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是第二次见到这张照片了。第一次是很多年前，1982年第二期的《新文学史料》上，方敬先生写的怀念父亲靳以的文章《红灼灼的美人蕉》，文中所配照片，就是这张。再次就是今天，在整理书籍的时候，发现了这本书。书的扉页上端端正正写着：“肃琼嫂留念卞之琳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再翻过去，在卞先生的大幅照片之后，第一张呈现的就是这一张了。 一张单人沙发，沙发的扶手很高，父亲坐在沙发里，左边的靠背上，坐着卞先生，他的两手笼在袖中，两人都着长袍，神情非常安谧。他俩的身后，是一个形状十分优美的伞形落地灯。 自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就一直印刻在我的心里。虽然那时杂志的纸张十分粗糙，照片很不清晰，但父亲的影像令我难忘。尤其是当时一并读到方敬先生对父亲如此深情缅怀的长文，读到与那张照片的时间地点相关的许多文坛往事。 在卞先生的这本书中，照片的底下有这么一行说明：“与靳以摄于《文学季刊》编辑部（1934～1935年冬，北海三座门）。” 北海的三座门大街新中国成立后就被景山前街取代了，1992年我到北京旅游时，曾经站在北海附近的路口问遍过往的行人，都问不出三座门大街的原址，更找不到原来父亲的“章宅”，也就是《文学季刊》编辑部所在地三座门大街14号了。但我并不甘心，在多次无果而返之后，我终于邂逅一个在此住了多年的热心妇女，她甚至一直把我领到三座门14号原址的胡同口。我敲开了两边的门，屋主都热心地请我进屋，并告诉我中间那个小红门才是原址。于是，我冒昧走进父亲年轻时代的家，站到院中，陷入几十年前的梦中。 我对此地的熟悉，来自卞先生怀念三座门的文章。卞先生的文章，一如他的字，详尽而端正，一丝不苟。他写房屋的布局、工作的写字台、来往的文友、院中的花草，甚至还写到休闲时兴致勃勃手摇他从国外带回的留声机，与大家一同欣赏唱片等等。书中，在他与父亲的这张照片下面，还有一张1936年他与张充和女士游览苏州天平山的留影。我知道后者亦是三座门的常客，她当时在北大念书，住在姐夫沈从文家，三座门正是她两处的途经之地，所以她的自行车常常在此出没。有时候，她不进门，只在门口与父亲聊上几句，就忙着上学。因为曾经有过一个笑话，有一回，她在门口遇上我的二叔，因二叔相貌酷似父亲，被她错认，直到说了许多话后，才知认错了人。这是充和女士晚年的回忆。如今她在耶鲁大学，年近百岁，大前年父亲一百诞辰辞世五十年时，她特意从大洋彼岸托人送来墨宝，还唱了一段昆曲，说那是父亲喜欢的。而卞之琳先生对她的钦慕，也是圈内人所共知的。 这本书名就叫《卞之琳》，为“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第十册，由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于1992年12月出版的。我们是1994年11月到北京的，那年的11月7日，是父亲诞辰八十五周年辞世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为此组织了纪念座谈会。座谈会在景山附近的“文采阁”举行。那天大雪，座谈却分外温馨，与会的父亲友人、学生真情流露，对父亲的缅怀跨越了空间。会毕，母亲提出要去看望因年迈体弱不能出席的几位父亲老友，其中就有卞先生。记得那天我们驱车寻找卞先生的住所，车是中国作协派的，或许是北京大的缘故，也或许是那位司机不熟悉这个地方，绕了好久，才找到这个东罗圈胡同。小车拐进院内，母亲下车上楼（好像是四楼），我因腿脚不便就在车内等候，等了许久，才见母亲下楼来。母亲告诉我说，卞先生听说我在下面，执意要下楼来看我，被母亲坚决挡了回去。因前些日他不慎摔跤，家人不让他下楼梯。这本书，就是当日他送给母亲的。 母亲之所以耽搁许久，是因为她还去看望了住在卞先生毗邻的戈宝权先生。戈先生也是父亲的老朋友，当时卧病在床。戈先生的夫人梁姨随母亲下楼来看我，向我问长问短。我深有感触，老朋友的情谊是弥久在心的。 时间过得飞快，就在父亲的四十周年忌日来临之际，舒乙先生鼎力相助，为我争取到《新文学史料》的一块版面，作个纪念专辑。于是，我想到卞先生，写信向他约稿。他很快回信，信不长，抄录如下： 南南： 很高兴接到你的信，我现在手抖得几乎完全不能写字，但是我还是亲笔跟你谈几句。上次你和你母亲来看我，我因年前一次晚间在院门房处取报纸信件回楼，在三四层间犄角处摔倒磕破头，流血不止，到医院急疗，幸尚未伤及颅骨，缝了六七针，以后家里人不让我下楼，没有能下楼来送别。我一直还没有写过追念你父亲的文字，只记得一年我到上海由巴老陪去你父亲的坟头敬过一束花。我一直想写一点当年你父亲坐镇北海前门东侧三座门十四号《文学季刊》编辑部的热闹情况，苦于记忆的头绪乱了，现在你写了两万字的年谱，好，希望接我信后复印一份寄我，使我能核正一些细节。我精力不济，想把大致情况，写个千字文流水账也罢。祝好，问候你们全家人。 之琳 6月18日 回信不由外文学所交，直接写 邮编：100010 北京东四东罗圈×号×楼×室 又：如你写的年谱已寄舒乙同志，请即函告他复印一份寄上列地址。 卞先生的字，虽然有点抖，但仍然中规中矩，每行都排列整齐。我读信后，想到他的摔跤，以及“精力不济”，有点不忍心再让老人动笔，就没有再去要求，那是1999年。说实在，我与卞先生并不熟。我只在1955年见过他几次，那时他从北京来上海写作，住在上海作协的招待所。那个招待所正在我家所住公寓的十二楼。夏天的夜晚，我常常跟着大人到十二楼的大平台上乘凉，十岁的年龄只知道疯玩，但毕竟对他还是留下些许印象。卞先生给我的印象有点忧郁，斯斯文文，完全是学者风度。直到近期，才从一些回忆文章、研究资料以及海外的张充和女士那里知悉一些他的往事，才知他有许多不平常的经历。但是我很早就读过他的诗，尤其是那首有名的《断章》。诗那么短，却呈现眼前一幅清晰画面：桥，楼，还有明月，在遐想中仿佛诗中还有自己，正站在那座桥上。我不懂诗，但是诗情画意是略微知晓的。待到年岁增长，再回过来读它，却觉诗中传递寂寞之情，还充溢淡淡的忧伤。或许，这就是诗的感染力吧。卞先生对1933年至1935年间与父亲一同居住的处所记得如此全面，他信手就写下：北海前门东侧的三座门十四号。在所有住过或去过那里的人，只有他讲出这样详尽的方位和地址，我很感叹，这也可以说是卞先生为人处世的一个特点。 如今，网络活跃，在“老北京”的旧照片中，我见过三座门的牌楼，很壮观。我遥想父辈年轻时代的故事：卞先生与父亲，还有许多文友，穿过牌楼回到同一屋檐下。他们在快乐地写作，快乐地聊天，快乐地听音乐，快乐地手捧自己辛勤劳动还散发着油墨香的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快乐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我仿佛看见他们院中手植的小金瓜已经吊到窗前，在迎风摇晃，就像一个个铃铛…… 斯人已去，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
我已经是第二次见到这张照片了。第一次是很多年前，1982年第二期的《新文学史料》上，方敬先生写的怀念父亲靳以的文章《红灼灼的美人蕉》，文中所配照片，就是这张。再次就是今天，在整理书籍的时候，发现了这本书。书的扉页上端端正正写着：“肃琼嫂留念卞之琳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再翻过去，在卞先生的大幅照片之后，第一张呈现的就是这一张了。 一张单人沙发，沙发的扶手很高，父亲坐在沙发里，左边的靠背上，坐着卞先生，他的两手笼在袖中，两人都着长袍，神情非常安谧。他俩的身后，是一个形状十分优美的伞形落地灯。 自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就一直印刻在我的心里。虽然那时杂志的纸张十分粗糙，照片很不清晰，但父亲的影像令我难忘。尤其是当时一并读到方敬先生对父亲如此深情缅怀的长文，读到与那张照片的时间地点相关的许多文坛往事。 在卞先生的这本书中，照片的底下有这么一行说明：“与靳以摄于《文学季刊》编辑部（1934～1935年冬，北海三座门）。” 北海的三座门大街新中国成立后就被景山前街取代了，1992年我到北京旅游时，曾经站在北海附近的路口问遍过往的行人，都问不出三座门大街的原址，更找不到原来父亲的“章宅”，也就是《文学季刊》编辑部所在地三座门大街14号了。但我并不甘心，在多次无果而返之后，我终于邂逅一个在此住了多年的热心妇女，她甚至一直把我领到三座门14号原址的胡同口。我敲开了两边的门，屋主都热心地请我进屋，并告诉我中间那个小红门才是原址。于是，我冒昧走进父亲年轻时代的家，站到院中，陷入几十年前的梦中。 我对此地的熟悉，来自卞先生怀念三座门的文章。卞先生的文章，一如他的字，详尽而端正，一丝不苟。他写房屋的布局、工作的写字台、来往的文友、院中的花草，甚至还写到休闲时兴致勃勃手摇他从国外带回的留声机，与大家一同欣赏唱片等等。书中，在他与父亲的这张照片下面，还有一张1936年他与张充和女士游览苏州天平山的留影。我知道后者亦是三座门的常客，她当时在北大念书，住在姐夫沈从文家，三座门正是她两处的途经之地，所以她的自行车常常在此出没。有时候，她不进门，只在门口与父亲聊上几句，就忙着上学。因为曾经有过一个笑话，有一回，她在门口遇上我的二叔，因二叔相貌酷似父亲，被她错认，直到说了许多话后，才知认错了人。这是充和女士晚年的回忆。如今她在耶鲁大学，年近百岁，大前年父亲一百诞辰辞世五十年时，她特意从大洋彼岸托人送来墨宝，还唱了一段昆曲，说那是父亲喜欢的。而卞之琳先生对她的钦慕，也是圈内人所共知的。 这本书名就叫《卞之琳》，为“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第十册，由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于1992年12月出版的。我们是1994年11月到北京的，那年的11月7日，是父亲诞辰八十五周年辞世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为此组织了纪念座谈会。座谈会在景山附近的“文采阁”举行。那天大雪，座谈却分外温馨，与会的父亲友人、学生真情流露，对父亲的缅怀跨越了空间。会毕，母亲提出要去看望因年迈体弱不能出席的几位父亲老友，其中就有卞先生。记得那天我们驱车寻找卞先生的住所，车是中国作协派的，或许是北京大的缘故，也或许是那位司机不熟悉这个地方，绕了好久，才找到这个东罗圈胡同。小车拐进院内，母亲下车上楼（好像是四楼），我因腿脚不便就在车内等候，等了许久，才见母亲下楼来。母亲告诉我说，卞先生听说我在下面，执意要下楼来看我，被母亲坚决挡了回去。因前些日他不慎摔跤，家人不让他下楼梯。这本书，就是当日他送给母亲的。 母亲之所以耽搁许久，是因为她还去看望了住在卞先生毗邻的戈宝权先生。戈先生也是父亲的老朋友，当时卧病在床。戈先生的夫人梁姨随母亲下楼来看我，向我问长问短。我深有感触，老朋友的情谊是弥久在心的。 时间过得飞快，就在父亲的四十周年忌日来临之际，舒乙先生鼎力相助，为我争取到《新文学史料》的一块版面，作个纪念专辑。于是，我想到卞先生，写信向他约稿。他很快回信，信不长，抄录如下： 南南： 很高兴接到你的信，我现在手抖得几乎完全不能写字，但是我还是亲笔跟你谈几句。上次你和你母亲来看我，我因年前一次晚间在院门房处取报纸信件回楼，在三四层间犄角处摔倒磕破头，流血不止，到医院急疗，幸尚未伤及颅骨，缝了六七针，以后家里人不让我下楼，没有能下楼来送别。我一直还没有写过追念你父亲的文字，只记得一年我到上海由巴老陪去你父亲的坟头敬过一束花。我一直想写一点当年你父亲坐镇北海前门东侧三座门十四号《文学季刊》编辑部的热闹情况，苦于记忆的头绪乱了，现在你写了两万字的年谱，好，希望接我信后复印一份寄我，使我能核正一些细节。我精力不济，想把大致情况，写个千字文流水账也罢。祝好，问候你们全家人。 之琳 6月18日 回信不由外文学所交，直接写 邮编：100010 北京东四东罗圈×号×楼×室 又：如你写的年谱已寄舒乙同志，请即函告他复印一份寄上列地址。 卞先生的字，虽然有点抖，但仍然中规中矩，每行都排列整齐。我读信后，想到他的摔跤，以及“精力不济”，有点不忍心再让老人动笔，就没有再去要求，那是1999年。说实在，我与卞先生并不熟。我只在1955年见过他几次，那时他从北京来上海写作，住在上海作协的招待所。那个招待所正在我家所住公寓的十二楼。夏天的夜晚，我常常跟着大人到十二楼的大平台上乘凉，十岁的年龄只知道疯玩，但毕竟对他还是留下些许印象。卞先生给我的印象有点忧郁，斯斯文文，完全是学者风度。直到近期，才从一些回忆文章、研究资料以及海外的张充和女士那里知悉一些他的往事，才知他有许多不平常的经历。但是我很早就读过他的诗，尤其是那首有名的《断章》。诗那么短，却呈现眼前一幅清晰画面：桥，楼，还有明月，在遐想中仿佛诗中还有自己，正站在那座桥上。我不懂诗，但是诗情画意是略微知晓的。待到年岁增长，再回过来读它，却觉诗中传递寂寞之情，还充溢淡淡的忧伤。或许，这就是诗的感染力吧。卞先生对1933年至1935年间与父亲一同居住的处所记得如此全面，他信手就写下：北海前门东侧的三座门十四号。在所有住过或去过那里的人，只有他讲出这样详尽的方位和地址，我很感叹，这也可以说是卞先生为人处世的一个特点。 如今，网络活跃，在“老北京”的旧照片中，我见过三座门的牌楼，很壮观。我遥想父辈年轻时代的故事：卞先生与父亲，还有许多文友，穿过牌楼回到同一屋檐下。他们在快乐地写作，快乐地聊天，快乐地听音乐，快乐地手捧自己辛勤劳动还散发着油墨香的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快乐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我仿佛看见他们院中手植的小金瓜已经吊到窗前，在迎风摇晃，就像一个个铃铛…… 斯人已去，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