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1日，王国维一清早就来到学校的工字厅。这天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第二班36名学生毕业的日子，所以工字厅里早已布置妥当，毕业宴会即将在这里举行。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 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同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陈寅恪一起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这时，王国维的学生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端三人游园归来路过王国维家，一时兴起便到王家拜访。王国维在陈家接到家人的电话后，即刻从陈寅恪家返回，并与学生们长谈一个小时左右，直到晚饭时才送走了同学们。 晚上，学生谢国桢等上门拜访，交谈中涉及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地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送走了谢国桢等同学后，王国维应邀为他们题写了扇面，内容是唐末韩偓的七言律诗，一为《即目》，另一首的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题完这两首诗，王国维又为谢国桢一位名叫著青的年轻友人题了两首诗。 据王国维的夫人后来回忆说，当晚王国维熟睡如常，根本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而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据那时已经15岁的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回忆：“六月二日晨起，先母照常为他梳理发辫，并进早餐，无丝毫异样。” 第二天，也就是6月2日的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来到清华国学院上班，不仅一切如常，而且还与同事商谈了下一学期的招生事宜。处理完这些日常公务，王国维向研究院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两块银元，因侯厚培身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对此并不以为怪，也就没有人询问他干什么去。于是，王国维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 上午10时左右，王国维到颐和园下车后让车夫在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且直奔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此时大约11时左右。而距鱼藻轩大约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清道夫见他跳水，便即刻奔来跳入水中救其上岸。虽然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的时间，王国维不仅没有呛水，就连背后的衣服也未完全浸湿，但是由于湖水较浅，而王国维死志坚决，且入水时用力将头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以致窒息而死。 王国维蹈湖自尽的消息，直到当晚7时才传到清华大学。经过紧急商讨，8时许由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20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赶赴颐和园。6月3日，清华大学组织众人前往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子里的地面上，上面覆盖了一张破旧的篾席，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景象煞为不忍，使观者人人面呈惨淡之色。移开草席，哭声大恸，死者面目紫胀，四肢蜷曲着匍匐在地，真是惨不忍睹。 等到下午4时左右，检察官才来到颐和园检验尸首，并从王国维衣袋中发现了一份遗嘱和剩下的四元四角钱。验尸后，清华大学组织人员对王国维的遗体进行了梳洗入殓，并于当晚9时将棺柩运到清华园南面的刚秉寺。当时参加送殡者，除王国维的亲属和部分学生外，还有梅贻琦教授、吴宓教授、陈寅恪教授、梁漱溟教授、陈达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燕京大学的容庚教授等。 一代学人自沉昆明湖之后，留给人们的不仅有无尽的哀思，还有揣测不明的死因。虽然王国维自尽时留下了一封遗书，但正是遗书开头那语焉不详的两句话，才更调动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的遗书中，全文仅有百余字，不妨照录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留给儿子王贞明的这封遗书，写于夏历五月初二，也就是王国维自尽的前一天。其中，王国维不仅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安排，还教导子孙当“谨慎勤俭”，依靠自己的勤劳来养活自己。特别是，王国维对自身遗体埋葬地的明确，不难看出这位国学大师对清华大学的看重。而委托陈、吴二先生整理自己书籍一事，又可知当时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还有两位国学大师，那就是陈寅恪和吴宓。同时，从这封遗书中人们还能够体味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优良品德，那就是鲁迅先生评价王国维的那句话：“老实得如火腿一般。” “老实得如火腿一般”的王国维为什么会自杀呢?当时及后世有诸多揣测，如为故国满清殉葬，如不适应社会激变形势，如烦乱家事友情所迫，如学术追求不昌明等等。其中，“殉清”一说流传最为广泛，原因来自于末代皇帝溥仪的一道“诏书”。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五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儿女亲家罗振玉得知了噩耗。于是，正跟随在溥仪身边谋划投靠日本人的逊清遗老罗振玉，从天津急忙来到北平清华园进行吊唁。可出人意料的是，罗振玉来吊唁的同时还带来了末代皇帝溥仪的一道“诏书”。 正是由于有了溥仪的这道“诏书”，许多人再联想到王国维当年“奉诏”欣喜地出任逊清“南书房行走”一职，使王国维之死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殉清”。特别是在这道“诏书”中，溥仪所提到王国维临终前的“遗章”，也就是后来罗振玉出示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更加铁证如山。然而，殊不知末代皇帝溥仪这道“诏书”的出笼，却是源于罗振玉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王国维的“遗章”。罗振玉得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唆使其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以凄楚哀怨的语气伪造了所谓王国维的“遗章”，以致感动溥仪下了那道“诏书”。 揭露这件事情真相的，是在罗振玉死后溥仪出版的那本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书中溥仪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不过，无论溥仪合作那篇文章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当时和后世都对研究王国维的死因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作用。 当然，王国维生前的外在形象，也多多少少地为“殉清”论者提供了嚼舌的根由，那就是他脑后那根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长辫子。但是，了解王国维的人却并不以为然，特别是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陈寅恪和吴宓两教授更有着精深的解释。他们一致认为，王国维脑后的那根辫子，只是传统文化人的个性使然，绝对不是什么外人流传的不忘满清朝廷的象征。陈、吴两位国学大师还一致认为，王国维的死是自殉于传统文化，而非外人揣测的殉清。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从当年就树立在北京清华园里陈寅恪教授为王国维撰写的碑铭中领会出：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在这一碑铭中，陈寅恪先生不仅否认了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殉清或其他的原因，还着重阐明了他的死是“独立自由之意志”之缘故。这，也许应该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真正原因。 (摘自(《翻阅日历》)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一清早就来到学校的工字厅。这天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第二班36名学生毕业的日子，所以工字厅里早已布置妥当，毕业宴会即将在这里举行。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 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同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陈寅恪一起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这时，王国维的学生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端三人游园归来路过王国维家，一时兴起便到王家拜访。王国维在陈家接到家人的电话后，即刻从陈寅恪家返回，并与学生们长谈一个小时左右，直到晚饭时才送走了同学们。 晚上，学生谢国桢等上门拜访，交谈中涉及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地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送走了谢国桢等同学后，王国维应邀为他们题写了扇面，内容是唐末韩偓的七言律诗，一为《即目》，另一首的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题完这两首诗，王国维又为谢国桢一位名叫著青的年轻友人题了两首诗。 据王国维的夫人后来回忆说，当晚王国维熟睡如常，根本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而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据那时已经15岁的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回忆：“六月二日晨起，先母照常为他梳理发辫，并进早餐，无丝毫异样。” 第二天，也就是6月2日的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来到清华国学院上班，不仅一切如常，而且还与同事商谈了下一学期的招生事宜。处理完这些日常公务，王国维向研究院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两块银元，因侯厚培身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对此并不以为怪，也就没有人询问他干什么去。于是，王国维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 上午10时左右，王国维到颐和园下车后让车夫在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且直奔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此时大约11时左右。而距鱼藻轩大约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清道夫见他跳水，便即刻奔来跳入水中救其上岸。虽然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的时间，王国维不仅没有呛水，就连背后的衣服也未完全浸湿，但是由于湖水较浅，而王国维死志坚决，且入水时用力将头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以致窒息而死。 王国维蹈湖自尽的消息，直到当晚7时才传到清华大学。经过紧急商讨，8时许由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20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赶赴颐和园。6月3日，清华大学组织众人前往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子里的地面上，上面覆盖了一张破旧的篾席，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景象煞为不忍，使观者人人面呈惨淡之色。移开草席，哭声大恸，死者面目紫胀，四肢蜷曲着匍匐在地，真是惨不忍睹。 等到下午4时左右，检察官才来到颐和园检验尸首，并从王国维衣袋中发现了一份遗嘱和剩下的四元四角钱。验尸后，清华大学组织人员对王国维的遗体进行了梳洗入殓，并于当晚9时将棺柩运到清华园南面的刚秉寺。当时参加送殡者，除王国维的亲属和部分学生外，还有梅贻琦教授、吴宓教授、陈寅恪教授、梁漱溟教授、陈达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燕京大学的容庚教授等。 一代学人自沉昆明湖之后，留给人们的不仅有无尽的哀思，还有揣测不明的死因。虽然王国维自尽时留下了一封遗书，但正是遗书开头那语焉不详的两句话，才更调动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的遗书中，全文仅有百余字，不妨照录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留给儿子王贞明的这封遗书，写于夏历五月初二，也就是王国维自尽的前一天。其中，王国维不仅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安排，还教导子孙当“谨慎勤俭”，依靠自己的勤劳来养活自己。特别是，王国维对自身遗体埋葬地的明确，不难看出这位国学大师对清华大学的看重。而委托陈、吴二先生整理自己书籍一事，又可知当时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还有两位国学大师，那就是陈寅恪和吴宓。同时，从这封遗书中人们还能够体味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优良品德，那就是鲁迅先生评价王国维的那句话：“老实得如火腿一般。” “老实得如火腿一般”的王国维为什么会自杀呢?当时及后世有诸多揣测，如为故国满清殉葬，如不适应社会激变形势，如烦乱家事友情所迫，如学术追求不昌明等等。其中，“殉清”一说流传最为广泛，原因来自于末代皇帝溥仪的一道“诏书”。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五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儿女亲家罗振玉得知了噩耗。于是，正跟随在溥仪身边谋划投靠日本人的逊清遗老罗振玉，从天津急忙来到北平清华园进行吊唁。可出人意料的是，罗振玉来吊唁的同时还带来了末代皇帝溥仪的一道“诏书”。 正是由于有了溥仪的这道“诏书”，许多人再联想到王国维当年“奉诏”欣喜地出任逊清“南书房行走”一职，使王国维之死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殉清”。特别是在这道“诏书”中，溥仪所提到王国维临终前的“遗章”，也就是后来罗振玉出示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更加铁证如山。然而，殊不知末代皇帝溥仪这道“诏书”的出笼，却是源于罗振玉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王国维的“遗章”。罗振玉得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唆使其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以凄楚哀怨的语气伪造了所谓王国维的“遗章”，以致感动溥仪下了那道“诏书”。 揭露这件事情真相的，是在罗振玉死后溥仪出版的那本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书中溥仪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不过，无论溥仪合作那篇文章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当时和后世都对研究王国维的死因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作用。 当然，王国维生前的外在形象，也多多少少地为“殉清”论者提供了嚼舌的根由，那就是他脑后那根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长辫子。但是，了解王国维的人却并不以为然，特别是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陈寅恪和吴宓两教授更有着精深的解释。他们一致认为，王国维脑后的那根辫子，只是传统文化人的个性使然，绝对不是什么外人流传的不忘满清朝廷的象征。陈、吴两位国学大师还一致认为，王国维的死是自殉于传统文化，而非外人揣测的殉清。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从当年就树立在北京清华园里陈寅恪教授为王国维撰写的碑铭中领会出：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在这一碑铭中，陈寅恪先生不仅否认了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殉清或其他的原因，还着重阐明了他的死是“独立自由之意志”之缘故。这，也许应该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真正原因。 (摘自(《翻阅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