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儒家教育理念与人类文明国际研讨会”的胜利召开，祝贺岳麓书院建院1020周年。衷心希望我们在这座幽静山庄小小集会上所发出的声音，能够引起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大大注意，注意到教育这一种人类完成自我的手段，远比其他种种保存自我的经济，分裂自我的政治，来得更为重要；注意到教育是人类的永恒的第一需要，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永恒的第一手段。从而使人类进入良性发展，使万国能以和平共处，使地球得到安宁，使世界实现大同。
中国是公认的教育之邦。海外华人子弟在学业上的刻苦和成绩，也有口皆碑。这种荣誉，不能不首先归功于儒家的教育理念，归功于万世师表孔子。
孔子和儒家教育理念的最大特色，在于以“成人”为目的。孔门的教育内容凡四科，所谓的文行忠信，都是着眼于“成人”，即培养所有的人都来成为真正的人或完全的人。一般多以为，教育为的是使人增长知识和智慧。某次樊迟问智，孔子曰知人。可见在儒家看来，所谓知识和智慧，不是别的，主要便是知人。这个“知人”，不止是知道别人、了解别人，更主要的是在知道怎么样才算得上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知道了这一些，便谓之知；做到这一些，便可以谓之仁了。
大家都知道，孔子不进行技术教育。这固然由于他知道自己不如老农老圃，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他认为，这些只是小人之学，而不是大人之学。他主张，人人都应该首先立志成为“大人”，大写的“人”；行有余力，再专心于别的东西。我们都能看得出，技术固然是必不可少的有用的本领，但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不知道如何做人，技术便很容易成为有害的手段；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如此，整个世界亦复如此。
孔子的这套教育理念，在现实社会中，未免显得迂阔。再加上另外有许多迂阔的政治经济主张之不被理解，所以孔子会有“欲居九夷”和“乘桴浮于海”的牢骚。但正是这个牢骚，却又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有关华夷之辨的理论财富。
华夷或夷夏，相当于今天所谓的民族问题。但孔子和儒家所理解的华夷，不是种族的区别，也不是地域的区分，而是文明和野蛮的不同。所以《论语》上的记载是这样的∶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陋就是野蛮。君子居之，化野蛮为文明，也就不陋了。这个思想，在《春秋公羊传》里有所发挥，后来韩愈总结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康有为注《论语》时也说∶“夷狄而有德，则中国也；中国而无德，则夷狄也。其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蛮之别。”陈寅恪写《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更用史实证明道∶“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应该说，孔子和儒家对夷夏的这种理解，正是他们的教育理念的推广和运用。因为他们相信，成人、未成人和不成人的区别，或者说文明和野蛮的区别，正在于教育。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变为成人，也只有通过教育方能“成人”，更必须通过教育成其为人；种族和地域，在此是无关紧要的。
在现实生活中，这一论调当然也不失其为迂阔。而迂阔当然不如适时那样走运。但是，迂阔和适时都不是绝对的，而且，迂阔往往比适时包含着更深的真理，因而比适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站在21世纪门口的我们，不是已经比起上两三个世纪的前辈们，对这一些有了更多的理解了么?
1996年8月25日，岳麓书院
祝贺“儒家教育理念与人类文明国际研讨会”的胜利召开，祝贺岳麓书院建院1020周年。衷心希望我们在这座幽静山庄小小集会上所发出的声音，能够引起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大大注意，注意到教育这一种人类完成自我的手段，远比其他种种保存自我的经济，分裂自我的政治，来得更为重要；注意到教育是人类的永恒的第一需要，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永恒的第一手段。从而使人类进入良性发展，使万国能以和平共处，使地球得到安宁，使世界实现大同。
中国是公认的教育之邦。海外华人子弟在学业上的刻苦和成绩，也有口皆碑。这种荣誉，不能不首先归功于儒家的教育理念，归功于万世师表孔子。
孔子和儒家教育理念的最大特色，在于以“成人”为目的。孔门的教育内容凡四科，所谓的文行忠信，都是着眼于“成人”，即培养所有的人都来成为真正的人或完全的人。一般多以为，教育为的是使人增长知识和智慧。某次樊迟问智，孔子曰知人。可见在儒家看来，所谓知识和智慧，不是别的，主要便是知人。这个“知人”，不止是知道别人、了解别人，更主要的是在知道怎么样才算得上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知道了这一些，便谓之知；做到这一些，便可以谓之仁了。
大家都知道，孔子不进行技术教育。这固然由于他知道自己不如老农老圃，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他认为，这些只是小人之学，而不是大人之学。他主张，人人都应该首先立志成为“大人”，大写的“人”；行有余力，再专心于别的东西。我们都能看得出，技术固然是必不可少的有用的本领，但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不知道如何做人，技术便很容易成为有害的手段；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如此，整个世界亦复如此。
孔子的这套教育理念，在现实社会中，未免显得迂阔。再加上另外有许多迂阔的政治经济主张之不被理解，所以孔子会有“欲居九夷”和“乘桴浮于海”的牢骚。但正是这个牢骚，却又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有关华夷之辨的理论财富。
华夷或夷夏，相当于今天所谓的民族问题。但孔子和儒家所理解的华夷，不是种族的区别，也不是地域的区分，而是文明和野蛮的不同。所以《论语》上的记载是这样的∶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陋就是野蛮。君子居之，化野蛮为文明，也就不陋了。这个思想，在《春秋公羊传》里有所发挥，后来韩愈总结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康有为注《论语》时也说∶“夷狄而有德，则中国也；中国而无德，则夷狄也。其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蛮之别。”陈寅恪写《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更用史实证明道∶“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应该说，孔子和儒家对夷夏的这种理解，正是他们的教育理念的推广和运用。因为他们相信，成人、未成人和不成人的区别，或者说文明和野蛮的区别，正在于教育。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变为成人，也只有通过教育方能“成人”，更必须通过教育成其为人；种族和地域，在此是无关紧要的。
在现实生活中，这一论调当然也不失其为迂阔。而迂阔当然不如适时那样走运。但是，迂阔和适时都不是绝对的，而且，迂阔往往比适时包含着更深的真理，因而比适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站在21世纪门口的我们，不是已经比起上两三个世纪的前辈们，对这一些有了更多的理解了么?
1996年8月25日，岳麓书院