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内需与外需失衡、投资需求过度与消费需求不足并存、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和第二产业结构不够优化等。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形成，都不同程度地与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有关。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使得生产成本不能在价格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价格信号失灵又使企业生产方式的选择偏向，经济结构的优化自然难以向前。为此，应树立资源性产品广义成本的理念，推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强化政府严格监管与适度补贴下的市场竞争。 [关键词]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经济结构；市场化 [图分类号]F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4-0001-08 受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刺激政策效应递减等因素的影响，2011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逐季下滑，从2011年第一季度的9.7%下滑至2012年第三季度的7.4%，第四季度才有所回升至7.9%。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使得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空前增大。近年来，我国一直着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并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从实践效果看成效不大，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低附加值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市场尚未在一些领域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功能，导致这些领域的资源错配现象严重，影响了整个经济体系的优化。尤其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滞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使得生产成本不能在价格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价格信号失灵又使企业生产方式的选择偏向，经济结构的优化自然难以向前。党的十八大把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指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一、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 经济结构是经济有机体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质的联系和量的比例，其基本内容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种经济成分、各个经济组织和社会再生产各个环境的构成、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结构的内涵非常广，既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投资结构，也包括区域结构、部门结构，还包括产品结构、能源结构、就业结构等等。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为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失衡。就区域结构来说，表现为东中西部发展的不协调，区域间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就城乡结构来说，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农村经济的日益边缘化并存。需求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外需与内需失衡、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则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以及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够优化。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与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滞后有很大关系。 （一）内需与外需失衡 内需与外需是总需求的两个组成部分。内需即国内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组成；外需即国外需求，即产品或服务的输出。由于总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总需求内部结构的均衡也就是一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除个别年份外，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处在较低的水平。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开始显现，出口迅速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个别年份高达20%以上。我们可以用出口依存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它是年度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2000年以前，我国出口依存度基本保持在20%以下，2000年后则大幅上扬，2004年～2008年均在30%以上，2008年后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才有所回落。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出口依存度也居于较高水平，如图1所示，在所列国家中，仅德国和俄罗斯的出口依存度高于我国。内需与外需的失衡会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增速波动较大。一般来说，国内需求是相对稳定的，而外部需求则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较多，在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一旦受到外部需求变动冲击，本国经济增长就会出现较大波动。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是通过外部需求减弱来起作用的。二是国际收支失衡。由于出口增速大大高于进口增速，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加剧。外汇储备增加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货币升值预期吸引国际热钱涌入，加之中央银行收购外汇要增加本国货币投放，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多，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同时，过多的外汇储备也面临着贬值的风险。 （二）投资需求过度与消费需求不足并存 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均衡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投资所形成的产能需要相对的消费需求来消化，如果投资需求在比例上超过消费需求的承受度，就会造成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消费需求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投资需求则受利率、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波动性，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比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波动，就与过于依赖投资拉动有关。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我国投资与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40%以下和60%以上，2000年后则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消费占比逐渐降到60%以下甚至低于50%，如2010年为48.2%；投资占比逐步升至40%以上，2011年竟达48.3%。消费需求由政府消费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组成，消费推动型增长主要是指居民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也主要是指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如图2所示，在所列国家中，我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与发展中国家相去甚远。 （三）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 产业结构对于国民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经济增长不仅反映为规模的扩大，更体现为效率的提高。三次产业间存在着一系列的数量比例关系，只有这些数量比例关系相协调，经济增长才能做到规模与效益的统一。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理论就认为，经济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联系密切，经济结构的优化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结构的优化还会促进经济的集约式增长。我国经济增长中速度与效益不匹配的问题就与产业结构不协调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组成中，第一产业稳步下降，从1990年的27.1%下降到2010年的9.5%；第二产业有所提升，从41.3%增加到44.6%，第三产业则从31.5%上升为45.9%。2010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为9.5∶44.6∶45.9，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存在差距（如图3）。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9∶27∶70.1；高收入国家为1.5∶25.1∶73.4；中等收入国家为9.7∶34.3∶55.9；中低收入国家为10.0∶34.1∶55.8；低收入国家为25.7∶24.4∶45.2，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只接近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 （四）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够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有所改善，主要表现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占比大幅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迅速增加。但第二产业内部重工业化趋势明显，轻重工业比例失调。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工业占比不断提高，2011年达71.8%，轻工业占比则相应下降，重工业已在第二产业内部占主导地位（见图4）。我国重工业化的粗放型发展道路不仅没有改观，反而加重了，这种经济结构的“重型化”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消耗，制约了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也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 二、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资源性产品主要包括水、能源、土地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等。我国虽是资源大国，但从人均拥有量看，大部分资源性产品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此相对应的却是，资源性产品价格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按照经济学一般原理，越是稀缺的东西价格越高，但从世界市场看，在我国相对稀缺的东西价格上却相对便宜。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形成并不是基于市场需求，价格被人为地扭曲，未反映真实成本。长期以来，资源性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受到政府高度控制，不但土地资源为国家垄断，能源领域和矿产资源领域也都为国有企业垄断经营，资源性产品价格也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大部分产品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制下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只反映资源开发成本，而没有包括资源开发的社会成本，很多资源性产品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生态恢复、环境治理成本没有体现在价格之中，这种成本构成的缺失使得资源性产品价格难以正确反映供求状况。 从水资源来看，我国是淡水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仅为2，134立方米，远低于6，521立方米的世界平均水平，在价格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则是偏低的。2011年，我国实行水务管理地区水利工程水价0.01元/立方米～6.0元/立方米，地表水征收水资源费0.002元/立方米～2.0元/立方米，地下水征收水资源费0.01元/立方米～5.8元/立方米，全国36个大中城市工业用水平均价格3.75元/立方米（含污水处理费）、居民生活用水平均价格2.71元/立方米（不含污水处理费），约合0.4美元。[1]以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为例，加拿大渥太华为0.87美元/立方米；美国底特律为1.13美元/立方米；德国柏林为2.52美元/立方米。[2]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水价显然是较低的。 从土地资源来看，我国国土面积虽大，但人均耕地较少，高质量的耕地也不多，可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严重不足。1998年我国有耕地19.45亿亩，到2005年就已降至18.31亩，其中工业用地占用最多。为遏制土地资源的过快消耗，我国开始采取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未来土地利用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6项约束性指标和9个预期性指标，其核心就是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耕地保有量到2010年和2020年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我国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也未在价格上得到反映，用地量最大的工业用地的价格是最低的。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为2，945元/平方米，其中，商业、居住、工业用地分别为5，358元/平方米、4，349元/平方米和638元/平方米。[3]在商业、居住用地普遍采用“招拍挂”出让方式的同时，工业用地仍然保持着行政划拨和协议出让为主的体制，这种不透明的出让方式使得工业用地价格与商业、居住用地价格相差甚远。 能源价格和矿产资源价格也存在类似问题。以电价为例，我国目前分居民、工业和商业等不同类型的电价，从全国看，居民用电0.50元/千瓦时，工业用电0.7元/千瓦时～0.8元/千瓦时，商业用电0.80元/千瓦时～0.90元/千瓦时。我国电价远低于国外，从居民电价看，2010年我国为0.075美元，美国为0.116美元，日本为0.232美元，韩国为0.104美元，墨西哥为0.089美元。[4]低电价不反映供求和成本，电价过低、煤（市场煤）电（计划电）价格倒挂是电力行业大面积亏损的根本原因所在。成品油定价机制虽已接近市场化，但仍不完善，主要是调价周期较长，难以灵敏反映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定价的透明度仍然不高；垄断现象严重，缺少市场竞争导致的低效率问题仍待解决。 影响经济结构的因素有很多，如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等，但生产活动的前提是生产要素的投入，生产要素的价格对于经济结构的形成至关重要。如果市场不能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生产要素的价格存在扭曲，不能反应其供求状况、稀缺程度，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中的成本收益杠杆失灵，弱化市场机制的优化配置、优胜劣汰的功能，进而使反映最终产品情况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扭曲。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影响企业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不可否认的是，出口商品绝大部分处于产业链低端，产品附加值低。这种状态与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不无关系。在资源性产品价格较低的情况下，企业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就能获得一定利润，造成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加之，技术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在增加投入能够增加利润的情况下，企业冒风险加大投入从事技术研发在经济上就不是最优选择。2001年以来， 我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大幅度增长， 从2001年的4，733.4亿元增长至2007年的22，950.7亿元， 年均增长达25.3%， 但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成本费用利润率却保持基本稳定， 仅从5.35%缓慢上升至7.02%， 年均仅增长4%。[5]这表明企业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缓慢，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企业利润增加的主要来源。 （二）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鼓励低水平重复投资与建设 现行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下，GDP指标居于首要位置。GDP的增长主要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在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以大幅增长，外部需求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投资成为地方政府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而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则为地方政府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条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进行招商引资竞争，甚至对已经很低的资源性产品价格进行进一步压缩，如以无偿划拨土地、适当降低环保标准等方式吸引外部资金进入。以2009、2010和2011年为例，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项目增长速度为20.5%、10.1%和-4.4%，地方项目增长速度则为30%、26%、28%，[5]说明我国近年来固定资产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投资增长带动的。 （三）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影响环境保护的投入与治理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节能减排的力度，但采取的措施多是行政手段，如通过行政手段关停小火电厂；为达到减排目标，在部分区域实施拉闸限电。在市场经济条件上，行政性干预措施不仅会降低市场效率，也容易使行政手段在市场规律的影响下难以发挥作用。价格偏低的商品会导致社会的过度需求，在这一规律下，即使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了某一行业或区域，过度需求也会在其他行业或区域更加凸显，从而产生“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效应。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也影响了资源性产品的收益与利润，使得相关企业和政府缺少资金投入到环境保护设备与技术的更新方面。市场经济调节需要的是市场手段，而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只有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市场主体的行为才是最有效的。 （四）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促进了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阻碍了出口结构的优化调整 新世纪以来我国出口的迅速扩张是粗放式而非集约型的。虽然出口总值连年大幅增长，出口商品数量跨越式提升，但出口商品结构和盈利能力却很不合理。我国的出口商品的主要优势是价格低廉，中国制造成了廉价商品的代名词。而出口商品的低价格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压低其他生产要素成本获得的。这种低成本、低附加值为特征的扩张方式难以持续，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频繁的贸易摩擦。数据表明，我国出口服装单价仅为发达国家的1/3， 毛纺产品是英国、意大利同类产品价格的1/8到1/5， 印染产品是瑞士同类产品价格的1/4， 丝绸产品是意大利同类产品价格的1/5， 化纤产品是日本同类产品价格的1/3到1/2。[6]近年来，随着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和劳动力以及原材料成本的上涨，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正在缩小，出口的增长速度也不再持续前几年的高速增长，这就印证了粗放式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从出口商品结构看，加工贸易是我国出口贸易的主体形式，占整个出口贸易的近一半。加工贸易主要采取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的形式，东道国的生产企业从中只收取加工费，所获收益很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较也在逐年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多年居世界第一位。但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中，绝大部分产品的关键和核心技术并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三资企业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占了很大份额。出口商品结构的低端化，与资源性产品的低价格有直接的关系，低要素价格导致的低产品成本，阻碍着商品结构的优化。在依靠低成本就能获利的情况下，企业难以动力进行技术革新与产品优化。 出口的粗放式增长也会减弱国内福利效应。一般来说，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与要素收益成反比，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越高，本国要素收益就越低，国民利益流失就越严重。在要素价格扭曲基础上的出口比较优势并不是真实的优势，它导致的贸易结构性扭曲和过度出口，都会使本国福利外流。[7]在我国一直以来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出口却依靠低成本优势连续多年迅猛增长，外汇储备激增。这种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实际上是以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为代价，对其他国家进行出口贸易补贴。花旗银行的保守估计显示，我国制造业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中节约了约3.8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通过出口形成了对发达国家的利益补贴。[8] （五）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助长了资源的高消耗 价格是影响需求的最重要因素，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这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通过行政或计划手段压低资源性产品价格，就会助长这类产品的消费。正是在低价格的诱导之下，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耗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26.13亿吨油当量，占世界能源总消费的21.3%，自2009年以来连续三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消费规模与经济规模是不相称的，如美国以占世界10.5%的能源消费创造了占世界21.7的生产总值；日本则以3.9%的能源消费创造了占世界8.4%的生产总值（见图5）。同理，低地价也使得经济增长中的土地消耗过多。由于工业用地价格被人为压低，甚至存在工业用地转让中的零地价、负地价现象，助长了经济主体多占地、占好地的倾向，甚至一些企业缺乏优质的投资项目也要跑马圈地，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三、以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助推经济结构调整 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涨，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状况大大缓解；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在持续推进，企业债券利率、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外币大额存贷款利率均已实现市场化，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也只是时间问题。与此相比，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仍然滞后，应着力推进。 （一）树立资源性产品广义成本的理念 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的直接表现是成本构成的缺失，而成本构成缺失则基于两种观念：一是资源无价值，这是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片面理解。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自然资源不是劳动的结果，本身不含有物化劳动，故而没有价值。但这种不含有一般人类劳动的自然资源，却在人类的劳动创造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补偿甚至代替了人类劳动。如石油本身不含有人类劳动，但其在机械中的使用却大大节约了人类劳动，并可使简单的人类劳动转变为高度复杂的劳动。如果说劳动是价值之源，资源就应是价值之泉，劳动与资源的结合才是价值的源泉。二是资源性产业居于产业链上游，且直接关系民生福利，单纯靠市场配置容易引起价格大幅波动，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民生福利。这种认识一方面忽略了资源错配对国民经济与民生福利的影响，资源错配的负面影响如产业结构扭曲、收入分配失衡等，在一定的阶段甚至超过了价格扭曲带来的福利效应；另一方面，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不仅会稀释资源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还能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基于上述理念，在绝大部分产品价格已经市场化的情况下，仍然沿用行政和计划手段对资源性产品价格进行控制，造成价格只反映了部分而非全部成本。如我国矿产资源价格构成中主要是开采成本，资源补偿成本、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成本、安全生产成本等未得到合理反映。因此，要进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首先要破除两种片面认识，树立资源性产品广义成本的理论，通过市场手段形成价格、通过机制设计调控价格，而不应用行政的手段控制价格。资源性产品的广义成本，不仅包括其全部的生产成本即内部成本，还应包括资源开发利用所产生的外部成本（代内外部性成本和代际外部性成本）。[9]生产成本是自然资源从自然系统进入经济系统的必要投入，主要包括资源勘探和开发投入、资源加工的人力与物力投入、资源的存储与运输投入等；代内外部性成本是资源开发与利用对当代人利益损害的补偿，包括环境治理成本、生态修复成本等；代际外部性成本则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因素的考虑，资源总量是即定的，当代人的开发利用的多，留给后代人的资源量就少，这就要求利用价格手段促进资源的节约，维护后代人的利益。 （二）以市场化为导向，逐步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渐进式的转轨过程也就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不断扩大，从消费品市场到劳动力市场，再到资本市场，资源性产品市场也不例外。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首先应减少政府干预，逐步放松对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控制，改变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价格形成机制，除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资源应由政府调控或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外，其他资源应充分发挥市场定价的机制。政府应把精力转变到市场监管上来，对价格的调控也主要用税收等经济杠杆。对于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资源性产品，如水、电、气等，不宜完全放开由市场定价，可采取定额管理办法，比如可对上述资源性产品采用阶梯定价法，既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的资源使用量，又对超过定额的数量进行累进式收费，促进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资源节约。 水价改革应分类推进，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用水主体，实施不同的水价改革措施。工业用水价格应包括资源成本、水务工程成本和环境成本：资源成本以水资源费（税）的形式征收，反映的是水资源消费的有偿性；工程成本是水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人力与物力投入成本，反映的是水资源消费的直接成本；环境成本是水资源消费后回收、利用与排放所形成的直接成本和外部成本。居民生活用水应推广实行阶梯水价：综合考虑不同区域居民生活基本用水量、区域水资源丰度和整体的水环境承载能力，制定居民生活用水基础价格，对超额用水实行阶梯式水价，水价累进幅度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相适应。农业灌溉用水要统筹考虑保障粮食生产和促进节约用水，可根据区域性农业生产特点确定单位土地农业用水平均量作为定额，定额以内政府进行水费补贴，定额以上则按市场价收取。[10] 2007年12月1日公布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确定了能源价格改革的总体方向：“建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以市场调节为主导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按照这一改革方向，能源价格改革应从以下方面予以推进：一是理顺成品油定价机制。坚持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的方向和原则，建立既反映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变化，又考虑国内市场供求、生产成本和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同时，建立石油企业内部上下游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相关行业的价格联动机制、对部分弱势行业和弱势群体适当补贴的机制。二是针对天然气价格水平偏低的状况，逐步提高天然气价格，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天然气价格与可替代能源的价格关系，建立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调整的机制，促进天然气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三是推进电价改革。加快推进上网电价改革，将上网电价由政府制定逐步过渡到由市场竞争形成；改进和规范输配电价格管理办法，形成合理的定调价机制；改革销售电价的分类和结构，形成有利于公平负担的销售电价定价机制。四是实现煤炭价格市场化。要进一步建立市场化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政府逐步淡化对煤炭价格形成的干预；研究建立科学的成本核算体系，全面反映煤炭资源成本、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改进煤炭订货方式，推行长期交易合同；加强价格监测，建立有效的信息服务系统；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煤电价格的良性互动。 在矿产资源领域，应严格实行资源有偿取得制度，矿产资源探矿权、采矿权，除国家特别规定以外，都应以招拍挂等形式进行有偿出让。要深化资源税改革，制定合理的资源税税率，改进计税方法，扩大资源税目；现阶段应扩大煤炭资源税试点，逐步把一些稀有资源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尽快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适当提高税负水平。要通过矿产资源价格和税费改革，形成完善的矿产资源价格构成，使矿产资源价格反映出不同资源的稀缺性程度，同时包含矿产开采过程对环境的破坏及恢复成本。 土地价格方面，工业地价扭曲主要与现行土地制度和监管不力有关。应着力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明确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及土地收益的受益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和企业侵占农民土地收益；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并严格执行，使征用补偿费涵盖土地所有权补偿费、地上物补偿费、安家补偿费、社会保障补偿费等；应严格工业出让最低价的监管，严把工业用地审批，对工业项目用地选址、用地规模严格把关。在完善制度和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培育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市场，推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行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价”。要加强和促进土地市场交易信息的公开、公正，制定和颁布各类价格标准，完善土地交易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协议出让土地最低价标准及区域综合地价标准，引导土地利用结构趋于合理。 （三）强调政府严格监管、适度补贴下的市场竞争 市场化改革不是不要政府干预，而是要把政府对价格的控制转变为对市场的监管、对消费者的补贴。价格控制是对生产者的补贴，虽降低了企业成本，终端价格偏低也有利于消费者，但却阻碍了技术进步，影响了经济结构的优化，最终还是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通过放松管制，引入竞争，使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则有助于资源的优化利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进而也会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对于市场化带来的价格上涨问题，也可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予以消解。 1. 政府的有效监管 资源性产品往往具有自然垄断性、外部性等特征，难以实现完全的市场调节，政府必须履行好监管责任。政府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抑制企业的不合理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监管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市场准入与退出的监管。资源性产业具有规模经济性的特征，企业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见到效益，同时进入的企业又不能过多，过多的企业进入会带来无序的竞争，如煤炭行业大量小煤窑的存在就造成了严格的资源浪费和较多的安全生产事故。政府一方面要对新企业的进入进行适度控制，避免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另一方面也应对不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企业进行强制性退出，保持产业发展的平衡。二是价格监管。资源性产品的自然垄断性质意味着企业容易获取垄断利润。政府应通过宏观政策引导企业定价，使资源性产品价格既能刺激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也能避免消费者承受过高的价格负担。三是通过产品与服务质量监管，维护和增进消费者的利益。四是安全生产管理。政府应督促企业制订各项安全生产制度，检查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确保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五是市场秩序监管。市场化改革意味着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对每个企业都很重要，政府应通过监管防止破坏性竞争、制约企业的不正当行业和防止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 2. 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 市场垄断与行政管制一样，也会造成价格扭曲。政府控制价格很大程度上是为着民众福利或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定价扭曲往往是低价；而垄断性企业定价扭曲往往是高价，如果某个产品为几家，甚至一两家企业所垄断，企业便有了自主定价的能力，同时企业追求经营收益的目标也会产生过高定价的动力。因此，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仅是改变政府定价的模式，更要引入市场竞争，打破市场垄断，使价格在竞争中形成。当前，应着力打破资源性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打破地区间、部门间和行业间的垄断，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资源性产品能够在不同区域、不同部门和不同行业之间有序合理流动。同时，应逐步打破资源性行业的自然垄断，降低行业门槛，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实现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主体多元化，促进经济主体间的竞争。只有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市场竞争，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才具备了条件。 3. 制定科学合理的消费者补贴机制 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则，既不会同情生产者，也不会怜悯消费者。市场化所形成的价格，包含了供求、预期等各种因素，尤其是在前期价格扭曲的情况下，一旦市场化，必然向正常回归，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转变补贴方式，变前期对生产者的补贴转变为对消费者的补贴。以城市供热补贴为例，现行补贴主要是对供热企业的补贴，在补贴基础上供热企业按供热面积向居民征收等于或小于成本的取暖费。这种对生产者的补贴就缺少激励作用，一方面供热企业多处于亏损状态；另一方面居民用热浪费严重，居民面积大的得到的补贴就多，政府补贴是扶强而非扶弱。如果在供热市场化的基础上变生产者补贴为消费者补贴，供热企业依据热量按成本加利润向消费者收费，政府则对消费者给予一定的补贴，则企业会扭转亏损状态，消费者也有了节约用热的动力，政府补贴的扶弱性也更加凸显。因此，市场化改革后的资源性产品补贴，应重点由补贴生产者变为补贴消费者，由“暗补”变为“明补”，由“扶强”变为“扶弱”。 [参考文献] [1] 国家水利部. 2011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EB/OL]. 水利部网站，http：//www.mwr.gov.cn/zwzc/hygb/，2012-12-10. [2] 世界各国水价一览表[EB/OL]. http：//www.dy88.cn/life/552.html， 2012-01-19. [3] 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组. 2011年第一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分析简报[EB/OL]. 国土资源部网站，http：//www.mlr.gov.cn/zwgk/qwsj/201104/t20110425_845842.htm，2011-04-25. [4] 发改委称我国居民电价远低于国外[EB/OL]. 人民网，http：//qh.people.com.cn/GB/182802/183411/16479221.html，2011-12-02. [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2[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511，158. [6] 朱明龙，周智高. 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与“三过”问题解决途径探讨[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08 （7）. [7] 王庭东. 区域导向型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扭曲与对外开放效益[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 [8] 沈明高. 中国企业价格扭曲节约成本3.83万亿[N]. 第一财经日报，2008-04-28. [9] 肖韶峰，蔡伟民. 中国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基于要素价格机制视角的分析[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7）. [10] 李梅，吴朝阳. 我国进一步推进水价改革的思考[J]. 经济问题，2012（6）. （责任编辑：张积慧）
[摘 要]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内需与外需失衡、投资需求过度与消费需求不足并存、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和第二产业结构不够优化等。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形成，都不同程度地与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有关。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使得生产成本不能在价格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价格信号失灵又使企业生产方式的选择偏向，经济结构的优化自然难以向前。为此，应树立资源性产品广义成本的理念，推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强化政府严格监管与适度补贴下的市场竞争。 [关键词]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经济结构；市场化 [图分类号]F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4-0001-08 受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刺激政策效应递减等因素的影响，2011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逐季下滑，从2011年第一季度的9.7%下滑至2012年第三季度的7.4%，第四季度才有所回升至7.9%。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使得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空前增大。近年来，我国一直着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并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从实践效果看成效不大，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低附加值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市场尚未在一些领域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功能，导致这些领域的资源错配现象严重，影响了整个经济体系的优化。尤其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滞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使得生产成本不能在价格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价格信号失灵又使企业生产方式的选择偏向，经济结构的优化自然难以向前。党的十八大把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指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一、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 经济结构是经济有机体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质的联系和量的比例，其基本内容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种经济成分、各个经济组织和社会再生产各个环境的构成、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结构的内涵非常广，既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投资结构，也包括区域结构、部门结构，还包括产品结构、能源结构、就业结构等等。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为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失衡。就区域结构来说，表现为东中西部发展的不协调，区域间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就城乡结构来说，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农村经济的日益边缘化并存。需求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外需与内需失衡、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则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以及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够优化。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与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滞后有很大关系。 （一）内需与外需失衡 内需与外需是总需求的两个组成部分。内需即国内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组成；外需即国外需求，即产品或服务的输出。由于总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总需求内部结构的均衡也就是一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除个别年份外，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处在较低的水平。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开始显现，出口迅速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个别年份高达20%以上。我们可以用出口依存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它是年度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2000年以前，我国出口依存度基本保持在20%以下，2000年后则大幅上扬，2004年～2008年均在30%以上，2008年后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才有所回落。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出口依存度也居于较高水平，如图1所示，在所列国家中，仅德国和俄罗斯的出口依存度高于我国。内需与外需的失衡会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增速波动较大。一般来说，国内需求是相对稳定的，而外部需求则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较多，在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一旦受到外部需求变动冲击，本国经济增长就会出现较大波动。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是通过外部需求减弱来起作用的。二是国际收支失衡。由于出口增速大大高于进口增速，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加剧。外汇储备增加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货币升值预期吸引国际热钱涌入，加之中央银行收购外汇要增加本国货币投放，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多，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同时，过多的外汇储备也面临着贬值的风险。 （二）投资需求过度与消费需求不足并存 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均衡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投资所形成的产能需要相对的消费需求来消化，如果投资需求在比例上超过消费需求的承受度，就会造成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消费需求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投资需求则受利率、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波动性，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比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波动，就与过于依赖投资拉动有关。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我国投资与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40%以下和60%以上，2000年后则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消费占比逐渐降到60%以下甚至低于50%，如2010年为48.2%；投资占比逐步升至40%以上，2011年竟达48.3%。消费需求由政府消费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组成，消费推动型增长主要是指居民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也主要是指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如图2所示，在所列国家中，我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与发展中国家相去甚远。 （三）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 产业结构对于国民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经济增长不仅反映为规模的扩大，更体现为效率的提高。三次产业间存在着一系列的数量比例关系，只有这些数量比例关系相协调，经济增长才能做到规模与效益的统一。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理论就认为，经济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联系密切，经济结构的优化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结构的优化还会促进经济的集约式增长。我国经济增长中速度与效益不匹配的问题就与产业结构不协调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组成中，第一产业稳步下降，从1990年的27.1%下降到2010年的9.5%；第二产业有所提升，从41.3%增加到44.6%，第三产业则从31.5%上升为45.9%。2010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为9.5∶44.6∶45.9，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存在差距（如图3）。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9∶27∶70.1；高收入国家为1.5∶25.1∶73.4；中等收入国家为9.7∶34.3∶55.9；中低收入国家为10.0∶34.1∶55.8；低收入国家为25.7∶24.4∶45.2，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只接近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 （四）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够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有所改善，主要表现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占比大幅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迅速增加。但第二产业内部重工业化趋势明显，轻重工业比例失调。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工业占比不断提高，2011年达71.8%，轻工业占比则相应下降，重工业已在第二产业内部占主导地位（见图4）。我国重工业化的粗放型发展道路不仅没有改观，反而加重了，这种经济结构的“重型化”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消耗，制约了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也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 二、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资源性产品主要包括水、能源、土地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等。我国虽是资源大国，但从人均拥有量看，大部分资源性产品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此相对应的却是，资源性产品价格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按照经济学一般原理，越是稀缺的东西价格越高，但从世界市场看，在我国相对稀缺的东西价格上却相对便宜。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形成并不是基于市场需求，价格被人为地扭曲，未反映真实成本。长期以来，资源性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受到政府高度控制，不但土地资源为国家垄断，能源领域和矿产资源领域也都为国有企业垄断经营，资源性产品价格也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大部分产品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制下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只反映资源开发成本，而没有包括资源开发的社会成本，很多资源性产品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生态恢复、环境治理成本没有体现在价格之中，这种成本构成的缺失使得资源性产品价格难以正确反映供求状况。 从水资源来看，我国是淡水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仅为2，134立方米，远低于6，521立方米的世界平均水平，在价格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则是偏低的。2011年，我国实行水务管理地区水利工程水价0.01元/立方米～6.0元/立方米，地表水征收水资源费0.002元/立方米～2.0元/立方米，地下水征收水资源费0.01元/立方米～5.8元/立方米，全国36个大中城市工业用水平均价格3.75元/立方米（含污水处理费）、居民生活用水平均价格2.71元/立方米（不含污水处理费），约合0.4美元。[1]以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为例，加拿大渥太华为0.87美元/立方米；美国底特律为1.13美元/立方米；德国柏林为2.52美元/立方米。[2]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水价显然是较低的。 从土地资源来看，我国国土面积虽大，但人均耕地较少，高质量的耕地也不多，可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严重不足。1998年我国有耕地19.45亿亩，到2005年就已降至18.31亩，其中工业用地占用最多。为遏制土地资源的过快消耗，我国开始采取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未来土地利用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6项约束性指标和9个预期性指标，其核心就是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耕地保有量到2010年和2020年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我国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也未在价格上得到反映，用地量最大的工业用地的价格是最低的。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为2，945元/平方米，其中，商业、居住、工业用地分别为5，358元/平方米、4，349元/平方米和638元/平方米。[3]在商业、居住用地普遍采用“招拍挂”出让方式的同时，工业用地仍然保持着行政划拨和协议出让为主的体制，这种不透明的出让方式使得工业用地价格与商业、居住用地价格相差甚远。 能源价格和矿产资源价格也存在类似问题。以电价为例，我国目前分居民、工业和商业等不同类型的电价，从全国看，居民用电0.50元/千瓦时，工业用电0.7元/千瓦时～0.8元/千瓦时，商业用电0.80元/千瓦时～0.90元/千瓦时。我国电价远低于国外，从居民电价看，2010年我国为0.075美元，美国为0.116美元，日本为0.232美元，韩国为0.104美元，墨西哥为0.089美元。[4]低电价不反映供求和成本，电价过低、煤（市场煤）电（计划电）价格倒挂是电力行业大面积亏损的根本原因所在。成品油定价机制虽已接近市场化，但仍不完善，主要是调价周期较长，难以灵敏反映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定价的透明度仍然不高；垄断现象严重，缺少市场竞争导致的低效率问题仍待解决。 影响经济结构的因素有很多，如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等，但生产活动的前提是生产要素的投入，生产要素的价格对于经济结构的形成至关重要。如果市场不能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生产要素的价格存在扭曲，不能反应其供求状况、稀缺程度，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中的成本收益杠杆失灵，弱化市场机制的优化配置、优胜劣汰的功能，进而使反映最终产品情况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扭曲。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影响企业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不可否认的是，出口商品绝大部分处于产业链低端，产品附加值低。这种状态与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不无关系。在资源性产品价格较低的情况下，企业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就能获得一定利润，造成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加之，技术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在增加投入能够增加利润的情况下，企业冒风险加大投入从事技术研发在经济上就不是最优选择。2001年以来， 我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大幅度增长， 从2001年的4，733.4亿元增长至2007年的22，950.7亿元， 年均增长达25.3%， 但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成本费用利润率却保持基本稳定， 仅从5.35%缓慢上升至7.02%， 年均仅增长4%。[5]这表明企业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缓慢，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企业利润增加的主要来源。 （二）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鼓励低水平重复投资与建设 现行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下，GDP指标居于首要位置。GDP的增长主要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在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以大幅增长，外部需求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投资成为地方政府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而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则为地方政府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条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进行招商引资竞争，甚至对已经很低的资源性产品价格进行进一步压缩，如以无偿划拨土地、适当降低环保标准等方式吸引外部资金进入。以2009、2010和2011年为例，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项目增长速度为20.5%、10.1%和-4.4%，地方项目增长速度则为30%、26%、28%，[5]说明我国近年来固定资产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投资增长带动的。 （三）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影响环境保护的投入与治理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节能减排的力度，但采取的措施多是行政手段，如通过行政手段关停小火电厂；为达到减排目标，在部分区域实施拉闸限电。在市场经济条件上，行政性干预措施不仅会降低市场效率，也容易使行政手段在市场规律的影响下难以发挥作用。价格偏低的商品会导致社会的过度需求，在这一规律下，即使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了某一行业或区域，过度需求也会在其他行业或区域更加凸显，从而产生“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效应。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也影响了资源性产品的收益与利润，使得相关企业和政府缺少资金投入到环境保护设备与技术的更新方面。市场经济调节需要的是市场手段，而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只有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市场主体的行为才是最有效的。 （四）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促进了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阻碍了出口结构的优化调整 新世纪以来我国出口的迅速扩张是粗放式而非集约型的。虽然出口总值连年大幅增长，出口商品数量跨越式提升，但出口商品结构和盈利能力却很不合理。我国的出口商品的主要优势是价格低廉，中国制造成了廉价商品的代名词。而出口商品的低价格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压低其他生产要素成本获得的。这种低成本、低附加值为特征的扩张方式难以持续，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频繁的贸易摩擦。数据表明，我国出口服装单价仅为发达国家的1/3， 毛纺产品是英国、意大利同类产品价格的1/8到1/5， 印染产品是瑞士同类产品价格的1/4， 丝绸产品是意大利同类产品价格的1/5， 化纤产品是日本同类产品价格的1/3到1/2。[6]近年来，随着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和劳动力以及原材料成本的上涨，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正在缩小，出口的增长速度也不再持续前几年的高速增长，这就印证了粗放式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从出口商品结构看，加工贸易是我国出口贸易的主体形式，占整个出口贸易的近一半。加工贸易主要采取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的形式，东道国的生产企业从中只收取加工费，所获收益很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较也在逐年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多年居世界第一位。但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中，绝大部分产品的关键和核心技术并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三资企业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占了很大份额。出口商品结构的低端化，与资源性产品的低价格有直接的关系，低要素价格导致的低产品成本，阻碍着商品结构的优化。在依靠低成本就能获利的情况下，企业难以动力进行技术革新与产品优化。 出口的粗放式增长也会减弱国内福利效应。一般来说，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与要素收益成反比，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越高，本国要素收益就越低，国民利益流失就越严重。在要素价格扭曲基础上的出口比较优势并不是真实的优势，它导致的贸易结构性扭曲和过度出口，都会使本国福利外流。[7]在我国一直以来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出口却依靠低成本优势连续多年迅猛增长，外汇储备激增。这种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实际上是以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为代价，对其他国家进行出口贸易补贴。花旗银行的保守估计显示，我国制造业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中节约了约3.8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通过出口形成了对发达国家的利益补贴。[8] （五）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助长了资源的高消耗 价格是影响需求的最重要因素，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这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通过行政或计划手段压低资源性产品价格，就会助长这类产品的消费。正是在低价格的诱导之下，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耗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26.13亿吨油当量，占世界能源总消费的21.3%，自2009年以来连续三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消费规模与经济规模是不相称的，如美国以占世界10.5%的能源消费创造了占世界21.7的生产总值；日本则以3.9%的能源消费创造了占世界8.4%的生产总值（见图5）。同理，低地价也使得经济增长中的土地消耗过多。由于工业用地价格被人为压低，甚至存在工业用地转让中的零地价、负地价现象，助长了经济主体多占地、占好地的倾向，甚至一些企业缺乏优质的投资项目也要跑马圈地，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三、以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助推经济结构调整 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涨，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状况大大缓解；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在持续推进，企业债券利率、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外币大额存贷款利率均已实现市场化，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也只是时间问题。与此相比，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仍然滞后，应着力推进。 （一）树立资源性产品广义成本的理念 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的直接表现是成本构成的缺失，而成本构成缺失则基于两种观念：一是资源无价值，这是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片面理解。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自然资源不是劳动的结果，本身不含有物化劳动，故而没有价值。但这种不含有一般人类劳动的自然资源，却在人类的劳动创造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补偿甚至代替了人类劳动。如石油本身不含有人类劳动，但其在机械中的使用却大大节约了人类劳动，并可使简单的人类劳动转变为高度复杂的劳动。如果说劳动是价值之源，资源就应是价值之泉，劳动与资源的结合才是价值的源泉。二是资源性产业居于产业链上游，且直接关系民生福利，单纯靠市场配置容易引起价格大幅波动，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民生福利。这种认识一方面忽略了资源错配对国民经济与民生福利的影响，资源错配的负面影响如产业结构扭曲、收入分配失衡等，在一定的阶段甚至超过了价格扭曲带来的福利效应；另一方面，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不仅会稀释资源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还能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基于上述理念，在绝大部分产品价格已经市场化的情况下，仍然沿用行政和计划手段对资源性产品价格进行控制，造成价格只反映了部分而非全部成本。如我国矿产资源价格构成中主要是开采成本，资源补偿成本、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成本、安全生产成本等未得到合理反映。因此，要进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首先要破除两种片面认识，树立资源性产品广义成本的理论，通过市场手段形成价格、通过机制设计调控价格，而不应用行政的手段控制价格。资源性产品的广义成本，不仅包括其全部的生产成本即内部成本，还应包括资源开发利用所产生的外部成本（代内外部性成本和代际外部性成本）。[9]生产成本是自然资源从自然系统进入经济系统的必要投入，主要包括资源勘探和开发投入、资源加工的人力与物力投入、资源的存储与运输投入等；代内外部性成本是资源开发与利用对当代人利益损害的补偿，包括环境治理成本、生态修复成本等；代际外部性成本则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因素的考虑，资源总量是即定的，当代人的开发利用的多，留给后代人的资源量就少，这就要求利用价格手段促进资源的节约，维护后代人的利益。 （二）以市场化为导向，逐步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渐进式的转轨过程也就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不断扩大，从消费品市场到劳动力市场，再到资本市场，资源性产品市场也不例外。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首先应减少政府干预，逐步放松对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控制，改变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价格形成机制，除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资源应由政府调控或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外，其他资源应充分发挥市场定价的机制。政府应把精力转变到市场监管上来，对价格的调控也主要用税收等经济杠杆。对于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资源性产品，如水、电、气等，不宜完全放开由市场定价，可采取定额管理办法，比如可对上述资源性产品采用阶梯定价法，既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的资源使用量，又对超过定额的数量进行累进式收费，促进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资源节约。 水价改革应分类推进，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用水主体，实施不同的水价改革措施。工业用水价格应包括资源成本、水务工程成本和环境成本：资源成本以水资源费（税）的形式征收，反映的是水资源消费的有偿性；工程成本是水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人力与物力投入成本，反映的是水资源消费的直接成本；环境成本是水资源消费后回收、利用与排放所形成的直接成本和外部成本。居民生活用水应推广实行阶梯水价：综合考虑不同区域居民生活基本用水量、区域水资源丰度和整体的水环境承载能力，制定居民生活用水基础价格，对超额用水实行阶梯式水价，水价累进幅度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相适应。农业灌溉用水要统筹考虑保障粮食生产和促进节约用水，可根据区域性农业生产特点确定单位土地农业用水平均量作为定额，定额以内政府进行水费补贴，定额以上则按市场价收取。[10] 2007年12月1日公布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确定了能源价格改革的总体方向：“建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以市场调节为主导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按照这一改革方向，能源价格改革应从以下方面予以推进：一是理顺成品油定价机制。坚持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的方向和原则，建立既反映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变化，又考虑国内市场供求、生产成本和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同时，建立石油企业内部上下游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相关行业的价格联动机制、对部分弱势行业和弱势群体适当补贴的机制。二是针对天然气价格水平偏低的状况，逐步提高天然气价格，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天然气价格与可替代能源的价格关系，建立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调整的机制，促进天然气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三是推进电价改革。加快推进上网电价改革，将上网电价由政府制定逐步过渡到由市场竞争形成；改进和规范输配电价格管理办法，形成合理的定调价机制；改革销售电价的分类和结构，形成有利于公平负担的销售电价定价机制。四是实现煤炭价格市场化。要进一步建立市场化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政府逐步淡化对煤炭价格形成的干预；研究建立科学的成本核算体系，全面反映煤炭资源成本、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改进煤炭订货方式，推行长期交易合同；加强价格监测，建立有效的信息服务系统；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煤电价格的良性互动。 在矿产资源领域，应严格实行资源有偿取得制度，矿产资源探矿权、采矿权，除国家特别规定以外，都应以招拍挂等形式进行有偿出让。要深化资源税改革，制定合理的资源税税率，改进计税方法，扩大资源税目；现阶段应扩大煤炭资源税试点，逐步把一些稀有资源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尽快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适当提高税负水平。要通过矿产资源价格和税费改革，形成完善的矿产资源价格构成，使矿产资源价格反映出不同资源的稀缺性程度，同时包含矿产开采过程对环境的破坏及恢复成本。 土地价格方面，工业地价扭曲主要与现行土地制度和监管不力有关。应着力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明确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及土地收益的受益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和企业侵占农民土地收益；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并严格执行，使征用补偿费涵盖土地所有权补偿费、地上物补偿费、安家补偿费、社会保障补偿费等；应严格工业出让最低价的监管，严把工业用地审批，对工业项目用地选址、用地规模严格把关。在完善制度和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培育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市场，推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行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价”。要加强和促进土地市场交易信息的公开、公正，制定和颁布各类价格标准，完善土地交易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协议出让土地最低价标准及区域综合地价标准，引导土地利用结构趋于合理。 （三）强调政府严格监管、适度补贴下的市场竞争 市场化改革不是不要政府干预，而是要把政府对价格的控制转变为对市场的监管、对消费者的补贴。价格控制是对生产者的补贴，虽降低了企业成本，终端价格偏低也有利于消费者，但却阻碍了技术进步，影响了经济结构的优化，最终还是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通过放松管制，引入竞争，使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则有助于资源的优化利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进而也会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对于市场化带来的价格上涨问题，也可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予以消解。 1. 政府的有效监管 资源性产品往往具有自然垄断性、外部性等特征，难以实现完全的市场调节，政府必须履行好监管责任。政府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抑制企业的不合理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监管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市场准入与退出的监管。资源性产业具有规模经济性的特征，企业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见到效益，同时进入的企业又不能过多，过多的企业进入会带来无序的竞争，如煤炭行业大量小煤窑的存在就造成了严格的资源浪费和较多的安全生产事故。政府一方面要对新企业的进入进行适度控制，避免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另一方面也应对不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企业进行强制性退出，保持产业发展的平衡。二是价格监管。资源性产品的自然垄断性质意味着企业容易获取垄断利润。政府应通过宏观政策引导企业定价，使资源性产品价格既能刺激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也能避免消费者承受过高的价格负担。三是通过产品与服务质量监管，维护和增进消费者的利益。四是安全生产管理。政府应督促企业制订各项安全生产制度，检查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确保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五是市场秩序监管。市场化改革意味着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对每个企业都很重要，政府应通过监管防止破坏性竞争、制约企业的不正当行业和防止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 2. 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 市场垄断与行政管制一样，也会造成价格扭曲。政府控制价格很大程度上是为着民众福利或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定价扭曲往往是低价；而垄断性企业定价扭曲往往是高价，如果某个产品为几家，甚至一两家企业所垄断，企业便有了自主定价的能力，同时企业追求经营收益的目标也会产生过高定价的动力。因此，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仅是改变政府定价的模式，更要引入市场竞争，打破市场垄断，使价格在竞争中形成。当前，应着力打破资源性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打破地区间、部门间和行业间的垄断，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资源性产品能够在不同区域、不同部门和不同行业之间有序合理流动。同时，应逐步打破资源性行业的自然垄断，降低行业门槛，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实现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主体多元化，促进经济主体间的竞争。只有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市场竞争，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才具备了条件。 3. 制定科学合理的消费者补贴机制 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则，既不会同情生产者，也不会怜悯消费者。市场化所形成的价格，包含了供求、预期等各种因素，尤其是在前期价格扭曲的情况下，一旦市场化，必然向正常回归，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转变补贴方式，变前期对生产者的补贴转变为对消费者的补贴。以城市供热补贴为例，现行补贴主要是对供热企业的补贴，在补贴基础上供热企业按供热面积向居民征收等于或小于成本的取暖费。这种对生产者的补贴就缺少激励作用，一方面供热企业多处于亏损状态；另一方面居民用热浪费严重，居民面积大的得到的补贴就多，政府补贴是扶强而非扶弱。如果在供热市场化的基础上变生产者补贴为消费者补贴，供热企业依据热量按成本加利润向消费者收费，政府则对消费者给予一定的补贴，则企业会扭转亏损状态，消费者也有了节约用热的动力，政府补贴的扶弱性也更加凸显。因此，市场化改革后的资源性产品补贴，应重点由补贴生产者变为补贴消费者，由“暗补”变为“明补”，由“扶强”变为“扶弱”。 [参考文献] [1] 国家水利部. 2011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EB/OL]. 水利部网站，http：//www.mwr.gov.cn/zwzc/hygb/，2012-12-10. [2] 世界各国水价一览表[EB/OL]. http：//www.dy88.cn/life/552.html， 2012-01-19. [3] 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组. 2011年第一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分析简报[EB/OL]. 国土资源部网站，http：//www.mlr.gov.cn/zwgk/qwsj/201104/t20110425_845842.htm，2011-04-25. [4] 发改委称我国居民电价远低于国外[EB/OL]. 人民网，http：//qh.people.com.cn/GB/182802/183411/16479221.html，2011-12-02. [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2[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511，158. [6] 朱明龙，周智高. 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与“三过”问题解决途径探讨[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08 （7）. [7] 王庭东. 区域导向型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扭曲与对外开放效益[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 [8] 沈明高. 中国企业价格扭曲节约成本3.83万亿[N]. 第一财经日报，2008-04-28. [9] 肖韶峰，蔡伟民. 中国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基于要素价格机制视角的分析[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7）. [10] 李梅，吴朝阳. 我国进一步推进水价改革的思考[J]. 经济问题，2012（6）. （责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