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既充分肯定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的重要贡献，又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极大地鼓舞了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工作者，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指导我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极大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取得长足发展。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表现在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以及形成科学、完整的学科体系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擂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实践创新与理论创造、尽快实现学术大繁荣的战鼓。我长期研究边疆治理问题，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此谈几点个人的体会与看法。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在边疆开发治理、民族关系调整方面进行了伟大实践，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余年，我国在边疆领域研究的重点是少数民族问题。实行改革开放后，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到边疆治理方面，先后对中国的国家统一、中国的历史疆域、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边疆治理与开发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较集中的研究，取得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进入21世纪后，我国边疆地区的形势出现变化，在边疆地区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民族关系和谐进步等方面，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必须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少数邻国挑起事端、边疆权益存在争议等方面的挑战。加强我国边疆治理理论体系的建设，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总体上来看，我国关于边疆治理问题的研究，落后于迅速发展的形势。这对我国处理边疆问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削弱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同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与中国崛起的远大抱负不相匹配。可以断言，我国至今尚未形成科学、完整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首先，相关研究长期存在重民族、轻边疆的倾向。1949年以后，为实现民族平等、尽快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与识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民族团结与边疆地区的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要看到，1949年后数十年间相关研究存在偏重民族的倾向，对边疆治理问题的探讨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边疆治理中民族、边疆的关系不甚明确，甚至出现以民族研究代替边疆治理研究、根据民族的状况诠释边疆治理问题等情形。进入21世纪后，国际、国内的情况发生很大改变。与我国边疆地区迅速发展并触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亚太地区形势急剧改变等情况相伴，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遇到空前未有的挑战，面对的问题远超民族研究的范畴。就上述改变而言，从传统的民族研究转向综合性的边疆治理研究已属刻不容缓，但学人对这一转变还缺乏深刻认识，研究创新明显迟缓。
其次，对中国传统边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明显滞后。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持续演变、文化传统未曾断裂的唯一大国。中国在边疆治理、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理论，在边疆建设、边疆民族和谐相处、妥善处理邻国关系等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国的传统治边理论，由中原王朝的治边理论与边疆王朝的治边理论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中原王朝的理论居于主导的地位。治边理论包括统治者治边的观念、思想与方略，治边实践指治边理论付诸实践的应用及不断完善的过程，并集中体现在相关的制度、措施、应对之策的形成演变方面。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历代王朝治边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相对稳定的治边的思想、谋略与传统，对后一部分可称为“中国传统治边的基本方略”。
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与实践有以下特点：一是传统治边的理论、实践经历了数千年演变的过程。古代大部分王朝存在治边、营边方面的突出问题。历代王朝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包含诸多大胆的探索与宝贵的反馈，既是中国传统治边基本方略形成的必备基础，也为后世提供了具体的研究个案，以及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二是历朝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逐渐形成治边的基本方略。这些基本方略历代相传，不断得到补充与完善，堪称是治边方面宝贵的经验总结，其中蕴涵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不仅对历代治边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三是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可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秦汉至宋诸朝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内容相近，可称为古代前期的阶段，这一阶段初步形成了传统治边的基本方略。元明清与上述阶段衔接，但治边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统治者治边的理论与实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元、清两个王朝由少数民族建立，有自己的思想和做法，与秦汉至宋相比，元明清治边的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除继承华夏王朝治边的基本传统外，元、清两朝还根据时势的变化有所创新，发展了中国传统治边的基本方略。四是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历史疆域处于形成的过程中，边疆与徼外地区有时含混难辨，致使相关王朝施用于治边的方略与治策，既适用于边疆地区，通常也施用于徼外与边疆相连的区域。即便在中国的历史疆域渐趋明确之后，中原王朝的边疆与徼外地区仍存在密切的关联，统治者治理边疆仍须考虑边疆与徼外地区的复杂关系。边疆与徼外相连区域密切关联，治边须予以足够重视的现象，可说是古今略同。因此，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与实践，蕴涵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不仅是中华文明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今我们处理边疆及与边疆有关的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遗憾的是，至今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实践的研究仍十分薄弱，难以适应学术发展与现实借鉴的迫切需要，更勿论将这些理论和经验提升到国际准则的高度予以应用。
其三，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与实践未被外界充分认识和理解，这是导致我们丧失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过程、中国与邻国的历史关系等问题，国外有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说法，除少数人是别有用心外，主要还是由于放言者对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与实践不了解、不熟悉。秦汉时中国实现了初步统一。以后虽出现过多次分裂，但仍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回归统一，并由较低层次的统一发展到较高水平的统一，清朝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统一中国历史疆域的任务。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中原王朝为代表的历代王朝，在治边、营边方面形成了有利于统一的内在机制，因此中华民族的内聚力不断增强，统一国家也逐渐形成。中国实现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并非如某些外国人所言，是出自汉族王朝对周边蛮夷地区的殖民化进程。在处理与邻邦关系方面，中原王朝积累了妥善处理相互关系、合理分配相关权益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中原王朝通过施行封贡制度，向边疆与徼外地区彰显自己的文化、实力和制度，积极建立以华夏为中心的文化圈，并通过厚往薄来、传播德化等方式羁縻四夷，达到睦邻息兵、相安共存的目的。对古代中国在治边、营边、妥善处理邻邦关系方面的理论和成功经验，国际社会知之不多，上述内容也未被吸收入国际法。现行国际法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宗旨是维护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有其合理性。但现行国际法参照欧洲的情形制定，未考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也是不完备的。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尽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用中国话语讲述自己的故事，积极争取国际上的话语权；并在条件具备之时，将中国治边、营边、处理邻邦关系的理论与经验补充入国际法。
其四，中国的边疆治理问题十分复杂，研究的难度很大，而研究者的创新能力与研究平台的构建，都不能满足开展研究的需要。从纵向走势来看，边疆治理领域的一些问题，具有现实与历史紧密关联、问题复杂多变而且演变的前景难以把握及预测等特点。就横向联系而言，一些国内问题涉及国际因素或受其左右，边疆发展方面的问题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权益分配、反腐倡廉等问题相交织，边疆稳定方面的问题则与民族团结、法制建设、反恐防恐、社会治理等问题相关联。边疆治理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性、复杂性与研究紧迫性，对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与研究平台的构建提出很高的要求。有鉴于此，本世纪初有学者提出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设想。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现状问题的学科。中国边疆学具有以下特点：涉及内容甚多，涵盖面很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与应用部门的充分重视。由中国边疆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历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边疆问题研究等学科或方向，是中国边疆学主要的学术支撑点。自然科学也是中国边疆学重要的一翼。研究边疆治理问题，我们必须紧握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的理论武器。同时，也要学习其他较新的研究方法。除继续使用各学科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外，还应提倡多学科合作，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既应探讨各类基础性的问题，更应关注重大、复杂、深层的问题以及亟待回答和解决的重要问题。研究力量的合理组织也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目前除中国社科院设有中国边疆研究所外，其他的研究人员分散于各地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少有专门研究中国边疆治理问题的机构。笔者建议设立中国边疆治理国家智库，匹配必要的研究资金，进行统一的组织与规划，在全国范围招标研究课题，通过重点突破、逐年推进的途径，改变边疆治理研究目前落后的状况，推动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的建设。
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迈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既应认真研究和总结传统边疆治理的经验，从中获取营养和启示，也应大胆创新，突破传统的窠臼，同时注意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我们要用自己的话语讲述中国故事，扩大国际上的话语权，争取将中国应对边疆民族问题、处理与邻邦关系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国际准则，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宏图已经绘就，号角亦已吹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积极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在兼收并蓄中博采众长，面向未来，大胆创新，我们一定能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
（作者方铁，1949年生，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邮编650091）
原文刊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
微信号：四川大学西部边疆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既充分肯定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的重要贡献，又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极大地鼓舞了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工作者，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指导我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极大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取得长足发展。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表现在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以及形成科学、完整的学科体系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擂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实践创新与理论创造、尽快实现学术大繁荣的战鼓。我长期研究边疆治理问题，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此谈几点个人的体会与看法。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在边疆开发治理、民族关系调整方面进行了伟大实践，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余年，我国在边疆领域研究的重点是少数民族问题。实行改革开放后，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到边疆治理方面，先后对中国的国家统一、中国的历史疆域、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边疆治理与开发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较集中的研究，取得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进入21世纪后，我国边疆地区的形势出现变化，在边疆地区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民族关系和谐进步等方面，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必须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少数邻国挑起事端、边疆权益存在争议等方面的挑战。加强我国边疆治理理论体系的建设，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总体上来看，我国关于边疆治理问题的研究，落后于迅速发展的形势。这对我国处理边疆问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削弱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同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与中国崛起的远大抱负不相匹配。可以断言，我国至今尚未形成科学、完整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首先，相关研究长期存在重民族、轻边疆的倾向。1949年以后，为实现民族平等、尽快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与识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民族团结与边疆地区的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要看到，1949年后数十年间相关研究存在偏重民族的倾向，对边疆治理问题的探讨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边疆治理中民族、边疆的关系不甚明确，甚至出现以民族研究代替边疆治理研究、根据民族的状况诠释边疆治理问题等情形。进入21世纪后，国际、国内的情况发生很大改变。与我国边疆地区迅速发展并触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亚太地区形势急剧改变等情况相伴，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遇到空前未有的挑战，面对的问题远超民族研究的范畴。就上述改变而言，从传统的民族研究转向综合性的边疆治理研究已属刻不容缓，但学人对这一转变还缺乏深刻认识，研究创新明显迟缓。
其次，对中国传统边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明显滞后。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持续演变、文化传统未曾断裂的唯一大国。中国在边疆治理、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理论，在边疆建设、边疆民族和谐相处、妥善处理邻国关系等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国的传统治边理论，由中原王朝的治边理论与边疆王朝的治边理论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中原王朝的理论居于主导的地位。治边理论包括统治者治边的观念、思想与方略，治边实践指治边理论付诸实践的应用及不断完善的过程，并集中体现在相关的制度、措施、应对之策的形成演变方面。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历代王朝治边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相对稳定的治边的思想、谋略与传统，对后一部分可称为“中国传统治边的基本方略”。
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与实践有以下特点：一是传统治边的理论、实践经历了数千年演变的过程。古代大部分王朝存在治边、营边方面的突出问题。历代王朝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包含诸多大胆的探索与宝贵的反馈，既是中国传统治边基本方略形成的必备基础，也为后世提供了具体的研究个案，以及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二是历朝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逐渐形成治边的基本方略。这些基本方略历代相传，不断得到补充与完善，堪称是治边方面宝贵的经验总结，其中蕴涵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不仅对历代治边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三是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可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秦汉至宋诸朝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内容相近，可称为古代前期的阶段，这一阶段初步形成了传统治边的基本方略。元明清与上述阶段衔接，但治边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统治者治边的理论与实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元、清两个王朝由少数民族建立，有自己的思想和做法，与秦汉至宋相比，元明清治边的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除继承华夏王朝治边的基本传统外，元、清两朝还根据时势的变化有所创新，发展了中国传统治边的基本方略。四是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历史疆域处于形成的过程中，边疆与徼外地区有时含混难辨，致使相关王朝施用于治边的方略与治策，既适用于边疆地区，通常也施用于徼外与边疆相连的区域。即便在中国的历史疆域渐趋明确之后，中原王朝的边疆与徼外地区仍存在密切的关联，统治者治理边疆仍须考虑边疆与徼外地区的复杂关系。边疆与徼外相连区域密切关联，治边须予以足够重视的现象，可说是古今略同。因此，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与实践，蕴涵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不仅是中华文明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今我们处理边疆及与边疆有关的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遗憾的是，至今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实践的研究仍十分薄弱，难以适应学术发展与现实借鉴的迫切需要，更勿论将这些理论和经验提升到国际准则的高度予以应用。
其三，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与实践未被外界充分认识和理解，这是导致我们丧失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过程、中国与邻国的历史关系等问题，国外有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说法，除少数人是别有用心外，主要还是由于放言者对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与实践不了解、不熟悉。秦汉时中国实现了初步统一。以后虽出现过多次分裂，但仍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回归统一，并由较低层次的统一发展到较高水平的统一，清朝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统一中国历史疆域的任务。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中原王朝为代表的历代王朝，在治边、营边方面形成了有利于统一的内在机制，因此中华民族的内聚力不断增强，统一国家也逐渐形成。中国实现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并非如某些外国人所言，是出自汉族王朝对周边蛮夷地区的殖民化进程。在处理与邻邦关系方面，中原王朝积累了妥善处理相互关系、合理分配相关权益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中原王朝通过施行封贡制度，向边疆与徼外地区彰显自己的文化、实力和制度，积极建立以华夏为中心的文化圈，并通过厚往薄来、传播德化等方式羁縻四夷，达到睦邻息兵、相安共存的目的。对古代中国在治边、营边、妥善处理邻邦关系方面的理论和成功经验，国际社会知之不多，上述内容也未被吸收入国际法。现行国际法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宗旨是维护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有其合理性。但现行国际法参照欧洲的情形制定，未考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也是不完备的。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尽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用中国话语讲述自己的故事，积极争取国际上的话语权；并在条件具备之时，将中国治边、营边、处理邻邦关系的理论与经验补充入国际法。
其四，中国的边疆治理问题十分复杂，研究的难度很大，而研究者的创新能力与研究平台的构建，都不能满足开展研究的需要。从纵向走势来看，边疆治理领域的一些问题，具有现实与历史紧密关联、问题复杂多变而且演变的前景难以把握及预测等特点。就横向联系而言，一些国内问题涉及国际因素或受其左右，边疆发展方面的问题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权益分配、反腐倡廉等问题相交织，边疆稳定方面的问题则与民族团结、法制建设、反恐防恐、社会治理等问题相关联。边疆治理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性、复杂性与研究紧迫性，对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与研究平台的构建提出很高的要求。有鉴于此，本世纪初有学者提出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设想。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现状问题的学科。中国边疆学具有以下特点：涉及内容甚多，涵盖面很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与应用部门的充分重视。由中国边疆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历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边疆问题研究等学科或方向，是中国边疆学主要的学术支撑点。自然科学也是中国边疆学重要的一翼。研究边疆治理问题，我们必须紧握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的理论武器。同时，也要学习其他较新的研究方法。除继续使用各学科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外，还应提倡多学科合作，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既应探讨各类基础性的问题，更应关注重大、复杂、深层的问题以及亟待回答和解决的重要问题。研究力量的合理组织也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目前除中国社科院设有中国边疆研究所外，其他的研究人员分散于各地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少有专门研究中国边疆治理问题的机构。笔者建议设立中国边疆治理国家智库，匹配必要的研究资金，进行统一的组织与规划，在全国范围招标研究课题，通过重点突破、逐年推进的途径，改变边疆治理研究目前落后的状况，推动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的建设。
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迈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既应认真研究和总结传统边疆治理的经验，从中获取营养和启示，也应大胆创新，突破传统的窠臼，同时注意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我们要用自己的话语讲述中国故事，扩大国际上的话语权，争取将中国应对边疆民族问题、处理与邻邦关系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国际准则，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宏图已经绘就，号角亦已吹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积极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在兼收并蓄中博采众长，面向未来，大胆创新，我们一定能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
（作者方铁，1949年生，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邮编650091）
原文刊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
微信号：四川大学西部边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