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只剩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人们宁愿出去打工也不务农，土地要么被流转要么被荒弃，未来谁来种地？
与此同时，一大批有知识、眼光和技能的创业者纷纷投身农业领域，他们以不同于传统农民的姿态，掀起了“新农人现象”。什么是新农人？新农人的出现对农业农村发展意味着什么？本刊就此独家专访了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郭晓鸣。
新农人就是新型职业农民
记者：您眼里的新农人是如何定义的？
郭晓鸣：新农人是相对于户籍意义上的传统农民而言的，新农人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新农人是指来自农村以外的新的农业投资经营人，他们来自城市和异乡，租地务农为生，把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广义的新农人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他们具有较高的农业种养技术技能和经营农业的能力，规模化地从事现代种养业。他们既可以是城里人，也可以是返乡农民工，更可能是来自农村内部的种养大户。
新农人的基本特质是他们的身份与户籍无关，职业是经营现代农业，他们是一群重信息、重资源、重互利、重创新的农业投资者、经营者、服务者，他们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的出现将改变传统农业小、散、多、弱的先天不足，带动农业向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迈进。
记者：可见，新农人是农民的新群体、农业的新业态、农村的新细胞，那么新农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郭晓鸣：党的十八大以来，政策环境变化更加利好，农业产业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加速期。基于中国农业结构转型的现实需求，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向规模化发展的需求，伴随着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技术日益广泛进入农业领域，现代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强，将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群体。
新农人带动新农业发展
记者：您曾经带领专业调研队伍深入三个县进行了新农人的专题样本调研，调研表明新农人的构成比例如何？
郭晓鸣：调研表明，70%以上的新农人是以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为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些人当中，有种粮大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等等，其中，也包含了打工返乡的农民工、当地农技员等，他们的出生地都在本地，本土性和稳定性俱强，他们是固守农业的乡土精英，这些留下来的人，将成为中国未来农业发展最可靠的主力军。
调查中的新农人，还有20%―30%是纯粹的外来人口，这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积极变化，表明在农村要素继续向城市流动的同时，以人为主的城市要素也在由城向乡逆向转移，这是前所未有的，城乡要素流动呈现了开放式、多元化的特点。
除了人口流动开放性增大的特点外，调查显示，新农人的平均年龄只有44岁，比传统农民60岁以上是大大降低了。同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更高，普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甚至有20%左右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个结果更有现实意义，表明人们普遍担忧的“谁来种地”的问题并不是无解之难题，随着新农人源源不断地产生或进入，“谁来种地”的问题将可能逐步迎刃而解。
记者：从我们调查采访来看，新农人中有很多人就是跨界，都是从不同的行业过来的。带着新的模式、新的资金、新的人才来到农村，经过创业，很有可能培育出一个新的产业。随着新农人这个群体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壮大，您觉得它对农村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何在？
郭晓鸣：新农人代表农业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新农人是一个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新常态，是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它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合理的，并且也是积极的。
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新农人的出现，构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期的新的人力资源。这将从根本上优化中国农村内部创业和就业结构，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极其重要的基础性支撑。
同时，我们也需要厘清两种重要认识：
一是不能笼统地用户籍来定义新农人。二是不能以新农人排斥传统农民。尽管老龄农业有明显局限性，但仍有其存在空间，新农人不可能完全取代老农民，在政策层面，应该给予老龄农民应有的政策支持。
给新农人的成长和发展更多阳光雨露
记者：您提到政策支持，那么未来对于新农人这个群体该如何发展，您有哪些对策建议？
郭晓鸣：四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
第一，消除不合理的政策限制。新农人不断涌现，这表明城乡之间的泾渭分明的界限开始消失，各种要素流动更加频繁，各种进入壁垒也更加松动。因此，应该取消对城里人进入农村从事农业的政策限制，让他们能够同等享受发展农业的各项扶持政策。让农民进城、城里人下乡成为一种常态。
第二，进行针对性的技术培训。新农人在农业专业技术方面是有缺陷的，应当据此提供更多的针对性培训，应设立农业培训基金，精准锁定对象，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培训效率。
第三，突出支持政策重点。新农人从事的规模化现代种养业，生产性基础设施、融资和保险、社会化服务是其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瓶颈，应瞄准其主要政策需求，给予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第四，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主要设定一定的进入门槛，保证新农人采取合理的经营行为，防止随意改变土地用途，防止短期化的破坏性生产方式。
记者：您对我省的新农人发展趋势是如何研判的？
郭晓鸣：我省新农人群体涌现才刚刚开始。可以判断，随着农业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后我省新农人将呈现加速度增长的发展趋势。相比而言，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当前的发展速度要更快一些。
本栏责任编辑：史瑞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只剩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人们宁愿出去打工也不务农，土地要么被流转要么被荒弃，未来谁来种地？
与此同时，一大批有知识、眼光和技能的创业者纷纷投身农业领域，他们以不同于传统农民的姿态，掀起了“新农人现象”。什么是新农人？新农人的出现对农业农村发展意味着什么？本刊就此独家专访了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郭晓鸣。
新农人就是新型职业农民
记者：您眼里的新农人是如何定义的？
郭晓鸣：新农人是相对于户籍意义上的传统农民而言的，新农人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新农人是指来自农村以外的新的农业投资经营人，他们来自城市和异乡，租地务农为生，把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广义的新农人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他们具有较高的农业种养技术技能和经营农业的能力，规模化地从事现代种养业。他们既可以是城里人，也可以是返乡农民工，更可能是来自农村内部的种养大户。
新农人的基本特质是他们的身份与户籍无关，职业是经营现代农业，他们是一群重信息、重资源、重互利、重创新的农业投资者、经营者、服务者，他们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的出现将改变传统农业小、散、多、弱的先天不足，带动农业向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迈进。
记者：可见，新农人是农民的新群体、农业的新业态、农村的新细胞，那么新农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郭晓鸣：党的十八大以来，政策环境变化更加利好，农业产业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加速期。基于中国农业结构转型的现实需求，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向规模化发展的需求，伴随着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技术日益广泛进入农业领域，现代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强，将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群体。
新农人带动新农业发展
记者：您曾经带领专业调研队伍深入三个县进行了新农人的专题样本调研，调研表明新农人的构成比例如何？
郭晓鸣：调研表明，70%以上的新农人是以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为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些人当中，有种粮大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等等，其中，也包含了打工返乡的农民工、当地农技员等，他们的出生地都在本地，本土性和稳定性俱强，他们是固守农业的乡土精英，这些留下来的人，将成为中国未来农业发展最可靠的主力军。
调查中的新农人，还有20%―30%是纯粹的外来人口，这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积极变化，表明在农村要素继续向城市流动的同时，以人为主的城市要素也在由城向乡逆向转移，这是前所未有的，城乡要素流动呈现了开放式、多元化的特点。
除了人口流动开放性增大的特点外，调查显示，新农人的平均年龄只有44岁，比传统农民60岁以上是大大降低了。同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更高，普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甚至有20%左右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个结果更有现实意义，表明人们普遍担忧的“谁来种地”的问题并不是无解之难题，随着新农人源源不断地产生或进入，“谁来种地”的问题将可能逐步迎刃而解。
记者：从我们调查采访来看，新农人中有很多人就是跨界，都是从不同的行业过来的。带着新的模式、新的资金、新的人才来到农村，经过创业，很有可能培育出一个新的产业。随着新农人这个群体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壮大，您觉得它对农村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何在？
郭晓鸣：新农人代表农业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新农人是一个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新常态，是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它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合理的，并且也是积极的。
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新农人的出现，构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期的新的人力资源。这将从根本上优化中国农村内部创业和就业结构，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极其重要的基础性支撑。
同时，我们也需要厘清两种重要认识：
一是不能笼统地用户籍来定义新农人。二是不能以新农人排斥传统农民。尽管老龄农业有明显局限性，但仍有其存在空间，新农人不可能完全取代老农民，在政策层面，应该给予老龄农民应有的政策支持。
给新农人的成长和发展更多阳光雨露
记者：您提到政策支持，那么未来对于新农人这个群体该如何发展，您有哪些对策建议？
郭晓鸣：四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
第一，消除不合理的政策限制。新农人不断涌现，这表明城乡之间的泾渭分明的界限开始消失，各种要素流动更加频繁，各种进入壁垒也更加松动。因此，应该取消对城里人进入农村从事农业的政策限制，让他们能够同等享受发展农业的各项扶持政策。让农民进城、城里人下乡成为一种常态。
第二，进行针对性的技术培训。新农人在农业专业技术方面是有缺陷的，应当据此提供更多的针对性培训，应设立农业培训基金，精准锁定对象，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培训效率。
第三，突出支持政策重点。新农人从事的规模化现代种养业，生产性基础设施、融资和保险、社会化服务是其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瓶颈，应瞄准其主要政策需求，给予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第四，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主要设定一定的进入门槛，保证新农人采取合理的经营行为，防止随意改变土地用途，防止短期化的破坏性生产方式。
记者：您对我省的新农人发展趋势是如何研判的？
郭晓鸣：我省新农人群体涌现才刚刚开始。可以判断，随着农业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后我省新农人将呈现加速度增长的发展趋势。相比而言，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当前的发展速度要更快一些。
本栏责任编辑：史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