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关系
作者：金德万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对意识形态、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有力地揭示了价值、意义和真理究竟是如何在资本主义权力关系内被“构造”和“生产”出来的。马克思始终不渝地、尖锐而又理性地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度使马克思的哲学与旧形而上学断然而又决然地区别开来，正是在理论的精髓和灵魂上使得后现代主义者们不约而同地将马克思视作为他们的先驱。詹姆逊在比较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时指出，正如马克思通过祛除生产过程和商品过程的神秘性而消除价值、主体和社会的形而上学概念一样，德里达也通过有力地揭露真理、本原、意义和同一性何以不是直接的或固有的，反而是由意识形态的中介产生和构造的，从而解构了这些逻各斯中心主义。马克思从历史和关系的视角批判剖析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德里达也类似地运用“踪迹”和“延异”等新造概念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解构。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在抨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固有的制度方面共同具有一种颠覆性，可以把解构主义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替补。（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钱佼汝译. 语言的牢笼[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145.
对于像德里达这样一些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风暴中成长起来的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关于马克思的记忆乃是他们人生和学术生涯中不可磨灭的遗产，他曾经深情地将此称之为“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所共同享有的东西”。他将马克思说成是“历史上那些罕见的重视技术与语言本源的不可分离性的思想家之一。”（法）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1999.77.考虑到后现代主义特殊的语言和言辞内涵，可见他这一说法在理论上的份量。当然在那个激情的年代之后，德里达也曾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产生过怀疑，但在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者们高呼自由市场的胜利和历史在资本主义终结，使他在这种喧嚣声中再次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抗资本主义的思想资源，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批判的力量。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永远地打破了资本主义铁板一块的、单向度的存在，在所谓全球一体化的制度中打入了离心化的楔子，从继承这样一个哲学和政治的事变的意义上，德里达说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对马克思负有债务，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遗产的继承人。127. 这就是德里达的那本书《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的副标题中“债务国家”的意思。但是这笔遗产的继承首先要以对其本体论和政治建构的埋葬为前提，通过“哀悼活动”唤起新的政治可能性，也就是“新国际”。德里达这里所说的新国际几乎算不上政治共同体，它以一种具体和真实的方式联合起来，是为了更新批判，尤其为了使这种批判激进化。
“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诸神隐退，一切都混乱错位的时代，任何社会的和政治的观念只能以幽灵的形式悄然登场，到处游荡，暗地里施展它的魔力。德里达发现幽灵这个概念总是有着两个相关的意思：一是驱逐魔鬼，用魔法使鬼魂显形然后驱除，二是用富于魔力的咒语召唤、呼吁某种东西的到来，这两个意思都在conjuration （祛魅）这个词中存在着，57. 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关于幽灵的一切话语实际上都起着奥斯汀所说的行为句的作用，代表着
一个行动和决定。例如，当今天新自由主义者欢呼自由市场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死亡，其实暴露了他们内心中对那个依然挥之不去的共产主义幽灵的恐惧，宣告死亡仅仅是为了造成死亡、判处死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全世界的共产党、共产国际将是那幽灵的最终化身或实际在场时，这个宣告实际上是以一种行为句的方式许诺和呼吁它的实际到来。
德里达认为，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二元逻辑的，以现实和理想的不相协调来批判现实。其二，是在经验现实之外也质疑理想性概念本身，更准确地说，是超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这中间游荡攻击的策略。后者，也就是其二才是幽灵逻辑所要求的思考方式和批判方式。其缘盖在于解构主义的理论要义。解构主义的理论立场就是它不从一个外部的目标、普遍的公理出发来对现实起作用，而是从批判对象的内部显示裂痕、异质，让对象自己解构自己，幽灵学企图打破各种二元对立──生与死、理想与现实、实在与幻影的分界。所谓穿透，正表现在这里。在德里达笔下，马克思本人俨然是一个召唤幽灵的解构主义大师。请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描画了一幅幽灵学地图，《资本论》中讨论货币、资本和商品的一般特征，揭露它们的非人格化，铸币的肉体只是一个影子，商品这个无生命的东西却能支使人，典型地具有幽灵的意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是一个幽灵群集的图像，人们在过去的每一次革命中都要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他们的名字，穿着他们的衣服，结果，“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以幽灵学发起的对旧本体论的攻击还不彻底，当他以幽灵、幻影的存在去解构绝对唯心主义的自以为是时，同时又承诺了一个新的本体论，认为幽灵和实在的界限应当像乌托邦本身一样，通过现实的革命而跨越，从而谋求一举消除幽灵不可捉摸的影响。比如马克思认为商品的神秘性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之中，这些范畴依赖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一旦我们消除这种生产关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3. 再比如，马克思谈到从前的革命总是召唤亡灵的行动，他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不会被死人所纠缠，无需哀悼，因而是真正革命的，完全属于自身。德里达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贯穿了解构的思路，克服了各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逻辑（唯心的、唯物的、拜物教的、意识形态的），另一方面，他“一直想在本体论中建立它的对幽灵的幻影的批判或驱魔术，这是一个批判的而又前解构的──一作为实际现实性或客观性在场的本体论。”225.
到此，我们可以清楚，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这本书中借幽灵的形象要驱除的那些魔鬼：首先是以福山的终结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然后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内含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德里达的眼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统统都是关于历史的本体论─神学或本源论─目的论。他认为，这种历史的目的论，不仅存在于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之中，甚至存在于海德格尔划时代的思想之中。德里达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 国家纷纷解体，一方面意味着阅读马克思，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已成为我们的一种责任，因为我们不再有任何理由、任何借口为逃避这种责任辨解，不能再说它是教条的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而把它轻掷一旁；另一方面，“这
是一个脱节的时代”，是传统政治权威和形而上学权威纷纷倒塌的支离破碎的时代，只有在此时我们才可以不再受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或政党机构的约束，在它丧失肉身而游荡的幽灵当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正因此，幽灵的形象只有在一个脱节的时代才是可能的。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精神不在其共产主义理想。最后，在这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和本体论概念、总体化概念都属于他所要驱除的。德里达说：“真有所谓的幽灵存在，也就有种种理由质疑诸种现存的秩序，尤其是现在与非现在的界限。是不是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封闭的区域和一个普遍的公理体系提供给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反对者团伙或同盟之间的对峙。”56.
幽灵的逻辑要求超越本体论、目的论，超越现实与理想的二元逻辑，可是，去掉了本质、目的、理想这类概念，是否就意味着放弃了解放的希望呢？德里达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解构性思考超越二元对立和本体论的立场，处于在场者的在场中，载入延异、他者、异质性，这正是重新政治化的基本条件，他把解构政治称之为“没有弥塞亚的弥塞亚政治”。他说：“如果说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我永远不打算放弃的话，那它决不仅仅是一种批判观念或怀疑的姿态（一种内在一致的解构理论必须强调这些方面，尽管也知道并非最后或最初的结论）。它甚至更主要地是某种解放的和弥塞亚的声明，是某种允诺，即人们能够摆脱任何的教义，甚至任何形而上学的宗教的规定性和任何弥塞亚主义的经验。”126.正是这种弥塞亚政治包含着解放、允诺和希望，但只是在否定性意义上的，即允诺人们能够摆脱任何意识形态、本体论和目的论，从一切霸权形态中解放出来。这种弥塞亚政治也包含着正义和责任，不是以自由民主制的理想或法律及人权的名义，而是让我们永远不要无视地球上不可胜数的特殊的苦难，无视无数被掩盖、被边缘化的他者的存在。因此这种弥塞亚政治观并不意味着放弃行动，而是需要行动、实践的新的有效形式，但是，允诺、正义和行动都是不可决定的，都面临着不确定性的重大危险，是一个没有保证的、脆弱的和一无所有的经验。正是这一危险使政治成为一种激进的、无休止的、无限定的批判，一个向未来永远开放的运动。德里达的思想表现出，这种弥塞亚政治，没有弥塞亚的弥塞亚政治也蕴涵着一种不同于经验论或目的论的历史观，他称之为“末世学。”因为弥塞亚的降临不再是实实在在的、可期待的某个事件，历史不再是向着一个目的的进步，“即将来临的民主制度”是绝对不可预测的，期待也是遥遥无期的，没有期望或不再期望的期待，历史将是即时的断裂，闻所未闻的中辍，没有实现的异质性。这样一种不确定之物，可是德里达认为唯有它，才有可能展开或唤醒伦理─政治问题，或者换言之，如果没有它，今天就没有任何伦理─政治问题展开或被唤醒的可能。
德里达对历史特殊性的过分强调，要求把“历史性”本身上升为超历史的立场，这样的批判只能导致虚无主义和政治行动的不可能性。因为人们无从选择任何理论立场，所有的理论都因其是“存在的确定的在场”而遭到怀疑。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决定了能够在历史、现实和哲学上与解构主义建立联系，但我们应该清楚，理论上的裂痕和差异仍然很大，马克思是从具体的、历史的阶级背景出发开创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哲学的批判的，其理论立场是历史本体论的、实践的。
不能否认的是，德里达围绕幽灵的意象对马克思的著作所作的解构主义的阅读仍可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他提示了在后冷战时代理解诸如人权、正义等政治概念的新方式，也开辟了在当代继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和进行社会政治革命新的方向。在德里达理论的影响下，在他的文字逻辑、幽灵逻辑的推动下，女性主义政治、少数族裔政治、后殖民批评等等理论新潮流派以特殊性、边缘性存在为关注对象的政治理论日益兴盛，以激进的、昂扬的姿态实践着与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关系
作者：金德万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对意识形态、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有力地揭示了价值、意义和真理究竟是如何在资本主义权力关系内被“构造”和“生产”出来的。马克思始终不渝地、尖锐而又理性地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度使马克思的哲学与旧形而上学断然而又决然地区别开来，正是在理论的精髓和灵魂上使得后现代主义者们不约而同地将马克思视作为他们的先驱。詹姆逊在比较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时指出，正如马克思通过祛除生产过程和商品过程的神秘性而消除价值、主体和社会的形而上学概念一样，德里达也通过有力地揭露真理、本原、意义和同一性何以不是直接的或固有的，反而是由意识形态的中介产生和构造的，从而解构了这些逻各斯中心主义。马克思从历史和关系的视角批判剖析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德里达也类似地运用“踪迹”和“延异”等新造概念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解构。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在抨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固有的制度方面共同具有一种颠覆性，可以把解构主义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替补。（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钱佼汝译. 语言的牢笼[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145.
对于像德里达这样一些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风暴中成长起来的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关于马克思的记忆乃是他们人生和学术生涯中不可磨灭的遗产，他曾经深情地将此称之为“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所共同享有的东西”。他将马克思说成是“历史上那些罕见的重视技术与语言本源的不可分离性的思想家之一。”（法）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1999.77.考虑到后现代主义特殊的语言和言辞内涵，可见他这一说法在理论上的份量。当然在那个激情的年代之后，德里达也曾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产生过怀疑，但在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者们高呼自由市场的胜利和历史在资本主义终结，使他在这种喧嚣声中再次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抗资本主义的思想资源，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批判的力量。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永远地打破了资本主义铁板一块的、单向度的存在，在所谓全球一体化的制度中打入了离心化的楔子，从继承这样一个哲学和政治的事变的意义上，德里达说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对马克思负有债务，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遗产的继承人。127. 这就是德里达的那本书《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的副标题中“债务国家”的意思。但是这笔遗产的继承首先要以对其本体论和政治建构的埋葬为前提，通过“哀悼活动”唤起新的政治可能性，也就是“新国际”。德里达这里所说的新国际几乎算不上政治共同体，它以一种具体和真实的方式联合起来，是为了更新批判，尤其为了使这种批判激进化。
“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诸神隐退，一切都混乱错位的时代，任何社会的和政治的观念只能以幽灵的形式悄然登场，到处游荡，暗地里施展它的魔力。德里达发现幽灵这个概念总是有着两个相关的意思：一是驱逐魔鬼，用魔法使鬼魂显形然后驱除，二是用富于魔力的咒语召唤、呼吁某种东西的到来，这两个意思都在conjuration （祛魅）这个词中存在着，57. 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关于幽灵的一切话语实际上都起着奥斯汀所说的行为句的作用，代表着
一个行动和决定。例如，当今天新自由主义者欢呼自由市场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死亡，其实暴露了他们内心中对那个依然挥之不去的共产主义幽灵的恐惧，宣告死亡仅仅是为了造成死亡、判处死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全世界的共产党、共产国际将是那幽灵的最终化身或实际在场时，这个宣告实际上是以一种行为句的方式许诺和呼吁它的实际到来。
德里达认为，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二元逻辑的，以现实和理想的不相协调来批判现实。其二，是在经验现实之外也质疑理想性概念本身，更准确地说，是超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这中间游荡攻击的策略。后者，也就是其二才是幽灵逻辑所要求的思考方式和批判方式。其缘盖在于解构主义的理论要义。解构主义的理论立场就是它不从一个外部的目标、普遍的公理出发来对现实起作用，而是从批判对象的内部显示裂痕、异质，让对象自己解构自己，幽灵学企图打破各种二元对立──生与死、理想与现实、实在与幻影的分界。所谓穿透，正表现在这里。在德里达笔下，马克思本人俨然是一个召唤幽灵的解构主义大师。请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描画了一幅幽灵学地图，《资本论》中讨论货币、资本和商品的一般特征，揭露它们的非人格化，铸币的肉体只是一个影子，商品这个无生命的东西却能支使人，典型地具有幽灵的意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是一个幽灵群集的图像，人们在过去的每一次革命中都要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他们的名字，穿着他们的衣服，结果，“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以幽灵学发起的对旧本体论的攻击还不彻底，当他以幽灵、幻影的存在去解构绝对唯心主义的自以为是时，同时又承诺了一个新的本体论，认为幽灵和实在的界限应当像乌托邦本身一样，通过现实的革命而跨越，从而谋求一举消除幽灵不可捉摸的影响。比如马克思认为商品的神秘性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之中，这些范畴依赖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一旦我们消除这种生产关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3. 再比如，马克思谈到从前的革命总是召唤亡灵的行动，他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不会被死人所纠缠，无需哀悼，因而是真正革命的，完全属于自身。德里达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贯穿了解构的思路，克服了各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逻辑（唯心的、唯物的、拜物教的、意识形态的），另一方面，他“一直想在本体论中建立它的对幽灵的幻影的批判或驱魔术，这是一个批判的而又前解构的──一作为实际现实性或客观性在场的本体论。”225.
到此，我们可以清楚，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这本书中借幽灵的形象要驱除的那些魔鬼：首先是以福山的终结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然后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内含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德里达的眼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统统都是关于历史的本体论─神学或本源论─目的论。他认为，这种历史的目的论，不仅存在于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之中，甚至存在于海德格尔划时代的思想之中。德里达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 国家纷纷解体，一方面意味着阅读马克思，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已成为我们的一种责任，因为我们不再有任何理由、任何借口为逃避这种责任辨解，不能再说它是教条的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而把它轻掷一旁；另一方面，“这
是一个脱节的时代”，是传统政治权威和形而上学权威纷纷倒塌的支离破碎的时代，只有在此时我们才可以不再受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或政党机构的约束，在它丧失肉身而游荡的幽灵当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正因此，幽灵的形象只有在一个脱节的时代才是可能的。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精神不在其共产主义理想。最后，在这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和本体论概念、总体化概念都属于他所要驱除的。德里达说：“真有所谓的幽灵存在，也就有种种理由质疑诸种现存的秩序，尤其是现在与非现在的界限。是不是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封闭的区域和一个普遍的公理体系提供给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反对者团伙或同盟之间的对峙。”56.
幽灵的逻辑要求超越本体论、目的论，超越现实与理想的二元逻辑，可是，去掉了本质、目的、理想这类概念，是否就意味着放弃了解放的希望呢？德里达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解构性思考超越二元对立和本体论的立场，处于在场者的在场中，载入延异、他者、异质性，这正是重新政治化的基本条件，他把解构政治称之为“没有弥塞亚的弥塞亚政治”。他说：“如果说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我永远不打算放弃的话，那它决不仅仅是一种批判观念或怀疑的姿态（一种内在一致的解构理论必须强调这些方面，尽管也知道并非最后或最初的结论）。它甚至更主要地是某种解放的和弥塞亚的声明，是某种允诺，即人们能够摆脱任何的教义，甚至任何形而上学的宗教的规定性和任何弥塞亚主义的经验。”126.正是这种弥塞亚政治包含着解放、允诺和希望，但只是在否定性意义上的，即允诺人们能够摆脱任何意识形态、本体论和目的论，从一切霸权形态中解放出来。这种弥塞亚政治也包含着正义和责任，不是以自由民主制的理想或法律及人权的名义，而是让我们永远不要无视地球上不可胜数的特殊的苦难，无视无数被掩盖、被边缘化的他者的存在。因此这种弥塞亚政治观并不意味着放弃行动，而是需要行动、实践的新的有效形式，但是，允诺、正义和行动都是不可决定的，都面临着不确定性的重大危险，是一个没有保证的、脆弱的和一无所有的经验。正是这一危险使政治成为一种激进的、无休止的、无限定的批判，一个向未来永远开放的运动。德里达的思想表现出，这种弥塞亚政治，没有弥塞亚的弥塞亚政治也蕴涵着一种不同于经验论或目的论的历史观，他称之为“末世学。”因为弥塞亚的降临不再是实实在在的、可期待的某个事件，历史不再是向着一个目的的进步，“即将来临的民主制度”是绝对不可预测的，期待也是遥遥无期的，没有期望或不再期望的期待，历史将是即时的断裂，闻所未闻的中辍，没有实现的异质性。这样一种不确定之物，可是德里达认为唯有它，才有可能展开或唤醒伦理─政治问题，或者换言之，如果没有它，今天就没有任何伦理─政治问题展开或被唤醒的可能。
德里达对历史特殊性的过分强调，要求把“历史性”本身上升为超历史的立场，这样的批判只能导致虚无主义和政治行动的不可能性。因为人们无从选择任何理论立场，所有的理论都因其是“存在的确定的在场”而遭到怀疑。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决定了能够在历史、现实和哲学上与解构主义建立联系，但我们应该清楚，理论上的裂痕和差异仍然很大，马克思是从具体的、历史的阶级背景出发开创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哲学的批判的，其理论立场是历史本体论的、实践的。
不能否认的是，德里达围绕幽灵的意象对马克思的著作所作的解构主义的阅读仍可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他提示了在后冷战时代理解诸如人权、正义等政治概念的新方式，也开辟了在当代继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和进行社会政治革命新的方向。在德里达理论的影响下，在他的文字逻辑、幽灵逻辑的推动下，女性主义政治、少数族裔政治、后殖民批评等等理论新潮流派以特殊性、边缘性存在为关注对象的政治理论日益兴盛，以激进的、昂扬的姿态实践着与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