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管理
《上海金融》２００７年第７
期
一、开放资本账户的基本条件
根据开放资本账户的国际经验，实现资本账户成功开放的必要条件应包括：
（一）宏观方面
１、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这是资本项目开放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一国物价稳定、经济持续增长、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公众心理预期向好，则该国抵御内外部冲击的基础就牢固，反应就更及时、灵敏，就能顺利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能实现预期目标。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标志是低通胀率。通货膨胀会造成实际汇率水平的上升和经常项目的恶化，使外部平衡不能实现。高通货膨胀时期，货币替代和资本外逃就日趋严重。所以，在资本项目开放前或进行中，政府必须实行连续一贯的平衡财政政策，并实行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在开放资本账户之前政府应当尽力降低财政赤字，并对剩余赤字采用非通货膨胀的方式融资，以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防止因资产重新定价引起利率、汇率巨幅变动后引起国内金融动荡。
２、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是开放经济“三元悖论”下大国的必然选择，因为在开放资本账户后，如果
出现汇率、利率升值等问题，必要的政府紧急援助显得特别重要。如果不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则有可能产生政府制度失灵引起官方信用风险，引发货币危机，导致通货膨胀。
３、严密的金融监管。在一国金融由抑制转向自由化过程中，通常金融业的寡头或垄断格局极易产生获取暴利的可能性。因此，监管就变得很重要。为此，监管部门应仔细制定各种金融政策，建立灵活的市场利率体系，重建、调整国内金融机构，更清晰地规范、巩固国内金融制度，对任何有大量坏账或不能履行还款责任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整。
（二）微观方面
１、市场机制健全。资本账户开放以国内健全的市场机制为基础，只有市场机制健全，国内利率市场化才能实现，也只有这样，开放资本账户后利率、汇率的剧烈震荡才不会引起国内出现混乱。
２、储蓄、投资增长。资本账户开放前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要确实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得到深化，即个人金融资产增加，且增势明显；相对于真实资产的增长，货币总量占ＧＤＰ的比重呈增长态势；长期信贷可供量和证券市场规模明显扩大。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５－１５
作者简介：庄晓玖，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供职于审计署驻上海特派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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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消除了金融抑制。做到制度建设到位，能够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市场准入机制健全，实现进出自由；市场体系完善，资金能够在各子市场之间实现充分流动；市场工具齐全，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合理的避险场所；法律制度完善，能够做到有法必依。
４、新技术、新工具的采用。国内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应与国际上通行的工具相一致，做到国外金融机构愿意进入，国内金融机构能与国外金融机构竞争。虽然这会加大风险，但也会加剧竞争，提高效率。
５、开放资本账户的时间表及执行也很重要。实践证明，渐进式改革策略和激进式改革策略各有利弊，关键是每一个国家应认真考虑本国国情进行选择。
二、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初始条件分析
本文用综合国力的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经常账户的开放、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全、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健全等指标来进行评价。
１、综合国力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综合国力已明显增强。自１９９６年开放经常账户以来，中国每年的ＧＤＰ增长率均在７％以上，２００２年ＧＤＰ超过十万亿人民币，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七位。可见中国已具备较强的综合国力，可以一定程度地应付开放资本账户过程中将遭遇的冲击。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中国仍需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按当年价格计算，中国在２００６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１６０１美元左右。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均已达到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从要素生产率上看，目前中国的要素生产率还较低，远未达到当时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２、宏观经济状况评价。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体现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呈持续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但我国的财政赤字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在资本项目开放前还有减少乃至消除财政赤字这项艰巨任务，通过资本项目的开放来获得对赤字的融资只能救一时之需。此外，我国的物价水平在最近２０年经历了较大的波动，最高通胀率达两位数。虽从１９９７年以后，通胀压力不大，但今后长时期内，建立反通胀的稳定机制仍是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１９９７年以后，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基本保持“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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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局面。但这几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数额过大，这一现象相当程度地说明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资本外逃。如开放资本项目，必导致更严重的资本外逃和经常项目的恶化。
３、国内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从中国金融机构的发展状况看，经过多年来的金融改革，中国已建立了主要包括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在内的多层次金融体系。然而，总体而言，与国外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竞争力弱，结构还是很单一，内部机制不健全，提供的金融服务较少。
从金融市场的发育状况看，经过２０余年的改革，我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信贷、保险、证券、信托在分业经营规则下正日臻完善，但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相比，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尚有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货币市场发展极其滞后。首先，市场呈现分割状态，始终没有形成全国性统一市场，统一的市场仅局限于同业拆借市场。其次，货币市场工具缺乏，质量不高，致使货币市场上交易量日渐萎缩。再者货币市场监管力度不够，资本市场尚不健全。此外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低。突出表现在股票市场的境外筹资能力较弱，以股票发行和上市为例，境外远远低于境内。利率自由化还未实现，处于严格的管制中。除民间借贷外，具有市场性的只有同业拆借利率。从人民币汇率制度看，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尚不健全，以及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外汇市场存在交易主体过于集中、交易工具单一等问题，使得人民币汇率变化缺乏弹性。加上央行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过度干预，人民币汇率从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９年间，波动幅度越来越微小。中国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演变成实际上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安排，失去了调节功能。
４、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表现。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但要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必须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能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运用状况。面对１９９６年之前的高通货膨胀，中国采用了“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较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面对１９９７年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国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采取了调低利率、增发国债等措施，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货紧缩的势头基本抑制，经济增长率稳定在７％以上。这说明，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整体是成功的；金融政策工具的发展状况。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将货币供应量视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在间接金融政策工具的开拓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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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债务存量不断增加，且外债结构不合理。从２００１年，我国中长期外债比逐渐下降，短期外债比快速上扬，２００５年短期外债比达５５．６％。短期外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比例过高会加剧一国的债务风险。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的自由流动会给投机资本可乘之机，后者会通过短期外债的形式大量流入然后对一国经济造成冲击。因此合理控制短期外债比例对资本账户开放后的经济稳定事关重要。
５、微观经济主体状况。企业作为中国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其竞争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关系到自由兑换条件下人民币的稳定与否。就目前的情况看，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仍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求发展的经济主体，还不具备灵活的机制以适应资本账户开放后国际资本流动、利率和汇率变动所带来的冲击，国际竞争力极其薄弱。
对以上条件的检验表明，中国并不完全具备开放资本账户的条件。在宏观经济、宏观调控和外汇储备等方面，中国的情况比较乐观；在金融体系、微观主体等方面，中国还有较大的差距。从实践看，这些差距的弥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中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来逐步完善初始条件。
三、资本账户开放的推进途径
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和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发育的程度，我们认为，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应坚持如下原则：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证券。
１、流入流出方面。我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出发点是利用外资，在以前的开放实践中一直为资本流入创造便利，今后的改革要始终坚持这个原则。
２、长期和短期资本交易自由化方面。一是长期资本流动先于短期资本流动自由化。长期资本以追求长期利益为主，相对比较稳定，可逆转性较小，因此先放开管制一般风险较小。而短期资本一般是投机性资本，以追逐短期利益为主，波动性很大，一般也较难以监测，风险控制的难度较大，多数应该放在较后的位置。二是有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如直接投资和贸易融资先于无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自由化如发行证券、有价证券投资、金融信贷等。三是间接与实物部门有关的交易如证券发行、海外借款资助企业对外投资等交易的自由化应先于与有价证券有关的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四是居民国外交易先于非居民国内交易自由化。这其中大致又应遵循以下的次序规则：首先放开居民到海外实业部门投资和非居民对国内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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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然后放开对居民海外有价证券投资的限制，接着放开非居民对国内资本交易的限制（对非居民股票投资的自由化应先于对债券投资）。
３、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一是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的金融服务先于其他种类的金融服务。放开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的金融服务，不仅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开放的内在要求，同时由于有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交易做背景，一般风险也较容易控制，所以可以先行放开。二是居民提供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先于非居民提供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居民提供的金融服务先自由化有助于提高居民金融服务的竞争能力和改善国内的经济条件，一般应该先行放开。二是居民在国内设立的分支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先于它们跨国提供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允许非居民跨国界提供金融服务，将加大国内金融产业的竞争压力，损害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因此一般较后放开。四是与金融部门无关的资产管理和咨询服务的自由化应先于与金融部门有关的经纪和证券承销服务。
４、外汇兑换交易自由化方面。一是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有关的外汇兑换交易的自由化应先于无交易背景的外汇兑换交易。也就是说，有实际需求支持的外汇兑换的自由化应先于其他类型的外汇交易。二是放开外币对外币的交易和单方面转移的交易如非居民的捐赠、赠予等。三是放开非居民卖出本币购买外汇或居民卖出外汇购买本币的限制。四是放开非居民卖出外汇购买本币或居民卖出本币购买外汇的限制。五是放开居民的单方面转移、货币交易，以及本国货币的有形流动。
５、推进ＱＦＩＩ、ＱＤＩＩ业务的发展。我国ＱＦＩＩ政策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日起正式实施。目前得到批准的ＱＦＩＩ不断增加，到２００６年末共批准４４家银行申请从事托管业务，额度达９０．４５亿美元。但是，从目前的实践看，ＱＦＩＩ目前仍有“瓶颈”待破，集中体现为准入条件太严格。一是对ＱＦＩＩ的定义太窄。许多国外机构投资者并不在我国允许之列，这反映了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分业经营，以分支机构制设立商业银行的思维与国际化潮流还不能实现有效对接。二是对ＱＦＩＩ的投资数量限制太死，这无疑一方面将国外大量守法的机构投资者拒于中国证券市场大门外，另一方面，对ＱＦＩＩ规定如此大的投资规模，显然与中国证券市场的整体结构不相一致，有“牛刀小试”之嫌。为此，必须及时调整思路，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以达到引入ＱＦＩＩ和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双赢”的局面。
（下转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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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
户服务功能。如利用ＡＴＭ进行理财服务和账户服务，利用移动支付工具提供电子凭证或凭证的影像截留服务等。
支付创新在提高支付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支付风险和安全隐患。如银行卡犯罪、网上支付中的违法违规活动以及相关的客户信息泄露等问题。一些跨境支付网络信息系统拥有大量的不同国家企业和个人交易信息数据，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对此，中央银行和其他相关监管当局应加强监管，并与外国中央银行、国际组织建立有效的监管合作机制，督促支付服务提供者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保障支付服务市场各方参与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支付体系的安全、稳定运行。
此外，中央银行等政府管理部门应要重点关注中国支付体系发展不平衡问题。首先是加快促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在这方面，中央银行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未来，中央银行应继续帮助未接入现代化支付系统的农村金融机构加快其基础设施建设，使其尽快纳入中国统一的跨行支付系统中。其次，应建立发挥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自身作用的激励机制，制定和采取鼓励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政策。中央银行还应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协调金融机构与通信企业、银行卡组织开展在中小城市、农村地区的合作，促进银行卡和电话银行在这些
地区的发展与普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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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苏宁主编（译）．支付体系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２００５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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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制度汇编［Ｍ］．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６
（责任编辑：周智立）２００５，ｆｉｇｕｒｅｓｆｏｒ２００４、
!!!!!!!!!!!!!!!!!!!!!!!!!!!!!!!!!!!!!!!!!!!!
（上接第６４页）
与ＱＦＩＩ相对应，ＱＤＩＩ是那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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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陈柳钦．金融自由化与中国金融开放．海南金融，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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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计国忠．资本账户开放次序的比较及中国的选择［Ｊ］．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０４．２
（责任编辑：周智立）
项目未完全开放的国家容许本地投资者进行境外投资的一种机制。出于对资本外流以及恶性投机行为的担心，相关国家在具体制定这一制度时往往附加较严格的条件以避免不良影响的出现。它也是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监管的手段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间接手段，在日常监管中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只在金融市场失败时政府方可走上前台直接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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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放资本账户的基本条件
根据开放资本账户的国际经验，实现资本账户成功开放的必要条件应包括：
（一）宏观方面
１、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这是资本项目开放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一国物价稳定、经济持续增长、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公众心理预期向好，则该国抵御内外部冲击的基础就牢固，反应就更及时、灵敏，就能顺利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能实现预期目标。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标志是低通胀率。通货膨胀会造成实际汇率水平的上升和经常项目的恶化，使外部平衡不能实现。高通货膨胀时期，货币替代和资本外逃就日趋严重。所以，在资本项目开放前或进行中，政府必须实行连续一贯的平衡财政政策，并实行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在开放资本账户之前政府应当尽力降低财政赤字，并对剩余赤字采用非通货膨胀的方式融资，以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防止因资产重新定价引起利率、汇率巨幅变动后引起国内金融动荡。
２、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是开放经济“三元悖论”下大国的必然选择，因为在开放资本账户后，如果
出现汇率、利率升值等问题，必要的政府紧急援助显得特别重要。如果不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则有可能产生政府制度失灵引起官方信用风险，引发货币危机，导致通货膨胀。
３、严密的金融监管。在一国金融由抑制转向自由化过程中，通常金融业的寡头或垄断格局极易产生获取暴利的可能性。因此，监管就变得很重要。为此，监管部门应仔细制定各种金融政策，建立灵活的市场利率体系，重建、调整国内金融机构，更清晰地规范、巩固国内金融制度，对任何有大量坏账或不能履行还款责任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整。
（二）微观方面
１、市场机制健全。资本账户开放以国内健全的市场机制为基础，只有市场机制健全，国内利率市场化才能实现，也只有这样，开放资本账户后利率、汇率的剧烈震荡才不会引起国内出现混乱。
２、储蓄、投资增长。资本账户开放前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要确实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得到深化，即个人金融资产增加，且增势明显；相对于真实资产的增长，货币总量占ＧＤＰ的比重呈增长态势；长期信贷可供量和证券市场规模明显扩大。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５－１５
作者简介：庄晓玖，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供职于审计署驻上海特派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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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消除了金融抑制。做到制度建设到位，能够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市场准入机制健全，实现进出自由；市场体系完善，资金能够在各子市场之间实现充分流动；市场工具齐全，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合理的避险场所；法律制度完善，能够做到有法必依。
４、新技术、新工具的采用。国内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应与国际上通行的工具相一致，做到国外金融机构愿意进入，国内金融机构能与国外金融机构竞争。虽然这会加大风险，但也会加剧竞争，提高效率。
５、开放资本账户的时间表及执行也很重要。实践证明，渐进式改革策略和激进式改革策略各有利弊，关键是每一个国家应认真考虑本国国情进行选择。
二、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初始条件分析
本文用综合国力的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经常账户的开放、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全、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健全等指标来进行评价。
１、综合国力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综合国力已明显增强。自１９９６年开放经常账户以来，中国每年的ＧＤＰ增长率均在７％以上，２００２年ＧＤＰ超过十万亿人民币，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七位。可见中国已具备较强的综合国力，可以一定程度地应付开放资本账户过程中将遭遇的冲击。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中国仍需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按当年价格计算，中国在２００６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１６０１美元左右。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均已达到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从要素生产率上看，目前中国的要素生产率还较低，远未达到当时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２、宏观经济状况评价。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体现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呈持续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但我国的财政赤字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在资本项目开放前还有减少乃至消除财政赤字这项艰巨任务，通过资本项目的开放来获得对赤字的融资只能救一时之需。此外，我国的物价水平在最近２０年经历了较大的波动，最高通胀率达两位数。虽从１９９７年以后，通胀压力不大，但今后长时期内，建立反通胀的稳定机制仍是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１９９７年以后，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基本保持“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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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局面。但这几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数额过大，这一现象相当程度地说明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资本外逃。如开放资本项目，必导致更严重的资本外逃和经常项目的恶化。
３、国内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从中国金融机构的发展状况看，经过多年来的金融改革，中国已建立了主要包括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在内的多层次金融体系。然而，总体而言，与国外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竞争力弱，结构还是很单一，内部机制不健全，提供的金融服务较少。
从金融市场的发育状况看，经过２０余年的改革，我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信贷、保险、证券、信托在分业经营规则下正日臻完善，但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相比，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尚有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货币市场发展极其滞后。首先，市场呈现分割状态，始终没有形成全国性统一市场，统一的市场仅局限于同业拆借市场。其次，货币市场工具缺乏，质量不高，致使货币市场上交易量日渐萎缩。再者货币市场监管力度不够，资本市场尚不健全。此外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低。突出表现在股票市场的境外筹资能力较弱，以股票发行和上市为例，境外远远低于境内。利率自由化还未实现，处于严格的管制中。除民间借贷外，具有市场性的只有同业拆借利率。从人民币汇率制度看，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尚不健全，以及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外汇市场存在交易主体过于集中、交易工具单一等问题，使得人民币汇率变化缺乏弹性。加上央行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过度干预，人民币汇率从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９年间，波动幅度越来越微小。中国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演变成实际上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安排，失去了调节功能。
４、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表现。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但要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必须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能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运用状况。面对１９９６年之前的高通货膨胀，中国采用了“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较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面对１９９７年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国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采取了调低利率、增发国债等措施，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货紧缩的势头基本抑制，经济增长率稳定在７％以上。这说明，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整体是成功的；金融政策工具的发展状况。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将货币供应量视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在间接金融政策工具的开拓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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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债务存量不断增加，且外债结构不合理。从２００１年，我国中长期外债比逐渐下降，短期外债比快速上扬，２００５年短期外债比达５５．６％。短期外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比例过高会加剧一国的债务风险。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的自由流动会给投机资本可乘之机，后者会通过短期外债的形式大量流入然后对一国经济造成冲击。因此合理控制短期外债比例对资本账户开放后的经济稳定事关重要。
５、微观经济主体状况。企业作为中国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其竞争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关系到自由兑换条件下人民币的稳定与否。就目前的情况看，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仍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求发展的经济主体，还不具备灵活的机制以适应资本账户开放后国际资本流动、利率和汇率变动所带来的冲击，国际竞争力极其薄弱。
对以上条件的检验表明，中国并不完全具备开放资本账户的条件。在宏观经济、宏观调控和外汇储备等方面，中国的情况比较乐观；在金融体系、微观主体等方面，中国还有较大的差距。从实践看，这些差距的弥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中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来逐步完善初始条件。
三、资本账户开放的推进途径
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和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发育的程度，我们认为，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应坚持如下原则：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证券。
１、流入流出方面。我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出发点是利用外资，在以前的开放实践中一直为资本流入创造便利，今后的改革要始终坚持这个原则。
２、长期和短期资本交易自由化方面。一是长期资本流动先于短期资本流动自由化。长期资本以追求长期利益为主，相对比较稳定，可逆转性较小，因此先放开管制一般风险较小。而短期资本一般是投机性资本，以追逐短期利益为主，波动性很大，一般也较难以监测，风险控制的难度较大，多数应该放在较后的位置。二是有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如直接投资和贸易融资先于无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自由化如发行证券、有价证券投资、金融信贷等。三是间接与实物部门有关的交易如证券发行、海外借款资助企业对外投资等交易的自由化应先于与有价证券有关的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四是居民国外交易先于非居民国内交易自由化。这其中大致又应遵循以下的次序规则：首先放开居民到海外实业部门投资和非居民对国内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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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然后放开对居民海外有价证券投资的限制，接着放开非居民对国内资本交易的限制（对非居民股票投资的自由化应先于对债券投资）。
３、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一是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的金融服务先于其他种类的金融服务。放开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的金融服务，不仅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开放的内在要求，同时由于有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交易做背景，一般风险也较容易控制，所以可以先行放开。二是居民提供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先于非居民提供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居民提供的金融服务先自由化有助于提高居民金融服务的竞争能力和改善国内的经济条件，一般应该先行放开。二是居民在国内设立的分支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先于它们跨国提供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允许非居民跨国界提供金融服务，将加大国内金融产业的竞争压力，损害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因此一般较后放开。四是与金融部门无关的资产管理和咨询服务的自由化应先于与金融部门有关的经纪和证券承销服务。
４、外汇兑换交易自由化方面。一是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有关的外汇兑换交易的自由化应先于无交易背景的外汇兑换交易。也就是说，有实际需求支持的外汇兑换的自由化应先于其他类型的外汇交易。二是放开外币对外币的交易和单方面转移的交易如非居民的捐赠、赠予等。三是放开非居民卖出本币购买外汇或居民卖出外汇购买本币的限制。四是放开非居民卖出外汇购买本币或居民卖出本币购买外汇的限制。五是放开居民的单方面转移、货币交易，以及本国货币的有形流动。
５、推进ＱＦＩＩ、ＱＤＩＩ业务的发展。我国ＱＦＩＩ政策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日起正式实施。目前得到批准的ＱＦＩＩ不断增加，到２００６年末共批准４４家银行申请从事托管业务，额度达９０．４５亿美元。但是，从目前的实践看，ＱＦＩＩ目前仍有“瓶颈”待破，集中体现为准入条件太严格。一是对ＱＦＩＩ的定义太窄。许多国外机构投资者并不在我国允许之列，这反映了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分业经营，以分支机构制设立商业银行的思维与国际化潮流还不能实现有效对接。二是对ＱＦＩＩ的投资数量限制太死，这无疑一方面将国外大量守法的机构投资者拒于中国证券市场大门外，另一方面，对ＱＦＩＩ规定如此大的投资规模，显然与中国证券市场的整体结构不相一致，有“牛刀小试”之嫌。为此，必须及时调整思路，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以达到引入ＱＦＩＩ和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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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金融改革
户服务功能。如利用ＡＴＭ进行理财服务和账户服务，利用移动支付工具提供电子凭证或凭证的影像截留服务等。
支付创新在提高支付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支付风险和安全隐患。如银行卡犯罪、网上支付中的违法违规活动以及相关的客户信息泄露等问题。一些跨境支付网络信息系统拥有大量的不同国家企业和个人交易信息数据，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对此，中央银行和其他相关监管当局应加强监管，并与外国中央银行、国际组织建立有效的监管合作机制，督促支付服务提供者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保障支付服务市场各方参与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支付体系的安全、稳定运行。
此外，中央银行等政府管理部门应要重点关注中国支付体系发展不平衡问题。首先是加快促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在这方面，中央银行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未来，中央银行应继续帮助未接入现代化支付系统的农村金融机构加快其基础设施建设，使其尽快纳入中国统一的跨行支付系统中。其次，应建立发挥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自身作用的激励机制，制定和采取鼓励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政策。中央银行还应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协调金融机构与通信企业、银行卡组织开展在中小城市、农村地区的合作，促进银行卡和电话银行在这些
地区的发展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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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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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智立）
项目未完全开放的国家容许本地投资者进行境外投资的一种机制。出于对资本外流以及恶性投机行为的担心，相关国家在具体制定这一制度时往往附加较严格的条件以避免不良影响的出现。它也是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监管的手段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间接手段，在日常监管中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只在金融市场失败时政府方可走上前台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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