，重点谈谈欠发达城市的市委领导经济工作的更高效率的新体制、新机制的补充性设计，也是着眼于对外扩张市场、对内吸纳或培育世界资源主体（百千亿级大企业集团）而配套的“效率改革”设计。
（一）新体制的核心目的及其三层次目标
前提认识是，与发达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后行欠发达城市改革的主线在于再造经济体制的效率。
在新补充设计的更高效率的新体制的补充领导下，自动释放开放性推进以下核心目的及其所属三层次目标的智慧与活力。
贯穿于以下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次目标的核心目的，是探索建立全国283个地级市意义的更高效率的经济工作新体制，以此为杠杆，率先抢抓中国第二波改革机遇，为欠发达城市未来10至30年的发展开创新道路。
宏观目标，是探索和引进明显不同于传统的近现代以来发达城市和跨国公司有关世界级超常规发展的方式方法，比如集聚重量级企业家与发展智慧的粘结体形态和体制机制设计。
中观目标，是总体性研究与改良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环境优化与植根性大企业集团培育的经济发展生态链。
微观目标，是重点学习借鉴发达地区和跨国公司成长的历史经验，重点研究推进5-20年内培育若干世界级百亿级民营科技企业集团及其产业园区和全球布局等重大发展问题，积极培育欠发达城市的世界500强预科企业集团。该行动计划可命名为“大树计划”。
可从微观目标着手，为此，需要遴选若干以上有潜力发展为百亿级、千亿级民营科技企业作为“大树计划”树苗列入培育试点。
（二）新体制的主要构建
1.核心改革
建设一个具有全国283个地级市意义的更高效率的市委领导经济工作的新体制。
市委新增转型期百千亿级企业集团培育专项战略性工作职能，成立转型期百千亿级企业集团培育专项工作市委咨询委员会，由市委主要领导任咨询委员会主席；市委新设转型期专项负责百千亿级企业集团培育工作的特别助理，兼任咨询委员会常务副副主席；“大树计划”树苗企业家分别担任相应领域的副主席，并由市财政发导向性工资，以确认其对百亿级企业集团培育这项工作的认可度，向社会释放大企业培育的积极信号。
2.高端智慧支持组织改革
（1）创立具有全国创新意义的市委“首席资深企业家”特别职位
35年的第一波改革开放没有长出一棵大树，一定是土壤出了问题，一定要去请教老师破解这个难题。欠发达城市可充分利用目前有利的外部环境，特别设立市委“首席资深企业家”特别职位。指挥长积极发扬“三顾茅庐”精神，出面抢先聘请新近退居第二线的中国第一代知名企业家或世界级跨国公司退休CEO担任。一方面为欠发达城市一步式引入最富经验的中国著名企业家智慧，另一方面也为退休或半退休阶段的世界级企业家找到新的晚年人生意义，或为其开辟新的慈善领域。
题记：在中国第一波改革中，部分先行城市进入了发达城市行列，众多后行城市仍然处在欠发达城市阶段，中国第二波改革元年的到来，为欠发达城市再造体制性后发优势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窗口，我们认为，“效率改革”是后行欠发达城市市委市政府值得探索的一条路径，也是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条有效经验。要记住：效率是改革出来的，不是提高出来的；简单的强调提高效率，事实一再证明仅仅是无效率的空喊口号而已。
在一个国家或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年只是一个瞬间，但在历史转折点上启动思想解放与关键改革的一年，其影响却是深远的，有可能改良今后许多年的发展基因。中国35年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巨大成就，实际上是沿着“效率改革”这一轴心在三个关键年份（1978、1992、2001）逐级展开的。
1978年，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事实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使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中走出了封闭僵化旧体制低效率的窒息性束缚，实际上打开了中国第一波第一轮效率改革的天窗；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扫清了最后的意识形态桎梏性障碍，走上了中国第一波第二轮效率改革的道路，建立了高效率的全国统一大市场；2001年，在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的强力推动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走上了中国第一波第三轮效率改革的主动融入全球化道路，推动了世界工厂在中国的地理集聚，分享了融入全球市场的改革红利。三次解放思想与改革发展，将中国推上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世界地位。
在这第一波三轮效率改革的过程中，有的城市敏于先知先觉、精于不等不靠、善于先行先试、敢于大胆想大胆闯，率先抢得了近现代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创造的思想、制度、体制、机制、科学技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现代组织等诸多效率变量所释放的现代增长活力，结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有的城市却由于习惯于“等、靠、要”思想的被动，愚钝于先知先觉，迟迟不敢于先行先试、更不敢大胆想大胆闯，结果落在了全国的后面。不过，历史的进步总是有先有后，上次机遇抓不住，可以抓下一次，后发优势总是存在的。
2014年，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即中国第二波改革元年）而不同寻常的机遇，为敏于先知先觉、善于先行先试的先行城市提供了又一个30年而遇的机会窗口！而先行发达城市和后行欠发达城市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改革的主线也因此而不同，先行发达城市改革的主线也许是实现公平正义，而后行欠发达城市改革的重点一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一定是从“效率改革”入手，站在全球城市竞争的高度实施“效率改革”再出发，可能会走出一条后发优势的新路。
我们知道，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也是所有欠发达地区穿越时空隧道跃升到发达地区的必须研究的命题。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市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最有效的办法是抓住某个历史转折点，改革现行相对低效率体制，开放性建构一个相对更高效率的经济工作新体制，这是发达城市之所以发达的一个总开关，也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
先知先觉，敏锐认识2014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转折点（即第二波改革元年）的最大中国实际
2014年，不同于往年，是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启动中国第二波改革开放的元年，有国内专家称将是邓小平第一波改革开放到习近平的第二波改革开放的转折年，第二波改革将为今后中国10年至30年奠基。哪个城市走在第二波改革道路的前列，哪个城市就抢先占领第二波发展的战略主动。不同寻常，欠发达城市2014年的工作安排最好符合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实际，一定要有新意，创造性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改革的精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随即成立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协调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2014年是全党落实《决定》的开局之年，是中国第二波改革的元年，第一波改革时期比较贫穷的东南沿海走在了前列，抢先了高速发展的战略主动，而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原先较发达的老工业重镇却因改革滞后而落在了后面。第二波改革元年的启动，为在第一波改革开放中后进的欠发达地区提供了第二次追赶的机会，一场新的经济竞赛将要在全国661个市（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83个，县级市374个）中展开，并因改革变量不在一个数量级而再次拉开距离，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一年即2014年伊始最大的中国实际。
先行先试，深刻警惕第一波改革时期的教训，千万不能错过改革再出发（即第二波中国改革）这个新的时代赋予的可能的机会窗口期
对于欠发达城市，第一波改革时期大体上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相对发展明显落后于先知先觉、先行先试地区。这第二波改革，欠发达城市能否作为先知先觉、先行先试地区？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时代性的新机遇！
我们认为，在中国第二波改革启动之初，根据中国城市实际情况，欠发达城市应加强和改善市委领导经济工作的空间还很大，市委要做贯彻落实《决定》的全国283个地级市意义的先知先觉先行城市，积极谋划深化改革，建设一个具有全国先进意义的市委领导经济工作的“更高效率新体制”，这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进一步撬动欠发达城市经济高效率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有了这个新体制条件，欠发达城市就有可能走在全国落实《决定》的前列，进而加快缩小与全国发达地区的差距。
什么是发达地区？评价发达地区的指标有多种多样，其中一个核心维度，就是是否培育出了或聚集了若干世界级的大企业集团及其企业家群落，符合该条件的地区是当今中国和世界发达地区的最有效的衡量标准，是拉开地区繁荣和衰退差别的主要根源之一。发达地区的历史实践证明，自然性、放任性、原始性生长与体制性、制度性、智慧性培育，效率反差极大，高效率的体制更是发达的源泉。
目前，发达地区率先培育出了百亿级、千亿级的具有吸纳全球资源能力的大企业集团，而落后地区则相反，迟迟没有或者很少培育出这类大企业集团及企业家。欠发达城市与发达地区相比，一个普遍情况是大企业和小企业比例严重失衡，缺乏增长和溢出的发动机。欠发达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35年来受特殊的经济社会思想土壤的约束，没有培育出百千亿级的植根性民营科技企业集团，没有产生带动、聚集、示范效应，没有形成大企业集团带动的对外扩张、对内聚集的资源双循环大动力，没有很好地抓住第一波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因此只能不停地招商。这说明欠发达城市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思路不够开阔，应当借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深刻反思相对衰落的根源，采取转型期的重大措施，做一些奠定长远的基础工作。改革再出发，机会再次来临，历史一再表明，先知先觉、先行先试者，才是历史的赢家！ 为了实现零的突破，欠发达城市必须解放思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指导下，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精神，确立贯穿动力准则、效率准则的“企业家立市、大企业集团强市、中小企业富市、智库慧市、高效率体制兴市”5个板块组成的“企业强市”战略，形成与之对应的“核心人力资本基础强、吸纳世界资源主体强、富民主体广、外脑内脑互慧、效率框架内聚性与外扩性强”的5个特性的经济格局，实施“经济工作双轨制”，一条轨道是坚决完成上一级党委政府的任务部署，用绩效考核的办法督促工作完成，全面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另一条轨道是坚决打破常规，另辟新路，击中要害，把培育百亿级、千亿级民营科技企业集团列为欠发达城市市委市政府的战略性单项试点工作，用勇于试验的勇气引领经济工作的新突破，实现越干路越宽的正循环。
最大的悖论，欠发达城市同发达城市一样，任何细分人群的所有部位都应该有对应的服务业，但是，欠发达城市区别于发达城市的就是，现代经济增长最核心的人群（企业家群落）的头脑没有对应的服务业，几乎处在工业文明自然进化的荒芜状态。由于没有被发达地区的高阶工业文明完全普照到，欠发达地区的这个核心动力群落基本也没有产生对头脑的服务需求，社会也很少关注，党委政府也基本没有关注。这种地区可谓是处于工业文明的初级阶段，堪称高阶工业文明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政府失灵、党委失灵等多重失灵状态。为迅速改变这一多重失灵的落后状态，欠发达城市的市委市政府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现有企业和招商企业的实际情况，创造性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瞻远瞩未来10年至30年，战略性引入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服务于企业家头脑的咨询服务业。依托这一工业文明曙光，这一悖论才有可能尽快扭转。
本文根据后行欠发达城市的实际，从一个角度出发，重点谈谈欠发达城市的市委领导经济工作的更高效率的新体制、新机制的补充性设计，也是着眼于对外扩张市场、对内吸纳或培育世界资源主体（百千亿级大企业集团）而配套的“效率改革”设计。
（一）新体制的核心目的及其三层次目标
前提认识是，与发达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后行欠发达城市改革的主线在于再造经济体制的效率。
在新补充设计的更高效率的新体制的补充领导下，自动释放开放性推进以下核心目的及其所属三层次目标的智慧与活力。
贯穿于以下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次目标的核心目的，是探索建立全国283个地级市意义的更高效率的经济工作新体制，以此为杠杆，率先抢抓中国第二波改革机遇，为欠发达城市未来10至30年的发展开创新道路。
宏观目标，是探索和引进明显不同于传统的近现代以来发达城市和跨国公司有关世界级超常规发展的方式方法，比如集聚重量级企业家与发展智慧的粘结体形态和体制机制设计。
中观目标，是总体性研究与改良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环境优化与植根性大企业集团培育的经济发展生态链。
微观目标，是重点学习借鉴发达地区和跨国公司成长的历史经验，重点研究推进5-20年内培育若干世界级百亿级民营科技企业集团及其产业园区和全球布局等重大发展问题，积极培育欠发达城市的世界500强预科企业集团。该行动计划可命名为“大树计划”。
可从微观目标着手，为此，需要遴选若干以上有潜力发展为百亿级、千亿级民营科技企业作为“大树计划”树苗列入培育试点。
（二）新体制的主要构建
1.核心改革
建设一个具有全国283个地级市意义的更高效率的市委领导经济工作的新体制。
市委新增转型期百千亿级企业集团培育专项战略性工作职能，成立转型期百千亿级企业集团培育专项工作市委咨询委员会，由市委主要领导任咨询委员会主席；市委新设转型期专项负责百千亿级企业集团培育工作的特别助理，兼任咨询委员会常务副副主席；“大树计划”树苗企业家分别担任相应领域的副主席，并由市财政发导向性工资，以确认其对百亿级企业集团培育这项工作的认可度，向社会释放大企业培育的积极信号。
2.高端智慧支持组织改革
（1）创立具有全国创新意义的市委“首席资深企业家”特别职位
35年的第一波改革开放没有长出一棵大树，一定是土壤出了问题，一定要去请教老师破解这个难题。欠发达城市可充分利用目前有利的外部环境，特别设立市委“首席资深企业家”特别职位。指挥长积极发扬“三顾茅庐”精神，出面抢先聘请新近退居第二线的中国第一代知名企业家或世界级跨国公司退休CEO担任。一方面为欠发达城市一步式引入最富经验的中国著名企业家智慧，另一方面也为退休或半退休阶段的世界级企业家找到新的晚年人生意义，或为其开辟新的慈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